摘要：在“供給側改革”的浪潮下，推動經濟繼續增長和產業結構優化的一個流行主張是：放開生育政策以補充人口紅利，通過土地制度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以推動城鎮化發展和第三產業發展。然而，“第一人口紅利”的持續注入即使能夠促進經濟總量的增長，卻也無法根本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土地私有化改革必將造成土地的大規模兼并和集中，失地農民進入城市和制造業也存在種種困難;大量農民提供低廉的勞動服務造成了低層次第三產業的畸形繁榮，但這根本上不是產業結構的優化。實際上，西方社會中高比重的第三產業主要是收入分化和享樂主義盛行的惡果，這種現狀不僅不是合理的，反而是社會經濟衰退的征兆。因此，我們必須對那些簡單化政策加以審慎的反思和提防。

　　一、引言

　　相對于傳統的需求側管理，“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在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經濟結構。在優化要素配置方面，由于隨著資本的積累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報酬遞減現象，為彌補這一點，勞動力和土地就成為維持經濟增長的重要的替代要素，人口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也成為“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其中，人口制度改革的主要取向是：(1)放開生育政策，補充人口紅利;(2)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勞動力跨地域、跨部門流動。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取向則是：(1)確權和加速農地流轉，從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2)促進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尋找新的土地紅利。此外，流行的觀點還認為，通過加快勞動力的流動和土地的流轉，有助于促使農民迅速入城，不僅可以加快城鎮化建設，而且可以為制造業提供就業人口，尤其是可以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經濟持續增長，并最終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危機。問題是，簡單地借助市場機制來配置勞動和土地等生產要素果真能夠實現如此任務嗎?事實上，“供給側改革”是一個細致而復雜的工程，它必須要關注人類需求層次和結構的變化，需要注重生產技術和產品結構的相應調整，需要發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并彌補它的不足，任何簡單地將之混同于供給主義政策的做法都將會造成更大的災難。本文就此作一詳細的剖析。

　　二、以人口紅利來維系競爭力的反思

　　一般來說，后發國家往往是依賴廉價的勞動力參與國際競爭的。當存在大量產業后備軍時，勞動力就處于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工資就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相應地，技術提升所帶來的利益則主要轉化為資本的利潤，從而帶動投資和生產的擴張，經濟也呈現出蒸蒸日上的勢頭。當剩余勞動力逐漸被工業吸收而導致產業后備軍快速降低時，勞動力就逐漸由剩余變為短缺，勞動力工資水平開始不斷提高;相應地，資本利潤就逐漸下降，投資和生產的擴張勢頭受到抑制，經濟也開始缺乏后勁。這兩大階段的更替也就是“劉易斯拐點”。顯然，“劉易斯拐點”后促進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就開始衰減，此時，勞動力更充足、工資更低的地區就會繼起，承接并發展更具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相應地，失去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的地區，就必須進行發展模式轉換和產業結構調整，否則就會喪失國際市場競爭力，收入水平也就無法繼續提高，這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從經濟發展史看，伴隨人口紅利的全球制造業相繼在19世紀末從英國轉向美國，接著在20世紀中葉又轉向了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以及東南亞地區，然后在20世紀90年代轉向了中國大陸地區，中國也成為“世界制造工廠”。但是，中國勞動力供給在2012年出現了拐點：2012年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首次減少了345萬人，2013年16-60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了244萬人，2014年16-60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進一步減少了371萬人。[1]顯然，人口下降在緩解就業壓力的同時提高了勞動力成本，進而影響到制造業和出口行業的競爭力;相應地，大量資本和企業開始從中國大陸轉向勞動力更充足和成本更低的東南亞乃至非洲地區，這造成中國總體經濟的下滑。實際上，人口紅利的消退是長周期的，因而中國經濟也開始步入了下行周期。

　　因此，眾多學者和官員都將中國正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危機歸咎于人口紅利的消失，從而主張通過放開生育政策來補充勞動力，以人口紅利來繼續維系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進而得以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例如，蔡昉認為，中國人口紅利在2013年之后迅速衰減，并且會在2030年前完全消失。而且，蔡昉認為，人口撫養比每升高1個百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將降低0.115個百分點。因此，為了避免經濟發展速度的逐年下降，就應該調整人口生育政策，同時將支撐經濟增長的源泉從就業的增長轉向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2]問題是，通過放開生育政策就能夠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維系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嗎?事實上，如果放開生育政策是基于社會倫理、親情的考慮，筆者是贊成的;但如果僅僅是從獲取人口紅利以維系經濟增長的角度，那就大錯特錯了。

　　首先，就“中等收入陷阱”的擺脫而言。人類社會發展和福利水平提高不是基于總量而是人均，“中等收入陷阱”的擺脫也不體現為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而是人均收入的提升。在經濟學說史中，關注國民財富增長和社會福利提高的主要是古典經濟學家，其開創者斯密也是以人均國民收入而非總收入或國民財富作為衡量經濟福利的標準，因為總產值中減去維持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費用才獲得國民收入，而國民收入要分配到每一個國民才形成真正的福利水平。試想：如果個體人力資本沒有沒有提升，勞動生產力沒有提高，社會經濟結構也沒有顯著改善，即使經濟總量隨著人口總量的增加而增長，這對國民來說又有多大意義呢?對“供給側改革”下的中國經濟“新常態”來說，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遠比維系較高速度更關鍵，追求人均收入的提高遠比經濟總量的增長更重要。根本上說，當前中國經濟的困境就在于，由于長期注重發展依賴人口紅利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卻沒有適應社會形勢變化進行調整，從而經濟增長就缺乏新的動力。

　　其次，就人口紅利的發展趨勢而言。人口紅利本質上是由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產生的經濟增長潛能，主要體現且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大于非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人口結構。究其原因，兒童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高的國家，需要將大量資源用于兒童和老人的贍養，從而不利于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相反，勞動年齡人口越高的國家，則有有較高的產出和較高的儲蓄，能夠投入生產和再生產的資源比例也就越高，從而也就越有利于經濟增長和收入。相應地，人們把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稱為人口紅利，并用人口撫養比來度量。目前學術界和國際組織廣泛接受的人口紅利判斷標準是：如果人口撫養比低于0.5左右，也即每個勞動人口所撫養的非勞動人口不到半個個，此時該國存在著人口紅利。就中國的情形而言，按照聯合國人口司的統計，2005年中國人口撫養比為0.3809, 2010年達到最低點0.3452，以后開始上升，2015年為0.3658，遠低于全世界0.523的水平。[3]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2%，比上年末下降0.6%;2013年16-60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7.6%，2014年16-60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7.0%。[4]從中可以看出兩點：(1)人口撫養比的絕對水平，當前中國社會還存在明顯的人口紅利期;(2)從人口撫養比的變動率，中國社會的人口紅利已經處于逐年下降時期。

　　再次，就人口紅利的實質內涵而言。事實上，人口撫養比的提升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即使放開生育政策也無法改變，如發達國家的人口撫養比往往較高。其原因有二：(1)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人口再生產由“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轉變，但生育率下降往往滯后于死亡率下降，從而導致人口增長往往會伴隨著人口撫養比的上升;(2)即使新出生人口進入工作年齡后可以降低人口撫養比，但這些人進入退休年齡后也會提高人口撫養比，從而最終還是會喪失人口紅利。尤其是，在當前中國，放開生育不僅會導致出生率遠高于死亡率，而且也會短期內大量增加非勞動年齡的兒童;相應地，這就必然會導致人口撫養比的迅速上升，并嚴重抑制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因此，簡單地通過放開生育，并不一定會帶來人口紅利，更不一定會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其實，就人口紅利對人均收入水平的影響而言，這不僅與人口撫養比有關，更與勞動生產率水平有關。究其原因，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市場競爭力，有助于增加每個勞動者的產品剩余，有助于提高資本積累率。為此，一些學者將人口紅利細分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第一人口紅利”是指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提高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第二人口紅利”則是指既定人口撫養比下由于資本-勞動比率的提高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一步地，勞動生產率水平又與教育投資和人力資本有關。顯然，人口結構轉變對人力資本投資有重要影響，因為隨著“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社會的來臨，人的壽命延長，從而更愿意進行教育投資以增加人力資本，這才是人口紅利的實質內涵。

　　其四，審視一下美國社會的人口紅利影響。從1900年到2010年這一百多年里，美國人口增長了約4.5倍，而且已經連續50年里美國人口增長率保持在8.0%以上。根據美國統計局的數據，具體增長率為：1960-1970年為13.4%;1970年-1980年11.4%、1980年-1990年為9.8%，1990-2000年13.1%，2000-2010年8.46%。[5]正是高人口增長率維系并鞏固了美國的全球優勢地位，促進了經濟的持續發展。但是，美國的高人口增長率并不是源于較高的生育率，而主要源于大量的移民，美國的生育率要低于法國、英國等很多國家。相應地，源自移民的高人口增長率就為美國社會帶來了這樣的影響：(1)美國社會不但沒有陷入人口老齡化困境，反而有助于緩解社會養老壓力;(2)美國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并且長期都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一方面，就美國從移民中的受益而言，大量的移民不僅帶來了帶來了龐大的消費，從而為美國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而且，還帶來了巨額的資本和人力資源，從而為美國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事實上，美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中很大一部分是出生于國外的移民，他們或者在本國完成學業后移民到美國或者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后留下來;這些外國科技人員的流入，不僅大大減少了美國的教育支出，而且還大大降低了美國的研發成本，提高了美國的科技水平和勞動生產力。另一方面，就美國社會的收入差距拉大而言，大量移民的涌入不僅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從而降低普通大眾的勞務工資;而且，還惡化了就業環境，從而導致了明顯比歐洲人長的工作時間。事實上，美國服務業人員的工資就比歐洲國家低，如在美國打車和吃飯都比在其他發達國便宜，因而美國人較高的平均生活水平是建立在眾多人生活水平低下和工作條件惡劣的基礎之上的。也即是說，推動美國經濟增長和收入提升的人口紅利主要源自海外移民，而這種人口增長也造成了美國社會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

　　最后，審視一下重商主義的人口紅利政策。以人口紅利推進經濟增長的典型例子是重商主義時期的歐洲：新興民族國家為了生存和壯大，就必須快速壯大自身經濟和軍事實力，尤其是在國際競爭和對外貿易中積累資本。顯然，一國的國際競爭能力以及凈出口規模與其產品價格進而工資高低成反比，因而各國都努力將工資保持在較低水平;但同時，較低的工資水平往往難以吸引到足夠的勞動者，因而各國又通過各種措施來保障勞動力的充足供應。事實上，為了最大限度地驅使人們進入勞動大軍，西歐各國都制定嚴苛的法律來懲罰那些身體健康的游手好閑和乞討者。例如，伊麗莎白女王的法令規定：未經許可的14歲及14歲以上的乞丐都要受到鞭打并被打上烙印，除非有人愿意雇傭他們，第二次將被處死，除非有人愿意雇傭他們，而第三次則被視為重犯而被毫不留情地處死。而且，當時有一個流行的看法：被送到國家濟貧院的兒童自4歲時就可以在適合他們年齡、體力和能力的任何制造業作坊里工作了，這有助于培養他們持續工作的習慣。[6]如法國財政部長柯爾貝就認為，“一個兒童早期的懶惰是他后來不能正常勞動的根源所在”，并由此頒布法令，所有居民必須在他們孩子六歲時就將其送入花邊生產廠工作，否則處以罰款。[7]所以，羅斯巴德說，“對于重商主義者來說，‘充分就業’明確包含的邏輯結論是：強迫勞動。”[8]

　　問題是，重商主義時期各國關注的是國強而非民富：國強注重經濟總量的增長，民富則注重人均收入的提升。正是由于勞動者權益得不到法律保障，而且參與工廠勞動并無助于個人生活的明顯提升，因而人們往往積極地逃避工廠勞動，政府則實行強迫工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這也與當前中國情形有類似之處：很多農民工之所以返回農村，也就在于缺乏保障勞動者利益的《勞動法》等制度，同時在工廠勞動所獲得生活水平也并不比農村生活好多少。與重商主義廣泛存在的自愿失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前歐美社會存在大量的非自愿性失業：人們積極尋找工作卻難以獲得工作機會。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社會相對完善的勞動法等保障了勞動者的利益，人們參與工廠勞動所獲得工資要遠遠大于單干，從而就會積極尋找工作;與此同時，企業利潤的相對攤薄使得企業主并不需要相應的勞動者，因而如何緩解工作供不應求的矛盾就成為政府的重要課題和難題。同時，低工資政策在重商主義時期之所以能夠成功也在于，重商主義將海外市場作為商品處理的主要乃至唯一場所，從而商品生產所依賴的市場需求主要由其他國家的國民消費能力而非本國的國民消費能力，而工資作為出口產業的生活費用反而成了負擔;為此，重商主義一方面以法律來強制實行低工資政策，另一方面則以法律來強制保障勞動力供給。當然，嚴重依賴海外市場的重商主義政策并不能為所有國家同時實行，也不可能為一國長期實行;隨著市場需求能力由海外向國內轉移，體現國民消費能力的高工資對經濟增長來說就不再是壞事了，因而斯密就反對重商主義的低工資教條。

　　可見，盡管流行觀點認為放開計劃生育能夠對目前處于下行的經濟注入人口紅利，并由此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危機，但實際上是行不通的。首先，簡單地以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會持續拉大收入差距，這已經為各國經濟發展史所證實。究其原因，當勞動力供給具有無限彈性時，經濟增長伴隨的是利潤而非工資提高。相應地，人口紅利的注入主要是增強了國力以及少數資產者的利益，卻無法有效提升一般工人的工資水平和普通大眾的福利水平。其次，就中國社會現象而言，相比于其他主要國家，當前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所占的比重還是相當高的。試想，如果在這種情形下已經失去了人口紅利的話，那么隨著生育的放開以及老年化時代的進一步來臨，又何言人口紅利呢?再次，就社會經濟的發展基礎而言，一國經濟增長往往嚴重受制于它的自然和社會資源，人口數量的持續增加必然會導致人均自然資源量的減少;此時，如果不通過發展技術等社會資源，經濟發展必然會趨向停滯，收入水平也無法持續增長。最后，從中國歷史上看，社會動蕩往往與人口增長密切相關。例如，到康乾盛世期間，人口爆增到1.43億，從而直接導致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因此，要真正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并促使經濟持續增長，關鍵不是不斷注入“第一人口紅利”而是“第二人口紅利”，而這根本上有賴于教育文化水平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

　　三、私有化路向的土地制度改革審視

　　土地制度改革是當前經濟學界關注的重要議題，通過促進農村建設用地流轉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也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方面。問題是，究竟如何進行土地改革?這在社會各界充滿了爭論。基于市場有效的信念，新古典經濟學人的觀點是，初步目標是建立沒有政府的買賣雙方自主交易的土地市場，最終目標則是土地私有化。在他們看來，一旦土地私有了，不僅加速土地流轉而促進了有效配置，而且農民也可以獲得根本性的財產保障而不再受有關方面通過土地征收之類進行的盤剝，進一步地，農民貧困、城鄉兩極化以及房價飆升等問題從此也就可以迎刃而解。果真如此么?這里作一分析。

　　(一)土地增值歸私存在理論和政策障礙

　　新古典經濟學人之所以主張土地私有化，其主要理由是：(1)地價上漲所帶來的收益應該歸原先占有或使用這些土地的人所有，且只有拋棄政府集體土地征用這一環節而建立直接交易市場，才能使得土地原有人真正享有這些收益;(2)土地資源只有像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完全私有化才會有真正的配置效率，才能促使土地價格進而房價的下降;(3)只有以這種土地收入為資本，失地農民才可以進城購房而緩解房產庫存。果真應如此嗎?這里從理論和政策兩個層面作一剖析。

　　首先，土地增值歸私沒有合理的理論基礎。這里從兩方面作一說明。(1)土地增值究竟應該歸屬于誰?這涉及對城市土地租金來源的理解，因為土地增值源于租金的變動。實際上，近年來城郊土地之所以迅速增值，主要是由于社會發展以及城市規劃的結果，任何規劃的稍微改變都可能使土地價格發生巨大變化。也即，地價上漲不是源自土地所有人的勞動，而是社會共同開發的結果。李斯特就寫道：“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地段的土地，如采石場、沙坑、牧場等等，也產生地租，但從來沒有由人力施以耕種，這種地租只是附近一帶文化、資本和人口所有增進的結果。”[9]從這個角度上講，城市土地的租金甚至與貨幣資本的利息和生產資本的利潤也存在不同，因為后者還與所有者自身的努力有關(如發現活動以及風險承擔)，而前者則完全與自身活動無關。(2)合理收入究竟應該來自何處?迄今為止，為人類社會普遍接受的依然是勞動產權說，但土地收入主要是壟斷而非勞動的產物。顯然，基于利益所得與勞動支出或貢獻相稱的角度，源于壟斷的“租金”不能完全歸特定個人所有，而應該按照一定規則在利益相關者或者全民中分配。事實上，在經濟學說史上，從魁奈、斯密、李嘉圖、穆勒父子到亨利.喬治等古典經濟學家等都指出，因非人類勞動投入而產生的土地增值應該歸公，政府通過征稅的方式對這部分利益進行再分配。

　　其次，土地增值歸私無法處理各種補償問題。這里從兩方面作一說明。(1)無法處理影響不同的土地補償問題。如果因城市開發而帶來的土地增值應為特定個人所獨占，那么，另一些原有房產因城市規劃或道路建設而價格下跌，這種損失又應該由誰來補償?在過去的實踐中，政府可以像壟斷廠商那樣從盈余項目補償浮虧項目。但拋開了政府這一中間環節，受損人的損失就應該由那些受益人來補償。問題是，這又如何建立有效的談判和補償機制?(2)無法處理不同用途的土地補償問題。如果規定土地增值歸特定個人所有，甚至允許土地在私人間自由買賣，就必然會產生這一問題：土地將被大量用于短期附加值高的商業項目，而公益性項目則不能獲得任何土地。此時，城市又如何合理規劃?傳統上往往會區分公益性與非公益性用地并給予不同價格：一些用來建公園和學校的土地獲得的補償很少，而用來房地產開發的土地所獲得的補償則巨大。問題是，同樣的一塊地，我憑啥愿意給你建公益項目?其實，西方社會已經形成了有效的制度：法律給出一個公正補償標準，而不是根據規劃的目的進行補償，使用土地的人是否賺錢跟補償沒有關系。因此，土地依然可以通過政府征收，但征地產生的價值增值不能歸屬于特定土地所有者。

　　再次，土地增值歸私不能使農民真正受益。這里從三方面作一說明。(1)目前迅速增值的土地主要集中在一二線城市的郊區，由于城市規模的擴張及工業化的開發而產生巨大的土地需求，那么,此地農民憑借對土地的私人占有就可以成為暴富者。問題是，邊遠農村的土地賣給誰呢?這些地區的農民又如何致富呢?(2)即使就城郊農民而言，他們也可能因相伴隨的暴富心理及其相應行為而轉眼失去這些驟得的財富。究其原因，絕大多數農民所受教育的水平都比較低，甚至不少都沾上了懶散和好賭等惡習，乃至衍生出具有很高的風險偏好傾向。明顯的事實是，一些賭博或博彩行業就聞風而動，專門在那些拆遷村莊開設賭博活動。(3)即使土地面臨未來增值的空間，其增值也并非就能為土地原有人所獲得。究其原因，農民并不像現代經濟學所假設的那樣具有高度理性，而往往只看到短期利益，從而很可能在土地增值之前就因某些事件(如賭博)主動或被動地將土地廉價賣掉。從歷史上看，那些失地農民之所以最終窮困潦倒，大多是因為他們為應付短期困境而主動賣掉了土地。

　　最后，土地增值歸私還會滋生出各種不健康行為。這里也從兩方面加以說明。(1)土地增值歸私將會滋生出投機活動。一般地，如果土地增值為特定個人所有，就必然會激發出地皮炒作之類的行為，從而加劇市場和經濟的波動。基本方法是：那些擁有強大金錢資本的集團到處獵地，并以重劃地為目標，獵地后再養地然后售出以謀取暴利，期間必然會造成大量土地閑置。這種現象在臺灣非常凸出，乃至成為選舉的重要話題。(2)土地增值歸私還將滋生出違法活動。開發地的選擇往往是因為公共決策尤其是特定政府部門的決策，因而在法治不健全的社會中必然會滋生出大量的尋租行為。方法很簡單：擁有社會資本或權力資本的權勢者在價格低廉時事先買下某些地塊，然后再通過官商勾結而慫恿政府對此進行發展規劃，從而帶動地價飆升，然后再拋售獲利。事實上，臺灣陳水扁被控的龍潭購地弊案就是經典案例。試想，現在的官商勾結問題都解決不了，那么，私有化后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嗎?

　　可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土地增值歸私的主張都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它潛含著嚴重的社會不公，會加劇社會矛盾，并嚴重阻礙城市規劃和發展;另一方面，它潛伏了嚴重的社會危機，會使得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并滋生各種投機和違法行為。事實上，在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人看來，似乎一旦土地私有了，農民們就可以獲得根本性的財產保障，就不再受有關方面通過土地征收之類進行的盤剝，農民貧困、城鄉兩極化以及房價飆升等問題從此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但這種樂觀信念顯然是理想的，現實情形要復雜得多。

　　(二)土地私有化必將引發土地兼并危機

　　新古典經濟學人往往認為，土地私有化能夠為農民帶來巨大收益。問題是，農民們果真可以認識到且有能力保有土地增值的紅利嗎?歷史提供的經驗也似乎恰恰相反，百姓每次都是被迫在廉價之時賣出土地和房屋，而在地價和房屋飆漲之時則流離失所，從而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反兼并、分土地”的大規模斗爭。因此，土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必然會導致土地兼并，這在中國歷史上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而且，在現代商業社會，土地私有化所激發的土地兼并無論是在速度上還是在所帶來的問題深重上都遠非封建社會所能比，必然會給中國社會帶來沉重的災難。這里作一簡要說明。

　　首先，就土地兼并的速度而言，現代社會中的土地兼并速度要幾何倍數于以往的封建社會。究其原因，在封建社會，被兼并的土地主要用于農作物耕作，而地主使用的耕作工具與一般農民使用的工具并沒有多少差異，從而導致土地收益在兼并前后并沒有多少顯著變化，收益增長緩慢也就限制了大規模土地兼并浪潮的出現。相反，在現代社會，被兼并的土地主要被用于工業和地產行業，這些方面的收益要遠大于目前從農業中獲得的收益;即使被并的土地仍然被用于農業，大規模生產中的先進技術應用也可以帶來比小規模生產更高的收益。事實上，湯因比就指出，英國小農的衰落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但這一進程自1760年議會圈地運動開始以后就大大加快，以致到19世紀初小農作為一個階層就已經消失了。

　　其次，就失地農民的處境而言，現代社會中的土地兼并所引發的農民困境要幾何倍數于以往的封建社會。究其原因，在封建農業社會，土地無論掌握在農民還是大地主手里，用于農作物耕作都需要相應的勞動力，整個封建時期的農業技術進步緩慢使得農業所需要的勞動力在數量上沒有什么變化;因此，這種歷史環境為失去土地的農民提供了就業場所，從而也就獲得生存的生活保障，盡管也可能變得越來越艱難或沒有尊嚴。相反，在現代工業社會，土地從農業轉向工業必然會迫使農民離開土地，即使是大規模農業生產模式也會導致土地所承載的農業勞動力銳減，更不要說被兼并的土地還會大量用于房產開發等非生產性領域，甚至在沒有確定高額報酬項目之前更有可能出現大規模的土地閑置。也就是說，封建社會中失地的農民盡管會生活困頓，但還可以以佃農身份維持生活;但是，現代社會中失去土地的那些農民將一無所有，也一無所依。

　　最后，尤其在當前中國社會，土地仍然是大量農村人口賴以生存的基礎。作為一個極度稀缺的要素，如果土地的流轉和使用得不到一定的限制和合理的規劃，就必然會很快地出現集中和集聚，并主要用于一些強勢階層的需求方面，并導致大量農民失去土地。顯然，為了避免流離失所，大量的農村人口只有進入城市、轉入工業一途。問題是，現實條件能夠允許農民大量進入城市和工業嗎?如果不能進入城市和工業，那些沒有生活基本保障的失地農民又能怎么辦呢?很有可能走上暴力掠奪的極端道路。既然如此，為什么大多數“主流”經濟學人對當前農村困境所開出的對策大多離不開土地私有化這一途呢?很大程度上，這是是受了教材上自由流動將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一基本教條以及受了歐美社會土地私有化這一基本現實的遮蔽，而沒有真正地去考察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甚至忽視了中國農村不同于西方社會的一個基本常識。

　　可見，在當前中國的現實情形下，推行私有化的土地制度改革將會其暗含著嚴重的社會危機，因為它必將導致土地的兼并和集中，造成農民的生存危機，乃至滋生出尖銳的社會矛盾。迄今為止，歷史上的土地兼并和集中引發的農民問題最終都是在改朝換代后通過重新分配土地才得到解決的。之所以只有通過改朝換代才能根本解決土地問題，又在于：(1)中國土地的法理上屬于國家的，改朝換代也就推翻了依據某個朝代法律體系所積累財富的合理性;(2)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每個朝代末期都已經形成了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已經任何小部分或細節上的改良都已經不可能。問題是，現代社會還可以切應該走以前的老路嗎?

　　四、失地農民何以進入城市和工業?

　　一些經濟學人之所以鼓吹土地私有化改革，還在于他們認為，這不僅有助于促使農民入城而推進城鎮化建設，而且可以為工業補充勞動力。中共十八大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不過，盡管近年來中國的城鎮化率在逐年提高，但不少經濟學人和房地產商卻將之稱為“偽城鎮化”。在這些人看來，城鎮化必須具備兩大要素：(1)人民的自由遷徙權，(2)土地的自由流轉權。其中，自由遷徙權包括農民可以到城市自由擇業以及市民可以到農村自由購房居住，其理由是：只有當人們的收入來源于城市的二產和三產時，他才是真正的市民，而不管他居住在何地;自由流轉權則根本上體現為土地私有化，其理由是：只有農民的宅基地能能夠變成資本，才能促成進城農民在城市立足，否則土地收益就會被政府占有。

　　同樣，這種觀點也得到很多新古典經濟學人支持，他們把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受限歸咎于缺乏土地私有制，這不僅導致農民進不了城，也使得城市富余能力無法隨城市發展向其他區域轉移。在這些新古典經濟學人看來，如果農民可以將宅基地變成資本，就為在城市立足提供了保障;因此，即使出現大規模的土地兼并，失地農民也可以從農業轉入工業或服務業，從而大大有利于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城。例如，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土地的流傳和兼就迫使大量的農民進入城市和制造業，農民成為城市制造業工人后所獲得的薪酬高出農業工資的兩倍。問題是，中國當前的那些失地農民果真可以輕易地從農業轉向工業或服務業嗎?這里，從當前中國農民的生產能力、產品的國際市場情形以及社會新形勢等方面出發對此問題作一簡要剖析。

　　首先，就工業產品的生產能力而言。工業革命時期，英國主要工業是毛紡織業和棉紡織業等，這些行業的制造工作只是重復性的體力活動，只需要低層次的勞動力就行了;但是，現代社會的工業生產對勞動力卻有更要的要求，需要勞動者具有相當層次的教育水平。在城市病日趨嚴重的今天，農民大量進入城市和制造業而不造成嚴重問題所依賴的條件是：農民要具有相當的教育和人力資本。試問：當前中國農民具有從事工業品制造的技術能力嗎?事實上，進城打工者所接受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無法參與和擴大城市現有的勞動分工，而只能生產出已經過剩的低擋工業品，從而導致當前中國社會的城市病日趨嚴重。

　　其次，就“中國制造”的市場狀況而言。在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大量農民之所以能夠轉換成工人，主要在于兩個方面：(1)英國工業革命刺激了羊毛業和毛織業的發展，產生了對制造業工人的大量需求，為城市制造出了許多的就業機會，并為產品需求提供了巨大的國內市場;(2)歐洲直通印度新航線的開通、美洲大陸的發現和環球航行的成功促使英國對外貿易的迅速增長，尤其是英國通過殖民而擁有廣泛的海外市場，農民進入制造業后生產出的產品被源源不斷地流向整個世界，供應整個世界市場。但是，由于中國龐大的人口以及更為先進的現代技術，中國生產的低檔產品在世界范圍內已經達到了飽和，世界各國都在通過各種方式排斥中國的低檔產品。試問，當下中國農民大量進城、進入制造業所生產出的產品供誰消費呢?顯然，由于中國農民只具有非常低水平的勞動技能，只能生產低檔的產品，他們進入城市和工業后，就面臨著市場需求的限制。

　　再次，就提高工資的民生要求而言。工業革命時期，為了提高在國際競爭中的競爭力，英國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往往非常低，并采取強制措施來迫使失地農民去工作。例如，英國規定，凡是有勞動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規定的時間里找到工作就一律加以法辦：對于那些流浪的農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發現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發現他仍在流浪，就要處以死刑。但是，當前人類社會的基本權利訴求已經大大拓展和深入，社會福利尤其是窮人福利得到普遍關注和重視;同時，過去一段時間中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卻在持續擴大，并已經滋生出了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矛盾。試問：當前中國制造業能否以極低工資吸納失地農民來保持國際競爭優勢呢?事實上，在勞動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情況下，要持續地將制造品推向海外市場，關鍵在于價格低廉以及低水平的工資成本，而這又與社會現實相悖。

　　其四，就第三產業的發展基礎而言。一些學者認為，即使農民目前不具有制造業的生產技能，也可以通過市場的充分開放將他們引入到第三產業中，而第三產業是城市化的更重要特征。他們舉例說，中國和德國、日本的制造業就業人口比差不多，都是20%左右，但它們的第三產業就業占60-90%;因此，主要是中國第三產業發展速度太慢，從而嚴重限制了城鎮化的發展。但實際上，第三產業的高度發展是以第二產業高水平的生產力和人的物質需要的充分滿足為基礎的，否則必然是畸形的，必然會造成社會需求的扭曲，最終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疲軟和中斷，2008年的經濟大危機根本上也源于此。試問：中國目前具有普遍發展高比重第三產業的社會經濟基礎嗎?

　　最后，就海外移民的現實困境而言。工業革命時期，英國農民除進入城市和工業外，還有很多選擇和發展機會：他們可以留在農村，也可以流向城市;可以留在國內，也可以移民海外。事實上，英國的圈地運動規模的擴大與大規模的海外殖民活動是同時進行的，一批有魄力、有極強冒險精神以及對未來生活充滿希望與好奇心的農民開始移居海外，而且，他們移民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后仍然從事農業勞動。究其原因，相比在本國而言，當時對一個農民來說，與其移居到曼徹斯特當一名工人，還不如移居到加拿大的農村做一名農民。因此，當時的英國農民只要有膽識、有能力去抓住機遇、迎接挑戰，那么，他們的生活就不成問題。試問，當前中國的失地農民有這種選擇嗎?

　　可見，上述種種分析都表明，通過土地私有化來推進城鎮化的發展道路是行不通的，因為世界市場已經容納不下中國失地農民所能生產的低質產品。顯然，要解決這一問題，根本上只能依賴進城者教育水平的提升，而對中國農民來說，這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事實上，即使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大量的失地農民移民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后也仍然從事農業勞動。因此，針對新古典經濟學人的根本訴求：放開限制城鎮化的資源和障礙，徹底解決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問題，尤其是實行土地的私有化改革，從而引發農民從農業轉向工業，我們顯然必須持慎重態度。

　　五、服務業畸形繁榮是結構優化嗎?

　　流行的觀點還認為，失地農民入城后，即使無法進入制造業，也可以憑借自身勞動從事服務業，這不僅有助于解決過剩產能和緩解就業壓力，而且還有助于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優化產業結構。事實上，“供給側改革”的根本目標就是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重點就是推進現代第三產業的發展，進而推進消費升級和消費結構調整;究其原因，第三產業的發展往往被視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而第一、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化以及第三產業的比重也就成為評估產業結構優化的基本指標。問題是，即使大量的失地農民進城后從事服務業工作，從而產生了低層次服務業的畸形繁榮，這就預示了中國產業結構優化了嗎?我們逐層進行分析。

　　首先，就社會生產力的提升而言。一般地，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依賴于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升，社會生產力往往又與社會分工和生產迂回度有關，體現了社會勞動間的分工與協作以及產業結構的合理布局。顯然，無論是勞動的深化和生產的迂回度延伸都依賴于資本積累和勞動投入，如果將大量的勞動投入于直接的服務消費，就會造成資本積累的不足。事實上，古典經濟學就強調，無論是對生產勞動的需求、勞動分工的拓展還是市場規模的拓展，都依賴于資本積累;為此，它高度重視資本積累，將資本積累視為一國財富創造和經濟增長的基礎。[10]由此，我們就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審視第三產業的發展：(1)第三產業的出現以及比重的提升反映了社會需求的提升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并與產業細化和分工深化相聯系;(2)第三產業的合理發展又應該以滿足大眾的普遍需求以及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為限度。從這個角度上說，并不是第三產業的比重越高就越健康，尤其是服務業勞動投入的“度”必須適應社會的總體需求水平，并且必須制造業的發展水平為基礎。[11]

　　其次，就經濟發展的基礎而言。一般地，任何社會經濟發展根本上有賴于生產性資本的投入以及生產性消費的支出，為此，古典經濟學家注重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也注重生產性消費和非生產性消費，重視資本積累及其投資到擴大再生產中。同時，資本根本上來源于勞動創造的產品，是消費后的剩余產品，這種剩余產品是超出再生產補充勞動力、工具、材料以及生產中使用或消耗的其他投入勞動的那部分;因此，在古典經濟學中，剩余產品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因為它的增加能夠促進就業而限制富人的非生產性消費，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也可見上圖。[12]由此，我們就可以更深刻地認識第三產業中的勞動投入和消費：(1)第三產業中奢侈豪華的餐飲、縱奢極欲的娛樂等勞動服務幾乎是純粹消耗性的，運輸、金融等勞動服務則因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力而是生產性的;(2)相比較于第一、二產業，第三產業所提供的勞動服務具有更強的消耗性，它往往難以積累和儲蓄，從而就難以成為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基礎。[13]但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根本沒有考慮不同類型消費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同效應，因而其研究視野具有嚴重的狹隘性。

　　再次，就奢侈品的現代認識而言。古典經濟學關注生產性消費，生產性消費首先是指必需品的消費，盡管必需品本身是一個社會性而非生理性概念，其內涵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空的轉換而變遷。但無論如何，必需品的基本內涵是指社會大眾的需求。那么，在當前社會，服務性需求已經成為社會大眾的必需品了嗎?即使從社會發展的視角而言，盡管奢侈性消費對特定時期的經濟發展起到刺激作用，甚至成為技術變革的引擎;但是，這種奢侈性服務業中的勞動在任何社會中所占的比重都不能太高，否則就會浪費大量的稀缺性資源。為此，古典經濟學家大多對奢侈性的勞動需求往往“貶”過于“褒”，堅持應該將有限的勞動和資源配置到人類最為緊迫的并滿足所有人需要的必需品生產中去。[14]而且，這也為當前一些有識之士所認識和強調。例如被國際發展倫理學會尊為“發展倫理學之父”的古萊就指出，人類合理的發展應該滿足這三點：(1)所有國家，不論發達的還是不發達的，都應集中它們主要經濟力量充分供應所有人的第一必要貨品，這包括食品、住房、保健以及教育服務等，而任何在理論上或實踐上反對這種優先急迫性的經濟制度或政策從道德角度上說都是不公正的;(2)其次應該生產那些使所有人便于獲得加強性貨品，這是直接關系到人們實現人類潛能的知識性、情感性、文化性、表達性和創造性物品，這類需求具有最高的內在重要性;(3)只有在上述需求相對充分滿足之后，才可以合理地使用主要的經濟力量來生產奢侈品，如果給予這類奢侈品更為優先的地位，將會造成社會的無序。[15]在古萊看來，在他人處于急需的必需品稀缺下，過于追求奢侈品是非人性的;將時間和精力用于奢侈品消費而不是追求知識等，也明顯不利于社會進步。

　　最后，就低層次服務業興盛的原因而言。一般地，一國的服務勞動比重往往與其收入結構有關：大凡一個國家的收入差距越大，就會有越多的勞動力被用于直接的服務型支出。例如，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在20世紀90年代，各國被雇為家庭傭人的勞動力比例，巴西是7%-8%，埃及是9%;德國是0.7%，美國是0.6%，英國和威爾士是0.3%;而挪威是0.05%，瑞典則是0.005%。基于面板數據的比較也反映了這一點：在1870年沒有大約8%被“有償雇用”的人是家庭傭人，知道19世紀90年代德國的比例也大致為8%，在1950-1920年間英國和威爾士的這一比例則高達10%-14%。[16]事實上，當收入分配極不平等時，大量貧困人口就被迫投入到勞動服務市場中，此時，富人用極少部分的收入就可以雇用到大量的勞動服務;與此同時，這些富人為得到他們所支出的這部分收入之需付出極少的“勞動”，甚至根本不需付出任何勞動。因此，大量失地農民進入服務業乃至造成低層次第三產業的畸形繁榮，也與兩大因素有關：(1)“人”比“物”更便宜，乃至享受傭人或家政服務并不占用太多的家庭支出;(2)收入社會差距懸殊，乃至有很大一部分富人家庭可以享受窮人的勞動服務。為此，面對第三產業尤其是低層次服務業過快發展的時下現象，我們必須高度警惕：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收入差距的拉大，并且會造成稀缺性社會勞動的錯誤配置，從而最終阻礙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

　　問題是，既然任何社會都應該將其稀缺性的社會勞動配置在滿足人類必需品的生產上，任何產業的發展都必須是為了滿足社會生產和人們需求的正常需要，為什么一些經濟學人又極力為低層次服務業的畸形繁榮進行辯護呢?一般地，這有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在理論上，現代主流經濟學將所有產品都視為同等性質的，而且將盈利最大的產品視為越有價值。這種認知源于邊際效用學派提供的“傳統智慧”，它認為必須將經濟學與它所關注的物品的判斷分離開來，應當將必要的與不必要的、重要的與不重要的物品的觀念嚴格地排除在經濟學科之外。正是接受了這種教導，“造就了經濟學的古怪特性：一個不稱職的經濟學家對要求更多食物的合理期望與要求更昂貴汽車的奢侈欲求之間竟然不能做出任何評價。”[17]而且，現代主流經濟學極力主張按照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以市場供求來生產產品，而市場所追求的是個人利益(效益)而非社會福利(效用)，從而就導致了奢侈品的大量生產和低層次服務業的畸形繁榮。究其原因，奢侈品和低層次服務都是富人們所需求的，而富人強大的購買力支撐了這些產品的高需求。相應地，就產生了產業從第一產業到第二產業再到第三產業的變遷，這尤其表現在大城市。為此，深受自然主義思維支配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就開始將這種現象視為合理，從而就將第三產業的比重提升視同為產業結構優化，從而賣力地鼓吹第三產業的發展。

　　另一方面，在實踐上，打上深深“被殖民心態”的中國經濟學人往往傾向于將歐美發達國家的一切社會制度、經濟形態都視為值得仿效的。顯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歐美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相應地，中國經濟學人也就基于西方社會產業結構的變動趨勢來鼓吹第三產業的發展，乃至將低層次服務業的畸形繁榮視為產業結構優化的標志。問題是，事實存在就一定否合理嗎?首先，歐美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發展服務于全世界，并在全世界占據有利的分工地位，從而有助于推動國家整體實力的增長;但是，當前中國第三產業主要體現為國人之間的相互服務，從而并無助于提升整體國家的經濟實力。其次，即使就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而言，它也存在比重過高的問題，這種現狀主要是享樂主義盛行所引發的后果，并且也產生了產業空心化等日益嚴峻的問題。事實上，這不僅導致這些國家近年來經濟萎靡不振，而且還造成這些國家的主權債務不斷擴大，最終爆發出了全球性經濟危機。下圖顯示，引發此次經濟危機的美國、希臘的產業結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歷了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變的過程(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都大體具有相似的產業結構演變模式)。圖略

　　可見，對待第三產業的發展，我們必須持辯證的態度：(1)要充分認識到第三產業的發展是現代產業升級和社會需求提升的需要，也是社會分工拓展和生產迂回延伸的需要，而不能將包括服務業在內的第三產業視為非生產性的;(2)又要提防第三產業的發展脫離必要的度，防止第三產業的過分發展導致制造業的空心化，而不能簡單地將第三產業視為產業結構的高級形態，將第三產業比重的提升視為產業結構的優化。然而，第三產業的現實發展卻逐漸與社會生產力的提升和人們需求的滿足這兩大基本目的相脫節，乃至形成了低層次服務業的畸形繁榮。之所以產生這種情形，很大程度上與社會收入分配的兩極化和享樂主義的偏盛有關：前者使得少數富人在絕大多數人的必需品還沒有滿足之前就追求勞動消耗性的奢侈服務，后者使得消費的相互攀比而產生炫耀性消費;同時，兩者又相互強化，從而產生了普遍性的非真實需求，這是經濟危機的根源。[18]正因如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西方的產業結構看成是合理的，更不能以西方產業結構的現狀來極力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是為當前那種低層次第三產業的畸形繁榮進行鼓吹和辯護。

　　六、結語：簡單化“供給側改革”不可取

　　無論是以戶籍改革促進勞動力流動還是以土地改革促進土地流傳，無論是開放生育政策以維系人口紅利還是農民入城以推動服務業的發展，實際上都只是簡單地回到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然而，當前中國推行的“供給側改革”根本上不同于供給學派盛行時期歐美所面臨的形勢：20世紀80年代的歐美面臨是政府干預引起的物價上漲和失業增加這“滯漲”問題，從而偏重于市場化轉向，通過減稅等提高產品總量供給和擴大就業;但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是的產能過剩和勞動力不足，從而更加注重結構性改革，通過提升生產力水平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發展模式轉換。顯然，對“供給側改革”來說，增加經濟總量并不是主要目的，毋寧說是提高人均國民收入從而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才是更主要和直接的目標;相應地，“供給側改革”不能簡單地委諸于市場機制，相反，政府在經濟結構轉型中也必須發揮積極的引導作用。

　　其實，減稅等供給經濟學政策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也不見得成功，究其原因，減稅政策的依據是拉弗曲線：當稅率超過了由稅率和稅收所形成的倒U形曲線的頂點之時，通過降低利潤收入稅可以增加富人的儲蓄，富人隨之增加的投資可以擴大生產和就業，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增長。問題是，現行稅率是否已經超越倒U形曲線的頂點?大量的經濟學文獻都顯示這是毫無根據的，美國20世紀80年代的降稅產生了不斷高筑的財政赤字而不是投資增加和經濟增長。同時，供給學派又以宣稱“供給能夠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為理論基礎，而薩伊定律在處于簡單商品生產階段的早期資本主義也許具有一定的時代適用性，但在現代社會已經越來越大地脫離社會現實了。實際上，在薩伊定律中，貨幣僅僅起交換媒介職能的一個面紗，但這沒有區分物物交換經濟和貨幣經濟帶來的需求差異，也忽視了經濟體制的不確定性、坎鐵隆效應及真實余額效應，等。實際上，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再爆發，西方社會基本上已經不再相信簡單化的薩伊定律了;只是由于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危機，基于對凱恩斯經濟學的反對，新興的供給學派菜創新拾起薩伊定律，理性預期經濟學則以嚴格的形式邏輯來為之提供證明。但實際上，這正反映出現代主流經濟學與現實之間的脫節，從而需引起我們的反思，而不是簡單地套用現有流行理論來指導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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