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一次罷工談判

來源：《新民周刊》   作者：伊夫 徐多

廣東一家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工人為爭取公平待遇，從5月17日開始罷工，勞資雙方經反復交涉，終于在6月初艱苦談判簽訂了勞資集體協議，罷工事件平靜落幕。

從罷工發(fā)起到談判結束，歷時半月之久。這是一起在中國勞動關系發(fā)展過程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勞資爭議事件。事件的發(fā)展和結束始終行進在法律的框架之內，是此次事件最主要的特點。它與前后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顯示出中國的勞資關系和經濟模式處于深刻的轉折當中。如何正確把握和處理此類事件是我們必須要面對并要解決的現實問題。而A公司罷工事件的處理和解決為其他類似事件的處理樹立了一個典范。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教授作為A公司工人一方委托的法律顧問，直接參與了罷工事件的解決。我們作為常凱老師的助手親歷了談判過程，既看到了新一代工人如何組織、行動和進行談判，也近距離觀察了企業(yè)和地方政府對工人罷工行為的應對，深感其中蘊含著許多重要的時代變化。

作為國內學者以公開身份直接介入和促進勞資沖突解決的第一案，我們覺得留下一個記錄是必要的。本文對于事件不作更多的理論分析和價值判斷，主要記述一下事件過程。

接受罷工工人委托

常凱本來預定在6月4日去英國參加學術會議。出發(fā)前一天傍晚，他正在家收拾行李，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一個南方口音的小姑娘在電話里說，她是A公司罷工工人談判代表團的聯系人小李。“我們在這次罷工中遇到許多法律問題搞不清楚。資方的律師說我們違法，我們認為是他們違法，但不知如何反駁他們”，小李急切地說，“您是著名的勞動法律專家，我們希望您能在法律上給我們以幫助。”

事出突然，但略作考慮之后，常凱決定接受罷工工人的請求，擔當罷工工人的法律顧問。這些年來，“集體勞動爭議法律規(guī)制”是他主持的一個重要的研究項目，并由此接觸到多種不同類型的工潮，工人、企業(yè)和地方政府的處置方式各異，結果各不相同。他希望此次罷工事件能在法制的軌道上順利解決，并給我國正確處理勞資集體爭議提供良好范例。

但同時，常凱也明確向小李提出，只有接到工人們的正式的書面委托后，他才可以介入這次事件。

6月4日上午9點多，A公司工人傳真過來一份簡要的正式委托書。

因近期我公司停工事件中，勞方急需法律顧問的援助和談判代表，經勞方代表商量，一致決定現特委托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常凱，作為我公司勞方法律顧問兼談判代表。

特此聲明！

委托人:勞方。

委托日期2010年6月4日

其下為簽名，簽名者一共有8位。小李打來電話解釋說，因為許多代表不在班上，當時只能聯系到這些代表簽名，但大家在電話中對委托一事均表示同意。

　    接到委托書后，常凱決定放棄英國之行，立即乘飛機奔赴A公司，以工人法律顧問的身份，參加下午3點開始的談判。因為這次談判將決定這次勞資集體爭議的走向。是和平解決還是擴大事態(tài)，這次會議事關重要。

聯手確定談判原則

飛機降落在廣州白云機場的時候，已經下午3點。談判就要開始了，而A公司距離機場至少還有40分鐘的路程。汽車飛馳的路上，小李不斷地打電話來，問我們什么時候能趕到。常凱對她說，工人可以先談，但要通知企業(yè)，勞方的法律顧問馬上就會趕到談判現場。他特別提醒小李，將我們的行程事先告訴以調停人的身份出席談判的A公司總經理。常老師希望，在介入談判前，能夠先和他做一些溝通。

接近4點，我們一行趕到A公司門口。我們先趕到談判場所旁邊的一間辦公室，總經理正在那里等候。看到常老師到來，他興奮地迎上來握手，又簡單寒暄了幾句，就切入正題。

雖然對我們能作為勞方法律顧問出席談判，總經理之前也頗覺意外，但仍希望我們參與能給談判帶來新的動力。他已經在勞資雙方之間斡旋了三天，顯然是由于勞累和壓力，雙眼布滿血絲。

從歷史的經驗看來，罷工永遠只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不管是對工人還是對企業(yè)來說，都希望能夠盡快達成協議，結束這種非常狀態(tài)。但因為利益對立，勞資談判往往容易陷入僵局，缺乏動力向前推進，這時候，來自外界和第三方的斡旋力量才能發(fā)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推動轉機的出現。

常凱對總經理說，罷工應該在法制的軌道上結束，結束的條件即是企業(yè)要解決工人的合理要求。但是作為“合理要求”的標準，不應該單方確定而應該雙方協商談判決定。既然是談判，雙方都要妥協才可能談判成功。

他出示了罷工工人的委托書，表示自己介入此次事件的身份只是法律顧問，而不是談判代表。因工人談判代表需要工人選舉產生，常凱作為法律顧問，將以法律為依據，幫助和指導工人代表在談判中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并要理性對待談判，促成談判雙方的理解和妥協，以便達成協議。

“通過談判來結束罷工對于勞方和資方都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常凱希望資方也能采取這種態(tài)度。總經理對此表示贊同，并說，經過他的斡旋，企業(yè)已經提出一個新的增加工資的方案。目前這個方案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地機械行業(yè)的平均工資水平，但工人似乎還不能接受。他認為這個方案已經是資方的底線了。而且，作為一家大型企業(yè)的老總，他也擔心，如果A公司工人的工資提高得過多，將會影響整個行業(yè)的工資，企業(yè)很擔心最終承擔不起。下一步如何進行，他也感到很為難。

常凱對總經理的擔憂表示理解，但他認為，地區(qū)的平均工資當然是一個參照，但具體到A公司，工資水平應該根據企業(yè)的實際狀況，由雙方來談判確定。總經理對此表示認同。在此基礎上，兩人又具體商議了增加工資方案的細節(jié)內容，約定下一步的談判以此為基礎，爭取勞資雙方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獲得一致。

隨著大家達成一些共識，雙方對于談判前景更有了信心。總經理希望常凱的介入促使談判最后成功，常凱回應說:“我相信談判一定成功。到時你要請客的吆！”兩人擊掌為約，一起走進了談判會場。

企業(yè)老總兼斡旋人與勞方法律顧問在談判原則上的一致，為談判的進展奠定了基礎。

勞資雙方的談判陣容

談判現場，政府勞動部門的代表，當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局長坐在中間位置，作為中間方主持會議。兩旁分別為勞方和資方談判人員。雙方各派5名談判代表，其中一人為首席代表。

勞方的代表是6月3日晚上和4日上午推選出來的。由于以前16名談判代表是臨時推選的，在代表性上不夠廣泛，政府勞動部門建議重選代表，以便這些代表更具有合法性。這次四個車間三個班次的工人中推選出的代表共30人，其中首席談判代表為現A公司公司管理科長兼工會主席吳祐和先生。將吳先生作為談判代表，是政府勞動部門建議的。其理由是，法律規(guī)定企業(yè)集體談判應由工會代表工人，盡管罷工工人提出了“重整工會”的要求，但是在現工會沒有重整之前，讓現任工會主席作為談判代表，可以保證談判程序和結果的合法性。談判工人代表團認可接受了這一建議。

另外4個談判代表是從30名代表中選出的，其他26名代表列席會議。這些工人都是一線工人，大部分是90后，中專學歷。出面和我聯系的李曉娟也是談判代表。這個靦腆的姑娘今年才19歲，2008年從廣東工商技校來廠實習，實習期滿后成為正式工人，工作剛滿兩年。

我們的第一印象是，工人代表有著罷工工人的強力支持，但對于談判技巧和談判策略并不熟悉，很多人臉上還沒有脫去年輕人特有的稚氣。很顯然，談判中的雙方所擁有的專業(yè)資源，處于一種很不對等的狀態(tài)。

我們進入會場時，談判正在休會。勞方代表正在討論此前總經理斡旋后的方案。工人代表見到我們趕到，紛紛起立鼓掌歡迎。常凱首先向全體代表確認，自己只是作為勞方的法律顧問參與談判，而不是談判代表。對此大家一致同意。關于談判，他對工人說，必須講究策略，在瞄準最高目標的同時，也要有心中的底線。因為談判是妥協的過程，如果雙方都固執(zhí)己見，談判就不可能成功。大家已經堅持這么長時間，資方能坐下來與勞方談判，這已經是巨大的成果。

“我們要盡力爭取更高的工資增長，但也必須考慮到企業(yè)的接受程度”，常凱說，“關鍵是資方必須承認工人的地位和權利。”工人對此表示認同。

一段“罷工”插曲

正在這時候，廠房有消息傳來:由于遲遲等不到談判的結果，變速箱組裝車間工人停產了。當時是下午5點左右，談判已進行兩個小時。這一意外使得談判場上的人們面面相覷，氣氛馬上緊張起來。

工人代表由于對于談判方案意見不一，在如何處置這次罷工問題上，也莫衷一是。

常凱對工人代表說:按照國際慣例，在集體談判進行過程中，工人絕對不能罷工，這種罷工在規(guī)則和法律方面都是不允許的。

“這一點必須明確，我們應該組織工人馬上恢復生產，否則談判將前功盡棄。”深感此時需要態(tài)度明確地說服工人，常凱說，“作為勞方法律顧問，要負責保證談判的秩序，大家必須要聽從我的意見。”

絕大部分代表同意了。馬上，小李帶領幾名代表回到變速箱組裝車間，把常凱及談判代表的意見告訴了車間里的工人，要求他們立刻恢復生產。很快，機器開動，工人復工了。

一場虛驚過去，談判繼續(xù)進行。

第二輪談判開始后，勞方不斷提出意見。但是這些代表都是臨時聚在一起，對于談判并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目標和計劃，只是各自表達自己的意見。訴求不一而足。對于勞方的意見，資方也無法立即答復。雙方只能再次休會，勞資雙方回到自己的獨立空間繼續(xù)討論，以期形成清晰完整的方案。

這種情況并不罕見，也不奇怪。盡管A公司的工人在認知和行動兩個方面，都表現出與上一代工人的明顯不同，但這些年輕的工人也許是生平第一次經歷如此重大的公共事務。他們是在一個缺乏公共生活的環(huán)境里成長起來的，從小到大的教育要求他們的是服從，服從家長、服從老師、服從上級、服從集體。他們不習慣表達反對，常常被自己的情緒所左右，更不習慣有效地進行提案、辯論和表決，所以往往無法在短時間內取得共識。

常凱召集大家坐下來，告訴他們，目前的問題是意見過于散亂，因此必須調整策略，首先要明確主要的訴求，解決最主要的問題；其次要明確意見表達的程序。如果大家無法取得一致意見，需要通過投票決定，少數服從多數。另外，關于談判的具體策略和技術也要明確。

關于主要訴求。代表們經商討整理出四個主要問題。一是工資總額問題；二是工資增加的部分是作為獎金，還是加入基本工資；三是工齡工資問題；四是重組工會。

常凱做了一個簡要的分析。首先，重組工會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沒有必要經資方同意，因此工會重組與這次談判沒有關系。至于工齡工資問題，年功序列工資制度是此外企勞動制度最基本的特色，可以提出在中國實行；但我們沒有具體的試行方案，建議這個問題在這次會上提出議案，留待下次談判解決。這次談判最重要的應該是第一和第二個問題，即工資增長問題。

增加的薪酬如果計入獎金，拿到手的工資總數會多56元，但作為基本工資則會擴大工資基數。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代表們意見分歧。最后決定投票決定。30個代表，按照意見不同分別站在兩邊，棄權者站在中間。表決結果，同意加入基礎工資的占絕大多數，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選定這一方案。

關于談判策略，常凱教授提出的意見也得到了大家的認同。這就是，在資方同意增加的500多元中，要盡力爭取更多地作為基礎工資。對此，我們要有一個爭取的目標，但也要有一個底線。談判就是討價還價，所提的目標只是要價，對方也要壓價。我們要據理力爭，堅持底線。在此基礎上，大家確定了具體方案，由總經理和常凱先與資方非正式溝通。

資方在另一間屋子里。常凱和斡旋人走過去，提出了勞方的加薪方案。資方談判代表耳語幾句之后，沒提任何意見，完全同意這個方案。他們看起來非常疲憊，目的也很明確——盡快簽訂勞資集體協議，結束罷工。

結果如此順利，出乎工人代表們的意料。當常老師回到工人代表的房間向大家報告這一消息后，他們都歡呼起來。

順利簽訂集體合同

第三輪談判正式開始后，工人代表正式提出增資方案:1544元(原工資)＋300元(基本工資)＋66元(獎金補貼)＋134元(年終獎金)。這一方案企業(yè)方正式表示接受。并且，具體實施時間回溯到5月份——也就是工人罷工的當月，關于獎金發(fā)放的時間和方式，也達成一致意見。工齡工資問題也被提出，資方同意作為下一次談判的議題。

大功即將告成，會議主持人最后問雙方還有沒有提議。常凱代表勞方提出，資方對罷工工人不得追究責任，參加罷工不能影響工人今后的職位提升和發(fā)展，這是解決罷工問題的國際慣例，應該明確地寫入協議。對此，資方表示可以接受，將資方不追究停工的工人的責任寫入協議。

常凱進一步提議，勞資雙方應以此為契機，在法制的基礎上，建立工資增長行勞動關系協調機制，通過制度來解決勞資矛盾，在保證工人合法權益的基礎上，促進企業(yè)更好地發(fā)展。

會議主持人宣布打印協議文本，準備簽字。協議書生成之后，資方首席代表又表示，常教授強調的通過法制解決勞資矛盾，并建立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的意見非常重要，應該寫到協議中。這一提議勞方完全同意。工作人員馬上重新生成了新協議文本。

在談判之前，資方強調談判全程不允許拍攝或照相。但常凱建議，談判應該留下影視資料，特別是成功達成了協議，更應該留影紀念。大家紛紛表示接受。在頻頻的閃光燈下，勞方和資方兩名首席代表共同在協議書上簽字。其后，勞資雙方談判代表以及法律顧問、斡旋人和政府代表共同留影紀念。合影后，資方談判代表頻頻向常凱教授鞠躬致敬。政府代表也向常凱教授表示感謝，得知我們一行完全是自費來廣東時，堅決要承擔此行的所有費用。

列席會議的勞方代表們此時也紛紛圍攏過來，逐個與常凱教授握手。在30名勞方代表的簇擁下，常凱與他的委托者們合了影，小李就站在他的右邊。

此時，已是6月4日晚上9點多，距談判開始時間已過去6個小時。延續(xù)十余天的集體勞資爭議宣告結束。

從廣東回到北京，我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促成了談判成功。

工人的集體行動是促成談判成功的最主要因素。而當地政府處理事件的正確方針、資方在談判中的誠意以及斡旋人卓有成效的調解，都是談判成功的重要因素。常凱一直所主張的“理性對待，法治解決”成為勞資關系各方的共識。這次勞資集體爭議的順利解決，正是各方“理性對待，法治解決”的結果。

唯一讓人感到遺憾的是工會在事件中的角色。常凱決定接受工人委托后，曾與多級工會打招呼，希望他們能派員參與工人的法律顧問團，但沒有得到任何積極的回應。看起來，工人提出“整改工會”并不是沒有道理。(伊夫為常凱教授助手，本次談判親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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