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1926—2019），這位沒有任何留學經歷、土生土長的“中國氫彈之父”，是我國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1951年至1965年，他任職原子能院（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先后從事核理論研究和核武器理論研究。他填補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空白，帶領科研團隊用2年零8個月研制出我國第一顆氫彈，讓1967年的一聲巨響震驚世界，創下最短研究周期紀錄。提及數十年隱姓埋名，他淡然地說：“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進強國的事業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他的境界正如他《抒懷》一詩中“愿將一生獻宏謀”“身為一葉無輕重”所抒發的那樣高遠。他的一生完美體現了“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今天，我們一起緬懷致敬于敏這位為祖國奉獻一生的民族脊梁。

　　一句誓言，許下了一生

　　于敏1926年出生于天津寧河縣（今天津市寧河區）蘆臺鎮，7歲開始在蘆臺鎮上小學，中學先后就讀于木齋中學、耀華中學。在青少年時期，他歷經軍閥混戰和抗日戰爭，看到祖國貧窮落后、飽受欺凌、山河破碎。他曾說：“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我留下深刻慘痛的印象。”一次，他騎著借同學的自行車在路上遇到日本人開著吉普車惡意地沖來，他幾乎被迎面撞上，在憤怒之余，年僅十二三歲的他從此立志要科學救國。

　　于敏

　　天資聰穎的于敏發憤讀書，并于1944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工學院，后因個人志趣轉入理學院，學習物理專業。當時的北京大學理學院名師如云，藏書豐富，于敏如魚得水，勤奮好學，刻苦鉆研理論物理，成績經常名列第一，被公認為北京大學的尖子生。其間，由于家境貧寒，每年暑假都缺乏路費無法回家，他經常獨自跑到北京西城區的景山山頂，鉆研學習。1945年，美國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震驚世界。由此，于敏找到自己報效祖國的研究方向——量子理論。1949年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

　　1951年研究生畢業后，于敏被我國核物理學家彭桓武和錢三強看中，進入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今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工作，開始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他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與合作者提出原子核相關結構模型，填補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歷經多年刻苦研究，于敏發表專著、論文20余部（篇），讓我國原子核研究屢上新臺階。我國第一本原子核物理專著《原子核物理講義》就是由于敏和楊立銘合著的。

　　于敏平時喜歡讀古詩詞，加上少年時深感國土淪喪的切膚之痛，對歷史上的諸葛亮和岳飛倍加推崇。他欣賞諸葛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尊崇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氣節。正是懷著這樣的信念和情操，他畢生心甘情愿奉獻于國防科研事業。

　　于敏沒有留學經歷，也很少和國外同行進行過學術交流，他卻并不缺乏國際眼光和胸懷。他在北大學習期間就養成良好的研究習慣，遵從導師胡寧先生的教導，隨時關注國際最新研究動向與進展。20世紀50年代，梅爾和江森的一篇有關殼模型的論文使他認識到：從事理論物理研究，一定要重視物理實驗。與之共事的科研人員無不驚訝于他對相關物理實驗的了如指掌。后來他又敏銳地抓住“幻數”這一當時理論物理的國際前沿課題。在丹麥物理學家A-玻爾等人提出原子核內具有能隙現象之后，他又和同事們抓住“超導對”這一本質問題，很快把研究工作帶上國際前沿。

　　有一次，一位法國核物理學家到原子能所作有關康普頓散射的報告，于敏粗略估算后很快小聲地對旁邊的何祚庥說出正確的結果，何祚庥對于敏肅然起敬，稱贊他的粗估方法“得到了理論研究的靈魂”。

　　1957年，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理論物理學泰斗朝永振一郎帶領學者訪華，當他得知于敏竟然沒有留學經歷、完全靠基本物理學著作和自己摸索從零開始研究時，驚訝并欽佩地稱贊于敏為中國“國產土專家一號”。這時的于敏已經從國內科學家跨入了世界物理知名人士行列。

　　就在于敏專心致志于原子核理論研究領域并初露頭角時，世界已進入核競爭時代。在朝鮮戰爭中，美國自恃擁有核武器并欲利用它打擊弱國。1952年11月1日，美國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顆氫彈在太平洋馬紹爾群島的一個小島上成功試爆，借助氫彈的巨大威力，西方大國對我國的核訛詐不斷變本加厲。

　　對此，毛澤東多次強調“美國的原子訛詐，是嚇不倒中國的”。1955年1月，他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專門研究發展原子能問題，會議作出關于研制原子彈的決定。他在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后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在1958年6月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周恩來總理明確下達任務，要盡快研制氫彈。

　　1960年底，在原子彈研制逐漸走上正軌、重大攻關進展順利時，氫彈的預研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

　　氫彈是真正的熱核武器。不同于原子彈依靠核裂變產生能量造成殺傷，氫彈憑借核聚變反應，就能夠產生數十倍乃至百倍于原子彈的威力。

　　1984年，于敏（右）與鄧稼先在核試驗基地

　　1985年工作中的于敏

　　1961年，蘇聯成功試爆氫彈，即著名的“沙皇炸彈”，威力相當于美國在日本所投原子彈的3846倍。一時間，舉世嘩然。然而，此時中蘇關系破裂，在當時有核國家封鎖遏制的嚴酷局勢下，中國氫彈研制攻關中沒有一點可供參考的信息資料，只能從概念研究、原理探索起步。新中國面臨著核威脅，形勢嚴峻。黨和國家對此非常重視并決心奮起直追，迎頭趕上先進國家核科技事業發展步伐。

　　為積極應對帝國主義的核威脅，國家決定在成功發射原子彈的基礎上，進一步研制氫彈。就在蘇聯試爆氫彈的同年冬天，錢三強找到于敏談話，開門見山地說，經研究，并報請上級批準，決定任命于敏為輕核理論組副組長，領導和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輕核理論組”全稱為“輕核反應裝置理論探索組”，輕核反應即核聚變，該小組負責對氫彈理論進行預先研究。

　　研制氫彈牽扯到多種學科，而且不符合于敏的本真興趣。當時30多歲的于敏正處于原子核理論研究的巔峰時期，眼看要有所發現、有所突破、有所建樹，如果調入氫彈研制工作，意味著自己的人生將要大轉行一次。一邊是自己十分熱愛、耕耘10年小有成就而即將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子核理論研究；另一邊則是相對陌生的研究領域、未知的挑戰和國家的需要，幾乎從零開始。然而，為了國家發展的需求，于敏毅然決然服從組織分配，全力以赴投入到氫彈理論探索研究工作之中。“國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這句誓言，于敏用一生踐行。他說：“這不太符合我的興趣，但愛國主義壓過興趣。”“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而嚴肅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這是于敏當時的心境。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自此開始隱姓埋名，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中國的核科技事業。

　　那時，世界上只有英美蘇三國研制成功氫彈，杜魯門跟艾森豪威爾都赤裸裸地講，決不能讓中國搞氫彈！當時，于敏35歲。他說：“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過去學的東西都可以拋掉，一定要全力以赴搞出來！”

　　從那時起，于敏開始過起“消失”的生活……連名字都是絕密。面對嶄新的領域和空白的知識，他加倍勤奮。裝備實在簡陋，除一些桌椅外，只有幾把算尺和一塊黑板。一臺每秒萬次的計算機，需要解決各方涌來的問題，僅有5%的時長可以留給氫彈設計。于敏與同事們為琢磨一個問題和攻克一道難關，常常嘔心瀝血、廢寢忘食，科研大樓經常整夜燈火通明。其實，自從他立志科學報國、從事尖端科學研究以來，這種快馬加鞭忘我研究的情形是常態，縱觀其科研一生，于敏經歷了原子核理論研究、氫彈原理突破、領軍第二代核武器原理設計試驗、推動國家高技術發展4個階段，且每個階段都有突出貢獻。

　　從1961年1月受命研究氫彈理論，到1988年解密，在28年時間里隱姓埋名，對于國家機密他對妻子孫玉芹都守口如瓶，于敏的身份公開后，妻子驚嘆道：“沒想到老于是做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的。”

　　一聲巨響，震驚了世界

　　研制氫彈，中國完全是從一張白紙開始的。科研人員只知道氫彈的釋放當量是原子彈的幾十倍上百倍，至于怎么造氫彈，最核心的問題是什么，誰也說不清楚。更何況氫彈的設計遠比原子彈復雜，而且核大國對氫彈技術捂得嚴嚴實實。對于敏而言，不能指望任何依靠。

　　他帶領30余名青年科研人員組成的氫彈預研小組，從基本物理學原理出發，憑借一張桌子、一把計算尺、一塊黑板、一臺簡易的104型電子管計算機和自強不息的信念，經過4年的不懈努力，不僅解決了大量基礎課題研究問題，而且探索出設計氫彈的途徑，編制了計算程序，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關模型，為氫彈原理探索奠定了堅實基礎。為此，于敏和團隊科研人員幾乎時時刻刻都沉浸在堆積如山的數據計算中。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后不久，氫彈研究立刻被提升到首要位置。應二機部黨組申請，經中央決定，輕核理論組調入九院理論部，將此前從事氫彈預研工作的兩支隊伍合二為一，大力協同，集智攻關，共同向氫彈研制發起沖鋒。

　　1965年初春，于敏帶領小組攜帶所有資料和科研成果與氫彈攻關主戰場匯合而并入后，與主任鄧稼先和副主任周光召、黃祖洽、秦元勛、周毓麟、江澤培、何澤慧，共同被稱為理論部“八大主任”。一時之間，理論部聚集了全國的頂尖專家，但天才并不等于天然成功。

　　那時，氫彈的研究資料連一張草稿紙都不能被帶離辦公樓，想加班只能在辦公室。支部書記每天都要和攻關人員“捉迷藏”，一間一間辦公室挨個敲門，勸說他們早點回家休息。有些人口頭上答應，離開辦公室，找個地方短暫逗留或轉一圈后，馬上又回到書桌前繼續攻關。

　　理論研究不順利，攻關人員一個比一個著急。為集中所有人的智慧，研究團隊開始沒日沒夜地開學術討論會，以求攻克一個個科研路上的“堡壘”……

　　為攻破頂尖難題，于敏可謂廢寢忘食。有一次，妻子讓他去食堂買飯，他隨手拿了一個破洞的塑料袋而渾然不覺。包子和米飯裝進袋子里，沒走幾步就漏了出去，散落一地。

　　直到1965年，氫彈研制方案才終于有了一些眉目。為驗證方案是否可行，9月底，于敏帶領理論部幾十位科研人員一起去上海華東計算所做計算物理實驗，打響了創造歷史的“百日會戰”。當時計算機性能不穩定，機時又很寶貴，不到40歲的于敏在計算機房值大夜班（連續12小時），在堆積如山的一摞摞黑色紙帶和密密麻麻的數據里，100多個日日夜夜，他常常半跪在地上，埋頭緊緊盯著計算機吐出紙帶上的數據，生怕漏掉一點有用的信息；然后仔細分析結果。經過3個多月的分析、比較，于敏率領同事們以超乎尋常的直覺，從大量雜亂無章的數據中理出頭緒，剝繭抽絲，發現了實現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百日會戰”在于敏帶領下克服重重困難，贏來勝利的曙光。

　　于敏從事的是武器理論設計，但他對試驗相當重視。為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他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著疲弱的身子來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國首次氫彈原理試驗，為確保能拿到測試結果，試驗前于敏奮不顧身頂著戈壁灘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刺骨嚴寒，半夜爬上102米高的鐵塔頂端，檢查和校正測試項目屏蔽體的擺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處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應非常強烈。食無味、覺無眠，盡管從宿舍到辦公室只有百米，他有時卻要歇好幾次，吐好幾次。即便如此，他仍堅持到技術問題解決后才離開基地。

　　就這樣，僅用4年多時間，于敏和科研人員突破了核大國對氫彈理論技術的封鎖，更用轟動世界的“于敏方案”為中國研制氫彈打開一扇大門。

　　1986年，于敏、朱光亞、王淦昌、陳能寬（前排右起）等合影

　　對此，于敏高興地長舒一口氣說：“我們到底牽住了‘牛鼻子’！”他當即給在北京的鄧稼先打了一個意味深長的電話。出于保密，于敏使用的是隱語：“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了一只松鼠。”

　　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欣悅地問：“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于敏興奮地回復：“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

　　鄧稼先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說：“好，我立即趕到你那里去。”

　　更令人感懷的是，在一次試驗的現場討論會上，由于問題復雜，又無法在實驗室分別驗證，試驗成敗無法預料，精神上的緊張與壓力使于敏和陳能寬兩位科學家就像泰山壓頂似地幾乎喘不過氣來。為緩解壓力，陳能寬忽然背誦起諸葛亮的《后出師表》：“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于敏更是感慨萬分，忠誠和憂慮之情傾瀉而出，接口滾瓜爛熟地背誦：“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此番背誦諸葛亮名文以明心志的情景，使在場者無不動容。

　　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沙漠腹地，一朵龐大的蘑菇云升騰而起，一聲巨響震驚世界。于敏率隊奮戰研制的我國第一顆氫彈，在西部地區空投試驗爆炸取得成功！消息傳開后，舉國歡騰。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美國用了7年零3個月，蘇聯用了6年零3個月，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而當時綜合國力還較落后的中國僅僅用了2年零8個月。其間隔之短，實現速度之快，為世界之最。

　　多年后，回憶起氫彈成功爆炸的那一天，于敏說，他沒有像人們想象中那樣激動得流淚不止，那天晚上他反而如釋重負睡得十分踏實、香甜。

　　這顆成功爆炸的氫彈，不僅展示了中國科技工作者在極端困難情況下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堅毅品格，更彰顯了中國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勇氣、信心、智慧和力量，其中凝結的“兩彈一星”精神，更成為催人奮進的精神食糧。

　　氫彈爆炸成功后，必須根據實戰需要進行武器化并裝備部隊。于敏接著對氫彈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過早“點火”幾率等作了優化設計，并定型為我國第一代核武器裝備部隊。

　　于敏奮勇前行的腳步從未停下。他認為：“核武器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如果喪失威懾能力，我們就要重新受到核訛詐。”1969年，他帶領團隊研究核武器。但因長期在艱苦環境里工作，他的身體變得越來越虛弱。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試驗和大型空爆熱試驗時，于敏上臺階都要用手抬著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勸他休息，他卻堅持要到小山岡上觀測火球。由于操勞過度，在工作現場，他幾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為過度勞累休克……

　　一息尚存，奮斗到底。20世紀80年代以來，于敏馬不停蹄率領團隊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關鍵技術，使中國核武器技術發展邁上一個新臺階。他與鄧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學家多次研究起草報告，分析我國相關實驗的發展狀況以及與國外的差距，提出爭取時機、加快步伐的戰略建議。因為他深知：在核試驗這條道路上，美國進行了1000余次，而我國從1964年10月至1996年最后一次試驗完成只進行了45次，不及美國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彈、氫彈、中子彈、核武器小型化……于敏和科研工作者們團結協作奮力拼搏、快馬加鞭只爭朝夕，勵精圖治書寫了一座座振奮民族精神的歷史豐碑，他也實現了兒時的科學救國夢。鮮為人知的是，被稱為“氫彈之父”的他，在研制氫彈過程中，曾3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他為了祖國的強大和繁榮昌盛，早已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如此愛國精神和無私奉獻，無不令人肅然起敬。

　　針對社會上關于氫彈被稱為“殺人武器”的看法，于敏慷慨陳詞，糾正觀點：“實際上不是殺人，而是人家要殺我，我不能不準備自衛。我們從來不想殺人，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多次受外族侵略，不要說近150年，就是在漢唐盛世侵略過誰呀？中華民族從來就是非常堅強、同時又非常愛好和平，這是中國人民的傳統。”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對與于敏合作的點點滴滴記憶猶新：“研究氫彈機制時存在一個鏈式反應，若把它編成計算機程序計算，工作量極大，而且當時的計算機條件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于敏想了個辦法，建議完全略去介質的運動，而首先構造一個靜態無限大的中子增殖模型，專門計算中子的增殖速度，同時也就給出了升溫速度。”

　　通過于敏的辦法，氫彈機理研究略去求解輻射流體力學方程帶來的巨大麻煩，大大節省了計算工作量。談到于敏在氫彈研制中的貢獻，何祚庥以“足球隊”作比喻。他說：“球隊在場上踢球，起關鍵作用的人員往往是場外教練和舉足射門的前鋒，于敏正是這支足球隊的教練兼前鋒。關鍵時刻，臨門一腳、應聲入網的總是他。”

　　中國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在20世紀70年代隨于敏加入實驗工作隊，記得于敏十分注重實驗設計和裝置細節。為更好觀察實驗情況，于敏總是堅持在現場做分析，甚至徹夜守在實驗場地，累了就披上一件皮大衣睡臥在地板上。這是于敏留給他的戰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恰恰是這“和衣而臥”的熟悉場景，繪就了我國“兩彈一星”事業的壯麗藍圖。

　　一種境界，洗禮了人心

　　在戈壁荒漠上，于敏隱姓埋名，歷盡艱辛曲折，為中華民族的興盛和中國人民的揚眉吐氣做著有用的事。這是一份家國情懷，更是一種使命擔當！

　　于敏用獨創的“于敏方案”，讓中國的氫彈在誕生之初就更適合實戰，于敏被譽為中國“氫彈之父”，然而他多次謝絕這一稱謂，只說“這是集體的功勞”。他說：“核武器是成千上萬人的事業，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須精誠團結，密切合作。”

　　于敏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985年、1987年和1988年3次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1994年獲求是基金杰出科學家獎。“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極高的榮譽紛至沓來，于敏一如既往保持著謙遜。他的座右銘“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一直以來高懸于家中客廳，這是他人生格局的真實寫照。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于敏作為科學家代表、“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在大會上發言。他說：“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23位科技專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不僅是我們個人的榮譽，也是參加研制‘兩彈一星’工作全體科技工作者、干部、工人和解放軍指戰員的共同榮譽，是全國科技工作者的共同榮譽。”

　　于敏還以一首《抒懷》為題的七言律詩述懷：

　　憶昔崢嶸歲月稠，朋輩同心方案求，

　　親歷新舊兩時代，愿將一生獻宏謀；

　　身為一葉無輕重，眾志成城鎮賊酋，

　　喜看中華振興日，百家爭鳴競風流。

　　2015年初，在北京舉行的2014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于敏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他是第三位獲得此項殊榮的“兩彈一星”元勛（2009年孫家棟、2013年程開甲），也是其中少有的無出國留學經歷的“國產”科學家。他還獲有“全國勞動模范”“改革標兵”稱號。

　　2019年，93歲高齡的他仍是科研單位的重要顧問，他以平生所學繼續在為祖國的核物理事業，發光發熱。

　　于敏有個小自己26歲的堂弟于確，和他始終保持著手足深情。在天津老家，兩家九口人一直一起吃住，但因兩家老人年事已高，無正式工作，家里孩子尚小，故而生活困難。從1951年于敏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后，每月15日都會給家人匯款。這些匯款既是給老人的贍養費，也有全家人的生活費。1960年，父親去世后他還繼續給老家寄錢。一直到1978年叔父去世，在于確再三堅持下，哥嫂才同意不再匯款。于確說：“哥哥謙虛謹慎的性格，對我們這些弟弟妹妹影響非常大。我們都以他為榜樣，心懷真誠、善良，努力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2006年，于確赴京探望哥哥。提到叔父時哥哥沒能在老人彌留之際見上一面而愧疚流淚。于確評價哥哥：“為了國家強盛，兢兢業業，是為國家盡了忠；27年匯款贍養老人，是盡了孝。自古忠孝難兩全，可哥哥是這世上忠孝兩全的人！”

　　于敏帶領科研團隊攻堅克難

　　在于敏兒子于辛的印象中，父親總是很忙，很少回家，偶爾回來一次，也是帶著思考的神情。由于常年奔波勞碌，于敏離多聚少且心思全撲在事業上，分身乏術，很難照顧上家人，晚年他最大的遺憾就是對于妻兒的虧欠。

　　于敏未曾出國留學，自稱是“道地的國產”。他說：“在我這里，除了ABC，其它都是國產的！”但他高瞻遠矚、胸懷寬廣地又聲明：“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應該交流、互相啟發，只有在大的學術氣氛中才有利于成長。”“當然要留學，應該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回來再給國家做點事，但不要到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在開花結果的時候就回來。”因此，他鼓勵學生出國留學，但有一個條件：“開過眼界后就回國作貢獻”。

　　于敏始終守著自己的良知和內心的一片寧靜，這份寧靜，讓他的身影愈發偉岸。他大聲說出自己的真知灼見，處處體現著優秀共產黨人和科學家的風骨！他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錯誤批判，“如果我說假話，我可以輕松過關，但我經受不了歷史和真理的考驗”。與于敏深交并共事30余年的鄧稼先曾說：“于敏是很有骨氣的人。他堅持真理，從不說假話。”因此，遇到爭論，鄧稼先常會說：“我相信老于的。”

　　于敏曾對身邊人說，不要計較有名無名，踏踏實實地做一個“無名英雄”。正如他那首《抒懷》詩中所表達的，謙虛視自己“身為一葉無輕重”，但“愿將一生獻宏謀”。

　　于敏還把目光放在青年人身上，因為他深知，祖國的未來和強國之夢，急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傳好接力棒。他說：“青年人選擇職業和專業方向，首先要選擇國家急需的。每個人的前途和命運都與國家的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才會有所作為，才會是一個無愧于祖國和民族的人。”

　　從年少勵志報效祖國，到長大深耕原子核理論研究；從接受突如其來的研發氫彈重任，到帶領核心團隊在羅布泊成功試爆氫彈。于敏的人生歷經了磨難，但這位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愛國熱忱從未改變。

　　這種胸懷與情懷，怎能不讓人欽佩。對于敏的非凡人生和卓越貢獻，錢三強這樣評價說：“于敏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彭桓武也如此稱贊說：“原子核理論是于敏自己在國內搞的，他是開創性的，是出類拔萃的人，國際一流的科學家”；朱光亞類拔萃的人，國際一流的科學家”；朱光亞的評價是：“于敏組織領導的小組率先發現了實現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的完整物理方案，于敏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周光召稱他：“畢生奉獻、學界楷模”；陳能寬盛贊他：“敬業奉獻，風高范遠”；何祚庥這樣肯定：“他得到了理論研究的靈魂”……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于敏曾一句句教孫兒《滿江紅》這首詞。回顧其一生，于敏的身上有諸多標簽，但在同事和學生心中，他永遠是那個獨一無二的“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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