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叔平生前照片】

　　今年8月23日是我父親葛叔平的祭日，河北省科工局在“河北省軍民融合促進會”微信平臺以“中國第一次核試驗成功，我父親榮立一等功”為題專門發文紀念我的父親。并且引用了去年河北省委宣傳部“長城網”對我們兄弟和父親當年助手的部分采訪錄像。推薦閱讀登有我父親事跡的：《羅布泊上空升騰的蘑菇云背后的崢嶸歲月》(《河北工人報》2019年5月31日);《五十四人為你講述：中國首枚原子彈的“大腦”如何誕生》(中國電科54所微信號);《中國首枚原子彈的“大腦”如何誕生》(《環球時報》2019年9月19日);《憶“兩彈一星”元勛葛叔平與第一次核試驗》(“長城網”2019年4月20日)，不禁使我感慨萬分。

　　父親帶領團隊轉輾各地參加了我國五次核試驗(地上、地下、空中)。他不僅是第一次核試驗遙控遙測自動控制系統的總設計師，核試驗委員會委員，控制委員會主任，榮立一等功，同時也是我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測控系統的主設計師，第一完成人。這兩個項目都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父親生前因為周總理有明確指示“主要研制人員，不能在電影和任何媒體上露面，以免遭遇不測。”因此知道父親的人很少，他也甘愿默默無聞。沒想到在他去世13周年之際還被紀念，又一次公開了他的事跡。

　　2019年4月“長城網”采訪我們兄弟三人有關父親情況時，我提出，不要只突出我父親，你們應該采訪我父親的助手，他們了解的情況更多，他們用行動創造了“兩彈一星精神”，應該突出“兩彈一星精神”激勵現在的科研工作者。因為父親生前多次對來祝賀他立功的同志說：“你們注意了嗎，電影一開始演的是農業豐收，工業生產的成就，人民生活欣欣向榮，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進行核試驗。核試驗的成功，可以說是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一次核試驗要花多少錢啊！以爆心為圓心，每公里都修建了各種工事，擺放了各類武器、裝備，還有動物，用來測試核爆炸的威力。國家沒有一定的實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只是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當時國家的實力還不是特別強大，如果不成功，那將給國家造成多大損失啊！我們是抱著‘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信念投入工作的，相信外國人能夠做到的事情，我們中國人也一定能做到。事實證明我們一點也不比外國人差！”

　　父親去世10周年的時候，我們兄弟三人就曾經和父親的助手們座談，請他們講講當年的情況，這次雖然有些同志去世了，但健在的同志還是講了很多我們不了解的情況。綜合兩次聽父親的助手們的講述，使我們更多的了解了父親，也越發加深了對他的懷念。

一

　　為了完成中央下達的第一次核試驗任務，國防科委第十研究院黨委經過反復研究，要求第十九研究所組建遙控遙測研究室(代號12室)，并指定父親擔任室主任。國防科委要求父親對副總參謀長，國防科委副主任張愛萍上將直接負責，每周向他匯報工作進度。去年已經76歲的崔國義是當時研究室最年輕的技術員，他回憶說：“我到設在一排小平房的十二室報到時，什么也沒有。葛叔平主任已經到位，另有六名大學生也已經報到，加上我們六名軍校學生共十三人。葛主任安排我們打掃衛生，搬桌椅、試驗臺、儀器、設備等基本辦公用品。幾天后，各工作間、實驗室已井井有條、干干凈凈，具備了工作條件。”以后幾個月由父親點名又從所里各有關單位陸續抽調了一批精兵強將，開始了研制工作。研究隊伍年輕，白手起家。去年已86歲高齡的李振魁回憶道：“我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學俄文的，當時讓我和葛主任一起到院里去，是因為蘇聯專家留下了一堆俄文資料，要我去翻譯。但那些資料根本沒有用。”院領導交代任務后，要求他們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任務的內容，到國防科委接受具體安排。面對當時美國、蘇聯等有核國家對我國嚴密的技術封鎖，國內沒有任何核試驗遙控遙測資料可參考和借鑒，也沒有人員接觸過的情況下，國防科委要求在一年內完成任務。作為總設計師，項目負責人，父親當時就在國防科委向黨中央和毛主席立下了軍令狀：保證完成任務!

　　作為我軍第一個偵查干擾(電子對抗)研究室主任，父親的底氣來源于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多次科研任務完成積累的經驗，尤其是研究外國設備與外國專家打交道中了解到他們的水平。更主要的是相信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用自己的行動建設強大的人民解放軍，保衛祖國，再也不受外國的侵略和壓迫。

　　確定研制方案是完成任務的第一步，父親作為系統總設計師、通信測控專家親自掛帥總體組，組織研討總體方案。“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我們黨戰勝一切困難的法寶，發揚“軍事民主”是我軍的優良傳統。討論會上，沒有上下級之分，沒有尊卑之分，大家暢所欲言。去年77歲的蔣文修說：“63年我從軍事院校畢業，參加 ‘四清’一年剛回來，看到葛主任為了技術方案，同所副總工程師爭論的面紅耳赤，真把我嚇壞了。”

　　最后，根據可靠、可行的原則，父親提出的頻分制遙控方案獲得通過，成為第一實施方案。

　　一次一個軍校畢業不久的大學生晚飯后來到我家，慷慨激昂地講了他的意見，父親一直耐心地在聽。他走后，我對父親說，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也太狂了吧，他懂什么?父親當即就批評我說，不能這么看，年輕人思想活躍，有時他們的一個思想亮點會對我們工作有啟發。

　　沒有工藝圖紙，就大膽摸索，反復比對，有時為研發一個新部件反復試驗，反復修改設計，每次修改都要在例行實驗室做 24 小時溫度試驗，以及“震動”、“電磁干擾”等多項試驗，由于程序裝置是自動遙控遙測系統的心臟，為了萬無一失他們提出三個方案交由三個工程小組研制，父親的助手樊子麟說：“現在我們看到的主控站一排排彩燈閃亮的控制屏，被控站一個個像禮帽似的接收終端，正是優選的葛叔平之構思和工程設計相結合的方案。”那時加班加點是12室的常態，每天睡眠只有五個小時。去年83歲的李雄飛曾是十二室科研人員之一，說起當時的工作狀態依然感慨萬千，“當時，時間緊迫，我們研究室全體人員加班加點是常態，大家經常一干就到了凌晨一兩點。國家當時是三年困難時期，國力有限，我們幾乎是餓著肚子搞控制系統，那時候，夜晚加班同志能吃上一碗面條就覺得格外幸福。就是在這種狀態下，沒人叫苦，沒人喊累，反而是凝心聚力一起干事。”

　　當時擔任課題組長的樊子麟回憶說：“加班者要組長一個一個地往外趕。記得有一次，我趕走最后一個加班者，照例檢查過工作臺門窗后騎車回家，夜深、無人、天黑，我連人帶車摔進了院內臨時施工的溝里，一時竟爬不上去，只好在溝里稍事‘休息’。等有了精神掙扎回家，剛上床，起床號就吹響了”

　　“人心齊，泰山移”，雖然條件艱苦，但是在父親的帶領下，整個科研團隊的攻關熱情卻是斗志昂揚。76歲的崔國義說：“我那時候一畢業就到了十二室，跟葛主任工作的時間最長，一起參與的核試驗遙控遙測任務，他對待工作的認真態度和嚴謹的科研精神影響了我的一生。” “葛主任對待工作就是精益求精，夯實核試驗的遙控遙測任務的每個細節，以確保萬無一失，一次成功。”因為葛主任對大家的要求非常高，每個環節都一絲不茍，當時研究室的小伙子們對他既尊重又害怕，“在工作上嚴格把關的同時，葛主任與大家相處起來又非常平易近人，會耐心傾聽年輕人的想法，悉心教導技術。”崔國義至今仍然感慨，“與葛主任工作的日子，他的作風和精神，滋養了我的一生。”

　　助手樊子麟說“葛叔平主任是個上了年紀的老一代專家，每天和我們一樣加班到深夜。他平易近人，坦誠熱情，又嚴格、認真，一絲不茍，十二室的小伙子們既親近、尊重他，又有點‘怕’他。他能一眼看出你工作中的疏漏，能拿起鑷子把你虛焊的元件拔出來批評得你哭鼻子，又會請你原諒他心急言重，說他年輕時還不如你有出息!引得你發笑，常聽到：‘這樣子，能過了葛主任那一關嗎?’這使大家自覺把好質量關，也培養出了嚴謹、認真的戰斗作風和一支特別能戰斗的隊伍。”

　　1961年2月畢業于西軍電的余佩生回憶說：“我到室里報道后，葛主任率領我們這批新來的大學生從被作為廢棄配件的螺絲堆里翻找螺絲釘，找出配套的螺母，去裝配機箱。葛主任說，別小看找螺絲釘，這就是‘科研實踐’你們在學校理論學多了，現在開始要學會做具體事了。” 他是用行動告訴我們，作為科研工作者，如果能用自身智慧為國家節省資金，也是在為國家做貢獻。一個人的愛國情懷更應該在行動中體現。

　　在父親的帶領下，中國這群年輕科研人員憑著這股拼勁啃下了核試驗控制系統研發中的一塊塊硬骨頭。(他的這些助手，后來都成為了這方面的專家，在父親的指導下參加了從火炮試驗遙控系統，海上遙控爆破艇到中遠程導彈發射安全遙控系統、新型遠程潛-地導彈水下發射安全遙控系統、同步衛星安全遙控系統地面設備的研制，其中有的受到了國防科委的通令嘉獎，有的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國防科委重大成果三等獎，有的榮獲部級技術進步二等獎，有的被電子工業部授予錦旗。)

　　經過7個月的艱苦鏖戰，成功研制出了核試驗遙控遙測系統第一套試樣，而且樣機測試通過!

　　【原子彈地面遙控設備】

　　我國的遙控遙測系統研發工作是從零開始，周總理考慮到該項工作的重要性和研究設備的短缺情況，因此特批了父親的外匯使用權，但是父親根據周總理在有關會議上曾經提出的：“試驗關系重大，絕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馬虎。我們國家窮，做什么事情都要精打細算，都要考慮到略有失誤是否會加重人民負擔。”的指示，精打細算，凡是能用國內產品替代的，一律用國產貨，不動用外匯去購買外國產品。等到整個系統安裝完成，為國家節省下幾十萬美元。有些人對此頗有微詞，覺得他呆板木訥，認為應該借此機會裝備一下研究所。他卻任人評說，不爭辯不解釋，只顧埋頭搞科研。父親離休后，我問起此事，他說：“當時三年自然災害剛過去，國家還很窮，外匯資源很寶貴，其他行業領域用外匯的地方也很多，而且，我們國內生產的設備通過改進提高后也不比國外差多少，既然都能用，何必非要買國外產品呢?”

　　1964年6月初，父親(為了安全不讓他坐飛機)帶隊乘坐專列到試驗基地參加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專列經過四天四夜的行程，到達吐魯番車站，第二天乘汽車向基地進發。隨隊的蔣文修說：“汽車經過天山時，由于山高氣壓低耳朵嗡嗡響，像坐飛機似的，到馬蘭后休息了兩天，就直接向試驗處開去，因為基地剛建設，還沒有正規的道路，在戈壁灘上推土機推出一條路來行車，經過幾天行車后，這條路就成了搓板路，所以坐在汽車上人員就等于作了低頻沖擊和震動試驗，而且一坐就是八個小時。”

　　崔國義說“我們在吐魯番站下車，換乘軍用帆布卡車前往基地。卡車沿著由前車多次壓出來的自然石子路上行駛，卡車過后車輪卷起濃濃灰沙直撲車內，我們在車上即使戴著口罩，但下車后滿臉全是塵土，就是再熟悉的人誰也不認識誰了。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么荒涼的地帶，褐色的碎石片結結實實地插在時有起伏的地面上，形成黑壓壓的戈壁灘。遠方望去無邊無際，瓦藍瓦藍的天空飄浮著白云，與地面的褐色戈壁形成鮮明的對照，一副非常壯觀的天然美景，讓你難以忘懷。但天氣很快變臉，狂風突起，卷著沙粒，呼呼叫響，已經干枯的零星野草隨風搖擺，有時連根拔掉，給人一種非常凄涼無奈的感覺，選擇這樣的環境做原子彈爆炸試驗真是太絕妙了。”

　　蔣文修說，我們剛一到場區的感覺就像是到了月球表面，戈壁的意思就是荒涼。那里沒有水，沒有植物，除了參試人員沒有其它生物。天氣炎熱，空氣干燥，我們在場區時正值夏季，氣溫在中午時基本都在38°~40°，所以每人的必備設備就是水壺，如果一天不喝水人就很難挺得過去，但是總覺得很奇怪，怎么也不出汗呢!當你用手摸一下手背、臉、好像礬沙，但仔細一看卻是細鹽粒，水蒸發了流下了鹽份，喝的水鹽堿含量極高，如果喝過海水的人就知道。戈壁灘的水和海水差不多，拉水車如果在晚上不注入水，水龍頭滴水，第二天早上你會發現地面有一個拳頭大的鹽包。水份蒸發了，留下鹽份。所以全體參試人員都拉肚子。

　　他說，64年8月份和葉良發同志到一個站聯試，那天刮十一級沙塵暴，他們坐北京吉普行走，看不清道路，走的也很慢，飛沙走石，打的車窗玻璃啪啪作響(紀錄電影有此鏡頭)。中午吃飯伙房給他們送的飯，飯桶用布包的很嚴實，但是打開布包，饅頭和稀飯表面全是沙土，沒有辦法也只好去掉外層吃了。試驗場區離城市幾百公里，所以沒有新鮮蔬菜吃，只能吃魚干、海帶、各種罐頭。因為場區缺水，也沒有地方和設備，在場區五個多月只洗過一次澡，這還是基地領導想了好多辦法，在一個大帳篷內洗澡。葛主任那么大年紀和我們一樣住帳篷，吃一樣的飯，喝一樣的水。他一直親自保管著總控制臺的鑰匙，從不離身，就怕設備一經他人之手出現損壞的情況。“試驗場地位于戈壁灘，天氣冷，葛主任就把自己的毛線衣脫下來蓋在機器上。”

　　這套系統要對以原子彈鐵塔為中心，半徑幾十公里內，不同角度、距離的八個被控制站和主控站及地下裝甲防護室，由有人操作的主控站對距中心22公里的地下裝甲防護室實施遙控。遙控按可調整變更的程序，自動或手動發出若干遙控指令，對整個試驗場包括原子彈及圍繞它放置在各被控站內無人值守的各種測試設備進行全過程遙控。還要求各被控站對遙控指令的執行情況向主控站回答顯示，特別是對原子彈本身除了進行控制、回答顯示外還要對其某些參數進行遙測，并將測得的結果送回主控站顯示出來。主控站能夠根據遙控指令的發出、執行、回答顯示和遙測結果，適時了解全場工作情況，從而作出是按原定程序自動進行下去，還是作出適時必要的人工干預、補充甚至中止試驗的進行。

　　父親的助手樊子麟回憶說，“兩彈一星”元勛鄧稼先與他第一次見面，就拉著他的手說：“我的‘邱姑娘’(原子彈代號)很年輕，還不成熟，交給你控制和測量，我要她的血壓、心跳、脈動!這些數據都正常了，我才能控制爆炸呢。” 為了保證可靠性，要求設備雙套同時運行。能在原子彈爆中、 爆后產生各種影響下正常工作。

　　父親作為核試驗委員會委員，遙控系統技術總指導——控制委員會主任，負責總控站，本來可以待在那里，但為了全面了解設備安裝和調試情況，確保核試驗時萬無一失。他除了檢測好總控站，還會經常前往分布在羅布泊無人區中的各個被控站檢查。戈壁灘上的道路崎嶇不平，樊子麟說：“布滿鵝卵石的路被車輪搓軋得像波浪一樣，我們稱之為搓板路，在車上顛得人心都要跳出來。可葛主任坐著吉普車在搓板路上奔波，車在大沙漠上一跑大半天，很多年輕人都被顛得受不了，下車都頭暈，可葛主任沒事，下車就開始工作。”他后來告訴我們，當時他腦子里全是各被控站應該達到的技術數據，是如何保證核試驗百分百成功的措施，沒有感覺到顛簸。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父親抱怨基地的生活有多艱苦。父親總是以非常樂觀的態度，給我們講在試驗基地生活中的趣聞。

　　張愛萍上將作為現場總指揮，也經常深入實際，到各單位檢查工作，他和所有參試人員一樣，一個挎包一個水壺坐著吉普車到處跑。他和基地司令員張蘊玉中將也同樣和參試人員一起進餐，一樣住帳篷。

　　因為各被控站的控制對象、單位有幾百家，設備上千套，要求各異。國防科委的幾個研究所，國家科委、中科院的研究所，解放軍三總部到各軍兵種都對遙控控制系統提出自己的測量設備接口要求，從進場聯試直到臨試驗前，一直在對整個系統進行增加和改動，每改一次就要對系統進行一次全面聯調。

　　黨中央和毛主席對原子彈爆炸極為重視，毛主席專門做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項工作”的批示，周恩來總理親任中央核試驗協調小組組長，要求“萬無一失，一次成功”，所有參試人員全都一絲不茍，研制程序和環節嚴格遵循“科研 14 條”，保證一次成功。但在系統聯調到一百多次的時候，突然總站發出的信號分站收不到了。經過分析，是總站的設備出問題了，試驗時間越來越近了，而毛主席指示“早試為宜”，指揮部特別著急。父親的助手們說，我們檢查后都沒有能發現那里出了問題，大家都覺得束手無策的時候，葛主任親自對設備進行了檢查。從下午三點一直到凌晨二點多，一條一條線路的檢查。終于發現由于不斷開機、停機的震動，一個非常不起眼的金屬毛刺扎穿了導線的外皮，造成了短路，使得信號發不出去。在這次故障的排除過程中，最使他感動的是，國防科委的秘書長張震寰將軍親自端著面條，一次次的催父親吃飯。雖然父親顧不上吃，但張震寰將軍始終陪伴著他，直到故障排除。這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科技專家的關心和愛護。

　　他的助手樊子麟說：第一次核試驗成功后，現場總指揮張愛萍上將和基地的委員們商討，試驗后立即要給兩家記功，別的回去總結后再說。他建議：一個給飛過蘑菇云的飛行員;另一個，他只提條件：“關系全局，成績突出”。“國家核武器試驗技術委員會”委員們異口同聲地說“給遙控”。同為核試驗委員會委員的父親和在場的助手，當時愣住了。張愛萍上將開玩笑說，“你倆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啊?”榮譽，就在大家一片喜氣的笑聲中敲定了。

　　1964年10月17日，周總理出席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擴大的第一百二十七次會議，聽取楊成武匯報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情況并講話，周總理在講話中特別指出：在進行核爆炸試驗的時候，自動控制系統在十幾秒的時間內，啟動了上千臺儀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爆炸。這證明了我們自己制造的各種材料、燃料、儀器、設備都是高質量的，高水平的，是過得硬的。周總理表揚的自動控制系統，就是父親擔任總設計師帶領他的團隊完成的。

　　周總理感慨地說：“我們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學技術的高峰，這不僅在國外而且在國內都是有人懷疑的。但是，隨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現在是應該掃清一切自卑感的時候了。”

　　第一次核試驗成功后，1965年5月30日周總理在人大會堂設宴慶賀，父親也接到了請柬，但是他沒有去。事后我們特別奇怪，也不理解，因為那是多大的榮譽啊!很多年后我問他為什么沒去?他說，當時高空、地下核試驗即將開始，作為遙控遙測系統的技術總負責人，他必須要著手準備新的測控工作，所以沒去。他的助手樊子麟說“這時我正陪著他在基地商討明年空投核試驗事宜，以及視察地下核試驗施工現場。”父親就是這樣一個把黨交給的工作看得比榮譽更重要的人。這張請柬我們至今保存著。

　　1965年，父親又兩次到青藏高原。第一次，是為空中核武器爆炸試驗的遙測遙控工作做準備，按照他的說法是“選場”，選擇測控設備的安放地點。當年跟隨父親去青海的參加這次任務的崔國義回憶：“我們乘坐的是北京至西寧的特別快車，由于所帶控制箱是絕密設備，國防科委在北京安排了兩個軟包廂并進行了安檢，21所的忻主任和我所葛主任住一個包廂，21所的曲參謀、彭光華和我帶控制箱住另一個包廂，我們全程負責控制箱的安全。國家對此也特別重視，我記得，我們每到停車站，包房門口就有保安人員站崗，我們在車上吃飯都是由餐車人員送到包廂。在此，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部電視連續劇叫“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基本內容是描寫兩彈一星的研制過程。其中一段是說研制人員研制一臺絕密檢測儀器，送往北京做匯報實驗。兩人攜帶該儀器乘硬座車去北京，將儀器放在上邊的行李架上，雖然兩人不停的注視著控制箱，但最終還是被臺灣特務雇傭的小偷給竊走了，然后驚動了上至公安部長羅瑞卿組織破案。試想，我們同處在一個時期，且共同執行同一個任務，怎么能這樣不重視保密工作?不知電視劇的編導是根據什么如此編導的!我們經過兩天兩夜的行程，列車到達西寧車站，第二天十幾輛小車組成車隊前往基地，基地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高的青藏高原上。

　　警車開道，車隊沿山路蜿蜒前行，一到目的地，葛主任因長途跋涉加高原缺氧導致呼吸困難，身體極度虛弱，同志們多次勸他休息兩天，但他不同意，堅持馬上開展聯試工作。”

　　因為第一次核試驗是對放在鐵塔上的原子彈進行控制、引爆。這次空中核試驗是對轟炸機上的彈倉進行控制，讓原子彈能夠自動脫鉤，在指定的高度引爆，以便轟炸機脫離爆區，保證機組人員的安全。

　　從對固定目標的控制到對高速移動的目標進行控制，從有線控制到無線控制，改進后的設備是否能夠完成任務，是對他們研制工作的檢驗，所以父親堅持馬上進行聯試。全方位模擬空中爆炸演練，參練單位包括空投飛機、保證應急撤離的各種車輛、沖進試驗場試驗的坦克裝甲部隊、全副武裝的回收人員、觀察員、測量員以及測量風速風向的“陽平里”氣象站等等，試驗的目的一是演練全場所有單位協同作戰，順利完成保控、保響、保測的三保目標，二是考察所有參試單位的機動能力，協調能力以及組織性、紀律性，三是考驗全場各級領導及管理部門的權威性和組織管理能力，暴露出各種問題，現場解決，及時改進，以保證按時完成黨中央毛主席下達的任務。

　　崔國義回憶說：1965年5月14日“7：30主控站人員全部到位，按照定位，葛主任和樊組長分別作為遙控系統總指導和副總指導和首長在觀測室，總參21所的史君文等同志為操作人員，我所的彭光華和我坐在他們旁邊，彭光華為副操作手兼監視員，我為無線遙控發端負責人兼監視員。……指揮員發出了負 30秒倒計時準備，我們真的緊張極了，緊接著‘十、九、八、六、五、四、三、二、一’隨著指揮員下達“起爆”聲的同時，操作員狠狠地按下了‘起爆按鈕’。我們在地下掩體內，微感大地震動，也聽到微弱的爆炸聲，心理知道遙控成功了，原子彈爆炸了。但設備依然在工作，我們也不敢多想，兩眼仍注視著顯示屏，因為起爆后還有許多指令繼續發往被控站，還要監視是否正常。三分鐘后，主站關機。于此同時，我們幾個人便迫不及待的沖出地下室，到地面后，看到了磨菇云已直沖云霄在高空中開始分散，拖著長長的尾巴，隨著微風的風向，向遠方飄呀飄……遺憾的是原子彈爆炸瞬間，磨菇云在空中劇烈翻騰，多姿多彩的壯麗景觀我們并沒有看到。”

　　此次試驗的圓滿成功，再此證明父親所帶的團隊研制遙控系統設備的能力和水平，在1965年5月19日將全部設備移交給總參21所的移交書中，國防科委高度評價我所的功績：“19所參加工程的全體人員，兢兢業業，精益求精，發揮了奮發圖強、立足國內的革命精神……設備性能完全滿足要求，保證了國家空中核試驗的勝利完成”。

　　第二次，他去了不久，報紙就報道了我國進行了空中核試驗。很快總參就又以機密文件給父親寄來了現場爆炸的蘑菇云照片。后來父親告訴我，這次他又是實地參加了空中核試驗的測控，而且是準氫彈爆炸試驗。

　　【“尖兵一號”成功發射瞬間。圖源：人民網】

　　1975年11月26日，我國第一顆尖兵一號返回式衛星發射成功。這顆返回式衛星為可見光遙感衛星，它攜帶一臺全景掃描相機，對預定地區進行攝影，并用一臺星相機同時對天空攝影，以測定對地攝影時刻的姿態精度。衛星完成預定攝影任務后，將存放膠片的再入艙，在預定的地區回收。其控制信號(密碼)是他和同志們反復研究后，由他拍板確定的，所以在衛星回收前，他天天提心吊膽，最擔心的是被別的國家破譯我們的控制信號，生怕出現什么意外。衛星上天后不久，我們已經監測到，我國的衛星受到了其他國家地面信號不斷的干擾，明顯是在探測我們的控制密碼。控制密碼一旦被別的國家破譯，衛星就可能被他們控制了。衛星按預定計劃11月29日返回地面時，父親和他的助手們，徹夜守在電話機旁，一直到衛星照相艙平安回收的電話打來，他們才離開回去睡覺。

　　由于回收指令晚發了萬分之幾秒，使得衛星照相艙沒有在預定的四川的降落場地降落，偏移，飄落到了中越邊境。部隊和當地民兵接到任務：必須將我國降落下來的回收衛星照相艙找到。對邊境進行了拉網式的全面搜索。邊境另一側的越南部隊和民兵在蘇聯人的帶領下也在尋找。最后在我方一側找到了。雖然第一顆衛星回收工作中出現了一些偏差，但基本是成功的，使我國成為了世界上第三個掌握回收技術的國家。

　　【中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安全返回地面，圖為回收現場】

　　衛星是根據遙控指令進行動作的，這次的偏差是遙控遙測沒有可參考的數據和經驗造成的。在總結第一次衛星回收中測控工作的基礎上，父親實事求是地對衛星遙控系統進行了改進，使得第二次衛星回收的精度得到極大提高。回收時，落地點距離理論計算中心只有不到一百米。對于六千四百公里半徑的地球來說，誤差只有百萬分之七點八，達到了當時國際先進水平。他離休后一談起這件事就特別自豪。

　　1987年全國科技大會上，作為“尖兵一號返回型衛星和東方紅一號”項目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父親是“尖兵一號”的總體負責人和地面、衛星的發射，接收機的第一完成人。

　　二

　　1966年6月“文革”開始后，準許部隊院校和科研院所開展文化大革命，但當時父親沒有受到影響。66年8月份他從部隊研究所所在地石家莊給在北京讀書高三畢業19歲的我打電話說，我13歲的小弟弟把胳膊摔斷了，母親到保定看生病的姨姨去了，他接到國防科委的電話馬上到北京開會(后來知道，是錢學森找他商量成立宇宙航行院)，要我立刻回家看護小弟弟。

　　我立即回到石家莊的家里。已經在工廠學徒的17歲的大弟弟告訴我說，前些日子，研究所的幾個人趁父親去檢查“小三線”工作時，把家里電話強行拆走了。他當時就和這些人吵了起來，告訴他們，電話是總參專門讓給父親裝的，你們拆了也得給裝上!沒過幾天他們又把電話裝上了。原來總參打電話找不到我父親了，他們挨了批評。

　　67年9、10月，母親從石家莊打電話到學校問我，小弟弟是否在我這里，我說在。原來是小弟弟背著她私自坐火車來了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母親告訴我說，父親在北京開會(后來知道，是協調第一顆東方紅人造衛星和返回式衛星的工作)，她讓所里通知我父親，讓他到學校來把小弟弟接走。父親在會議結束后把小弟弟接走了，說明此時父親仍然在正常工作。

　　1968年6月下旬，因為我一直反對“聯動分子”在學校打老師、同學，搞武斗，被他們打傷了。6月底，母親在小弟弟的引領下到學校把我接回石家莊養病(母親沒有來過我們學校)。小弟弟告訴我，他和母親一起到北京國防科委五院一分院看望了在通信兵總部和我們家做鄰居的吳伯伯和夫人，從他們那里知道了姚桐斌被無故打死的消息。平時話不多的吳伯伯對母親說，要你們家老葛多注意安全。

　　養病期間看到研究所大院里貼有我父親的大字報，說他是“日本漢奸”、“國民黨特務”、“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我第一次問父親他的歷史情況，父親對我說，我抗日戰爭時期就給新四軍修電臺，沒有任何政治歷史問題，總政早就調查清楚了。不僅調查了你們的爺爺，連我的爺爺也調查了。否則怎么可能讓我擔任絕密工程，到絕密的導彈基地去?反動不反動，不由他們說，我為國家完成那么多科研項目，裝備全軍，能說是反動嗎?沒有權威能夠工作嗎?國防科委讓我負責這項工作，我必須拍板。而且最后的拍板都是在大家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做出的。

　　7月下旬，一天下午父親下班回來情緒很低落，晚上研究所附屬工廠的幾個老師傅到家里來，安慰父親說，下午批斗，推搡你的都是剛進廠的小青年，他們什么都不知道，是有人在背后指使的。我們了解你，你經常下車間，指導工作，也沒有架子，大家信任你。(父親的助手們在記者采訪時也說，葛主任平易近人，他有一個特點，即便是他帶隊去執行任務，也只說自己是技術負責人，從來不愿意讓別人叫他“領導”，也從來不擺“領導”的架子。)

　　8月上旬，一天晚飯后，父親領導的研究室的7、8個人突然到我家來抄家。把母親和我們弟兄幾個和父親隔離開。我問和我一起坐在客廳沙發上的阿姨、叔叔，我父親是什么問題?他們回答說，他們也不知道。而且我注意到了，來抄家的都是中專生，原來的少尉，沒有大學生(中尉)。后來才了解到，兩個領頭的中專生是原單位的“反右積極分子”屬于“調干生”到軍事院校學習的，業務能力差。父親出于對工作的負責，沒有安排他們比較重要的工作。他們看到其他同志完成任務后立功受獎，就認為我父親有意打壓他們，帶頭對我父親“造反”，他們利用了研究室工作中一般是中專生給大學生打下手的情況，煽動中專生到我家“抄家”。其實真實情況是，父親對于中專生中業務能力突出的同樣重用。第一次核試驗進場的人員中就有一名中專生，并且經父親提名立了三等功。

　　他們抄家，帶走父親后，我在整理父親的書房時，第一次看到了由國防科委第十研究院(兵團級)院長羅舜初中將簽署，任命我父親擔任我軍第一個偵查干擾(電子對抗)室主任的任命書和國防部長直接簽署的任命我父親擔任研究所副總工程師的任命書。(據我小弟弟說，他們一共抄我們家7次，什么也沒抄出來)

　　當時他們讓我們給父親送被褥，是在集體宿舍看管。

　　沒過幾天，通知我們全家到部隊大禮堂參加批斗會，臺上站的是所長、政委、總工程師、副總工程師等6、7個人。父親位列其中第四位。

　　此后一天，我看到父親神情自若的在部隊大院掃馬路，想上前問他情況，他擺擺手，不讓我靠近他。

　　(“文革”結束后，我問父親，當時他們把你弄到集體宿舍都要你交代什么問題?父親說，他們找不到我政治歷史問題，就要我交代完成的每個工號【項目代號】的情況。那都是保密的，我怎么能跟他們說。)

　　1968年9月我回到學校，11月份報名上山下鄉。最后批準我到山西夏縣插隊，決定在12月20日出發。母親在12月初到北京給我準備行裝，我問母親父親的情況，她說只是讓給父親送了一次衣裳，別的情況就不知道了。我問她父親會有問題嗎?她說，我不相信他有問題。第一次國民黨逼你父親去臺灣，他借口你們奶奶病了，回老家照顧，沒有去。第二次又讓去香港，你父親花了五塊大洋開了一個我馬上臨產，生你大弟弟的證明，不能坐飛機。他們不放過你父親，特務上門，把機票拍在桌子上，手槍都掏出來了，威脅第二天必須走。連夜我們就搬家了。上海解放后沒幾天，就讓你父親到華東空軍軍區兵工廠上班去了。(后來才知道，從抗戰勝利，到父親考入中央航空公司，以及留在大陸，連夜搬家，這一切都是地下黨安排的)后來又把你父親調到華東軍區，調到北京通信兵研究所，調到國防科委，都是組織安排的，國家經濟建設困難的時候，他還主動給自己降了兩級工資，能有什么問題。

　　我到農村插隊一個多月，就是1969年春節，正月初十左右，大弟弟突然出現在我插隊的農村。他告訴我，周總理讓父親到社會主義學院學習，臨走才知道我去插隊了，就讓他來看看我的情況。我問他父親什么時候去北京的?他說，元旦前幾天。還說，這個消息最早還是看管父親的研究室的同志透露給父親的。他們越來越看透了那兩個領頭“造反”的人目的不純，還悄悄地買燒雞給父親吃。

　　后來父親被送到國防科委在河南駐馬店的“五·七干校”去保護起來了。1969年總參通信兵部派軍管小組，接管了研究所。軍管組的組長早就認識我父親，對我們家進行了保護，不再受騷擾。

　　1971年9月13日發生林彪事件后，父親在12月就被“解放”回到了單位。開始因為給我父親的政治結論留了一個“尾巴”，使他無法參與一線科研工作，只擔任了研究所“七·二一”大學的名譽校長，他每天就是到圖書館看書查資料。國防科委第十研究院專門派了院政治部的一個同志來擔任研究所的政治部主任，他對我父親說，他的任務就是將我父親“徹底解放”。把我父親“徹底解放”后，他就回去了。父親立刻投入到“高彈道導彈”的試驗工作中去了。

　　1972年夏，我在農村生病了，回家養病。這是我時隔近4年第一次見到父親。他詢問我在農村的情況，我講了以后，他認為，年輕人就應該去吃苦、鍛煉。我認為他在干校吃苦了，就問他在干校的情況。他說，在干校挺好的。干校的領導依然叫他們首長，除了傳達文件要集中，平時讓他們自己學習，找一項適合自己的勞動去干，沒人看管他們。開始他幫助炊事班磨豆漿做豆腐。頭天晚上把黃豆泡上，第二天早上4、5點起床，用機器磨豆漿，不能耽誤開早飯。然后就是自己學習。后來他覺得還應該在多干一點，就主動要求用豆渣喂雞鴨，領導同意了。他說，我小時候被送去當過學徒，現在這些勞動對我來說沒問題，不累。還挺有感慨地說，解放后每年都有兩三個科研任務，非常緊張(我小時候確實看到過醫院給他開的“腦維素”等營養大腦的藥)，在干校的兩年我是休息了兩年。

　　一次他說起到靶場試驗“高彈道導彈”，錢學森也去了，還非要和他在招待所住同一間房間。晚上兩個人聊天時，父親問他，白天和你們一起來到那個年輕的女同志是誰啊?你對她那么客氣。錢學森說，那是毛主席在國防科委工作的女兒李敏。前幾次試驗失敗了，毛主席很關心，這次就派他的女兒來了解情況。父親和錢學森開玩笑說，林彪倒臺了，你這個中央候補委員也應該轉正了吧?錢學森說，在廬山我也起哄要設國家主席來著。不過毛主席，周總理知道我的稿子是他們寫好了讓我念的，所以保留了我的候補委員。(這段文字不一定要發表)

　　【“東方紅一號”衛星】

　　1967年確定的“東方紅一號”衛星和“尖兵一號”返回式衛星的測控研制工作一直沒有停頓。1970年“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尖兵一號”返回式衛星的測控研制工作提上了日程。父親暫時離開科研崗位的這段時間，他的助手們依然按照他設計的技術方案，“抓革命，促生產”群策群力，完成了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的遙控系統的初步工作。

　　“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后只要信號清晰和地球保持聯系就可以了。而“尖兵一號”衛星需要返回，進行二次點火，改變飛行狀態，向地球靠攏，并且在指定高度打開回收艙，使它在預定地點降落，回收，這一切都要由地面發出指令，比“東方紅一號”衛星難度大許多。父親作為主設計師親自指導了地面和衛星之間的信號發射機和接收機的完成，并且確定了通信密碼，保證了信號的安全可靠。1975年成功發射和回收了“尖兵一號”衛星，使得我們國家成為了全世界第三個掌握衛星回收技術的國家。

　　“文革”結束后，清理“三種人”，上級派人來了解父親在“文革”中被批斗的情況。問他有誰打過他，父親說記不清了。當問到那兩個“造反派”頭頭時，父親說，他們是個人主義惡性膨脹，不一定要給處分，但一定要讓他們檢討，認識自己的錯誤。都是年輕人，今后還要團結他們工作。要是按照“十六條”辦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了。

　　三

　　90年代初，父親離休了，我和大弟弟分別從太原和石家莊坐同一次列車去上海看望父母。因為帶了不少當地的土特產品，上車前就給父親打電話，請他按對離休干部規定，派單位的小車來接站。

　　我和大弟弟費勁的把東西拿出站后，看到父親一個人站在出站口。我問：“車呢?”父親說：“私事，用什么公家的車?打車!”

　　我臨回太原那天，下起了小雨，發愁買的不少東西怎么拿到火車站。父母住的小區不通公共汽車，要走很遠一段路。我和母親商量怎么辦。母親對父親說，下雨，公共汽車站離得遠，總不能讓孩子冒雨在路邊打車吧?，你給小車隊打個電話，要一下車吧。父親坐在那里不說話。我看著母親。母親說，你要是不打，我就打了。說著拿起了電話。父親見狀說，還是我來吧。過了一會兒，車來了停在樓下，父親見我放好了東西，先坐進了車里。我對他說：“下雨，你就別去了。”父親說：“車是給老干部用的， 不是給家屬用的。我不去，群眾會有什么反映!”他考慮的是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不能因為自己的行為給破壞了。

　　1993年我根據政策調回北京時，為了工作安排，想請父親給張愛萍或錢學森寫封信，幫助我安排一下。父親不同意，他說，不能動用工作關系辦私事。自己的問題自己想辦法解決。

　　父親一輩子鐘情國防科研事業，75歲高齡時，總裝備部發給他一摞“機密”文件，向他征詢適合我軍裝備的意見。他就把自己關在書房里，耗費幾天時間，工工整整寫出了意見和建議，然后按照要求，通過“機要”途徑發出去。至于寫的什么內容，他嚴格按照保密條例，一個字也不透露給其他人。他說：“按照國家要求辦事，是國防科研工作者必須遵循的原則。”

　　在家庭生活中，也用科研精神要我們，教育我們做事要認真，學會堅持到底，不斷超越自我。

　　2004年春節期間88歲的父親因為肺部感染嚴重，住進了上海中山醫院高干病房。經過幾次搶救后，身體越來越差。2007年開始只能靠鼻飼維持生命。在法國留學的我的女兒聽到爺爺病重，回來看望爺爺。當時父親除了家人已經不能夠識別其他人了。可他聽到是在國外留學的孫女來看他，睜開了一直閉著的眼睛，用慈祥的目光看著她，流露出憐愛和期望的眼神，摸索著拉住孩子的手，用極度虛弱的聲音說：“要好好讀書。”然后放開手，又閉上了眼睛。

　　在他2007年8月去世前幾個月，護理他的護士對我小弟弟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因為高干病房緊張，在我父親的單人病房內臨時安排了一個57年被錯劃為“右派”的《文匯報》編輯。一次這個編輯的老伴來看望他。兩個人一直在謾罵毛主席，賭咒共產黨。突然聽到父親聲嘶力竭地怒吼道：“沒有毛主席，共產黨，中國能有今天嗎!”在場的護士嚇了一跳，她完全沒有想到這是從一個身體極度虛弱，長久不說話，以為喪失了語言功能的老人嘴里發出的聲音。護士認為父親是竭盡全力才喊出來的。那個編輯也被立即移出了病房。此后父親的身體狀況急劇下降，直到去世。

　　“沒有毛主席，共產黨，中國能有今天嗎!”這是父親用一生的經歷，憑借著僅存的生命之火留在人世間最后的一句話!

　　【本文作者葛元仁為記者講述父親的故事。記者 于仕越 攝】

　　結束語

　　父親在第一次核試驗中榮立一等功，又獲得兩個“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這在科技界是少有的。直到父親去世，我們才從父親所屬研究所的悼詞中知道，父親一生先后參加了一百多項重大尖端軍事工程的研制工作，獲得了26項科研成果，填補了不少軍事科研的空白。榮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一次，總部通令嘉獎一次。    “兩彈一星”元勛和工程院院士中有的人就是父親的同事，我們家的鄰居，他們都沒有我父親完成的任務多而且重要，只因為他們有國外留學的經歷。直到屠呦呦因為沒有國外留學經歷，幾次沒有評上院士，我才明白個中的原因。毛澤東時代在能力和學歷上更加重視能力，如同戰爭年代，不管你是什么學歷，能夠打勝仗的干部才能受到重用。作為工人出身，黨培養的高級知識分子，父親到是很不在意，他認為那些都是虛名，自己實實在在地為國家的強大做出了貢獻就行了。還告誡我們，要多做實事，少圖虛名。毛主席說過“科學家是老實人”。

　　父親一生忠于黨，忠于毛主席，在科研工作中嚴謹，認真，一絲不茍，處處為國家著想，不圖名利的思想作風，永遠是我們的榜樣，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2020.8.25 修改稿

　　(作者系“兩彈一星”元勛之一葛叔平之子;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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