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生命的最后六個月是在獄中度過的。在特殊的情況下，方志敏生命不息，奮斗不已，廢寢忘食，殫精竭慮，繼續(xù)書寫中共黨史上的奇跡。不僅如此，他的凜然正氣更令人感動，令人動容，令人震撼。

　　獄中寫作

　　1934年11月，時任紅10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的方志敏率部北上，在國民黨軍隊重兵圍追堵截之下，北上部隊終因寡不敵眾而失利，方志敏不幸被俘，囚禁于南昌“委員長行營駐贛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入獄之初，方志敏被關押在普通號，與劉疇西、王如癡、曹仰山同囚一室，生活上還算比較優(yōu)待，但比普通囚犯卻要多戴一副十斤重的鐵鐐。

　　方志敏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唯一不能釋懷的就是不能繼續(xù)為黨工作，因此，入獄不久，方志敏便主動要求監(jiān)獄方提供筆紙，軍法處滿口答應。或許軍法處認為，方志敏無論寫些什么都沒關系，反正文稿在他們手里，想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后來這些文稿傳了出去，交給了地下黨組織，則是國民黨始料未及的。

　　方志敏有了筆墨紙張，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這是獄中文稿中最長的一篇，有六萬余字。寫作曾一度中斷。方志敏或許覺得，寫出來也送不出去，便失去了寫作的動力，因此“停了十幾天沒有執(zhí)筆，連之前寫好了萬余字的稿子都撕毀了。”

　　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一個關鍵的人物出現(xiàn)了。他就是胡逸民。

　　胡逸民也是囚犯，但身份特殊。他早年參加過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革命，孫中山在北平逝世時，他是遺囑的見證人和守靈者;他擔任過國民革命軍軍事法官，國民黨清黨審判委員會主席，高等法院院長和南京、徐州、漢口中央軍人監(jiān)獄的監(jiān)獄長等職。1934年7月，因官場傾軋，胡逸民也成了犯人，被囚禁在南昌軍法處看守所。鑒于胡的特殊背景，獄方對胡監(jiān)管寬松，生活優(yōu)待，除了不能離開監(jiān)獄，其他都很自由，連姨太太向影心也帶在身邊。胡逸民在回憶錄中寫道：我雖是囚徒，卻當面要訓斥牢卒，連所長也得讓我?guī)追帧?/p>

　　胡逸民目睹了方志敏的入獄。捉住共產黨三省蘇維埃主席方志敏，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件，胡逸民非常好奇，想知道方志敏究竟是個怎樣的人，于是有事沒事就去方志敏的囚室，接觸多了，從心里敬佩方志敏。他甚至要求“關押方志敏四人的囚室白天不要上鎖，進出方便。我經常到他們的囚室去閑談，久而久之，彼此就漸漸地熟悉起來了”。

　　胡逸民每次去找方志敏聊天，都看見方在寫作，可是有一段時間，方志敏突然擱筆不寫了，胡好生奇怪，問：怎么不寫了?

　　方志敏嘆了一口氣，說：“寫了也沒用，又送不出去。”

　　胡逸民答道：“那不見得。如果你信任我，這件事我替你辦。”

　　“如果先生愿意替我出力，那我將努力地寫好它，寫多少，算多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我希望這些文稿在我死后能送交我的同志。”

　　“我說到做到，請您放心。”胡逸民答道。

　　這真是上天送給方志敏最好的禮物!正當方志敏準備放棄之時，有人答應幫助將文稿送出，方志敏“才又重新來寫”。不僅如此，文章的用語與寫法也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可以設想，如果文稿最終要落到國民黨的手中，方志敏肯定會有許多顧慮;然而，明確文稿可以交給黨組織，交給自己人，方志敏就可以寫得很直白，很坦率。

　　學生時代的方志敏就酷愛文學，不僅喜歡閱讀中外名家的作品，而且進行創(chuàng)作，是一位以天下為己任，勤于筆耕的作者，曾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與《新江西》發(fā)表數(shù)篇小說與詩歌，如果不是投身革命，很可能成為一位作家或詩人。

　　入獄之后，方志敏有了充分乃至無聊的時間，于是重拾學生時代的愛好，以前所未有的緊迫感、歷史感奮筆疾書，迎來了寫作的又一個巔峰期。

　　4月下旬，方志敏被轉囚到了優(yōu)待號。優(yōu)待號條件很好，沒有任何干擾。方志敏抓緊時間，全身心地投入寫作，到6月上旬，已經寫完《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等重要文稿。

　　方志敏早年染有肺病，入獄以來，腳戴重鐐，飽受折磨，身體虛弱極了。寫作時間稍長，頭就發(fā)暈，全身無力。他咬緊牙關，靠著桌子堅持寫，或者拖著鐵鐐在室內移動幾步，實在支撐不住了，倒在床上躺一會兒，休息一下，起來再干。

　　由于隨時都可能被處決，方志敏沒有長遠的寫作計劃，只能想起什么就寫什么，而且爭分奪秒地寫。在一篇文章中，方志敏寫道：“何時槍斃 ——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沒有槍斃以前，我應將贛東北蘇維埃的建設，寫一整篇出來。我在這炎暑天氣下，汗流如雨，手執(zhí)著筆，一面構思在寫，一面卻要防備敵人進房來。我下了決心，要在一個月內，寫好這篇文字。”獄中的寫作十分艱辛。方志敏寫道：“為著這，用去了許多思想和心血，他頭上的白發(fā)，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了。”

　　在短短六個多月中，方志敏以驚人的毅力和頑強的意志，克服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和疾病折磨，寫下了十三萬文字，用生命譜寫了愛國主義的千古絕唱和革命英雄主義的如虹浩歌。

　　法庭舌戰(zhàn)

　　按照國民黨當局的規(guī)定，凡是新犯人都要審問一次，方志敏也不例外。

　　一天晚飯后，方志敏突然被“提審”。由于他戴著腳鐐，行走不便，被看守背上了法庭。這是方志敏第一次與法官面對面的交鋒。

　　自被捕之日起，方志敏就做了必死的準備。他寫道：敵人們明明告訴了他們，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投降，而得暫時的苛生，一條就是死!他們不約而同地選定了后一條路。

　　擔任法官的副處長“是瘦瘦的人，三角形臉，皮膚白凈有光。兩只溜溜轉的老鼠眼，表現(xiàn)出他處事的決斷”。在監(jiān)獄法官看來，審問共產黨人就是一筆生意，勸降成功會得到獎賞。為此，他用盡了心思，做足了功課。

　　落座之后，主審法官便透露了一個令方志敏又驚又喜的消息：“你的夫人組織了軍隊。”

　　“從哪里得來的消息?”

　　“從公署方面來的，據(jù)當?shù)伛v軍電告，由你的夫人統(tǒng)率著，大概有一二千人，起名為赴難軍。”

　　“湖南軍?”方志敏沒有聽清。

　　“赴難軍，不是湖南軍。”處長從衣袋里摘下自來水筆，在紙上寫下“赴難軍”三個字，并用筆尖點點說“是這個”。

　　“啊!赴難軍。”這是數(shù)月以來方志敏第一次得到妻子的信息。

　　1934年10月，方志敏臨危受命率紅10軍團北上。那時其妻繆敏懷有身孕，不能隨軍行動，根據(jù)黨的指示，留在地方堅持游擊戰(zhàn)爭。從那以后，音訊全無，這次突然聽到妻子的消息，方志敏百感交集。

　　“這確是于你們的案子不利，特來告訴你。”

　　方志敏說：“我的妻子決不能帶兵，她從來沒有上過火線。”

　　“你的夫人不能帶兵嗎?也許他們拿你夫人的名字號召一下也難說的。”

　　方志敏再次肯定地說：“我決不哄你，她是一定不能帶兵，同時，她的政治地位并不算高，大家不會拿她來號召。共產黨是有完全領導紅軍的力量的。”

　　見此招不靈，法官立即轉換了話題，開始打親情牌，問：“你是不是想見一見你的夫人?你們的愛情可好?有幾個孩子?”

　　方志敏如實答道：“我共有五個孩子，都很小，我與我妻的感情很好，因為我們是長期同患難的人。但是我已到了這個地步，哪還能顧到妻和孩子?我只有拋下他們。”

　　法官說：“那倒不必，妻和孩子是不能而且不應該拋下的。你愿不愿寫封信去找你的夫人前來?”

　　方志敏警惕地問：“找她來，做什么?”

　　“找她來，當然有益于你，表示你已傾向于我們了。”

　　方志敏嚴詞拒絕：“不行，況且我也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法官馬上建議：“你如果愿意寫信，地方總是可以找到的。這次不是捉了幾十名你們的人嗎?你可以在他們之中挑一個可靠的送信。”

　　方志敏心想，這也許是個可以利用的機會，一可以救出一個干部，二可以寫封密信送到蘇區(qū)。現(xiàn)在最令人苦惱的事情，就是找不到送信人，報告獄中的情況。于是，方志敏說：“讓我想想。”

　　回到了牢房，獄友們都急著打聽情況。方志敏細說了提審的內容。關于找人送信一事，難友們紛紛反對，擔心如果派人去蘇區(qū)，敵人就可以造謠說方志敏等已經投降了。為了避免被敵人利用，這事就此作罷，不再提及。

　　見親情牌也不起作用，法官馬上收起偽善的嘴臉，進而以死相逼，并由此引發(fā)了一場關于信仰的辯論。

　　法官說：“我向你進一忠告。你們既已失敗至此，何必固持己見?到國方來做事好了。”

　　“哼!我能做什么事。”

　　“你能，你能做事的;不然殺了那么多人，何以還留下你們呢!老實說，上面就是要用你們收拾殘局!”

　　“我告訴你，留在蘇區(qū)的共產黨員，都是經過共產黨的長久訓練，都是有深刻的主義的信仰的。”

　　“嘻嘻!”處長發(fā)出一聲奸笑，“都是有主義的信仰?而且有深刻的主義的信仰?那也未必吧!我想大部分不過是盲從罷了。”

　　“你不能這樣去誣蔑共產黨!”

　　“當然，我不能說都是盲從，里面有主義信仰的自然也有，或者不少。好了，先不說這個問題，現(xiàn)問一問你們的主義會不會成功呢?據(jù)我看來，你們的主義是不得成功的，即使能成功，恐怕也得五百年，就算不要五百年，頂快頂快也得要二百年。總之，在我們這一代是不能實現(xiàn)的。既然如此，你們?yōu)槭裁匆錾底樱瑸閹装倌旰蟮氖虑槿テ疵?”

　　停了一下，法官又說：“人生在世，公私兩面都要顧到。一心為公，完全不顧個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聰明人吧。我也這樣想過，萬一共產主義成功了，誰能料定我不會轉身?這是我的心里話。中國有句古話：知時務者為俊杰，隨風轉舵，是作人必要的本領。”

　　“朝三暮四，沒有氣節(jié)的人，我是不能做的。”方志敏冷冷地答道。

　　“你曉得孔荷寵嗎?”法官又換了一個話題。

　　孔荷寵曾是功勛卓著的紅軍將領，不過后來叛變革命，成為著名叛徒。

　　方志敏答道：“聽過他的名字，沒有見過面，他是個無恥的東西!”

　　“他無恥?你們說他無恥，我們卻說他有覺悟，他現(xiàn)在極蒙上面信任，少將參議!每月有五百元的薪金!”

　　“我不能跟他一樣。我不愛爵位也不愛金錢。”方志敏斬釘截鐵地答道。

　　“哼!”處長突然變得莊嚴起來，“槍一響，人就完了，什么也沒有了。機會千鈞一發(fā)，稍縱即逝!確不是好玩的!”

　　“我完全知道這個結局!但既然不能兩全，我只有選擇一死。”方志敏坦然答道。

　　兩人都沉默了。

　　“處長還有什么話要問?”方志敏早就不耐煩了。

　　于是，法官只好悻悻地令看守將方志敏背回牢房。在離開法庭前，他還警告：“你要過細想想看，千鈞一發(fā)，確不是好玩的!”

　　在這場關于信念的唇槍舌劍中，法官敗下陣來。

　　方志敏義無反顧，視死如歸，只因堅信“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

　　古有文天祥，今有方志敏!

　　端午聚餐

　　1935年6月5日是端午節(jié)，也是獄中的方志敏度過的最后一個節(jié)日。獨囚一室的方志敏時常想念戰(zhàn)友，懷念在普通號的日子。他寫道：自從敵人強迫地將我移入這闊人們居住的優(yōu)待號后，我就失掉了與他們經常面談的機會，感著十分寂寞。

　　為了能與獄友“當面暢談一次”， 在端午節(jié)那天，方志敏籌辦了一次聚餐。方志敏寫道：承一位難友的好意，送給我四樣菜，作為“過節(jié)”。我商得看守所長的同意(仍為那位難友從旁關說之力居多)。

　　能將“四樣菜”送進監(jiān)獄，還能“從旁關說”看守所長，這位難友確實神通廣大。當然，看守所長能同意，也表明他同情方志敏，起碼愿意送個順水人情。

　　云朦朧，月如鉤，一切準備就緒，天也漸漸地暗了下來。

　　獄友劉疇西、王如癡、曹仰山如約來到“優(yōu)待號”。方志敏與他們已有一個多月沒有見面了，小別重逢，分外親熱。

　　菜擺好后，劉疇西忽然提議：“叫婁夢俠同志來，他說過今晚要同我們吃飯的。”

　　“婁夢俠同志是誰?”方志敏問。

　　“中央派去中央蘇區(qū)做保衛(wèi)局工作的，他被捕來這里已經三個多月了。”劉說。

　　“好好，請他來。胡海同志也請他來。”方志敏說。

　　“胡海同志吃過飯了，不必請他。”王如癡說。

　　過一會兒，婁夢俠來了，他是一個強壯的青年，面帶笑容。此前，方志敏并不認識婁夢俠。兩人互相問候，就一起吃飯了。關于聚餐的經過，方志敏寫道：

　　四樣菜中，有一個未切開的“清燉雞”。大家都用筷子去撕。婁同志先撕下一只腿，送到劉的飯碗里。劉說：“你吃你吃。”婁說：“你吃，你只有一只手。”接著他又撕下一只腿，送到曹的飯碗里，曹說：“你吃你吃。”他說：“你吃，你也只有一只手。”(曹負傷的左手，至今未愈)我撕下一塊翅膀連頭頸一起，即送到他的飯碗里，他說：“你吃，我自己來。”馬上用筷子夾起要遞還我，我用筷子按下去，并說：“同志，你吃了吧!”我知道，敵人對于我們做保衛(wèi)局工作的同志，是殺無赦的。經我手送給他的一塊雞，怕算是最后一次了。

　　整個聚餐，方志敏只選擇這個情節(jié)：彼此布菜，讓來讓去，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你吃你吃”。

　　難友重逢，理應高興;但幾個人心里都清楚，這可能是最后一次在一起吃飯了，想到這里，一縷莫名的傷感與惆悵涌上了心頭。

　　飯后，胡海來了，在籠門外等著。方志敏隔著籠門與之談了十幾句話。胡海個子不高，滿面的麻子。入獄不久，即患腸炎癥，臥在籠門外竹床上有二十余天，雖大難不死，但瘦得不成人樣。在談話中，他表示愿意堅決就死。

　　送走了婁夢俠與胡海，方志敏與劉、王、曹三同志“放談一切”，直到十點鐘“收籠”，才依依不舍地告別。

　　幾天后，婁夢俠與胡海先后遇害。

　　6月23日，方志敏撰寫《記胡海、婁夢俠、謝名仁三同志的死》這篇文章，記載了這次端午節(jié)聚餐，并深切悼念英勇就義的戰(zhàn)友。方志敏感嘆道：“他們臨難不屈，悲壯就死，不愧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傳送文稿

　　關押方志敏的優(yōu)待號恰好在胡逸民囚室的對面，這樣，兩人的接觸就更加頻繁。胡逸民回憶道：這時，前任所長調走了，新來的所長是個好好先生，很好說話，我想要怎樣，他都答應。他允許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談話，不加干涉，我與方志敏天天拉家常，聊身世，不受拘束，無話不談，日子一久，竟如故友。

　　為了爭取胡逸民，方志敏與他談了不少話，寫了許多信。

　　其時，胡逸民的三姨太向影心也經常隨胡一起探望方志敏。向出身于西安的殷實人家，貌美多才，說媒的踏破門檻，可是她卻偏要嫁給年齡幾乎可做她父親的胡逸民，而且是做三姨太。不僅如此，胡逸民入獄，向影心也沒有棄他而去。這些都令方志敏另眼相看。

　　向影心可以自由地出入牢房，并時常為方志敏提供一些幫助，這讓方志敏感到是個機會。一天，方志敏試探地問胡逸民，能否讓向影心為他捎一封信。胡沒有猶豫，滿口答應。

　　起初，方志敏并沒有奢望能將文稿在生前送出，而是指望胡出獄時將它帶出去，交給黨組織。如今有了機會，自然不會放過。然而，這件事充滿了風險，萬一被國民黨查獲，不但送信人要坐牢甚至被處死，還可能泄露黨的機密。因此方志敏非常慎重，考慮到每個細節(jié)：怎么讓地下黨相信送信人?萬一信件落到敵人手里怎么辦?不知道上海地下黨的通訊地址，送給誰?

　　方志敏思來想去，決定為送信人寫一介紹信，而且用米湯書寫，這是當時中共地下工作者經常使用的密寫方式。6月11日，他寫下《給黨中央的信》。該信首先分析敵人沒有急于殺害他的原因，報告自己越獄的準備，并請求得到援助。其次，方志敏羅列了8篇獄中文章的題目，并作簡要說明;再次，方志敏對胡逸民的情況作了介紹。還寫道：“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即胡逸民——筆者注)君處保藏著，他答應在他出獄后，送交中央。”

　　至于把信送給誰?方志敏想到了魯迅與宋慶齡。方沒有見過魯迅與宋慶齡，但信任二人，并確信他們一定與中共地下黨有聯(lián)系，于是，也給魯迅與宋慶齡各密寫了一封信。

　　方志敏將一切都考慮周全了，決心投石問路，遂將三封密寫信面交給胡逸民與向影心，并交待：“為了以防萬一，這些文稿都是密寫的，即使被發(fā)現(xiàn)，一摞白紙，也容易蒙混過關。這次一共是三封信，一封寫給魯迅先生，一封寫給宋慶齡先生，還有一封是三張紙，都標有記號，不要記混了。這些信交給魯迅先生或宋慶齡先生就可以了。”

　　向影心帶著信件出發(fā)了，方志敏的心也懸了起來。他估計送信往返需八九天，因此，每天都在掐著指頭算。

　　向影心到了上海，將信件交到內山書店，書店又轉交給魯迅先生。順利地完成任務，向影心返回南昌復命。

　　終于與上海黨組織建立起便捷、可靠的聯(lián)系，方志敏異常高興。胡逸民寫道：“第一封信的任務完成，他對我更加信任了。”于是，方志敏決定趁熱打鐵，再送第二批文稿。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方志敏對再次傳送抱有信心，遂將幾篇最看重的文章交給了向影心。此時，方志敏已經寫完了近10篇文稿，但他非常謹慎，每次只讓帶二三篇，絕不多帶。這樣，即使出事，損失也不會很大。

　　魯迅收到了第二批文稿中的《可愛的中國》和《清貧》這兩篇傳世之作;然而，向影心卻沒有將《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交給魯迅。1940年，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得到消息，有人手中有方志敏烈士的遺文，經驗證系真品，于是花重金買下。這篇失而復得的文稿可能就是向影心截留的。

　　送出第一批文稿之后，自知時日不多的方志敏決定另辟蹊徑，尋找其他的送信途徑，以加快送信的速度。監(jiān)獄文書高家駿被方志敏的堅貞品格所感動，對革命產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為方志敏做些事情。他還答應寫信給在杭州教書的女友程全昭，托她幫助將文稿送出去。

　　找到另外的送信人，方志敏又用米湯謄寫《在獄致全體同志書》與《我們臨死以前的話》兩篇文稿，為下一輪的送信做準備。不久，放暑假的程全昭來到南昌，并于7月初將獄中文稿送到上海，交給了地下黨。不久，地下黨將這批文稿轉到莫斯科共產國際東方部。1936年1月29日，在紀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之際，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主辦的《救國時報》發(fā)表了《我們臨死以前的話》，不久，《救國時報》報社以《民族英雄方志敏》為書名，油印出版小冊子，收入了方志敏的這兩篇文章，以及他人撰寫的相關紀念文章。

　　程全昭沒有返回南昌。方志敏不清楚文稿是否送到，只好請高家駿再送。7月底，高家駿來到上海，送出一封信后，“發(fā)現(xiàn)后面有人跟蹤”，“便急返杭州”，其他的信可能被高家駿毀掉了。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方志敏最掛念的就是那些尚未送出的文稿，他寫信給“囚友”胡逸民：“請你記住你對我的諾言，無論如何，你要將我的文稿送去。”“大丈夫做事，應有最大的決心，見義勇為，見危不懼。”

　　高家駿出發(fā)后，方志敏就將剩余的文稿全部交給了胡逸民。

　　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窩英勇就義，時年36歲。不久，胡逸民獲釋，出獄時，他把方志敏的文稿都帶出來了。一年后，他恪守承諾，親自將文稿送往上海，輾轉交給了中共地下黨。

　　將大批文稿一次又一次地從監(jiān)控嚴密的國民黨監(jiān)獄中帶出去，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并大部分交到地下黨手中，這在中共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跡。方志敏是整個行動的策劃者，是創(chuàng)造奇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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