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農：從隱蔽戰線走出的開國上將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熊杏林    2020-07-27 09:01:00 164

　　http://www.cntheory.com/zydx/2020-07/ccps200727LSAO.html

　　1962年2月9日，新中國開國上將李克農，走完了他63歲的生命旅程。翌日，深夜，國家副主席、76歲高齡的董必武，望著窗外漫天飛舞的大雪，深情作詩，哀悼：“三十年前事已賒，知君才調擅中華。能謀頗似房仆射，用間差同李左車……”

　　董老是我黨創始人之一，對李克農知之深、情誼切，一句“能謀頗似房仆射，用間差同李左車”，將李克農的作用和才華，與唐太宗倚重的大臣房玄齡和秦漢之際的大謀士李左車相提并論，不僅生動描述了李克農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還間接揭開了我黨的一個謎底。在57位開國上將中，李克農唯一沒有在戰場領過兵、打過仗，毛澤東為什么要把他與沙場戰將比肩、授予戰將殊榮?這是因為李克農來自一個特殊的戰場，是我黨我軍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

　　在國民黨情報心臟建共產黨情報小組

　　1927年大革命失敗，血雨腥風籠罩著中華大地。面對著嚴重的白色恐怖，周恩來等領導人認識到，必須建立一個特殊的機構，以“加強黨的政治保衛”。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特別行動科在上海建立。1929年底，李克農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成為了中央特科的一員。

　　李克農，1899年出生于安徽巢縣，1926年入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遭到國民黨懸賞通緝。為擺脫敵人追捕，他喬裝打扮，從蕪湖到南京再到上海，終于找到黨的組織，并擔任中共滬中區委宣傳委員。

　　有一天，他在一家電影公司攝影棚內，遇見了昔日舊友胡底，又經胡底介紹，認識了錢壯飛。“共產黨員”這個三人共有的符號，很快讓他們結成了“同志+摯友”。當時，錢壯飛已經進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中統前身)，擔任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在蕪湖開展革命時，李克農有過奉組織之命打入青幫、為革命刺探情報的短暫經歷，他意識到，錢壯飛現在的崗位，既是“龍潭虎穴”，也是“情報高地”。

　　“壯飛，你一個人在里面不好周旋，現在有沒有辦法再嵌一個釘子進去?”李克農這一問，讓錢壯飛想起了國民黨為擴大特務組織、正在籌劃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名義，招聘廣播新聞“編輯”。

　　好主意!李克農心中一亮。他把這一情報以及他們的設計，通過中共江蘇省委，報告了黨中央。很快，在中央特科擔任二科科長的陳賡約見他，并通知說，“中央完全同意錢壯飛的推薦和你本人的申請”，還特別傳達周恩來指示“要把敵人的特務組織拿過來，為我們所用”。

　　李克農本來就是我黨的“筆桿子”。經考試，1929年12月入職上海無線電管理局，進入了敵人的情報心臟。

　　為了讓李克農“脫穎而出”，周恩來時常把我黨的一些過期文件交給他，李克農則以“繳獲共黨文件”之名，送往南京。徐恩曾對李克農的精明能干刮目相看，不久提拔他為上海無線電管理局電務股股長，掌管全國無線電報務員隊伍。這是一個獲取情報、輸送我黨情報工作人員的絕佳職位，李克農喜出望外。李克農站穩腳跟后，胡底又在錢壯飛的安排下，順利進入徐恩曾的情報部門，擔任“長城通訊社”社長。

　　1930年，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特別黨小組”，李克農任組長，重大問題由黨小組討論，然后分頭執行，李克農與陳賡進行聯系。為便于傳遞情報，組織上還選派宋治家，以“傭人”身份住進李家，擔任李克農的地下交通員。

　　1929年12月至1931年4月，“特別黨小組”在潛伏期間，先后為我黨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1930年冬至1931年春，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第二次大規模軍事“圍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絕密戰略情報，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等突發緊急情報，均由錢壯飛從徐恩曾處獲取，由李克農緊急送交陳賡。關鍵時刻，保衛了黨中央，保衛了中央紅軍。李克農、錢壯飛、胡底，因此被周恩來稱贊為“龍潭三杰”。

　　顧順章叛變后，李克農完全暴露。1931年8月，遵照中央指示，他秘密撤離上海，進入江西蘇區，任中央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等職，繼續負責保衛中共中央安全。

　　與張學良接觸的我黨代表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隨即宣布，成立中共中央聯絡局，李克農任局長;成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周恩來任主任，李克農等協助。主要任務是爭取東北軍停止內戰、與紅軍聯合抗日。

　　后經中共中央研究決定，派李克農作為紅軍代表與張學良接觸。

　　1936年2月21日，大雪飛舞，陜北高原銀裝素裹。李克農一行4人，冒著暴雪，秘密前往洛川。當時，東北軍內藏有不少蔣介石耳目，李克農洛川之行是嚴格保密的，一行人的裝扮也精心設計過。李克農深知，這次接觸，事關我黨團結抗日大局，責任重于泰山。出發前，周恩來還特別囑咐，“一定要力爭談成，談不成也要談和”。

　　25日，李克農一行到達洛川。按照事先安排，午夜入城，秘密住進了一個僻靜的獨院。

　　洛川談判，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李克農與王以哲會談，達成了紅軍與東北軍67軍“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復紅區與白區通商”等5項口頭協議。第二階段，李克農與張學良會談。主要談判整個東北軍與紅軍停戰、共同抗日問題。談判中，張學良幽默風趣、傲氣自大，李克農不卑不亢、策略靈活。一次，張學良設陷阱：“我要問一問，你們紅軍能否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編?”李克農斷然回答：“張先生，你不要弄錯了。我是談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說完，起身往外走。張學良見勢，立刻轉彎，談判繼續進行。李克農與張學良的談判，從3月4日下午3點一直談到3月5日凌晨5點，達成了紅軍與東北軍建立電訊聯系、中共派代表常駐西安等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初步協定。張學良提出，請毛澤東或周恩來為中共全權代表，到膚施(延安)進一步會談。

　　3月16日，李克農一行馬不停蹄地趕赴紅軍東征前線山西石樓，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匯報了談判經過和張學良的要求。毛澤東無比高興，贊揚道：“李克農這次單槍匹馬，工作搞得很好!”

　　4月9日，中共中央派出周恩來為全權代表，赴膚施與張學良談判，李克農同行。膚施談判，張學良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關于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張，并向我黨提出了“逼蔣抗日”的建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時局發生重大轉變。

　　晚年，張學良在回憶時，仍然懷念他與周恩來友情，不忘評價李克農：“此人厲害!”

　　抗戰文化城中的著名“八辦”處長

　　桂林，山川秀美。抗戰時期，這里是南方軍事文化重鎮，也是譽滿全國的“文化城”。1938年11月，李克農奉中央之命來到桂林，建立“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任處長。

　　李克農有豐富的統戰經驗，全民族抗戰以來，先后擔任八路軍駐西安、上海、南京辦事處處長(主任)，八路軍總部秘書長。但他這次來桂林，無論是工作環境還是工作任務，都大不相同。一是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開始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二是武漢、廣州淪陷后，桂林軍事地位上升，桂系白崇禧以副總參謀長身份坐鎮桂林，蔣介石的復興社、陳立夫和陳果夫CC系等都在這里建有據點，各派勢力魚龍混雜、相互競爭;三是李克農的身份，除對外是“八辦”處長外，在內部是中共南方局秘書長，兼有整頓和恢復中共南方地區黨組織的重任。

　　初來乍到，李克農首先拜會了廣西省主席黃旭初。黃旭初是桂系三首領之一。一見面，黃就單刀直入問他：“廣西有沒有共產黨?”李克農沉著、機智回答：“有是有的，但不會找你們的麻煩。如果說沒有共產黨，那是騙你，我就是嘛。”坦誠，友好，交底，李克農給黃旭初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為日后“八辦”與桂系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礎。

　　1938年，廣西省籌辦“廣西地方建設干部學校”，黃旭初親自擔任校長。李克農請示中央后，派遣秘密共產黨員、著名教育家楊東莼以救國會民主人士的公開身份，應聘“干校”教育長職位，黃旭初欣然同意。為幫助楊東莼辦好“干校”，李克農精心挑選了10余名共產黨員擔負教學任務。楊東莼的“干校”工作，接受李克農的直接領導，但方式是秘密的。從1939年初至1940年底，“干校”一共培養了4000多名抗日骨干。

　　《救亡日報》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機關報，1939年1月，經李克農協調，在桂林復刊。復刊后的《救亡日報》，既有公開合法身份，又保持統一戰線風格，發行量猛增，成為“文化城”城內抗日救亡運動的一盞星燈;報館太平路12號成為聯絡民主進步人士的公開場所;總編輯夏衍也參與到黨的統戰工作中。1939年春，《救亡日報》為籌措資金，舉辦了幾場大型公演活動。普通票一般售價五毛。但有一天，報館來了一位軍官，一次性買走募捐票50元。這引起了夏衍的注意，立即報告李克農。李克農了解到這位金主是桂系31軍170師副師長韓練成后，指導夏衍及時跟進工作，二人成為交心朋友。1947年2月山東萊蕪戰役中，擔任國民黨46軍軍長的韓練成，為華東野戰軍一舉全殲李品仙部5.6萬人，立下大功。

　　桂北路138號，掛著“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醒目的招牌，這是李克農“八辦”處長辦公的地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桂北路206號，李克農還有一處領導中共隱蔽戰線的工作機關。在這個寂靜的戰場，李克農按照周恩來“隱蔽精干”要求，有條不紊地開展工作，出色完成了特殊使命。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爆發，桂林統戰形勢開始惡化。因為內線情報工作得力，李克農在桂林城內“耳聰目明”，他果斷指揮公開戰線與隱蔽戰線的兩套人馬，轉移干部，藏匿物資，潛伏人員。后來，他獲得情報，蔣介石下達了逮捕夏衍、胡愈之等人的“密令”。他快速反應，趕在國民黨特務動手前，將通緝令中的“要犯”一個個秘密送往香港，徹底挫敗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氣急敗壞的國民黨特務，公開叫囂“武裝綁架李克農”。關鍵時刻，李濟深派人送來字條，上面親筆寫著：“清洗桂林，克農快走。”

　　1941年1月22日黎明，李克農千里走單騎，從容撤離桂林，結束了2年3個月的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工作任務。

　　“解放戰爭中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

　　1947年3月，延安的上空籠罩著戰爭的烏云。蔣介石集中胡宗南等部34個旅25萬兵力，向陜甘寧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當時，中國共產黨在陜北地區能夠迎擊胡宗南進攻的軍隊只有6個旅2.6萬人。

　　2.6萬∶∶25萬，按照一般邏輯，這是一場幾乎不可能打贏的戰爭，何況胡宗南的部隊是清一色的美式裝備，而西北人民解放軍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槍”水平。然而，人民解放軍徹底粉碎了蔣介石的重點進攻。原因何在?

　　除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戰略決策，彭大將軍“橫刀立馬”與習仲勛一起指揮的西北人民解放軍英勇善戰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李克農領導的隱蔽戰線出了“奇兵”。

　　早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就成立了中央情報部，李克農任副部長并主持常務工作。主要任務是：搜集帶有全局性、關鍵性、決策性的戰略情報，為黨中央決策提供支持。

　　這是我黨情報戰線的一次重大戰略轉變，李克農直接參與領導了這場轉變。解放戰爭中，西安的王石堅情報系統和王超北情報系統，上海的吳克堅情報系統，香港的潘漢年情報系統，屢屢在特殊戰場上演精彩、書寫傳奇，就是這場轉變的生動縮影。

　　清清延河水，巍巍寶塔山。延安，在中國革命進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戰略地位。很早，李克農就未雨綢繆，對西安情報系統提出了16字方針“鞏固發展、長期打算、深入敵內、精干隱蔽。”抗戰勝利后，他又及時指示西安情報機構，把偵聽、獲取情報的重點轉移到延安周邊國民黨的軍政系統、特別是胡宗南部隊的動向上來。

　　1947年3月，國共關系徹底破裂，蔣介石開始針對延安調兵遣將。但蔣介石沒有想到，他的一舉一動全在我黨情報機構的掌握之中。1946年11月5日、12月初，1947年2月4日、2月28日、3月5日、3月7日，李克農不斷收到西安情報系統發來的胡宗南兵力調動、蔣介石給胡宗南密電指示等重要情報。

　　1947年3月13日拂曉，胡宗南進攻延安戰斗打響。由于敵我力量懸殊，中共中央決定于3月19日，主動撤離延安，轉戰陜北。關鍵時刻，長期潛伏在胡宗南身邊并擔任侍從副官和機要秘書的熊向暉，送來了胡宗南《攻略陜北作戰計劃》以及《陜北共產黨的軍隊兵力配置》等重要情報。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戰役，我軍三戰三捷，有力打擊了胡宗南部隊的囂張氣焰，穩控了陜北局勢。周恩來自豪地說：“在陜北戰場上，天天有得用的情報，使我們對敵情了解很清楚。”

　　陜北戰場，深刻影響了解放戰爭的戰略全局。隨著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李克農領導的隱蔽戰線遍地開花：大批情報工作人員打入國民黨黨政軍系統;大量國民黨密電文被截獲破譯;大批潛伏國民黨陣營的特殊黨員，展開分化瓦解重點人員工作。這一切，都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研究戰局、制定戰略方針，提供了決策依據。情報的“眼睛”和隱蔽戰場的“助攻”，對我黨我軍始終掌握著解放戰爭的主動權，發揮了獨特作用。

　　1948年，李克農被任命為中央情報部代理部長、中央保密委員會主任委員，主管對敵策反起義工作。毛澤東指示：“我們不僅要情報，在有條件時，也要人的力量。”李克農心領神會，他先后參與策動了和平解放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藏等，成功策反了長春守軍起義、江陰要塞守軍起義和多起海空軍起義、“兩航”起義等，有力地配合了全國的解放。毛澤東評價說：“解放戰爭中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

　　開城談判的“隱形巨人”

　　1950年5月14日，一份有關李克農病情的報告由周恩來簽發，擺在中南海毛澤東的辦公桌上。

　　由于長期勞累和特殊戰場所承受的精神壓力，李克農的身體從1943年起就亮起了“紅燈”。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決定讓他停止一段時間工作，專程去蘇聯療養治病。可不久，朝鮮戰爭爆發。李克農越來越寢食難安。新中國成立后，他是中共中央情報委員會書記，中央情報部部長，外交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李克農很快回國了，并全神貫注投入到抗美援朝的事務中。

　　1951年6月底的一天，一輛小轎車向毛澤東居住的中南海菊香書屋奔去。見面的第一句話，毛澤東就說，“我點了你的將，要你去坐鎮開城”。7月5日，李克農抱病出征。

　　經中朝雙方商定，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愿軍組成開城談判代表團。李克農為團長，喬冠華協助工作，直接出面談判的成員則是南日、鄧華、解方、李相朝、張平山5人。

　　朝鮮停戰談判，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場同世界頭號強國美國面對面的外交斗爭。每次談判前，李克農都要和談判班子一起熟悉文件，商討對策，模擬實習。言教輔以身教，大家漸漸入門。

　　當談判進入實質性討論“建立軍事分界線”這個環節時，很快就僵住了。中朝方面提出，應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而美方卻以“海空軍優勢必須在地面得到補償”為由，斷然拒絕，并以沉默不語的冷場戰術，拖延時間。8月10日第20次大會，中朝代表發言完畢，美方首席代表喬埃卻率其部下拒不作答，會場出現了長時間的沉寂。看到中朝代表的焦躁情緒，負責聯絡的柴成文悄悄離開會場，請示李克農：“僵住了，怎么辦?”李克農寫了三個字：“坐下去!”字條迅速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傳遞，代表們頓時茅塞頓開，這是毅力的對峙，特殊方式的戰斗。沉默，沉默，半小時過去，1小時過去，這次會談從下午1時38分至3時50分，一共沉默了132分鐘，創造了談判史上空前的奇聞。“閃電戰”也是有的。一天，談判輪到中朝方面主持。當雙方代表落座，我方宣布：“會談開始。”隨即又宣布：“休會。”前后25秒。

　　隨著談判的進行，我方既有針鋒相對，又有靈活機智，這使美方代表越來越相信，在中朝代表中有一位巨大的“隱形人物”在背后策劃和指揮著這一切。而這個人，才是他們要與之較量、卻又難以戰勝的真正對手。

　　1953年7月27日，艱苦的朝鮮停戰談判，終于在我志愿軍的軍事打擊配合下，落下帷幕。這次談判，歷時2年零19天，兩易會址，五次中斷，開大會58次，小會733次。李克農以高超的斗爭藝術和斗爭策略，一次次粉碎敵人的陰謀，貫徹落實了中共中央的決定，為中朝人民贏得了勝利的成果。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晚年，李克農一直堅守在共和國的情報、保衛戰線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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