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面孔的他，一張口，卻是一串流暢地道的普通話……每一個初見陽和平的人，幾乎都會驚嘆于這奇妙的組合，而這奇妙組合背后兩代人的傳奇故事，則更加震撼人心。
7月11日是著名國際友人、《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埃德加·斯諾誕辰115周年的日子。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全世界通過這本不朽的著作了解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革命的真實面貌，無數熱血青年在它的影響下不遠萬里、歷經萬難，奔赴心中的圣地延安，其中就包括陽和平的父母——美國人陽早和寒春。
2004年，寒春(左)、楊振寧在中國。
與楊振寧、李政道同窗，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女科學家寒春為何甘于拋棄自己的事業，來中國養了一輩子牛?當16歲才開始學英語的陽和平初次回到自己的祖國美利堅，他經歷了怎樣的“奇遇”?從教多年，在陽和平看來，今天的中國年輕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讓我們跟68歲的陽和平一起，重溫那段光輝的歲月。
宋慶齡給這孩子起名“和平”
1952年10月，亞太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正在陜北工作的寒春應宋慶齡邀請作為美國代表赴京參會。會上，寒春呼吁科學家保衛和平，反對戰爭。此時她已懷孕即將生產，宋慶齡便為這個孩子起名為“和平”。同樣因這次會議得名的，還有北京的和平里。
1954年在西安，1歲多的陽和平與父親陽早、母親寒春。
陽和平的父親陽早生于1918年，本名歐文·恩格斯特。家里是佃農，從小在農場幫別人打燈籠照明的陽早，一直都有個“美國夢”，就是憑努力擁有自己的農場。在康奈爾大學學習農業期間，陽早和自己未來的大舅子韓丁(威廉·辛頓)住一個宿舍，兩人都閱讀了不少進步書籍，其中自然少不了當時已蜚聲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
養牛是陽早畢生的追求，為了養牛，他幾乎放棄了學業。但在1944年，二戰烽火的撩撥，還是讓這個滿懷理想的青年決定暫時放下手中的農具。足足花了一年時間做準備，當陽早終于準備就緒，戰爭卻已經結束了。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遙遠的東方，投向了斯諾筆下的紅色圣地。
“我爸爸在延安的光華農場呆了半年，胡宗南就進攻延安了。共產黨的軍隊有2萬5千人，胡宗南有20多萬人，還有各種先進設備，就是找不到共產黨的主力部隊。我爸爸的任務就是保護一群牛。這段時間是最讓他覺得震撼的。僅僅一年之后，共產黨就收復了延安。”陽和平說，如果說《紅星照耀中國》吸引了陽早，使他來到中國，那么在陜北這一年多親眼所見的一切，可以說是征服了他，讓他決定留下。
1962年，寒春拍下母親(白發者)在天安門觀禮臺的畫面。
幾乎與陽早到達延安同時，作為“曼哈頓計劃”中為數不多的女科學家，寒春(本名瓊·辛頓)在1946年秋天跟隨“原子彈之父”費米來到芝加哥大學。在這里，她與楊振寧、李政道成為同窗，結下友誼。
雖然服務于美國國防科技，但進步思想濃厚的寒春始終對自己從事的工作心存疑慮。1945年美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已經讓寒春深受打擊，在芝加哥大學期間，偶然發現自己的獎學金由美國軍方提供，更讓她感到無比尷尬。
“我母親搞的是實驗物理，是會直接服務核武器研制的。她還看到身邊自稱共產黨的同學受到排擠。當時她就覺得必須離開，哪怕放棄摯愛的事業。正好我舅舅韓丁和我爸爸已經在中國了，她就在1948年2月先去了上海。臨走前，芝加哥大學的師友給她搞了歡送會，最后送她去火車站的是楊振寧。”
1949年，陽早和寒春在延安結婚。他們把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為中國的奶牛養殖和農業機械化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2004年，中國開始實行“綠卡”制度，寒春成為第一個獲得中國“綠卡”的外籍人士。
距1937年《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首次出版已過去83年。陽和平說，《紅星照耀中國》是第一部向全世界客觀介紹中國革命的著作，對自己父母那輩人影響極深。正如《紅星照耀中國》的譯者胡愈之在1979年譯本序言中寫到的：“‘紅星照耀中國’，甚至還照耀世界，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報紙的新聞記者，他(斯諾)已經預感到了”。
漢語成了“老美”的母語
像那個年代許多“長在紅旗下的洋孩子”一樣，作為外國專家子女在中國出生、成長的陽和平，是以漢語為第一語言的。
陽和平小時候，陽早和寒春相互間說英語，對三個孩子都說漢語。
“我小時候吃飯特別快，吃完以后肚子脹，就難受得直哭。每次我媽就指著我的肚子說‘Look that stomach, my god’。后來有一次她考我英語，指著鼻子我說nose，指著耳朵我說ears，指著嘴我說mouth，指著肚子我就說my god，他們就哈哈大笑。這一笑讓我覺得特別羞，這么簡單的一個詞兒我都學錯了，從此我就特別抵制學英語。”
1968年4月，馬丁·路德·金遇刺引發美國上百個城市暴動，黑人民權運動風起云涌。在北京的陽早和寒春十分興奮，每天談論著美國媒體關于黑人領袖的報道。“我也想了解，就追著他們問說什么。對我學英語這個事兒，他倆也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就說你該學英語了。這時候我快16歲了，才開始正式學英語。”
進入上世紀70年代，隨著中美關系出現緩和，中國興起一陣全民學英語的熱潮。陽和平說，當時自己上班的工廠里40多歲的工段長也在學英語，讓他非常震驚。有一個不錯的學習環境，學習又努力，陽和平自以為“母語”學得不錯了，卻很快被現實潑了一盆涼水。
1974年，剛回到美國的陽和平拍下了費城黑人游行反對市長弗蘭克·里佐的畫面。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后，里佐的雕像被費城官方拆除。
陽和平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是在1974年。他的目的地是費城，中途要經停舊金山，然后在洛杉磯轉機。到達“洛杉磯”后，陽和平下機等了4個小時，卻被告知飛機已經飛走了。
“舊金山的英文是San Francisco，洛杉磯是Los Angeles。我登機前看了自己轉機的地方是Los Angeles，就記了前面一個單詞是三個英文字母，后面一大串。結果到了舊金山我一看是San Francisco，前面是三個英文字母，后面也是一大串，就下飛機等著轉機了。”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陽和平已經在美國成家立業、生兒育女，語言仍然是他生活中的一大“課題”。“沒人能猜出我是在什么地方長大的。有一次，有人在電話里跟我聯系好了業務，然后來公司找我。進門就說要找中國人，結果怎么也找不到，因為電話里聽我是中國口音。”
語言到底只是交流的工具，在“國外”生活，最大的問題還在于文化。與美國朋友交往中，陽和平經常聽不懂別人的“段子”，對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種族、意識形態等議題，陽和平更是“看不懂”。對他觸動最大的是1991年的海灣戰爭，陽和平當時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貼了“不要為石油流血”的標語，同事卻堅定地認為美國是去解放科威特的。
2007年返回中國定居前，陽和平曾在1987年和2000年兩次回中國長住一年時間。“雖然我之前已經適應了美國的環境，但每次我從中國再回到美國，就總有很長一段時間需要重新適應，總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商店里，街上，我看別人就像看電影似的，反正不是我的世界。而當我每次回到中國，那種感覺就是如魚得水。”
和平想送給年輕人三句話
在美國生活30年，陽和平完成了本科、碩士和博士的學習，主修經濟學，又曾在多所大學任教。2007年返回中國，年過半百的他繼續選擇了校園，在對外經貿大學任教至今。
一起在中國長大的弟弟陽建平和妹妹陽及平離開了中國，自己的兩個孩子都在美國，父親陽早和母親寒春先后去世后，陽和平就是陽早一家留在中國的唯一成員了。
在對外經貿大學，陽和平主要教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兩門課。他說，在中國從教13年，自己最愿意教給中國學生的，是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們學校學生的高考分數很高，我教的又都是尖子班、實驗班，是高分里的高分學生，都是非常會考試，非常優秀的。教完以后要畢業了，出國留學，申請學校，好多人經常找我寫推薦信。這時候我問他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到底對什么感興趣，他們一愣，說不上來。”
陽和平認為，很多中國學生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求學、研究，更多是在父母的要求、他人的期待和社會需求下進行的。“我告訴他們，如果你繼續深造，要讀博士，你必須選擇一個自己感興趣的東西，不然你會非常痛苦。很多學生到歐美國家學習，考試成績很好，但是最后學不完，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興趣，很難一直走下去……”
對教師職業的重視，對自己學生的關心，在陽和平的談話間自然流露。說到此處，這位68歲的老人動情哽咽。
時過境遷，今天的人們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陽早和寒春到底為什么在青春正好的年紀離開自己祖國和家庭，不遠萬里，來到中國?
陽和平說：“談論他們不能脫離他們所處的時代。現代人不懂得二戰多么殘酷，戰爭逼著人們去思考。我父母的選擇其實不是很稀奇，那時候有千千萬萬個中國青年，離開了上海、武漢、重慶、廣州到了延安，他們其實都和我父母一樣，除了語言不一樣。現在的人不了解我父母，其實是不了解他們那一代人。”
1974年陽和平去美國，最開始的目的也是了解美國社會。在美國生活30年，雖然仍舊有很多問題得不到答案，但長期的學習、研究和觀察，還是讓他心中的一些信念更加明確和堅定了。“在美國，我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學懂了，我發現真正了解資本主義的還是馬克思。西方經濟學的特點是就事論事，老板在乎的是怎么賺錢，對背后的東西不感興趣，馬克思就是參透了資本主義經濟背后的邏輯和規律。”
現在，教學科研之余，陽和平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來整理陽早和寒春留下的資料，包括書信、照片和日記。寒春的日記從未發表，陽和平說，母親是一名核物理學家，她來到中國，在日記里記下了半個多世紀間整個中國的變化和她個人思想的變化，內容極具價值。
從自己特殊的背景和經歷出發，陽和平送給今天中國的年輕人三句話：
吃一塹長一智，年輕人必須栽跟頭才會真正有所領悟
信息時代，需要過濾海量信息找到關鍵的東西
要學會獨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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