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率先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并作出歷史性貢獻：一是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二是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在北京大學等高校開設課程，為中國革命事業培養了第一代馬克思主義骨干人才；三是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探索中國實際問題，把中國引向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

李大釗在青年時代目睹了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立志要為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1913—1916年間，李大釗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留學，開始閱讀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日本傳播較早，1904—1905年《共產黨宣言》日譯本開始出版。李大釗在日本留學期間，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教授河上肇已經將馬克思的《資本論》翻譯成日文，這使李大釗能夠接觸到馬克思原著、學習馬克思主義。

俄國二月革命發生后，李大釗寫了《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面包與和平運動》《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俄國大革命之影響》《大戰中歐洲各國之政變》等文章，在介紹俄國革命的同時，稱俄國革命是“和平之曙光”，代表“國外政治之潮流”。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李大釗開始深刻認識它的價值和意義。1919年元旦，李大釗在《每周評論》第3號上發表《新紀元》指出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我們在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

從1919年初開始，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認識逐漸加深。他在當年2月發表的《戰后之婦人問題》雖然談的是婦女問題，但是已經明確表達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思想，他認為：“婦人問題徹底解決的辦法，一方面是合婦人全體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專斷的社會制度；一方面還要合世界無產階級婦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產階級（包括男女）專斷的社會制度。”表達了李大釗運用階級斗爭的手段推翻剝削制度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在深入學習之后，李大釗開始在中國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他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的救星”，并成為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

中國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

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后，李大釗更以極高熱情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播撒真理“火種”。他將自己負責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編成“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并協助北京《晨報》副刊開辟“馬克思研究”專欄，發表一系列介紹馬克思生平、學說和貢獻的文章。

1919年夏，李大釗寫成《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后分兩部分發表于《新青年》雜志第6卷第5號、第6號上。他在這篇長文中用相當一部分篇幅系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還摘譯了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等論著中闡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相關段落，并在此基礎上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要領”歸結為兩點：一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二是“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系。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他變動”，否則，就會出現“社會革命”，以建立新的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社會組織，但這樣的革命不會輕易發生，只有當生產力發展到“在他所活動的社會組織里發展到無可再容的程度”的時候，才會發生。

1920年7月，李大釗被聘為北京大學政治學系和史學系教授。從當年10月份起，李大釗即為政治學系學生開設“唯物史觀研究”課程，此后只要在校時便每年為史學、政治兩系學生講授。通過在北京大學開設的課程以及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兼課和在武漢、上海、成都等地高校的講學活動，李大釗從大學學術建制層面，為中國培養了第一代熟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高等專門人才，其中接受過李大釗授課的部分學生，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的骨干成員，如鄧中夏、高君宇、劉仁靜、黃日葵、王復生、羅章龍、范鴻劼、何孟雄、繆伯英等。上述講義中的文章，后來大都公開發表在報刊上，從而越出校園，發生全國性影響。

李大釗還領導建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會、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等多個社會團體，推動開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活動。正是在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家的艱辛努力下，一大批先進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道路，推動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密切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把馬克思主義應用于中國實際的探索者

李大釗研究馬克思主義，不是僅停留在理論探討，即一般學術和倫理道德問題的研究上，而是更進一步，將之運用于解決中國現實問題上，用于探索中國發展道路上。

李大釗指出，近代以來，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和壓迫，中國不僅喪失了政治獨立，而且也喪失了海關、鐵路、通商口岸等的掌控權，經濟權力“都歸了人家的掌握”。相較而言，西方國家的人民只受其本國資本家的剝削壓迫，而中國則要受多個列強的共同宰割，中國經濟的變動也是由于外力壓迫而產生的，因此“中國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犧牲更大”。中華民族要從根本上擺脫這種受全世界資產階級壓迫、所受痛苦所做犧牲遠超各國無產階級的悲慘狀況，就必須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迅速發展中國實業，擺脫世界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1921年3月20日，李大釗在《評論之評論》第1卷第2號上發表《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闡明了中國只有用社會主義方式才能發展實業的看法。他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組織，已經出現嚴重問題，勞資矛盾突出，勞工運動日盛一日，風起云涌，資本主義制度受到懷疑和批判，世界已經開始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同時，西方國家已經“由自由競爭，發達到必須社會主義共營地位”，如果中國還按部就班地按西方曾經走過的老路亦步亦趨地重走一遍，那么，“人家已走遠了幾千萬里，我們尚在初步”，什么時候才能趕上發達國家？什么時候才能擺脫貧窮落后乃至亡國滅種的危險局面？中華民族要存立于世界強國之林，“恐非取兼程并力社會共營的組織，不能有成”。

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逐步瀕臨亡國滅種的危險，諸多仁人志士為反抗侵略、挽救危亡、復興民族，試圖從西方國家尋找真理。他們先后從西方理論寶庫中找來18、19世紀的一些理論和學說，但是卻遲遲沒有發現1848年就已經正式在歐洲誕生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也正因為如此，從1840年至五四運動前夕，在差不多80年的長時期里，盡管他們前仆后繼，英勇不屈，卻由于沒有科學理論做指導，所有這些挽救危亡的努力和奮斗，最終都因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手絞殺而失敗。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李大釗率先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考察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探究近代中國國運變動的原因，得出兩個重大發現：一是發現“中國今日擾亂之本原，全由于歐洲現代工業勃興，形成帝國主義，而以其經濟勢力壓迫吾產業落后之國家，用種種不平等條約束制吾法權、稅權之獨立與自主，而吾之國民經濟，遂以江河日下之勢而趨于破產”。二是發現要改變這種局面，中國除了用革命手段廢除中外間的不平等條約以恢復中國在國際上的“自由平等之位置”外，還必須采用社會主義。這使得中國人對于自己的命運及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有了科學認識，知道無論面前多么艱難險阻，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復興的偉大事業必將成功！正是由于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真理并用其解釋和指導中國歷史進程，“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

（摘自2019年10月31日《中國紀檢監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