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改變中國，影響世界，全國各族人民由衷地擁護和愛戴他。面對撲面而來的個人崇拜，毛澤東經歷了由反對、欣賞到討嫌的復雜的心路歷程。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

　　恩格斯說：“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毛澤東正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這一時代涌現出許多引領社會前進的杰出人物，而毛澤東則脫穎而出，以其獨特的膽略、智慧和人格魅力，重新改寫國家孱弱、民族分裂、人民貧窮的歷史。歷史造就毛澤東，毛澤東開創歷史的新紀元。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由此，毛澤東崇高的政治地位得以合法化。7月5日，王稼祥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英國著名學者施拉姆認為，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可以追溯到1942——1944年的整風運動期間”，也就是“延安時期的個人崇拜”，他說：“對毛崇拜的進一步表現可以從1943年底到達延安的勞動英雄致敬電看出，他們稱呼毛是‘中國人民的救星’云云。”

　　1945年，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確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方針。”劉少奇修改黨章的報告，著重論述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報告中有一百零五次提到了毛澤東的名字。他說：“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我國英勇無產階級的代表，是我們偉大民族的優秀傳統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將人類這一最高理想——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把我國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從來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為災難深重的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指出了達到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加拿大著名學者陳志讓在《毛澤東與中國革命》中說：毛澤東學識淵博、處事果斷、經驗豐富，而又異常敏感，正是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達到了統一、強大，最后取得了完全勝利。在中國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其他人能夠說在這宏偉的事業中自己的功勞比毛澤東更大”。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愛戴，然而，此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升入神壇，他經常出沒在田間、地頭，與工農兵和知識分子親切交談，他給人們的印象，仍然是和藹可親的凡人。著名的美學家王朝聞在延安時，曾與毛澤東有過幾次接觸，毛澤東平易近人，言談幽默，生活儉樸，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他回憶說：“我對他的信仰雖有崇拜性質，但在認識上卻不是盲目的。是他那歷史的功績，富于個性的言行，直接間接地給我造成了很好的印象。”

　　新中國成立后，很快便肅清反動殘余力量，戰勝帝國主義的封鎖、破壞和武裝挑釁，取得抗美援朝的勝利，新生的政權得以鞏固，全國全面的土地改革順利完成，短短的三年時間，國民經濟得以恢復，并且超過歷史最高水平。接著，又不失時機地創造性地完成三大改造，確立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終于結束長期戰亂和一盤散沙的局面，實現了多少代人夢寐以求的國家獨立、民族團結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人民從天翻地覆的歷史巨變中，得出這樣的結論：“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

把我與馬恩列斯并列是錯誤的

　　毛澤東在成為黨的主要領袖的很長時間里，一直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反對過分地頌揚個人，反對將他抬至過高的位置。1943年4月22日，毛澤東致信中央宣傳部部長何凱豐，針對黨內同志要給他做壽，并提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事情，指示說：“生日決定不做。”“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

　　1945年4月，在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他一再表示：“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在中共七大會議上，他說：“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在黨務工作上，我都犯了許多錯誤。”“一九二七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有馬克思主義觀點，但是在經濟問題上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所以經濟問題寫錯了。”

　　當時，晉察冀根據地出版的一個課本，說他從小不信神，十歲就反對迷信。他知道后立即糾正，坦言他小時候不但信神，而且信得很厲害，當母親生病時，他便去求神拜佛。他經常講，他信過孔夫子，信過資本家宣傳的那一套。毛澤東之所以反復講這些話，就是在告訴人們，他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學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1948年8月13日，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給周恩來發來電報，請示中央，可否在華北大學成立典禮上提出：“主要的要學習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毛澤東知道后，立即作了明確的回復：“那樣說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里所說的‘中國革命經驗’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并列，說成什么‘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和這后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

　　一些經歷過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黨外人士，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領略了毛澤東的風采，感受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他們誠心實意地欽佩毛澤東，對毛澤東禮之甚恭，甚至效行封建時代的君臣之禮，毛澤東對此極為不安。他們當面夸耀毛澤東“真偉大”，“最偉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國無敵手的軍事家”，“經歷幾個朝代都沒有人能跟毛主席相比”。在一片贊美聲中，毛澤東始終以平等謙和的態度對待民主人士。一次，毛澤東出門迎接李濟深，老先生一見面就夸毛澤東了不起，毛澤東扶他進門坐下后說：“李老先生，我們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獎，那樣我們就不好相處了。”

　　遵循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毛澤東不僅反對為他作壽，而且反對為他塑像等個人崇拜的活動。1950年5月20日，沈陽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決定，在市中心區修建開國紀念塔，塔上鑄毛澤東銅像，毛澤東在閱讀這份報告后批示：“鑄銅像影響不好，故不應鑄。”9月20日，長沙地委和湘潭縣委要修整毛澤東故居，并且要重修一條公路，毛澤東知道后，立即給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中南局負責人去信說：“請令他們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是為至要。”10月27日，北京市第二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向中央呈送報告，要求在天安門前建立毛澤東銅像，毛澤東立即作了批示：“不要這樣。”

　　195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發表講話，重提七屆二中全會的“兩個務必”的作風，再談反對個人迷信的問題，他說：“一曰不做壽。二曰不送禮。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當如此。遵守這些規定，就是謙虛態度。”

　　1956年4月，毛澤東主持起草《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針對斯大林的問題，他在文章中寫道，斯大林之所以犯下“一些重大的錯誤”，就是因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越陷越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集合的制度”，“他驕傲了，不謹慎了”，“陷入了主觀性和片面性，脫離了客觀實際性，脫離了群眾。”毛澤東認為，中國黨應該從中吸取教訓，建立健全群眾路線、集體領導的政治制度，防止突出個人、個人崇拜的現象在中國黨內出現。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黨章，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這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決定。從1948年11月起，毛澤東在審閱一些重要文件時，都將“毛澤東思想”刪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或者就只用“馬克思列寧主義”。1954年12月，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通知說：“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后不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在審定通知稿時，加上一句話：“在寫文章做演講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

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

　　1957年后，個人崇拜的問題開始凸現，正如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說：“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中央集體決定的經濟建設的反冒進的方針，毛澤東多次予以嚴厲的批評，于是，黨內高層便形成這樣的觀念，對毛澤東個人意志不可忽視，必須服從。相反，毛澤東卻認為，黨內的一些高層領導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異議，反對他的冒進思想，就是因為反對個人崇拜而損害了他的個人權威。因此，1958年3月，他在成都會議上提出所謂兩種個人崇拜的觀點。他說：“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么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問題不在于個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干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毛澤東此言一出，很多領導人紛紛發言，有的說：我們的水平與主席差一截，應當相信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有的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學習，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學到的。有的提出：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干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記得我的一位老領導和一位老戰友曾不只一次告誡我：毛主席講的話，如你覺得不對，千萬不要講，你回去想想，慢慢就會知道毛主席是正確的。長期以來，在我們腦筋里，的確形成了一個思想框框：毛主席說對，就對;說錯，就錯。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為是非。”

　　1962年，經歷三年困難時期的沉痛反思，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主動地自我檢查，承擔責任，并且重提民主集中制，強調實行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他說：“黨委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專斷。”“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但毛澤東的心態是矛盾的，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強調反對個人崇拜的國際背景下，毛澤東的態度又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他擔心中國黨內會出現赫魯曉夫，擔心中國會重演蘇共二十大的事變。1963年6月，毛澤東主持制定《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就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批評說：“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是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渙散黨的戰斗力，瓦解黨的隊伍。”

　　1964年秋，赫魯曉夫遭遇“克里姆林宮政變”，被迫下臺，毛澤東老友、美國記者斯諾曾經問毛澤東：蘇聯人說中國正在搞個人崇拜，是否屬實?毛澤東回答說：赫魯曉夫之所以下臺，可能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中國確有個人崇拜，也需要有點個人崇拜。過了五年，毛澤東再和斯諾會見時，仍然不諱言個人崇拜，他說：“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林彪正是利用了人民的樸素而真誠的感情和毛澤東當時復雜矛盾的心理，將個人崇拜的活動發展到極致。1961年4月，《解放軍報》根據林彪的指示，每天摘編一條毛主席語錄，刊登在報紙右上角的醒目位置。1964年，總政治部又將這些語錄集輯成冊為《毛主席語錄》，林彪親自為《毛主席語錄》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并且指示：“要像武器一樣發給每個戰士”。全軍官兵人手一冊。他還提倡推行“紅太陽、紅寶書、忠字舞、語錄歌、早請示、晚匯報”等活動，硬是要把毛澤東抬至神的地位，將個人迷信造勢成一個狂熱的宗教活動。

“四個偉大”討嫌

　　正當全國陷入狂熱的個人崇拜的狂潮之中時，毛澤東卻表現出他的冷靜和清醒。1966年7月8日，他在給江青的信中說：“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指林彪，作者注)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他甚至有被人利用的感覺，所以，他又在信中說：“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

　　正是在個人崇拜的時興期，凡對外宣傳時，毛澤東都始終反對妄自尊大、強加于人的做法。1968年3月7日，他在一份援外飛機要求噴刷毛主席語錄的請示報告上，明確批示：“不要那樣做，做了效果不好。國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樣。”他反對向外國朋友贈送毛主席像章。凡涉外宣傳文件上，出現“宣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他都作了批示：“不要強加于人，”“這些是強加于人的，不要這樣做。”9月，在審讀《人民日報》社論初稿《世界革命人民勝利的航向》時，他批示：“把離開主題的一些空話刪掉。不要向外國人自吹自擂”。他還刪除這樣一段話：“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同志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偉大典范。”他還特意批示：“不要寫這類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有人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可是，個人崇拜的浪潮經林彪等的推波助瀾，已經達到狂熱程度。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見外地來京學生的講話中，稱毛澤東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由此，《毛主席語錄》、毛主席像章遍布城鄉各個角落。贊頌毛澤東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語錄歌，流行大江南北。全國都在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向毛主席表忠心，已成為每個人每日必修的功課。

　　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只要發現便予以嚴厲的批評。1967年9月20日，他在武漢同武漢軍區負責人曾思玉、劉豐等談話時說：“現在我很不喜歡你們給我的四個官銜，什么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隔年5月下旬，他又來到武漢，下榻武昌東湖賓館梅嶺一號，他看到到處都張貼著他的畫像和語錄，便立刻吩咐統統摘下來。他針對林彪稱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對工作人員說：“人的一句話怎么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么多。我的話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辯證法。”他在觀看中共九大紀錄影片時，對多次出現他的鏡頭和代表們向他歡呼的場面，極不滿意地說：“哪有一個人老看自己的電影?我的鏡頭太多了，沒什么意思!”“‘四個偉大’，太討厭!”沒等影片放映完，他便生氣地中途退場。

　　不久，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指示，專門發出文件指示：今后，“不經中央批準，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報紙平時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頭畫”，“不要搞忠字化運動”，“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請示、晚匯報’，飯前讀語錄、向毛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的活動。”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會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他們多次討論了關于個人崇拜的問題。毛澤東針對斯諾的提問，回答說：“現在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四個偉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Commander, Great Helmsman(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1971年9月3日，毛澤東在杭州對浙江省負責人南萍、熊應堂、陳勵耘說：“八屆十一中全會，有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作者注)。當時兵荒馬亂，那時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現在就要降溫。到處立像，日曬雨淋，可憐噢!還有那四個偉大，我就四個偉大，你們就一個沒有啊!”

　　毛澤東已到了疾病纏身的暮年，老人總有一種夕陽晚照的滄桑感。1975年國慶節的那天，他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語道：“這也許是我過的最后的一個‘十一’了吧?”工作人員連忙安慰說：“怎么會呢?主席，您可別這么想。”他聽罷認真地說：“怎么不會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澤東豈能例外?‘萬壽無疆’，天大的唯心主義。”這是毛澤東晚年對個人崇拜的最后的批判，表示了老人家要從虛無縹緲的神靈云端，重新回歸凡間塵世的真實愿望。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