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開國元帥之首。他參加革命70余年，歷經磨難和險境，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勛，深受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愛戴和崇敬，毛澤東更是稱贊他為“人民的光榮”。朱德既是偉大的，也是普通平凡的，他在家庭、家教、家風方面的修養堪稱表率，給全黨、全國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重溫朱德的家風，既是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優良的家庭、家教、家風的感悟和敬仰，也為新時代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提供生動素材。

一、“我是一個佃農家庭的子弟”，“生活上要向低標準看齊”。

　　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儀隴縣的一個貧苦家庭，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我是一個佃農家庭的子弟。”朱德出生時，全家有11口人，在當時算得上是一個大家庭，朱德的長輩們、叔伯們都是中國標本式的農民，勤勞樸實，所以雖然家境貧窮，卻是一個彼此融洽、和睦相處的大家庭。朱德的父親朱世林，和厚忠耿，親孝持家，每天起早貪黑地干農活。相比之下，母親鐘氏在朱德的記憶里更為深刻。鐘氏出身貧苦，身材高大，體力強壯，但性情和氣，從不發脾氣。鐘氏為朱家生了13個兒女(因貧窮無法全部養活，只留下8個)，平日里，除了撫養孩子，家里大大小小的活，煮飯、種菜、喂豬、養蠶、紡棉花、挑水挑糞都是她來干。不僅如此，在朱德眼里，母親鐘氏還具有樸素的階級意識。雖然家庭窘困，但鐘氏還接濟、照顧比自己更窮的人，“她不嫌棄人，愛窮人，給叫花子也要說幾句話”。朱德從四五歲就跟在母親身邊幫忙，這些細節對他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后來，朱德回憶說：“母親那種勤勞儉樸的習慣，母親那種寬厚仁慈的態度，至今還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1960年3月10日，朱德，康克清在朱德父母故居。

　　在中國革命的征程中，朱德始終堅守并踐行著勤勞儉樸的生活作風，即使是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了國家重要領導人，他也緊繃這根弦，嚴格要求自己，他常說：“生活條件越好，越不能忘記艱苦年代，越要想到黨和人民。”1955年，國家推行了兩項重大改革，一個是實行軍銜制，一個是實行工資制。從實行軍銜制起，朱德就從來沒有拿過元帥工資，而且為了減輕國家負擔，他先后三次主動提出減薪，從1955年實行工資制后的649.6元，到1957年1月的579.5元，再到1959年4月的460元，最終到1960年10月以后，一直都是404.8元。不僅如此，朱德以言傳身教感染、教育著家人、子女和身邊的人。

　　◆朱德、康克清和朱敏、劉錚的合影。

　　他經常教育子女：“工作上要向高標準要求，生活上要向低標準看齊。”1963年12月26日，朱德在給女兒朱敏題詞時就寫道：“……發憤圖強，自力更生，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勤儉辦一切事業，做一個又紅又專的接班人。”“三個勤儉”不僅是朱德一生的革命品格，更是他對子女后輩們的寄托和厚望。有一次兒媳趙力平來北京看望朱德，一進門就看到工作人員在補被子，因為趙力平針線活做得好，所以大家看到是趙力平來了，就高興地說：“老趙快來幫個忙吧!”趙力平上前一看，才知道，“這不是爹爹蓋了多年的那床被子嘛，我過去幫他補過幾次，被里、被面都縫過好幾次了。”大家伙接著說：“這床被子你補過好多次了，這次碰上了，還是由你來補吧!你比我們熟悉‘戰況’。”趙力平順手拿起這床被子仔細看了一番說：“被面沒辦法縫了，我給買套新的吧。”警衛員李庭良接過話來說：“首長不讓買新的，說縫補一下還可以用。”聽了這話，大家也只好照辦，于是便一齊縫了起來。朱德有個侄子叫朱傳書，從小就離開了家鄉，一直跟隨朱德長大，就讀于一所中等技術學校，畢業后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一個工廠當工人。朱傳書遵從伯父的教誨，主動地住在工廠的集體宿舍里，同工人打成一片。后來，他認識了一位農村姑娘結婚成家，這件事得到了朱德的大力支持：“這很好，符合毛主席的教導。”他們的婚禮也是按照朱德的要求一切從簡。后來，傳書的愛人身患癌癥，不幸去世，留下一個三歲的孩子。傳書就把孩子帶到工廠住在集體宿舍，邊工作邊撫養孩子，生活上十分困難，但即便如此，傳書也沒有向組織要過一分錢的補助。每逢節日家人團聚之時，朱德總要給家人、子女們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我個人沒有任何財產，留給你們的只有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書。”在朱德逝世前的最后五天里，他仍不忘告誡晚輩：“要做無產階級!”

二、“你們在人民之中是最安全的。”

　　出身于佃農家庭的朱德，從小就目睹了中國勞苦大眾的艱難困境，早年的軍旅生涯，讓他對投機革命、欺壓百姓、打罵士兵的行為深惡痛絕，因此，他才說出立志“使和母親同樣生活著的人能夠過快樂的生活”。在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為人民服務”就成為朱德一生堅守的信條。靠著人民群眾，朱德所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正如1943年為紀念抗戰六周年，朱德滿懷感觸地寫道：“我們沒有別的本事，我們的本事就只有同群眾密切結合在一起。顯然地，如果我們脫離了群眾，我們就必然要失敗。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克服困難堅持六年苦戰的基本原因。”1946年毛澤東為朱德六十大壽親筆題詞：“人民的光榮。”這是黨和人民對朱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充分肯定。當然，最值得肯定的是，朱德真正做到了與群眾融為一體。在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看來，雖然朱德不是圣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間，在窮人——畢竟他們占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中間，他是個深受愛戴的人”。尼姆·威爾斯(斯諾妻子，美國記者)也同樣認為“朱德與其說是個有權威的指揮官，還不如說是個受群眾愛戴的領袖”。朱德愛護部下是出了名的，在他擔任全軍統帥后，他的生活以及穿著跟普通士兵并無兩樣，時常赤腳走路，一個冬天以南瓜充饑。他還喜歡到營地里面轉悠，同部隊弟兄們有時一起打球，有時坐到一起給他們講故事，朱德說話非常樸實，他們基本都能聽懂，因此，部下親切地稱呼他為“伙夫頭”。

　　深知人民群眾重要性的朱德，對子孫后代說的最經典的話就是：“你們在人民之中是最安全的。”這里的“最安全”并不是說為了個人利益而到人民中間去，朱老總是要告誡家人、子女，只有到人民群眾中去，人的品格品質才不會被腐蝕掉，才能永葆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始終做到為人民服務。1937年朱德的兒子朱琦到達延安，但沒過多久就被送到基層部隊鍛煉，1943年在一次戰斗中右腳負傷一度殘廢，傷好后又被分配到抗大工作。當時的抗大條件比較艱苦，需要邊學習邊參加基層勞動，朱德并沒有因為朱琦是自己的兒子，也沒有因為他受傷而有所照顧，卻是教育鼓勵他服從黨的需要，到群眾中學習鍛煉。后來，朱琦被組織上分配到石家莊鐵路機務段，從練習生干起，最后當上了火車司機。50年代初的時候，有一次朱德外出坐的是朱琦開的火車，這事朱琦開始并不知情，等到站后，朱德見到了滿身油漬、穿著工作服的兒子，不由得為他學會了開火車的本領而高興。

　　◆1953年，朱德與家人在北京合影。

　　朱德的女兒朱敏小時候就被送到蘇聯讀書，曾在蘇聯衛國戰爭期間被德國法西斯關進少年集中營，吃盡了苦頭。1953年朱敏從蘇聯大學畢業回國后，朱德就鼓勵她到一所大學當一名普通教師，還要求她搬到學校的集體宿舍去住。當時，朱敏已經結婚了，而且學校的新宿舍樓還沒有建起，但朱敏還是欣然接受了，在單身宿舍住了四年時間。有一次，朱敏回家看望父母和孩子，就陪朱德出去走走，不知不覺來到一片莊稼地，看到地里的農作物長得十分茁壯，朱德禁不住連聲稱贊，“好莊稼!好莊稼!”說完他就回過頭來問朱敏：“這些莊稼，你都認識嗎?”朱敏試著說了幾種作物，朱德又問：“你能估算這片玉米地一畝能打多少斤嗎?”朱敏這時就講不出話來了。在回去的路上，朱德對她說：“你對農業上的事情知道得太少，應該拜農民為師。中國現在工業還不發達，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農民，就不了解中國。”聽了父親的一番教導，朱敏當即表態今后一定爭取機會，到農村去調查和鍛煉，補上這一課。恰巧，1965年底，當時北京師范大學要組織部分師生到山西農村調研，得到這一消息后，朱敏非常熱情地報了名。朱德知道后，鼓勵她說：“你應該去。尤其是你從小在國外學習，不懂得中國的農村，更應該聽毛主席的話，去經受鍛煉。”但當時朱敏患有高血壓，組織上綜合考慮后建議她不要去，而朱敏堅決表示要求下鄉鍛煉。為此，有關領導同志專門找到康克清征求意見，康克清了解情況后替女兒說道：“這是毛主席對下一代的要求啊!她父親也要她去，要她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她對農村實際了解得太少了，請組織上把她帶去吧。”就這樣，組織上批準了朱敏下鄉的請求。在臨行前，朱德再次叮囑道：“晉東南是個好地方，抗戰時期八路軍總部就設在你將要去的武鄉縣。那里的老百姓覺悟很高，是他們用小米養活了我們八路軍。你去了要好好向他們學習。”經過這次下鄉鍛煉，朱敏加強了對中國農村的了解，加深了對農民群眾的感情。但遺憾的是，在調研期間，朱敏的一只眼睛突然患病，因為農村醫療條件差，得不到及時治療，最終不得不摘除。回京后，朱德強忍難過鼓勵朱敏說：“你雖然丟了一只眼睛，但是你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農民當中去了，你了解了中國的農村，收獲大于損失。”

　　◆1974年，劉建向朱德匯報體會。

　　朱德的外孫們從小就跟在他身邊長大，深受朱德的教育影響。1969年，外孫劉建初中畢業后，就響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跟同學一起到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臨行前，有位同學好奇地問劉建：“你爺爺是三軍總司令，為什么不去當兵，哪個部隊能不要你?”這樣的問題劉建已經回答過很多次了，他依然清楚地記得當時向朱德征求意見的場景。朱德非常支持劉建作出到農村插隊的選擇，并對他說：“中國是個農業大國，7億人口中，6億是農民，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農民，就不懂得革命。”后來，年紀輕輕的劉建在黑龍江雙鴨山農場被分配去養豬，時常因挑不動豬食而把泔水灑在身上。黑龍江的冬天很冷，但仍要每天早起給豬喂食，還要打掃豬舍。這種艱苦的工作、生活條件，一度使劉建打退堂鼓。當朱德從來信中得知劉建因條件艱苦想調回北京后，就回信鼓勵他：“遇到一點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說明你非常需要艱苦生活的磨練，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培養起對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朱德最小的外孫劉武選擇參軍后，從最普通的士兵做起，經常要深入到邊境、海防、深山和哨卡，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一干就是33年，這是多么強大的意志啊!后來，劉武所在的基層部隊被贊譽為“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奉獻”的模范集體。2006年11月16日，劉武被授予“全國優秀基層指揮官”的光榮稱號。

三、“我不要孝子賢孫，要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1944年4月5日，朱德在《回憶我的母親》一文中寫道：“母親最大的特點是一生不曾脫離過勞動。”縱觀朱德全部的革命生涯，尤其是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他將畢生的精力投入到了實現中華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之中，以至于母親去世前他都沒有回去再見一面。朱德用自己一生的奮斗，傳承著母親教給他的革命意志，延續著大孝為國的奉獻精神。正是這樣，晚年朱德忍著喪子悲痛之情，仍要求子孫后輩：“不要因為去世了一個人，自己也倒下去了，這樣不是共產黨員。”1975年，已89歲高齡的朱德仍工作在主持會議、接待外賓的第一線，3月6日，他奮筆書寫下“革命到底”四個大字。1976年7月初，病情加重的朱德躺在病床上，堅持提出要看文件和報紙，嘴里斷斷續續地對家人以及前來看望的同志說：“革命到底。”“革命到底”，不僅是朱德一生的真實寫照，也是對家人、子孫后輩的鞭策與教誨，更是對朱家家風的一種傳承。

　　◆1961年中南海書房，左起朱和平、朱援朝、朱德。

　　對于家人、子女晚輩而言，每次回家看望父親朱德，都會受到相同的“待遇”——說不了幾句話就要求回去工作，“你們可以回去了”，“你們就不要老回來看我了，要好好工作。”“我不要孝子賢孫，要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朱敏從蘇聯畢業回國后，被分配到北京師范大學任教。1953年朱敏生完第一個孩子，產假期剛過，朱德就催促她回校上班。為了能讓朱敏安心工作，朱德決定把外孫留在自己身邊撫養，并為此專門定了一條“硬規定”：只有周日才能回家看孩子，平時不準回來。1970年5月，孫子朱新華從廣東興寧調到廣東軍區總醫院工作，當時朱德在廣東興化休養，領導照顧起見，就在工作報到之前給朱新華準了幾天假，讓他能夠回家探望自己的爺爺。一見到朱德，朱新華就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朱德很是滿意，隨后就問起了工作和學習情況。當朱德知道自己的孫子剛剛調到廣州，還沒開始工作就先回家后，立刻變得嚴肅了起來：“你是一名解放軍戰士了，應該遵守部隊的紀律，要嚴格要求自己，以工作為重，我這里一切都好，不用掛念。”就這樣，朱新華只在家里住了兩天就回到單位開始了新工作。

　　1974年，朱德唯一的兒子朱琦因病去世，組織上考慮到朱德已是88歲高齡的老人，子孫后輩們都在外地工作，身邊需要有人照顧，因此決定將在青島海軍某部當兵的小孫子調回北京工作。調回后的第一個周末，小孫子就去看望爺爺奶奶。一進家門，朱德就驚訝地問：“你怎么回來了?是出差，還是開會?”小孫子知道爺爺要求嚴格，沒敢說實話，于是就撒了謊說是臨時到北京海軍某部幫忙。但是，兩個月后，小孫子又去看望時，朱德感覺這里面有事情，于是就盤問起小孫子：“你在海軍幫忙多長時間了?怎么不走了?是不是調回北京了?”小孫子招架不住一連串的問題，只好說明是組織上的考慮，如實說：“我調到北京了。”朱德一聽，便嚴肅地說：“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賢孫!哪里來的，還應該回哪里去!”為此，朱德專門把海軍領導請到家里說：“請你們還是把他調到部隊基層去鍛煉吧，年輕人應該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不要留在大機關里。”海軍領導非常關心地說：“您年紀大了，身邊確實需要有人照顧。”朱德繼續說：“我雖然年紀大了，但有組織上的照顧，用不著他們在我的身邊。”“一個人浮在上面時間久了只會做官做老爺。……領導干部都把自己的子女留在北京，這不是在搞特殊化嗎?那還有誰去保衛祖國的邊疆和海防?”最終，海軍領導被朱德說服了，并遵照朱德的意見去辦。兩天后，小孫子就被組織上調到南京海軍某部基層連隊去工作。

四、“我要帶頭執行，不能有半點特殊。”

　　1949年11月9日，黨中央作出《關于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已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朱德，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在朱德擔任中紀委書記的5年零7個月的時間里，他始終堅持黨的優良傳統，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從不搞特殊，時時處處以一名普通勞動者自居。朱德一以貫之的清廉自律的作風，為中國共產黨人做出了表率。

　　其實，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朱德的家鄉就有一些親戚朋友寫信希望能夠投奔于他。1937年9月27日，朱德給前妻陳玉珍寫了一封信，讓她代為轉告：“至于那些望升官發財之人，決不宜來我處;如欲愛國犧牲一切，能吃勞苦之人，無妨多來。……除了能作戰報國的人外，均不宜來。我為了保持革命軍隊的良規，從來也沒有要過一文錢，任何閑散人來，公家及我均難招待，革命辦法非此不可。”當時軍委總部有汽車，有一次，朱德和毛澤東等人乘車去看戲，朱琦拖著一條傷腿，因走路不方便也坐上了車。朱德看見后立刻對朱琦說：“你下來。”可到了楊家嶺，大家一下車，朱琦也到了。原來被趕下車的朱琦，又站在駕駛室外的踏板上，搭了一趟順風車。這一下，溫和的朱德發脾氣了，狠狠訓了兒子一通：“這不是小事!踏板的位置是給警衛員的，不是給你的。”朱琦知道犯了錯，向父親作了深刻檢討。經過這一次，朱琦再也沒坐過父親的車。朱琦后來從天津回北京看望朱德時，都是自己坐公交車，然后步行近半小時才到家。朱德的秘書看不下去，說：“你腿不好，干嘛折騰自個兒，朱老總的專車可以直接開進北京站的站臺接你。”朱琦卻連連擺手：“讓爹爹知道我坐他的車，會生氣的。”

　　為此，朱德給家人定下一個不成文的“三不準”家規：“不準搭乘他使用的汽車;不準親友相求;不準講究享樂。”

　　1951年朱德65歲壽辰時，老鄉人民出于對領導人的熱愛，派了幾名代表到北京看望祝壽，朱德以家宴形式接待了諸位老鄉。席間，老鄉們向朱德遞上了一份儀隴人民的請愿書，說的是“為了感謝您老人家的豐功偉績，我們建議把儀隴縣城遷到馬鞍場，……還希望把儀隴縣改為朱德縣。”朱德一聽，急忙說道：“這怎么使得。我不算英雄，只是一個在戰場上無數沒被打死的普通士兵，為革命犧牲了的烈士才稱得上英雄。”在1933年川陜大巴山根據地時期，儀隴縣就遷到了馬鞍場，還改為朱德縣，但后來又都改了回去。對于這段歷史，朱德是清楚的，因此他接著說：“勝利前中央就決定，不能用個人名義改地名。特殊情況，由中央決定，可不能以個人喜惡而定。……我的意見：一不能遷縣址，二不能改縣名。”在朱德推心置腹地勸教下，幾位老鄉才欣然同意，并表示回去耐心地做鄉親們的工作。朱德還有位侄孫，幾次寫信想到北京來工作，朱德每次都是嚴辭拒絕。后來這位侄孫適齡就到了東北參軍入伍。有一次借著回家探親的機會，路過北京看望朱德。一見面，朱德就開門見山地說：“你參軍了，咱們是革命同志關系，別無其他關系，要模范遵守部隊紀律，好好學習，嚴格訓練，努力進步。”等到這位侄孫退伍復員后，首先想到的是到北京請求朱德在城市給他安排一個工作。明白侄孫的來意后，朱德堅決地說：“使不得。回原籍安置是政府的決策。我要帶頭執行，不能有半點特殊。你在軍隊入了黨，共產黨員應嚴格服從組織紀律，儀隴廣闊天地需要你，你要愉快地回老家去，由地方黨組織安排，無論干啥都要干好。”聽到這話，侄孫的內心很是失落，一時想不通也不理解。見侄孫的情緒狀態不好，朱德就多留他住了幾天，只要一有時間就給他講革命歷史，做思想工作，對他說：“現在國家工業還不發達，全國這么多青年都涌進城市還了得，沒人種地，大家都去喝西北風嗎?”經過一番教導，這位侄孫提高了政治覺悟，愉快地回到家鄉，在公社擔任一名電影放映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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