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覺能動性是人們在遵循客觀規律基礎上發揮的主觀能動性，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實踐活動中重視發揮這種能動性。毛澤東對自覺能動性的理解和發揮經歷了由三個階段構成的曲折過程: 即由 “自覺能動性的正確與發揮”到 “自覺能動性的片面張揚”，再到 “自覺能動性的理性回歸”。

　　毛澤東在領導人民從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強調發揮人們的自覺能動性，以便有效地實現預定目標。所謂自覺能動性是人們在遵循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在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中發揮的主觀能動性。自覺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是一對矛盾范疇，尊重客觀規律是發揮自覺能動性的前提，而發揮自覺能動性又能充分利用客觀條件，最大限度地實現預定目標。毛澤東不但在理論上首次提出了自覺能動性這一范疇，而且在實踐上對自覺能動性做了充分的發揮。毛澤東對自覺能動性的理解和發揮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正確理解與有效發揮，到 20 世紀 50 年代后期自覺能動性的片面張揚，再到 20 世紀 60 年代初自覺能動性的理性回歸。

自覺能動性的有效發揮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對自覺能動性的理解正確，發揮也有效。

　　首先，科學界定了自覺能動性的涵義。

　　毛澤東在 《論持久戰》中指出: “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 ‘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這一界定包含兩層含義: 其一，自覺能動性是人類特有的，是人區別于物的最基本特點。其二，自覺能動性包括正確地認識對象和正確地改造世界。正確地認識世界是正確地改造世界的前提，因而只有正確地認識世界才能正確地改造世界。在筆者看來，毛澤東論著中的自覺能動性與主觀能動性基本上是同一個哲學范疇，但適用范圍稍有不同。軍事活動領域特別需要軍事指揮員自覺根據戰爭發展的趨勢和規律采取相應的對策，發揮主體的主動性、創造性，這種主動性、創造性稱之為自覺能動性。而其他實踐領域對象的發展變化不如軍事領域那樣瞬息萬變，對主體主動性、創造性的要求不如軍事實踐領域那樣強烈，這時，主體的主動性、創造性可稱之為主觀能動性。

　　其次，探討了有效發揮自覺能動性的條件。在毛澤東看來，自覺能動性的發揮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自覺能動性的發揮需要一定的主觀條件。一方面，實踐活動的領導者必須正確地認識、利用客觀規律。正確認識、解決主體和客體的矛盾是發揮自覺能動性的前提。他指出: “不論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因此，“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

　　客觀對象有其自身的本質及其運動和發展變化規律，主體如果沒有正確認識它，形成的實踐方案就不是有的放矢，就不可能實現預定目標。另一方面，自覺能動性的發揮需要實踐活動的指導者將靈活性和計劃性結合起來。靈活性是聰明的領導者基于客觀情況，審時度勢而采取的及時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通常情況下，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有趨勢可窺、有規律可循。在這種情況下，指導者就可以按照預定的方案調動部屬的自覺能動性，推進實踐活動。但有常規就有特例，少數情況下，客觀事物的發展呈現突發狀態，沒有應對的預案，這就需要指導者權宜處之。計劃性是指導者根據實踐活動對象發展變化的相對固定性的趨勢、規律而制定相對固定的計劃或方案。沒有這種計劃性，實踐活動就會趨于毫無定規、無從下手、盲目散亂，就無法有效調動部屬的自覺能動性，就不可能實現實踐活動的目標。

　　自覺能動性的發揮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自覺能動性的發揮包括能動地認識世界和能動地改造世界兩個方面，能動地認識世界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能動地改造世界更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臺，必須建筑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借這個舞臺，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

　　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為了鼓舞紅軍將士的革命斗志，積極投身武裝斗爭，毛澤東于1928 年 5 月撰寫了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 ，科學地論證了紅軍和紅色政權在中國存在和發展的五個條件： 第一，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 ，反革命營壘內部不統一并充滿矛盾，因而使許多農村小塊革命根據地能夠在反革命政權的包圍下產生、堅持和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第二，經過第一次大革命影響和鍛煉的工農兵士，為建立革命軍隊和紅色政權準備了良好的群眾基礎；第三，中國革命形勢是跟著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 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第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及其政策的正確。

　　《論持久戰》之所以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可能速勝，而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屬于中國的，原因就在于中、日雙方相互矛盾的四大條件: 日本是一個強國、中國是一個弱國; 日本是一個小國，中國是一個大國; 日本的侵略戰爭是非正義的，中國的抗戰是正義的；日本失道寡助，中國得道多助。

　　1953 年 11 月，毛澤東在談到如何建設農業合作社時指出: “做一切工作，必須切合實際，不合實際就錯了。切合實際就是要看需要與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條件、經濟條件和干部條件。”基于此，毛澤東批評了兩種現象: 一是不具備建立合作社條件而盲目建社; 二是砍掉那些符合建社條件的農業合作社。

　　1956 年，毛澤東在 《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中，闡述了農業合作化的必要，其中之一就是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創造條件，包括提高糧食產量，保障糧食供給，積累工業所需原材料等。“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

　　要引導、組織人民群眾積極從事實踐活動。認識了客觀規律、具備了客觀條件，還不能實現預定的目標。“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思想要得到實現，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要實現計劃、藍圖的預定目標，就得發揮人們的自覺能動性。而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要發揮人們的自覺能動性，歸根結底是發揮人民群眾的自覺能動性。自覺能動性的不斷發揮，訴諸千百萬群眾一次次的實踐活動。毛澤東對此有著深刻的理解，反復強調依靠、發動群眾。1937年5月8日，他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一文中指出: “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群眾，有待于我們宣傳、鼓動和組織的工作。資產階級抗日派的和我們建立同盟，也還待我們的進一步工作。把黨的方針變為群眾的方針，還須要我們長期堅持的、百折不撓的、艱苦卓絕的、耐心而不怕麻煩的努力。”1943年11月29日，他在《組織起來》一文中斷言：“‘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 ‘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 ‘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 (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1948 年 4 月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講話時強調: 要善于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善于使我們的每一個運動，每一個斗爭，不但領導干部懂得，而且廣大的群眾都能懂得，都能掌握。

　　正因為不但重視發揮人的自覺能動性，而且重視創造發揮人的自覺能動性的條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廣大人民群眾不但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軍事斗爭為例，從1927年人民軍隊建立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與敵軍相比，人民軍隊大部分時間處于弱小狀態，但由于注重自覺能動性的發揮，包括諸如實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動員人民群眾支持并參與戰爭，依托鞏固的根據地等，實現了由弱變強、由小到大、由寡變眾，最后戰勝了一個個敵人，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建立初期，以毛澤東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治國理政活動中，注意調動廣大工農群眾的自覺能動性，使各項工作包括土地改革、剿匪、抗美援朝、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都取得了勝利，“一五”計劃提前完成。抗美援朝戰爭，弱小的中國人民志愿軍能夠戰勝以美國為代表的強大的聯合國軍隊，就是志愿軍指戰員發揮自覺能動性的光輝典范。而在那場驚天地、泣鬼神的上甘嶺戰役中，志愿軍指戰員更是以弱抗強、以寡擊眾，以血肉之軀對抗敵軍的飛機、坦克，視死如歸，前赴后繼，將自覺能動性發揮到極致。

自覺能動性的片面張揚

　　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至 1957 年上半年，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短短七年時間內，我國取得了土地改革、剿匪、抗美援朝、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提前實現了 “一五”計劃規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雖然我國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只是與積弱積貧的舊中國相比較而言的。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與資本主義國家比，我國仍然處于一窮二白的落后狀態。為迅速改變中國的落后狀態，毛澤東于 1957 年下半年發動了 “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運動是指 1957 年秋至 1960 年冬，我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下，試圖憑借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高漲的群眾熱情，實現工、農業生產高速度、高指標的飛躍式發展，以便早日實現超英趕美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運動。我國當時仍處于一窮二白的落后狀況：一是國家財政收入十分有限，沒有積累大規模投資的資金；二是工、農業生產的基礎薄弱，原材料短缺； 三是管理隊伍欠缺、管理方式落后; 四是廣大工農群眾的綜合素質低。這就是說，我國在當時根本不具備開展 “大躍進”運動的客觀條件，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 “超英趕美”的目標。

　　意識到開展 “大躍進”運動不具備必要的客觀條件，基于過往自覺能動性的發揮產生的積極作用，毛澤東特別強調開展 “大躍進”運動的主觀條件，將人們的自覺能動性片面張揚，最后滑向唯意志論。唯意志論是一種片面地夸大人的意志的作用，把意志理解為世界萬物的本質和基礎的哲學理論。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上，唯意志論片面強調意志、愿望等精神性的因素對物質的反作用，也就是片面夸大人的自覺能動性，認為這種自覺能動性可以不受客觀條件的制約。實際上，在物質和精神的關系上，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只是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個別環節對物質起能動作用。但在 “大躍進”運動推進的整個過程中，我們不具備開展以“高速度”“高指標”為特征的經濟建設活動，也就是不具備客觀的物質條件。于是，上至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中至地方領導人，下至人民群眾，都將希望寄托在人們自覺能動性的發揮上，將自覺能動性張揚成了唯意志論。換言之，在 “大躍進”運動開展的整個過程中，都強調精神決定物質，而不是在某一個環節或階段強調精神的決定作用。因此，從根本上說，“大躍進”運動顛倒了物質和精神的相互關系，滑向了唯意志論。

　　作為 “大躍進”運動的提倡者、推動者，毛澤東的一些說法就體現了唯意志論色彩。1958年4月，毛澤東在 《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認為：“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設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除了黨的領導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這里就把 “超英趕美”時間的縮短，并寄希望于人民群眾的意志、情感等精神性的因素。1958 年，毛澤東和哲學家李達在武漢曾就“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一口號發生過爭執。李達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是無限大，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有條件的。而毛澤東則認為，凡事都有兩重性，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是講人有主觀能動性，人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并且，人的主觀能動性在一定條件下無限大。1959 年 9 月，為了激勵那些不會游泳的人學會游泳，毛澤東認為:“一有意志，萬事皆成。”換言之，只要有意志的驅動，什么事情都可以辦成。這里既忽視客觀條件，也無視主體的知識、經驗、技能，而把主體的意志當作實現實踐目的唯一條件，唯意志論傾向明顯。

　　為了將人的自覺能動性張揚成唯意志論，當時的部分學者提出了以下理論依據: 一是大破條件論。國家的經濟建設既有內在的根據，又需要適當的外部條件。但 “大躍進”時期的唯意志論傾向卻否認了這種外部條件，把承認條件的觀點說成是 “唯條件論”，主張大破條件論。二是把虛擬條件當作真實條件。工、農業生產是需要條件的，但在“大躍進”時期，為實現高指標，人們把自己的意志無限吹脹，部分理論工作者主張大破條件論，而部分理論工作者則把虛擬條件即現實不具備的條件當作現實的、真實的條件。

　　憑借廣大工農群眾自覺能動性的充分發揮，“大躍進”前期，我國的糧食生產，農田水利建設，鋼鐵生產等的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從 1959 年起就呈下滑趨勢，這種趨勢至 1962 年才止住，直至 1965 年，我國的工農業生產、社會發展才恢復到 1957 年的水平。換言之，短暫的快速之后是長期的倒退、徘徊。“大躍進”運動雖然取得的成就很不理想，但帶來的危害卻是巨大的。這體現在: 一是忽視國民經濟建設的綜合平衡發展原理，導致發展的不可持續性。二是助長了弄虛作假的歪風，嚴重侵蝕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三是依靠群眾運動開展經濟建設的方式強化了“左”傾思維方式、工作方式。四是導致了大饑荒和數以千萬計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毛澤東將人的自覺能動性張揚成唯意志論有兩方面的原因。首要原因是對物質和精神的相互關系原理的理解出現了偏差。物質決定精神、意識是就事物發展的整個過程的所有階段、環節而言的，而意識、精神決定物質是就事物發展過程某一環節、某個階段而言的。也就是說，兩個決定作用不是等量齊觀的，從根本上說是物質決定精神、意識。而毛澤東在 “大躍進”時期對兩種決定作用作了等量齊觀，陷入了唯心論。次要原因是在勝利、順境面前沒有保持清醒的頭腦，制定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目標脫離實際情況。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的講話指出：“我們必須謙虛謹慎，不要驕傲急躁，要戒驕戒躁。謙虛就不驕，就可以戒驕。……在我們的歷史上有這樣的教訓，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沒有事情，一大就脹起來了，腦殼脹得很大，驕傲起來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驕傲是連在一起的，驕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沒有不是驕傲的、不謹慎的、粗枝大葉的。”這段講話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處于順境時就放松警惕、驕傲自大，最后遭到失敗的教訓進行了反思。“大躍進”時期，毛澤東之所以將人的自覺能動性張揚成唯意志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忘卻了此前有關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自覺方針。

自覺能動性的理性回歸

　　“大躍進”運動的挫折，使毛澤東意識到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必須以承認客觀條件、遵循客觀規律為前提，而不能違背客觀規律去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1960 年 6 月 14 －18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大會做了

　　《十年總結》的報告，對新中國建立 10 年來特別是 3 年多 “大躍進”時期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他說：“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這段文字包含了以下三層含義： 第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有很大的區別，不能借用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那一套理論、方法來指導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第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有自己的內在規律，我們應通過調查、分析，總結這些規律。第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能一味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而應遵循其內在規律。這實質上是對 “大躍進”時期不顧客觀條件和客觀規律性，將人們的自覺能動性片面張揚成唯意志論的反思。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大會上多次講話，其中一次說：“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在這里，毛澤東明確提出認識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有一個過程，而總結建設經驗是認識規律的途徑。把握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以它們指導實踐，我們才會獲得自由。在談到自由和必然的關系時，他說：“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在毛澤東看來，只有認識客觀規律，并以此為指導改造客觀世界，我們才會獲得自由。也就是說人們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必須以遵循客觀規律為前提。換言之，毛澤東此時理解的主觀能動性已逐漸向自覺能動性回歸。“大躍進”運動在沒有掌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前提下，僅憑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迅速推進，難免陷入盲目性。

　　1963 年 5 月，毛澤東在 《對 〈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稿的修改》中，對于精神和物質、自覺能動性和客觀規律之間的關系作了較系統的闡述，指出了正確處理兩者關系應當遵循的原則。他說：“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在這里，毛澤東提出了對客觀對象及其本質和發展規律的認識需要多次反復才能實現，才能日漸準確。那么，以對對象初次、二次、三次的認識理論指導的實踐，難免帶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難免出現不同程度的失誤。因此，自覺能動性與客觀規律的一致是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多次反復實現的。通過對 “大躍進”時期片面張揚人的自覺能動性、無視客觀規律帶來危害的不斷反思，毛澤東對自覺能動性的認識和發揮又回歸理性。

　　(作者簡介：王向清，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湘潭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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