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達斡爾族老人的東北抗聯經歷

　　孟德仁口述 那順寶整理 全根先編校

　　編者按：東北抗日聯軍是由中國共產黨創建并領導的第一支中國人民抗日武裝。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他們在極其嚴酷的條件下與敵人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斗爭，轉戰于白山黑水之間，堅持戰斗長達14年，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為建立東北抗日戰爭后方基地，中共北滿省委和東北抗日聯軍決定開辟呼倫貝爾游擊區。這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東面是訥河、嫩江游擊區，西面是外蒙古，北面是蘇聯，南面與八路軍冀熱遼根據地臨近，加之有大興安嶺茫茫林海作為天然屏障，又是少數民族地區，敵人統治相對比較薄弱，十分有利于部隊開展游擊戰爭。1939年12月，東北抗聯第三路軍指揮部組建了龍北指揮部，由第六軍參謀長馮治綱任指揮，王鈞任政治部主任，并于當月率120余名戰士越過冰封的嫩江，來到莫力達瓦旗(以下簡稱莫旗)北部的小庫木爾屯。這是抗聯部隊第一次進入莫力達瓦。此后，部隊在阿榮旗、博克圖、鄂溫克旗等地開展游擊戰爭，發動抗日救國運動，有力地打擊了日偽反動勢力，牽制了敵人對其他東北抗聯游擊區的進攻和圍剿，為建立大興安嶺地區抗日總后方做出了重大貢獻。孟德仁老人當時是抗聯部隊的向導和情報員。本文摘錄于莫旗革命老區建設促進會、莫旗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所編《東北抗日聯軍在莫旗活動史記》(內部資料)，由孟德仁口述、那順寶整理。編輯此文時，對相關內容進行了校注，略有改動。——全根先

全根先(右二)與親友在莫力達瓦旗郭尼村東北抗聯紀念碑前

　　1937年，我和爸爸在卓羅尼山(今莫力達瓦旗西瓦爾圖鎮境內)打獵。一天，來了三個漢族人，說是在山里走迷了路，就在我們的阿那格(打獵時住的窩棚)住下了。我和爸爸白天打獵，他們給燒火做飯、放馬，什么東西也不丟，我看(他們)也不像壞人。他們住熟了以后，就跟我說，以后我(們)有事找你們能幫助嗎?我說，你(們)什么時候來我都幫助，并告訴他們我家住在小庫木爾屯(今小庫木爾村)，從前面數第二排房子就是我家。有事就找我，保證幫忙。他們住了幾天說有事要走，當時說是去江東有事，并告訴我過幾天就來，不要到遠處打獵。臨走時，我們給他們帶了一些狍子肉。

馮治綱

　　此后過了不長時間，一天晚上，這三個漢族人又到了我家。來的時候還給我帶了鋸、斧子等東西。我家當時就給煮了手把肉、燙上白酒，讓他們三個飽餐了一頓。飯后，領頭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說：“我姓馮，叫馮治綱[1]，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聯軍(紅軍)，到這來的目的是執行北滿省委和抗日六軍黨委的決議：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抗日的政治宣傳，開辟敵后根據地。我們先來就是摸清情況，為大部隊的到來做好準備。”我父親對紅軍早有耳聞，對馮治綱說：“早年我到齊齊哈爾，就聽說過你們紀律嚴明，專打日本鬼子，對群眾寸草不動，對我們少數民族也很有禮貌，是我們信得過的軍隊。你們來，有什么需要我們幫忙，盡管說出來。”

　　以后，他們住了很多天，為了安全起見，我把馮治綱等人送到敖巨陽(已去世)燒炭的窩棚去住。我還去我舅舅家借了幾匹馬，給他們幾個騎乘。白天，我穿上皮衣，背上獵槍，騎上馬，打扮得和平時打獵一樣，領著他們翻山越嶺看地形，畫地圖。馮治綱把所有了解到的情況都寫成材料。這次了解情況，我們先后到了北邊的何沃日哈里(罐子溝)，南邊至邊壕的馮家圈子等地方。有時我們就住在山上，點起篝火，吃狍子肉。馮治綱就在這里給我講一些抗日的革命道理，我們一定能打倒日本侵略者，建立一個新中國。

　　馮治綱來后，了解情況的目的基本達到，決定返回江東訥河縣。由于連日在山上轉，他們累得不行，我父親讓我送他們過江去。我父親對馮治綱說：“我們是世代的獵民，這個地方的山山水水在我們心里裝著呢，哪個山有幾棵樹、幾個野獸都清楚，你們以后再來，還到我們這。”馮治綱高興地說：“我們進軍呼倫貝爾有希望。”雪夜，我備了四匹全鞍馬，帶上干糧，連夜啟程。從小庫木爾屯出發經哈叉密(三股道)，到了嫩江邊上的郭尼屯(今莫旗登特科鎮郭尼村)。因當時在郭尼前面的多西淺、登特科都有偽警察駐守，這條路比較安全一些。一夜幾十里的奔波，人困馬乏，我們在郭尼找了一家吃飯、喂馬。吃完飯，要過江時，外面一下來了二十多人，說我們是土匪，因四匹馬備著馬鞍子拴在門外。當時我說出了我父親的名字，他們聽了后說是認識，才將我們放行。在嫩江邊上，我們就要分手了，馮治綱說：“過不了多長時間，我們的隊伍就要過江來了，部隊一來就要糧食、馬匹等，這一切就靠你們了。”說完，他們就過了江，我們哭著分了手。

　　1939年冬，馮治綱帶領部隊過嫩江，來到了我們小庫木爾屯。部隊一進屯，馮治綱先到我家，并向父親和我介紹了王鈞[2]、王萬俊等抗聯同志。馮治綱、王鈞來不及休息，便說屯子里一下來了這么多背槍的人，群眾會有想法，得馬上開一個大會，向群眾宣傳一下我們的來意。我父親和我及親屬馬上通知了全屯人。部隊在屯里打開紅旗，屯里人知道后，都朝插著紅旗的地方聚攏來。在屯子的一個土堆上，召開了群眾大會。大會上，王鈞講話。他大聲地說：“我們到這里來，是為了打倒日本鬼子來的，我們的隊伍是老百姓的隊伍，不管達斡爾人、漢人，都是一樣受苦的。(只有)打倒日本鬼子，我們才能過上好日子。”全屯男女老幼幾百人聚精會神地聽他講話。會議散后，部隊分到各家吃飯，喂馬。 一進到各家，戰士們又是打水，又是劈柴，打掃院套，為各家勞動。大家一看，確實不像亂七八糟的舊軍隊，紀律這樣嚴明的軍隊還從來沒見過，因此各家都拿出最好吃的招待了抗聯隊伍。

王鈞

　　馮治綱、王鈞、王萬俊等同志，都到我們家去吃飯，指揮部就設在我家。一進屋，我奶奶給老馮他們讓座，請他們抽煙，又端來酸牛奶請他們喝。吃飯的時候，端上野豬肉和小米飯請大家吃，他們吃得都很香。飯后，馮治綱對我父親說：“孟大爺，德仁弟和我們歲數差不多，你老人家對我們這么熱情，王鈞、王萬俊和德仁拜個弟兄。”我父親同意。用達斡爾族的習慣，我父親倒上酒，我奶奶點上香，我們三個先后舉杯敬了天和神，又敬了長輩。當時，王鈞二十六歲，排老大;王萬俊二十二歲，排老二;我十八歲，排老三。王鈞和王萬俊說：“為打日本，我們生死與共。”我說：“誰要是有壞心眼，誰就被槍子打死。”因馮治綱常來常往，和們已經熟悉，早已和我兄弟相稱，因此沒參加這次拜把子。

　　指揮部在庫木爾休整了兩天，夜里就向南出發了。我隨隊出發，成為抗聯的一名成員，為他們作向導。當時，還有我叔叔孟壽海、鄂溫克族叫沃包特克的兩人送部隊南下。他倆把部隊送到烏爾科屯(今莫旗尼爾基烏爾科村)后，連夜回屯了。以后，部隊又到了馮家圍子和王家爐屯，在這里群眾很熱情，我很快就籌集到了十多匹騎馬，都是老洪頭家的馬，后來過諾敏河時有幾匹不肯過江，只有幾匹帶過了江，其余只好在江邊放掉，讓它們返回屯去。

　　離開王家爐屯后，部隊繼續西進，1939年臘月來到了格尼河(諾敏河支流，在阿榮旗境內。)西的太平莊(村)。一到太平莊，部隊就把警察所包圍并繳了械。正當對警察進行訓話的時候，從屯外跑來一匹馬，上面騎著一位達斡爾姑娘，她的名字叫雪珍，是西路松屯(屬莫旗阿爾拉鎮)人，是我的一個姐姐。她來到后告訴我們，西南方向來了一隊警察。部隊聞訊后，迅速撤到屯東的山坡上，占領制高點。雪珍也立即騎上馬，返回了屯子。前來的警察隊有二十多人，全部騎著馬。馮治綱和王鈞了解到警察隊里有少數民族，為了部隊今后活動的方便，不使少數民族發生反感，決定先進行政治攻勢。但是，警察還是先開了槍，做宣傳喊話的祁付宮壯烈犧牲。仗打起來了，馮治綱、王鈞仍交待戰士們不準打人，只準打馬，并用機槍壓制對方火力。馮治綱、王鈞親自率領馬隊從兩側發起沖鋒，把警察包圍，并繳了械。然后，馮治綱、王鈞給他們講抗日救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道理，留下槍支、彈藥、馬匹，把人全部釋放了。通過這一仗，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真佩服他們的肚量。

　　臘月的一天，部隊來到阿榮旗北部三岔河中游的五架子屯，天要快黑時進的屯。馮治綱、王鈞召集群眾開大會，我們正燒火做飯，崗哨來報說，來了大隊日本鬼子。部隊趕緊集合，撈出半熟的米飯，撤到后面的山上。還沒上到山頂，鬼子就用大炮射擊我們。由于天黑了，日本鬼子沒有追擊我們，我們撤到遠一點的地方吃了飯，宿了營。第二天，部隊往西南方向運動，因天黑不知敵人兵力的動向，先派出尖兵探路。當行到三岔河附近的炭窯窩棚時，天已傍晚，我們在一座山上往上看時，遠處有陽光被玻璃反射的亮光。馮治綱說，前面可能有人家吧。我們說，在這深山老林里哪有玻璃，肯定是日本鬼子的汽車玻璃。但是，馮治綱為了掌握第一手資料，帶領一個戰士前去察看，剛要上到山頂，就和日本鬼子遭遇了。馮治綱和一個戰士邊打邊往回撤。但是，由于敵人人多火力猛，我們沒營救成。馮治綱壯烈犧牲了，全體戰士都哭了。我的眼淚也止不住流出來，打槍時準星也看不見了。這次遭遇戰，打得很艱苦，我們騎的馬也被打死了不少。當時王鈞考慮到部隊數倍于我，久戰不利，便又撤到查勒巴奇山坡(阿榮旗境內)過了一宿。這時候，我捎信給家里，(要他們)送馬和米。第二天，在王鈞帶領下，我們又返回馮治綱犧牲的戰場，沒有找到遺體。據老百姓說，被日本鬼子用汽車拉走了。

　　部隊為了擺脫敵人的圍追，一連打了許多戰斗，最后向西沖到博克圖[3]、巴林[4]一帶，才得以擺脫敵人的圍追。在部隊西進途中，我叔叔孟松海、孟壽海及時地為部隊送去了五匹馬和三袋子小米。在三岔河的戰斗中，馬匹減少不少。在深山老林中行軍打仗，沒有馬匹是非常困難的，這五匹馬為以后行軍打仗起了不小作用。

　　部隊轉到博克圖、巴林一帶后，王鈞派我下山了解情況，因我通曉蒙古語、鄂溫克語、鄂倫春語，本身又是少數民族獵民。我穿上平時打獵的裝束，一邊探聽敵人的動向，還一邊為部隊購買馬匹、糧食等物資。為了使部隊及時掌握敵情，我探聽到情況后，馬上返回，因此多半是日夜兼程的。

　　經我偵察了解，這一帶有很多日本人經營的木作柜房，也叫協和公司。我匯報情況后，王鈞決定攻打幾處柜房。這樣，我們接連攻下巴林、博克圖、窮棒子溝、臥牛河等十多處柜房，消滅了不少敵人，得了很多的給養和現金。

　　從這一帶，部隊又轉到阿榮旗西北邊的山里一個叫野豬窩棚的地方休整。到了1940年3月份左右，王鈞決定率部隊返回江東，向軍部匯報情況，聽候一下步指示。臨行前，王鈞對我說：“三弟，你留在家鄉，一方面照顧年邁的雙親，一方面繼續摸清各城敵人的情況。部隊剩余物資要保管好，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有什么情況，可到訥河找北龍地委方明玉[5]聯系。”之后，我把一些物資安置完后，把快槍換成獵槍，取近道向家鄉返回。

　　在回鄉的路上，碰上了打獵的鄂倫春族的霍毛(已去世)。當時他正在追趕一群野豬，我迎頭截住豬群，一連打倒三口野豬。霍毛走到跟前看著倒地的野豬，連說“愛莫日根”(好獵手)。因此，他執意要我到他家住幾天。當時我知道他給日本人干事，有些猶豫，但考慮到如果把他爭取過來，對今后部隊的進駐是有好處的。

　　在他家住了幾天，我了解他雖為日本人干事，卻是出于無奈，對日本人的橫行霸道也極為不滿。一天，我們一起吃肉喝酒，他說：“聽說達斡爾有一個姓孟的為抗聯服務，領著抗聯使日本人吃了不少虧。”并說：“誰要抓到他給五百元現大洋。”我一看，爭取他的時機已到，便大膽地說：“我就是那個姓孟的。”他一聽，怔了半天，隨后看我，搖頭說：“你騙我，你不可能是。”我給他講了在太平莊、三岔河等地的戰斗，他這才相信了。我說：“你把我抓起來送到日本人那里去吧，還能得到獎賞。”這時，他愛人說：“他是個好兄弟，可不能坑他。”霍毛沉思了片刻說：“你到查勒巴奇我弟弟家吧，那安全一些，我給你寫封信，保證熱情接待你，決不會拿你當外人。”

　　我帶著霍毛的信，騎上馬奔查勒巴奇去了。霍毛的弟弟拉帕提(已去世)是個體格健壯、血氣正旺的青年。見到他哥哥的信后，他說：“好，你從今后就是我表弟。”從此，我就改名換姓，自報鄂倫春人。半個月后，霍毛來了。經他們介紹，又認識了鄂溫克族的涂瑞川(已去世)。經我提議，我們四個人結成了把兄弟。從此，為部隊又增添了耳目和落腳點。

　　1940年9月份，抗日聯軍再次進入呼倫貝爾，是由王明貴[6]、高禹民[7]政委、王鈞帶隊來的。我聞訊后，立即從查勒巴奇出發找到了部隊。見面后，我們互相問候，都很高興。我向領導們匯報了這幾個月的情況。當匯報到我在鄂倫春部落中建立了聯絡網和落腳點時，他們聽了都很高興，同時對我有家不能回，表示慰問。

孟德仁(左)

　　這次進駐，當部隊來到阿榮旗境內雞冠山時，與日本鬼子打了一場大戰。日本出動了飛機輪番轟炸，加上大炮、重機槍射擊，戰斗打得非常激烈。天黑時部隊才撤出戰場，轉到五馬架。日本鬼子隨后也追到了五馬架，在這又打了一仗。這兩戰，我們打死日軍的一個軍官和很多日軍。我方高禹民政委等為掩護部隊轉移，在阻擊敵人的戰斗中光榮犧牲了。日軍這次的企圖，是想拖住部隊準備全殲。王鈞等看出敵人陰謀，決定撤出戰場，向西往巴林、綽爾河(嫩江支流)敵人兵力弱的地方前進。在前進的途中，又與圍追堵截的日本軍打了幾仗。邊打邊走，翻過興安嶺， 來到鄂溫克旗境內。當時王鈞說往南打，有可能的話，打通與中央的聯系。部隊一直前進到伊敏河源。由于白俄[8]和蒙古騎兵的尾隨干擾，無奈又從綽爾河源返回。途中白俄和蒙古騎兵一直尾隨不放。部隊決定反擊。一天夜里，我們偷襲了他們的宿營地，打得他們懵頭轉向。襲擊之后，部隊連夜急行軍，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大西尼氣(現隸屬牙克石市圖里河鎮)后，我們扎營做飯，準備休息一下，崗哨發現他們又尾隨上來了。我們主動出擊，趁他們立腳未穩，就給了沉重的打擊。趁他們還沒明白過來，我們馬上繼續前進。到了阿榮旗境內的阿塔山坡，我們才擺脫了敵人。

　　在這里，部隊休整后，順邊壕行軍，從休日托爾蘇(村)過嫩江回到了江東。我送走了部隊，從登特科屯(現屬莫旗尼爾基鎮)處騎馬浮過江。剛過江，我就遇到了瓦克山，他當時是警察。他把我帶到家，問我干什么去了，是不是送抗聯去了。我看隱瞞不了，便直說，是送抗聯去了，你是警察，把我抓起來吧。他卻說：“你不知道，你爸爸和我是好朋友，我怕你在外邊走被別的警察抓到就沒命了。現在正懸賞要抓你呢。在我這住幾天，等外面平靜了你再走。”我在他家住了幾天，給他打了幾只狍子。他告訴我，以后在這碰到什么麻煩，找他幫忙，千萬不要亂跑。一天夜里，我騎上馬，離開他家，順原路經哈叉密、烏爾科回到阿榮旗拉帕提家。

　　部隊這次回江東前，王明貴、王鈞仍叫我留下，繼續廣泛建立落腳點，搜集敵人各方面的情報。在這段時間里，經拉帕提、霍毛、涂瑞川等，又認識了鄂倫春頭人蓋山(已去世)。白天，我穿行于大興安嶺的崇山峻嶺，搜集敵人的情況，夜晚向群眾宣傳抗日的道理。我先后去了博克圖東溝等地了解敵情。這段時間的偵察工作，為以后部隊攻打日本人經營的二十六號和七十四號木作柜房打下了基礎。

　　1941年冬，在阿榮旗境內查勒巴奇，我聽說部隊已到了巴彥旗(現屬莫旗)境，我興奮得一夜未睡好。第二天，我騎馬去迎接部隊，在阿塔山坡找到了部隊。部隊從此出發，到了博克圖附近。一次，部隊派出幾個戰士到附近偵察，在一處炭窯窩棚，由于說購買子彈而暴露了目標。到第二天，這些戰士還沒有歸隊，我們估計肯定出了事。部隊馬上集合前去接應，戰士們剛到炭窯附近的南山坡，就和日本兵和偽警察碰上了。我操起機關槍就打，一梭子子彈沒打完，機槍的撞針斷了，我又操起身邊的“三八槍”，連連向敵人射擊，打倒了不少敵人。部隊在王鈞帶領下，發起了沖鋒，和敵人展開白刃戰。我也沖上前去，去搶敵人的一挺機關槍，不料旁邊被擊昏的敵人突然向我開了一槍。這一槍擊中我膝下，骨頭也受了傷。這一次戰斗，我們又繳獲了敵人不少槍支、彈藥和馬匹。

　　部隊打完這場戰斗，繼續前進。到了博克圖一帶，王鈞派我前去偵察。由于前次我到這一帶偵察過，這次我很快了解到二十六號柜房日軍兵力不多，各種物資又很豐富。我連夜返回，帶部隊前往二十六號，經過一場規模不大的戰斗，很快占領了二十六號。我們俘虜全部日軍和警察，又繳獲了很多米面和服裝，解決了部隊過冬的問題。

　　打下二十六號，部隊出發向北，到了免渡河(免渡河鎮，隸屬牙克石市。)的老頭山，這兒離七十四號(即扎頓河)十來里地。我們截住一個拉拌子的漢人，了解這里敵人兵力情況。王鈞決定攻打，部隊便連夜前往襲擊。沒有任何傷亡，我們打下了七十四號木作柜房，繳獲了一百多匹馬和很多物資。這里有很多勞工，他們大部加入了部隊。我們未作停留，便啟程行軍。當我們來到諾敏河畔的額勒塔地方時，日本鬼子隨后追趕到這里。此時正是夜里，我們和日軍又打了一仗。之后，部隊渡諾敏河，過甘河，來到多布庫爾(現屬鄂倫春旗大楊樹鎮)，在這里遇到了鄂倫春族的戰竹梅。他們熱情地接待了部隊，并為部隊送了套褲、齊卡密(狍子皮做的靴子)。部隊在這里休息一段時間后，來到呼瑪境內。

王明貴

　　部隊到呼瑪(黑龍江省呼瑪縣)后，根據部隊的決定，我單槍匹馬返回了阿榮旗。當時，我堅決要求留在部隊，王明貴、王鈞找我談話。王鈞說：“支隊黨委決定讓你返回阿榮旗、莫旗一帶做地下工作。你回去后，繼續建立鞏固聯絡點，發動群眾建立抗日組織，這是革命的需要，不知什么時候，部隊還要打回來，那時候你就知道叫你回去的意義了。”我們舉杯揮淚告別，戰士們依依不舍送了我一段路程。

　　我返回到小圖熱河，碰到正在打羊草的齊玉田，在他家住了幾天，又到莫克爾提甫卡家。然后往回走，到了霍毛家，最后我又回到了查勒巴奇拉帕提家。我在這里住了很長時間，聽不到一點部隊的消息。我起身去訥河，尋找北龍地委方明玉，途中我回家看望雙親。在家才住了四天，我叔叔孟松海從莫旗回來，告訴我日本人派了便衣特務要抓你，要我趕快轉移。我連夜啟程，找訥河方明玉去了。到了訥河，沒有找到方明玉。我又去了滿乃(在訥河境內)，找到巴嘎布，也沒有打聽到部隊的消息。在訥河遭到便衣特務的追捕，正在這緊要關頭，素不相識的達斡爾族兄弟敖福延(已去世)見義勇為，冒著生命危險在敵人槍口下救出了我。他又連夜通過他的朋友幫忙護送我回到了江西阿榮旗的查勒巴奇。從此，一直到“八一五”光復，我住在這里宣傳革命道理。光復后，為了不忘馮治綱等先烈們，我把家搬到了查勒巴奇。

　　解放后，我一直打聽抗聯同志的消息，王鈞等同志也一直尋找我的下落。1963年，經過多方面的努力，分別二十多年后，我和王鈞又重新見面了。王鈞來到烏其爾汗我的家，見面時，我們都流出了激動的眼淚。我們在一起回憶戰斗的歲月，緬懷馮治綱、高禹民、王萬俊等先烈。王鈞說：“當時如果沒有你給我們帶路當向導，抗聯三進呼倫貝爾地區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我說：“那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是我們全體民族的支持和抗聯戰士浴血奮戰的功績。如果沒有達斡爾孟松海、孟壽海、敖巨陽、敖福延，鄂溫克族的沃色特克、鄂倫春族的拉帕提、戰竹梅、涂瑞川、霍毛等人幫助，我一個人為抗聯是帶不好路的。”

　　我們活著的人，應該繼承先烈的遺志，把呼倫貝爾建設得更加美好。

　　注釋：

　　[1]馮治綱(1908—1940)，吉林省公主嶺市人。自幼隨家至黑龍江省湯原縣，1932年參加東北抗日義勇軍，1934年加入湯原游擊總隊，任中隊長。1936年，湯原游擊總隊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六軍，任參謀長。1939年，任東北抗聯三路軍龍江指揮部指揮，1940年2月在阿榮旗三岔河上游任家窩堡與敵人戰斗中光榮犧牲。

　　[2]王鈞(1914—2000)，黑龍江省湯原縣人。1933年10月參加湯原游擊隊，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至1941年，在呼倫貝爾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建國后，曾任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省體委主任等職。

　　[3]博克圖，蒙古語，意為“有鹿的地方”;博克圖鎮，今屬牙克石市。

　　[4]巴林，原稱巴里木，鄂溫克語，意為“神山”“佛山”;原為牙克石市下轄鎮，現為巴林便民服務中心。

　　[5]方明玉，又名方冰玉、姜貴和，生卒年不詳，曾任中共訥河縣委宣傳部長、北龍地委書記。

　　[6]王明貴(1910--2005)，吉林磐石人。1934年參加東北人民革命軍，1936年起，歷任東北抗聯第六軍連長、團長，第三師代師長、第三支隊支隊長等。1942年，任東北抗聯教導旅營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嫩江地區地委書記、嫩江軍區司令員等。建國后，曾任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7]高禹民(1916―1940)，原名單忠義，又名高升山，山東高密人，自幼隨父母遷居黑龍江省。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任中共依蘭縣委書記。1940年2月，任東北抗聯第九支隊政委。同年11月9日，率所部尖兵班與大隊敵軍遭遇，在雞冠山戰斗中壯烈犧牲。

　　[8]白俄，指俄國十月革命和國內革命戰爭爆發后離開俄羅斯的俄裔居民，通常他們對當時蘇維埃政權持反對態度。大多數白俄先到俄羅斯南部和烏克蘭，再前往土耳其和東歐各國，另有一部分人來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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