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除了具有高超的理論水平，還一貫重視把總結經驗作為重要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就拿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來說，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始，就不得不面對一個又一個復雜、尖銳的政策、策略課題，曾經在黨內引起過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致命性的打擊。是毛澤東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

　　在經歷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經歷了土地革命的失利、工農紅軍被迫長征之后，如毛澤東后來說的那樣，“在抗日時期，我們才制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到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干了二十來年的革命。過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于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

　　同樣是領導中國革命，為什么陳獨秀、王明等人總是葬送中國革命，而毛澤東就能挽救中國革命呢?是毛澤東先知先覺、生而知之嗎?毛澤東已經告訴我們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那么，毛澤東又是靠了什么才使中國革命不斷走向勝利呢?

　　“從戰爭中學習戰爭”

　　1965年7月2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剛從海外歸來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時，突然向李宗仁的機要秘書程思遠發問：“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飯嗎?”程一時茫然不知所對。毛澤東接著意味深長地說：

　　“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以前我們人民解放軍打仗，在每個戰役后，總來一次總結經驗，發揚優點，克服缺點，然后輕裝上陣，乘勝前進，從勝利走向勝利，終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的這個說法，完全符合他本人以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的實際情況。他有一段名言：“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

　　他還說：

　　“做一個真正能干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初出茅廬或僅僅善于在紙上談兵的角色所能辦到的，必須在戰爭中學習才能辦得到。”

　　“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相對立的就是紙上談兵，就是教條主義，就是理論不聯系實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其根源就是理論脫離實際。毛澤東曾借用明代學士解縉的名句“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來諷刺那些不注重調查研究、紙上談兵、夸夸其談的教條主義者。

　　在1941年寫的《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一文中，毛澤東將那些狂妄而不可一世的教條主義者們稱為“老爺”，指出：

　　“老爺們既然完全不認識這個世界，又妄欲改造這個世界，結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腦殼，并引導一群人也碰破了腦殼。老爺們對于中國革命這個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卻妄欲充當人們的向導，真是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了。”

　　因此，毛澤東歷來認為，認識來源于實踐、實踐才能夠出真知，“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

　　“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

　　毛澤東不但重視總結自己的經驗，還重視總結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經驗。1964年8月29日，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代表團成員馬拉問：“您能不能告訴我們，您所以這樣偉大的秘密是什么?您怎么能夠這么偉大?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毛澤東坦率地答道：“我沒有什么偉大，就是從老百姓那里學了一點知識而已”，“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

　　毛澤東曾明確指出：

　　“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見、計劃、辦法，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試驗中，他的頭腦只能作為一個加工工廠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則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人腦制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

　　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鮮明地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人民群眾的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他曾經批評道：“許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總結群眾斗爭的經驗，而歡喜主觀主義地自作聰明地發表許多意見，因而使自己的意見變成不切實際的空論。”

　　說到與群眾的關系，毛澤東在《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一文中指出：

　　“如果客觀情況是有利于我們前進的，我們就向群眾說：你們前進吧!如果是不利于我們前進的，我們就向群眾說：你們暫停吧（近乎‘等待主義’），或說：你們退卻吧（大有‘機會主義’嫌疑）！據我想，這就叫做馬克思主義的起碼觀點。”

　　在這段話里，毛澤東既詼諧又嚴厲地揭露道，在不利情況下讓群眾暫停或者退卻，在“左”傾教條主義者看來，就是“等待主義”或者“機會主義”。因此，毛澤東在該文中繼續指出，當時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們“不但不愿意進行公開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認真進行秘密工作，凡事愛暴露、愛顯勁、愛稱英雄，愛在明天早上勝利，結果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在敵人統治區域把黨鬧個精光，一點群眾力量也鬧個精光”。他們的“所謂‘各種形式’，只是一句空話，其實他們只有一種形式，就是打、鬧、叫，此外一點也沒有”。

　　很明顯，采取紙上談兵、想當然的態度，是不可能汲取群眾智慧的。那么，怎樣才能從群眾中汲取經驗、智慧和力量呢?毛澤東指出：

　　“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

　　越是重大歷史關頭，毛澤東越重視讀史、鑒史。研究歷史，并不是說要鉆進故紙堆。恰恰相反，正如毛澤東所說：“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在抗日戰爭剛剛轉入戰略相持階段之際，毛澤東就向全黨發出號召：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

　　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引發毛澤東的高度熱情，他把該文作為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又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通過研究明代末年李自成農民起義的勝敗得失，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之際，才得以保持清醒的頭腦，預見到共產黨在革命勝利之后同樣會發生驕傲自滿、功臣自居、貪污腐化等現象，并向全黨敲響“我們決不做李自成”的警鐘。

　　毛澤東把總結歷史經驗的重要性提升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他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毛澤東的大多數著作都是在總結了古今中外歷史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寫成的，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等。他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更加明確地提出：“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的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

　　毛澤東還曾經借用唐代文學家韓愈“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的詩句來闡明，作為一名革命者，不懂得歷史、不研究歷史、不學會從歷史中總結經驗教訓，是不會有大的政治作為的。他說：“‘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就是說：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馬穿了衣裳一樣。什么叫“古”?“古”就是“歷史”，過去的都叫“古”，……“今”就是現在。我們單通現在是不夠的，還須通過去。……尤其是我們共產黨員，要知道更多的古今。”

　　“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

　　毛澤東的過人之處，不僅在于總結成功經驗，還在于吸取教訓，從中尋找成功的先機。他說過：“認識的盲目性和自由，總會是不斷地交替和擴大其領域，永遠是錯誤和正確并存……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

　　1935年1月底，遵義會議后重掌紅軍指揮權的毛澤東在土城戰役中失利，紅軍損失慘重。在扎西會議上，毛澤東總結出三條教訓：一是敵情沒有摸準，二是輕敵，三是分散了兵力。正是吸取了這一仗的教訓，毛澤東以“四渡赤水”的神來之筆，留下了戰爭史上的“得意之作”。可見，毛澤東的過人之處，不在于他不犯錯誤，而在于他善于從錯誤中總結經驗、教訓，迅速地將教訓轉化為聰明才智和寶貴經驗。

　　因為重視利用錯誤和教訓，毛澤東總結經驗時，總是抓正反兩個方面。他在1928年11月《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既講到湘贛邊界割據的成功經驗，又講到4月和8月兩次失敗的教訓;在1936年12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既總結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前三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又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教訓。他多次指出：“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錯誤有兩重性。錯誤一方面損害黨，損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員，很好地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對革命有好處。失敗是成功之母”。

　　總結教訓不僅指總結自己失敗的教訓，也包括總結別人甚至敵人失敗的教訓為我所用。毛澤東有句名言：“把別人的經驗變成自己的，他的本事就大了。”但是，要借用別人的經驗教訓，就必須具備誠懇的態度，虛心接受意見。因此，毛澤東還曾指出：“失敗確是成功之母。但是虛心接受別人的經驗也屬必需，如果樣樣要待自己經驗，否則固執己見拒不接受，這就是十足的‘狹隘經驗論’。”

　　毛澤東曾以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為例，說明錯誤的經驗對指導中國革命的意義。從這一點上講，他認為他本人就是王明的“學生”。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的教員不只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還應包括反面教員，即帝國主義、蔣介石以及革命隊伍內部犯錯誤的同志。沒有他們，我們就學不會辦事。

　　毛澤東重視經驗，但堅決反對經驗主義，他認為經驗主義同教條主義一樣是有害的。他歷來認為，為了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不能放棄理論學習，要把感性的經驗不斷上升為更具條理性、綜合性的理論認識。

　　“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發”

　　宋代詩詞家蘇軾曾經有這樣一句詩：“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發”。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之所以成之為毛澤東，其與陳獨秀、王明等人的區別，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善于總結經驗，靠總結經驗吃飯;他善于在斗爭中學、在群眾中學、從歷史中學、從錯誤中學，他不僅不是某些人所攻擊的“狹隘經驗論者”，反而是手不釋卷的大學問家。但是，毛澤東決不讀死書，辦事情決不從書本出發，他總是把書本知識與實際斗爭聯系起來，堅持從實際出發。

　　如果不善于總結經驗教訓，總是自以為是、唯我獨革，那就會像歷史上的王明一樣，從“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一下子跳到右傾投降主義、跳到“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王明從“左”跳到右，難道其中沒有必然聯系嗎?我們今天左派隊伍中的某些“保派”朋友，卻鼓動毫無經驗的青年學子“左”傾盲動，遭遇了失利還不知總結經驗教訓，仍在用正確的大方向來掩蓋錯誤的策略，其中或保守、或冒進，諸多不確定現象的背后，難道沒有一些內在聯系嗎?

　　王明一生沒有真正認錯，他晚年逃到蘇聯和匈牙利，投靠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在那里寫了很多本書，攻擊毛澤東、攻擊中國共產黨，為自己以往的錯誤辯解。王明，最終仍然是王明。

　　毛澤東就不一樣了，他胸懷博大，總是“一分為二”地看問題。例如，他1959年廬山會議時反對彭德懷等人借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徹底否定“三面紅旗”，但同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他看到時任東北協作區委員會辦公廳綜合組組長的李云仲的一封來信，便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李云仲的信，雖然對大躍進中的成績只字未提、對缺點和問題羅列了很多，毛澤東卻依然在批語中肯定李云仲“不隱蔽自己的政治觀點”、“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志”，說“這個同志的好處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盤托出”;并且在批語中指示：“我建議：將此信在中央一級和地方一級(省、市、自治區)共兩級的黨組織中，特別是計劃機關中，予以討論，并且展開討論，將1958年、1959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長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確的分析，以利統一認識，……”

　　所有這些，就是毛澤東與陳獨秀、王明等人的區別。其中奧妙很深嗎?其實，一點兒也不深，說起來很簡單。然而，做起來，卻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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