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革命，無論其規模怎樣，形式如何，最后總得以行動 (或稱運動)落地。這樣的過程，一般都少不了宣傳。而宣傳又必須借助載體，比如報紙、雜志或其他。其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于陳獨秀和他創辦的《新青年》雜志。只是于今想來，在那些一心為國，洋溢著青春熱血的身影中，我們似乎對同樣身兼革命者和編輯身份的知識女性，尤其是發生在她們身上的故事，多少有所忽略。

　　比如中國婦女運動先驅劉清揚從法國回國后，就曾和鄧穎超等人創辦《婦女日報》。1924年 3月 18日，該報發表了同樣有留法背景的張若名寫的《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一文。文中寫道：“女子當爭回本身的人格，拋棄那些乞憐的弱狀，復活我們的慷慨的天真，革除舊日男女間精神上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系……期待做一個真正的人，做一個社會的人，切不要做某男子的人。”除此之外，據知上世紀二十年代，向警予、楊之華等人也曾參與上海《婦女周報》的編輯出版工作。

　　秋瑾創辦《中國女報》

　　其實認真追溯起這樣的革命家和知識女性，首先要提到的一個人，那一定是秋瑾。

　　秋瑾是中國早期民主革命時期的巾幗英雄、革命家。她曾赴日本留學，也是倡導婦女解放的積極推動者和實踐者，這一點，從1907年初由她主編的《中國女報》在上海創刊即可看到。此前有位名叫陳擷芬的女子，曾于1902年在上海創辦了中國最早的婦女刊物之一《女學報》。該報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宣傳女性的獨立精神。不料陳擷芬在處理自己的個人婚姻問題上，意志卻表現得很不堅定，差點唯父命是從。后來她終于聽從內心召喚，和自己選擇的丈夫一起赴美留學。另外，在秋瑾創辦《中國女報》前，國內還有一家女性刊物《女子世界》，但因為其辦得“文法太深”，多有女性讀者反映很難讀懂。有鑒于此，抱著宣傳婦女解放和團結起來爭取自身權利的信念，秋瑾決定創辦一份文字通俗、婦女易讀的《中國女報》雜志，并親自撰寫《創辦〈中國女報〉之草章及意旨廣告》。提出創辦《中國女報》的宗旨，是要“開通風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并為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內容“以論說、演壇(講)、新聞、譯編、調查、尺素、詩詞、傳記、小說”為主;并且特別強調“本報以文(言)、(通)俗之筆墨并行，以便于不甚通文理者亦得瀏覽”;還表示“如有海內外同志以所著詩詞傳記小說及新聞等類見贈，當擇優登錄”，可見《中國女報》的視野并不局限于國內。

　　由于經費不足，秋瑾期望“熱心志士，以資捐助”。這份《廣告》除刊登在上海《中外日報》上，還另外印送各地女子學校。由于捐助者寥寥，離辦刊需求相去甚遠。為此秋瑾絞盡腦汁，她先是從上海前往湖南夫家募得幾千兩銀子;回到上海后，好友徐自華、徐雙韻姊妹又捐助1500元。湊足啟動資金后，1907年1月14日，《中國女報》第一期終于問世。當時社址設在上海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厚德里91號蠡城學社。另外在一些地方還聘有特約代表，如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文明書局的廉泉、北京順直門外繩匠胡同外城女學傳習所的江亢虎、杭州銀洞橋嘉興同鄉會的朱瑞、紹興水澄巷口教育館的裘激聲等。

　　發刊詞是比秋瑾小七歲的女詞人、也是她的好友呂碧城所寫。秋瑾走的是革命救國之路，同樣追求男女平權的“新女性”呂碧城走的是教育興民之道。兩人所走道路雖然不同，但共同目標都是為著救亡圖強。秋瑾就義那年，呂碧城創立了中國第一所官辦女子學校。她倆還不謀而合同為“報人”——《大公報》總理英斂之因激賞呂碧城的才華，曾親自前往聘請她出任助理編輯。

　　秋瑾對于《中國女報》可謂傾注了巨大精力和寄予了殷切期望，為辦好該刊，她“經營罔倦，編纂益力，并日冒風雪走求援助，棲棲不以為苦”。然而盡管如此，無奈天不隨人愿，最后終因銷路不廣及經費不繼等原因，在1907年3月4日出了第二期后，被迫停刊。秋瑾對此深感失望和痛心，“嘆同胞之黑暗，痛祖國之無人”。應該指出的是，《中國女報》雖僅出了二期即終刊，但從中透露出的信息卻值得關注。如所刊《擬告國人書手稿》《擬曉諭手稿》，前者號召國人起來進行民族革命，后者是光復軍誓師檄文。滿腔愛國熱情與奮發踔厲的革命氣概躍然紙上。秋瑾撰寫有《敬告姊妹們》《看護學教程》，包括以爭取男女平等、倡導婦女自由獨立為主題的小說未完稿《精衛石》等多篇;另有她四首詩及由她作詞作曲的《勉女權》歌。這些已都成為秋瑾留給后人的珍貴歷史文獻。

　　石評梅主編《婦女周刊》

　　繼秋瑾之后，我想到的又一位革命者兼有編輯身份的女性，便是石評梅。

　　石評梅是“五四”時期知名女作家、新文化戰士，她就讀北京女高師期間，校長是知名學者、教育家許壽裳。許校長提倡科學與民主，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他還聘請時已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及其他進步教授來學校講學。李大釗講授的內容是“社會學”“女權運動史”。因有此名師，當時的女高師校園也因此彌散著一股濃濃的科學與民主的氣氛，并日益形成一陣陣此起彼伏的新思潮浪濤。這一令人激情澎湃的局面，一次次鼓舞著石評梅，使她精神振奮，立志要“以健康之精神，作偉大之事業”。其時的石評梅在朋友們眼中，“溫婉聰明，秀氣孤稟”，“每與校中同學言及邦國顛危，則慷慨淚下”。其滿腔愛國之心，振國之志，溢于言表。她著力宣傳婦女解放思想，皆為受此影響的體現。

　　石評梅先后與友人也是同為女作家的廬隱、陸晶清等人編輯《婦女周刊》《薔薇周刊》。雖然編輯和撰稿者中有不少進步人士，但也不乏一些思想情況駁雜之人。石評梅作為《婦女周刊》的主編，努力使刊物沿著“五四”進步方向前進，追隨新文學運動的大纛。這也正是這兩本刊物能夠在基本傾向上站在進步潮流上的重要原因。《婦女周刊》創辦于1924年12月，1925年12月終刊，共出版了50期。石評梅刊物中為婦女解放問題作了呼吁，并且發表了一些反映問題的文學作品。盡管魯迅指出《婦女周刊》“議論很少，即偶有之，也不很好”，但這樣的指出恰恰表明魯迅對這本刊物的關注和關心，尤其是魯迅曾應石評梅要求，給了她一篇雜文《寡婦主義》，發表于該刊周年紀念特號。進步報人邵飄萍也曾為《婦女周刊》撰寫《我希望女子參加國民會議》一文，并為該刊周年紀念特號題詞 “婦女界之喉舌”。予以贊美。不過評梅本人覺得刊物的社會影響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她在為該刊寫的《發刊詞》中，曾希望刊物能成為“博浪之椎”，要“粉碎偏枯的道德”，“脫(唾)棄禮教的束縛”，要“發揮藝術的天才”，“拯救沉溺的弱者”，要“創造未來的新生”，“介紹海內外消息”。她更希望刊物能成為 “火把”，“燎燃著世界的荊叢”，“它是猛烈而光明”;其“呼聲”像“振顫著人類的銀鈴”，“它是悠遠而警深”。但是后來由于種種原因，總是不遂人愿。用石評梅的話說 “我們的努力和言論，似乎都離著理想太遠”。其實石評梅的努力顯而易見，就在這期周年紀念特號，她還發表了出自天津女師一位女作者的文章《真實》，該文表達了對北京婦女運動的聲援和希望改造天津、改造整個社會的愿望。尤其是所附詩歌，有學者認為“以高昂的格調，唱出了婦女們在解放路上勇敢前進的聲音”。

　　此后石評梅和好友、女作家陸晶清等還于1926年11月創辦《薔薇周刊》，關注婦女問題仍是該刊特點。只是它比《婦女周刊》內容更豐富，作者面更廣，發聲力度更強。評梅后期的女性題材作品多發表于《薔薇周刊》。如1927年為紀念“三一八”出的刊物，就有評梅所寫悼念劉和珍的散文《深夜絮語》。

　　丁玲主編《北斗》月刊

　　現在應該講述著名女作家丁玲和她主編的《北斗》月刊了。

　　茅盾和魯迅為美國伊羅生編譯 《草鞋腳》一書開列的《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曾這樣介紹《北斗》月刊：

　　1931年秋出版，至三十二年春，共出九期。丁玲主編。這是那時期惟一的公開的左翼文藝刊物。這個月刊也是左聯領導的。執筆者除了左聯的作家外，也有“自由主義”的中間作家。這是和以前《拓荒者》等不同的地方。以前《拓荒者》對于“自由主義”的中間作家是取了關門的態度，而《北斗》則是誘導的態度。《北斗》的重要內容除創作外(可惜創作這方面，好的很少)，是文藝理論的介紹和短小尖銳的批評小論(雜感)。《北斗》在青年中間很有些相當的影響。

　　《北斗》創刊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7月20日出版第二卷三、四期合刊后停刊，共出了八期。1933年5月，國民黨當局以“助長赤焰，搖撼人心”的罪名，查禁了《北斗》。

　　關于丁玲主編《北斗》的起始，她曾有過一段自敘，那是1931年2月7日胡也頻犧牲后，她將出生才三個多月的孩子送到湖南母親身邊后，隨即向黨組織提出，要求到蘇區去工作。“為此馮雪峰介紹我去見黨中央的張聞天同志，我在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與張聞天碰頭。我對他說了我的愿望。我說，我是搞創作的，只有到蘇區去才有生活，才能寫出革命作品。張聞天答應了，叫我等消息”。于是丁玲就滿懷信心地等待著奔赴蘇區的通知。消息果然來了，但不是丁玲等待的奔赴蘇區的通知，而是交代她留在上海，負責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并派沈起予、姚蓬子協助她工作。原來左聯自1930年成立后，曾創辦《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爭》《巴爾底山》等刊物，卻都先后被當局以這樣那樣的質詢理由查禁，一些主編和編輯也受到當局嚴密監視，行動不便。鑒于這些因素，考慮到其時丁玲還不甚出名，只是一個普通女作家，由她出面辦刊物，不會太引人注意。馮雪峰在向丁玲交代任務時，還特別叮囑道，“《北斗》雜志在表面上要辦得灰色一點”。這也是為了避免引起當局過度關注。

　　當時的分工是丁玲主要負責聯系作家、審閱稿件;姚蓬子負責跑印刷廠和任些編務;沈起予懂日文，因此負責翻譯。聯系作家，丁玲首先就想到了魯迅。1931年7月30日，這在丁玲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她由馮雪峰陪著，去魯迅家約稿。此前她只在左聯召開的會議上，遠遠見過魯迅，今天要近距離“去見魯迅這樣的大人物”(丁玲語)，心里難免會有些緊張。結果見了魯迅，丁玲覺得“很自由，一點也不拘束”。她向魯迅約稿，魯迅愉快地答應了。不久就以冬華、長庚、隋洛文、洛文、豐瑜等筆名，在《北斗》發表雜文和譯文，其中就有膾炙人口的《我們不再受騙了》《答北斗雜志社問》等。丁玲在這一年創作的小說《水》，連載于1931年《北斗》月刊一至三期。茅盾評價“這篇小說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不論在丁玲個人，或文壇全體，這都表示了過去的‘革命與戀愛’的公式已經被清算!”馮雪峰有一次見到魯迅，也曾問魯迅對丁玲小說 《水》的印象，魯迅回答“很好”，并說“丁玲是個有名的作家了”。這都給了丁玲很大鼓舞。只要看看《北斗》月刊的作者陣容，就可見丁玲的用力。除魯迅外，還有瞿秋白、茅盾、馮乃超、適夷、張天翼、馮雪峰、耶林、穆木天、阿英、周起應、陽翰笙等。《北斗》月刊重視文學的大眾化問題，對推進文學的大眾化運動起過良好作用。另外還遵循左聯的行動綱領和工作方針，注意培養文學新人，發表新人新作，艾青、葛琴、楊之華等均在《北斗》月刊發表過他們的早期作品。

　　不言而喻，在漫長的中國近現代歷史中，所涌現的革命者+編輯身份的女性遠不止上述諸位，如 1938年 3月 15日，還有趙清閣主編的文藝雜志《彈花》創刊，除頭條為老舍專稿 《我們攜起手來》，也發表了她的《把槍尖瞄準了敵人》。總之，今日提及她們，意在表達我們后輩對這些不平凡的女性的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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