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中，掙脫“魍魎世界”的丁玲，輾轉進入蘇區“紅都”保安，開始了人生的一個新階段。1945年10月，丁玲離開延安，與楊朔、陳明等組成延安文藝通訊團，前往東北。后因國共戰事，她先后在張家口、晉察冀根據地等地停留，參加土改，從事寫作，直至1948年7月離開華北，赴匈牙利參加世界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此后回國進北京，跨入人生的另一個“新時代”。

　　陜北九年(包括山西、西安的一年)，河北二年半有余，在丁玲的人生和文學歷程中，是特殊的、具有重要意義的經歷。經過這十一年多的時間，丁玲從一位都市“亭子間”里的時髦女作家、左翼作家，成長為革命事業中的有機工作者和革命作家。這一巨大而艱難的轉變過程，究竟包含了怎樣的內容?它在丁玲的生命、創作和精神上又是如何具體而微地體現出來?近年來，由于文學風潮的轉變，丁玲在延安時期的創作經歷雖頗受關注，但多集中于一些有爭議性的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三八節有感》《夜》等，并以此作為丁玲與革命齟齬的佐證。而丁玲在這個階段中“與革命相向而行”所產生的精神、思想上的真正轉變，以及由這些轉變而引起的自我、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知識與實踐關系等認識的轉變，卻無法得到細致的展開。丁玲被稱為“20世紀中國革命的肉身形態”，在相當的程度上，丁玲在40-50年代初的經歷、思考和創作，也奠定了她一生“變與不變”的基礎，深入這一過程中的一些核心內容，不僅可以有助于恰當理解對丁玲一生的“左”“右”變動的評價，而且對理解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變動，乃至20世紀中國革命中的一些核心命題也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例子。

一、丁玲的“黃金時代”

　　1977年初，幽居太行山麓山西長治嶂頭村的丁玲向前來探望的兒子蔣祖林談到了1936年底進入蘇區至1938年10月離開西戰團的經歷，她感嘆道：“那兩年是我一生中的黃金時代。”(蔣祖林《丁玲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這兩年中，丁玲初進“紅區”，輾轉陜北，北上南下，深入過部隊，上過前線，還曾擔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開始接觸實際的領導和組織工作。抗戰全面爆發后，她又組織領導了西北戰地服務團。同時，作為一位成名的作家，在實際工作的背后，她并沒有丟掉作家的身份和自我要求，時時抱有創作目的。丁玲這一時期的創作以通訊、報告文學、戲劇、散文為主，值得注意的是，通訊和報告文學等創作開始脫離基于個人經驗的、以第一人稱為主的方式，試圖去敘述“他人”。

　　這個時段中，“西戰團”一年是特別值得重視的經歷。“西戰團”是一個準軍事性的流動宣傳隊，活動于鄉村、城鎮，前線、后方，進行流動演劇和宣傳動員。在山西的六個月中，“西戰團”輾轉三千余里，歷經十六個縣市，在大小六十多個村子駐留、宣傳和表演。西安駐留的四個半月中，“西戰團”除在易俗社舞臺公演外，還進行大量歌詠、演講、書寫街頭漫畫標語等形式的宣傳。(參見《西北戰地服務團出外十月來之工作報告》，《西線生活》，西北戰地服務團集體創作，生活書店1939年版)對于一支主要由文人和青年知識分子組成的流動宣傳隊，在延安組隊一開始，他們就面臨了一系列挑戰，諸如軍事性的組織生活與散漫的文人習性的矛盾;有目的的事務性工作與個人藝術創作的協調;宣傳、藝術工作與地方勢力和團體的關系;集體性、流動性的宣傳工作與固定的、日常性的創作之問，的差別等等。丁玲主編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共10種，包括：劫夫、史輪、敏夫等編《戰地歌聲》(一);丁玲著《一顆末出膛的槍彈》;張可、史輪、醒知等編《雜技》;丁玲著《河內一郎》(三幕劇);西北戰地服務團集體創作《西線生活》;劫夫、田間、史輪等編《戰地歌聲》(二);張可、史輪、醒知等編《雜耍》;田間著《呈在大風砂里奔走的岡衛們》;丁玲著《一年》;史輪等著《白山黑水》。由生活書店總發行)比較全面地展示了“西戰團”此期的創作、生活和工作狀況。她除了主持“西戰團”的工作外，(丁玲任“西戰團”主任之初，心里不愿意，“說不出的懊喪”，“的確我曾寫過點文章，但以一個寫文章的人來帶隊伍，我認為是不適宜的。加之我對于這些事不特沒有經驗，簡直沒有興趣，什么演劇唱歌，行行軍，開會，弄糧草，弄柴灰，……但是我人就被說服了，拿了大的勇氣把責任扔上肩頭了”。《成立之前》，《一年》，丁玲著，生活書店1939年版)還編寫了《西線生活》，撰寫了三幕話劇《河內一郎》和獨幕話劇《重逢》，以及，近30篇散文特寫(主要收于《一年》，生活書店1939年版)，全面展現了她從都市文人轉變為肩負具體領導職責，從事實際工作的革命作家的經歷細節。在相當程度上，丁玲這一階段的經歷和體驗，也為之后，尤其是延安的創作高峰期奠定了思想、生活和經驗的基礎。(《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等都有與“西戰團”生活的關聯和印記，寫于1939年9月的《縣長家庭》更是直接出現了關于“西戰”的敘述。)

1937年隨“西戰團”在山西的丁玲

　　“西戰團”成員史輪在《丁玲同志》一文中以許多具體事例描述了丁玲在“西戰團”的工作狀態，以及處理團內事務時的方法和態度。史輪如此評價，“就我個人的觀察(諸同志們也一致承認的)，就是她和我們每一個工作人員，事務人員一樣地在——‘學習，學習，再學習!’一樣地在抗日工作中，在戰場上，在集體的生活里艱苦地學習著。也就是——‘從實踐中學習’著”，“我覺得她的確把過去寫小說的天才如今完全獻給眼前的工作了，她把觀察力、透視力完全應用到團里來了，她想使她領導著的團成為一件藝術品，一件天衣無縫的藝術品。她了解我們每一個人的個性，知道對待某一個人用某一種方法”。在史輪看來，丁玲是把“西戰團”當作一件“活的藝術品”來經營的，支撐她如此孜孜以求的是“抗日高于一切”的信念，對此她比別人有更透徹的理解，“因為別人只不過做到在信仰上，把這個口號施用。她卻更進一步地把這口號推廣到生活上，工作中，思想里……即‘一切’之中了”。(史輪《丁玲同志》，《兩線生活》，西北戰地服務團集體創作，生活書店1939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史輪和另一位“西戰團”成員田間在《西線生活》中都撰文寫到了“西戰團”中的“生活檢討會”。史輪詳細描述受批評者在檢討會上受到的沖擊和折磨，以及痛苦轉變的過程;田間則將“生活檢討會”的場景與珂勒惠支木刻《商議》中眾人把臉扭向真理的場面相類比，對其進行了詩意化的描寫。面對面的批評使人痛苦，但確也促人進步，“人是害怕批評的。但在大風沙里鍛煉過的，一定能覺醒著”!(田間《生活檢討會底場面——凡是一個人物要批評別人他必須檢討自己》，《西線生活》，生活書店1939年版)

　　與此對應，丁玲這一時期的文章也有對“生活檢討會”場景，以及“西戰團”中知識分子成員思想面貌的細致描寫，諸如樂觀、隨和、能干，個性與流動性工作高度契合的馬輝，為適應抗戰宣傳的團體生活需要而努力改造自己的田間，也有在“生活檢討會”上受到批評卻始終擺脫不了“知識分子氣”的王琪、天山。丁玲的描述、分析與史輪的觀察、田間的自我認識具有深刻的關聯，包含著40年代民族解放戰爭中優秀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一些共同的主題。

　　不過，無論是隨部隊上前線還是帶領“西戰團”活躍于城市/鄉村、戰地/后方，都是一種短暫的經歷，這種短暫而強烈的經驗給丁玲帶來的沖擊是前所未有的，但由于其短暫，并處于不斷變化中，這些經驗要落實為塑造主體的因素，或者轉化為創作的動力和素材，可能還需要沉淀的時間或轉化的契機。對于丁玲而言，經驗的短暫、心境的起伏，既是外在要求所至，在相當的程度上，卻也符合了她內心的需要。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可以將“西戰團”經歷之后，她所寫的《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時》《三八節有感》《夜》等，看作是這一轉變期的停留、沉淀、懷疑、思索后的作品。

二、戰爭、“流動性”與主體的位移和重組

　　1947年底，受上海出版商春明書店之托，馮雪峰編了《丁玲文集》，并寫了題為《從<夢珂>到<夜>》的后記。文集收入丁玲1941年前止的7篇小說，雖不完整，但也大致可以反映丁玲此期之前小說創作的成就。在這篇后記中，馮雪峰試圖從丁玲的小說文本中概括其精神的蛻變歷程。馮雪峰說，如果將《莎菲女士的日記》等與從《新的信念》到《夜》等一系列到延安以后的作品加以比較，可以發現一個極大的距離，這是“作者跟著人民革命的發展，不僅作為一個參與實際工作的實踐者，并且作為一個藝術家，在長期艱苦而曲折的斗爭中，改造和生長”而帶來的結果。在后面這些作品中，丁玲開始“深入現實人物的意識領域”，對于人物，“作者必須在新的對象的世界中生活很久，并用這新的世界的意識和所謂心靈，才能走得進去。作者并且必須擁有這個世界及其意識和心靈，才能夠把這世界和人物，塑造成令人心驚肉跳的形象，用感動力而不是用概念或公式的說教，去感服讀者，使他們也走進新世界”。(馮雪峰《從<夢珂>到<夜>》，原載《中作家》1948年第1卷，此處轉引自《丁玲研究資料》，袁良駿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

　　從“意識和心靈”的再造，也即新的主體的再造，解讀丁玲及其作品，馮雪峰可謂丁玲的“解人”。

　　丁玲到延安后，處在戰爭和頻繁流動的條件和狀態下，戰爭帶來的組織化、軍事化要求，流動狀態下對經驗和主體生成的沖擊和重組需引起重視。需要強調的是，丁玲在戰爭環境下的流動，也是一種相對的狀態。她并不總是處于簡單的流動中，流動之后，還會有一段停留、穩定、學習、總結的時間。如1938年年中率“西戰團”返回延安后，一直到1939年底，有一年多在馬列學院學習;而1943年則幾乎整年都在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和審干。據現有材料披露，1943年也被稱為“丁玲最難挨的一年”。這些較為安定但也并不平靜的時間，可供丁玲學習新理論，反芻經驗，總結思想，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當然也是進行創作的時問。這種流動-停留(學習、總結、“整風”等)-流動-停留的經歷，對丁玲而言，是極為獨特的，它對一種穩定性的主體狀態帶來的沖擊和改變值得進一步思考。

　　丁玲有脫離南京被囚的特殊經歷，在40年代的“改造”乃至其后整個人生歷程中，信仰和忠誠的問題一直像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揮之不去，在不同的話語氛圍和歷史條件下，成為挑戰和考驗她的“利器”。丁玲進入延安，未經審查。1940年，她聽到康生在1938年就說她在南京的那段歷史有問題，便寫信給中組部部長陳云，要求對自己的歷史問題作出結論。同年10月，中組部作出《審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經過的結論》，認為丁玲被捕被禁南京期間，雖然沒有利用可能條件，及早離開南京，存在問題，但“丁玲同志自首傳說并無根據，這種傳說即不能成立，因此應該認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這一“結論”雖然在一定時間內可成為當事人的“定心丸”，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歷史問題(也即對她的信仰和忠誠的質疑)一再浮現。1943年，在延安“整風”“審干”期間，“丁玲由于南京被捕那段經歷，思想壓力很大”，這年8月，她補充交代了離開南京前，曾寫過一個字條的材料。(參見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年譜長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審干”并沒有給她的歷史作出結論，她仍然是屬于有問題暫時未弄清的人，不能和其他黨校同學一起參加學習黨的路線，為此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負擔。(1945年8月，其實有一個《復查小組對丁玲歷史問題初步結論》，指出丁玲被捕后“政治上消極，失了氣節”，到延安后“思想上的嚴重毛病是否受國民黨被捕后軟化的影響，丁玲同志應自己深刻反省”，但“整風后有進步”。但由于此“結淪”沒有組織的意見和蓋章，故不能作為正式的組織結論，也未與本人見面。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年譜長編》)丁玲1945年10月離開延安前，曾找任弼時，提出“審干”中沒有甄別結論該怎么辦的問題。任除了鼓勵她放心走之類的話，并沒有做什么。丁玲去往河北之時，心理上應該還背負著這一沉重的負擔。

　　關于丁玲的歷史問題，相關當事人和學界已有頗多敘述和分析，此不贅述。與本文相關的問題是，信仰和忠誠在丁玲的“改造”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歷史經歷和記憶，為丁玲這樣的革命知識分子的“改造”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背景，在特定的時刻，甚至將信仰與忠誠的尖銳和殘酷性推向極端。在丁玲自己的敘述和論述中，又是怎樣從心理和認識層面上觸及這一問題的呢?丁玲40年代的創作中，盡管沒有直接處理這一問題，但其作為背景無疑是存在的。丁玲這一時期塑造了許多承受著巨大的苦難和誤解，背離了常人的理解和生活道路，但心中深藏信念的悲劇女性，諸如話劇《重逢》里的情報工作者，《我在霞村的時候》里的貞貞，甚至《新的信念》里的老太婆，如果將丁玲自身的“歷史問題”作為背景納入進來，對這些作品的理解或許就會有所不同。

　　1945年底離開延安時的丁玲，在經驗、認識和人生閱歷上，已不是初入延安時的狀態。她再一次開始流動性的生活，但作為一位具有比較明確的專業意識的革命作家，她已不滿足于流動狀態下的碎片化經驗表達，如果說“西戰團”“一年”是其表達新的“意識和心靈”的開始階段，之后延安的六年是她反芻、沉淀甚至表達疑惑、痛苦反省的階段，再之后兩年半的河北“過路”，則是在積聚經驗，集中表達其轉變后的“意識和心靈”。這一時段丁玲的努力是自覺的，也與經過抗戰“慘勝”后，文學界一些自覺者力圖以“較巨型”的作品來書寫新的“意識和心靈”的努力，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具有同構性。

　　河北的兩年半，丁玲本擬赴東北，是個“過客”，從張家口到阜平，從溫泉屯到抬頭灣再到宋村，丁玲也一直處于一種相對流動的狀態中。此時的丁玲，歷經了延安“整風”運動的磨煉，用馮雪峰的話說，“工作了多年，生活了多年，斗爭了(也被斗爭了)多年”，已經有可能“準備從事比較概括性的，歷史性的，思想性的較巨型的作品的寫作”。(見馮雪峰1946年夏寫給丁玲的信，此處引自《丁玲傳》，王增如、李向東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4年版)同時，作為一位較為成熟的黨的工作者，丁玲參加了多支土改工作隊，在張家口、冀中、正定等地的不同村莊從事了大量具體的土改工作和群眾動員工作，土改工作、群眾動員工作和寫作交錯進行、互相促進。如果說“西戰團”時期的丁玲一定程度上尚是一位具體事務和群眾工作的“生手”的話，河北時期的丁玲已是一位成熟的黨的工作者，具備了“無論什么人，我都能和他聊天，好像都能說到一塊兒”的本事，而且特別能與村里的婦女尤其是老太太們聊天。更為重要的，作為一位黨的工作者、一位力圖通過創作表現新政治的最新進展的“老作家”，丁玲的創作也觸及了新政治中最為核心的一些問題，如土地問題、階級劃分問題、群眾路線中干部的作用問題等，從而也觸及了當代文學中長期存在的一個重大問題：黨的具體政策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問題。丁玲在河北的兩年半中，最終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書”《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簡稱《桑干河》)。

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桑干河》主要基于丁玲在河北，尤其是張家口地區的具體工作和生活經驗，當然也是其此前經驗和精神積累的結果。寫完《桑干河》后，張家口和冀中也成了丁玲的“文學根據地”，也就是說，一種流動的狀態，在經驗和主體上，仍然需要走向某種穩定的狀態。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創作續集《在嚴寒的日子里》，她多次返回河北，返回溫泉屯，甚至在被打成“右派”，陷入人生低谷時，也有回到河北，回到“文學根據地”的想法。(1955年受批判以及80年代初復出后，丁玲都曾想回到河北，重續她的創作。)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丁玲在河北的文學活動，正如她在“西戰團”時的活動一樣，是一種“行走在路上的文學”，是扎根于大地的活的文學。

三、作為知識分子“改造典型”的丁玲的內涵

　　《桑干河》一書的出版，曾一度受阻，丁玲后赴東北途中，在西柏坡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和鼓勵，最終得以出版。(《桑干河》1947年8月基本完成初稿后，丁玲曾謄寫了一份給周揚，請其提意見。但周揚反應冷淡，并無回音。兩個月后，彭真在晉察冀邊區土地會議上批評“有些作家有‘地(主)、富(農)’思想。寫起文章來就看到農民家里怎么臟，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很漂亮，就同情地主富農”。對丁玲進行了不點名批評。見蔣祖林《丁玲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在與丁玲的見面中，毛澤東肯定了丁玲這些年的“成長”：“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結合。”并鼓勵她：“歷史是幾十年的，不是幾年的。究竟是發展，是停止，是倒退，歷史會說明的。”(丁玲1948年6月15日日記。見《丁玲全集》第11卷。丁玲一直將毛澤東對她的態度視為一種策略性的保護措施，1944年7月1日，毛澤東看到丁玲寫的《田保霖》，特地給她和歐陽山寫信約見，這使處于整風后心理重壓的丁玲大受鼓舞，丁玲認為，“至少是為我個人在群眾中恢復聲譽”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前后，丁玲除了作為文藝界的重要領導人出現之外，在文藝界和知識分子中，她還作為知識分子“改造的典型”得到褒揚。1949年8月初版的《論知識分子改造》一書中，丁玲的《同青年朋友談談舊影響》被收作第一篇。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丁玲的大量文章和講話中，都涉及知識分子改造的內容。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1949年夏)、《“五四”雜談》(1950年)、《知識分子下鄉中的問題》(1950年7月)、《跨到新的時代來——談知識分子的舊興趣與工農兵文藝》(1950年)、《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1951年)、《談新事物》(1952年)、《到群眾中去落戶》(1953年)等，甚至在一些談讀書、創作或青年戀愛問題的文章和講話中，也大量涉及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現身說法，介紹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知識分子改造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運動全面展開。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把知識分子的改造提到了“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此處轉引自《思想改造文選》(第一集)，光明日報社編印1951年版)不過從20世紀中國歷史的角度觀察，知識分子的改造并不是一個全新的命題。在現代知識體系、現代社會結構變化的背景下，從晚清到“五四”，新的知識人一直面臨如何調整知識構成、調整與民眾的關系，處理知識與實踐、自我改造與社會改造關系等問題。20年代現代政黨政治興起后，知識分子更在現代啟蒙與社會革命、“先鋒隊”成員與群眾代表性之間面臨著尖銳的挑戰，因而成為現代政黨政治的核心內容。丁玲的“改造”過程與這一歷史進程具有相當的一致性，用馮雪峰的話說，丁玲的精神發展肇始于“五四”脫胎而來的“感傷主義的絕望與空虛”，這種帶著“頹廢和空虛性質的東西”“固然也是時代的產物，卻并沒有擁有時代的前進的力量”，而要“深入現實人物的意識領域”，則須將“作者自己的意識改造及成長的記錄”與對“人民大眾的斗爭和意識改造及成長的記錄”結合起來。(丁玲《一年》，生活書店1939年版)當然，作為知識分子改造“典型”的丁玲的自我批評和自我改造中，除了與時代相關的命題外，又包含著自身經驗而來的特殊的命題。丁玲自己歸結為：如何處理知識分子成長過程中留下的舊影響、舊趣味?如何認識“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如何處理知識分子與群眾的關系?如何處理具體工作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如何理解新政治下出現的新事物?等等。這些問題在不同的時間和背景下表現出不同的針對性和迫切性，需要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具體展開。

　　丁玲到達張家口后的首個重要公開演講是1946年1月6日在“青年講座”上的講話《青年知識分子的修養》，談的問題即是抗戰以來左翼知識分子中一直思考和討論的關于知識分子改造的問題。丁玲從中國的特殊歷史條件和知識分子的處境出發，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種特殊的使命，在現代中國的革命中要起一種“媒介的作用”。這要求現代知識分子考慮“我們的修養和如何修養”的問題，比如要清除舊式教育中養成的一些思想，像帝王崇拜、權威崇拜，及由此造成的名譽、金錢、地位等對革命者的動搖，革命中的軟弱和幻想情緒，以及清高思想等等。她認為：“我們知識青年最容易犯的是理智不強，感情脆弱，稍受挫折，便喪氣灰心，一灰心，便無視現實。”由此提出：“我們必須向人民大眾學習。向他們學習知識，也學習他們的優良品質。”值得注意的是，這里丁玲沒有直接談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而是從青年的“自我修養”及“修養養成”的道路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在她這里，抗戰以來從各種方向上形成的知識分子“自我改造”潮流中或隱或顯存在的關于民眾、知識分子的等級序列，也即相比于人民大眾，知識分子的自慚形穢、“自我貶低”的敘述和心態并不明顯;在丁玲這里，知識分子與民眾仍處于一種相對的、辯證的關系中，知識分子要向人民大眾學習，并成為人民大眾的有機的部分，進一步，同群眾結合后的知識分子還是可以承擔引領者的作用。因此，在這個演講的最后，丁玲說：“知識分子如不同群眾運動、群眾生活相結合，最好，也只可以寫點小小的作品;但如果一到群眾中去，和群眾生活結合，則立即可以成為英雄人物。”(丁玲《青年知識分子的修養》，《丁玲全集》第7卷)應該看到，在自抗戰以后逐漸強化，并在延安整風運動后成為某種政策的“知識分子改造”潮流中，丁玲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她處在這個潮流中，但是作為一位具有鮮明個性和高度自覺性的作家，她始終有自己進入這個問題的特殊角度，因而也無法為這一潮流所徹底囊括。

　　在這一問題上，丁玲顯然與趙樹理、柳青等有不同的取徑。后者以自己家鄉或與家鄉相近的地域作為自己的“文學根據地”，在對地域民俗、人情、語言、歷史的了解乃至人脈關系上，具有先天的優勢，與丁玲這樣的純粹“外來者”具有本質差別。如果說趙樹理和柳青是一種“回家”的文學，在丁玲這里，則是一種“在路上的文學”。由此，在深入生活和做群眾工作中，丁玲面臨著更大的困難。但在這一問題上，丁玲體現了一位優秀作家和成熟的革命者揚長避短的能力：一方面，她施展了已經練就的“與什么人都能聊到一塊兒去”的本事，通過與不同人的聊天，從各種家長里短的瑣事中，了解到村莊里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由這種關系構成的村莊的基本結構，通過張家口、冀中所做的新的群眾工作，使得“腦子里原來儲存的那些陜北的人物和故事激活了，陜北的農民移植到了察南農民身上，這些新人物便似曾相似了”，“他們是在我腦子中生了根的人，許多許多熟人，老遠的，甚至我小時看見的一些張三李四都在他們身上復活了、集中了”。(丁玲《一點經驗》，《丁玲全集》第7卷)我們也可以說，丁玲的獨特文學才能和革命工作的鍛煉，發揮了“在路上的文學”的獨特優勢。另一方面，丁玲在具體工作中所做的是與人聊天、交農民朋友。在她的作品中，貫穿起來的是一個個的人物畫廊和對不同人物的命運的關注。也正因此，群眾工作、作為外來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以及文學創作這三者之間得到了統一。丁玲對于這種“行走在路上的文學”的局限性也是有認識的，在一屆文代會的書面發言中，她談到了這一問題，認為在深入生活上，要有“較長期的生活，集中在一點”。過去由于戰爭的環境，流動太多，不可能在一點上長期深入生活，由于全國的解放，以后就有可能了。(丁玲《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丁玲全集》第7卷)

　　丁玲寫作和出版《桑干河》的糾纏和曲折過程已廣為人知，除了外在的一些因素(如和周揚等的個人關系)，文學創作如何把握和體現黨的新的政策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內在制約因素。丁玲抗戰勝利后不久進入張家口，此時中國革命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將迎來全面勝利。無論是黨的領導人、理論工作者還是文藝工作者，都面臨著總結多年的革命歷史經驗，同時又要出臺新的政策，并對新的政策提供理論和文學闡釋與表達的迫切需要。應該說，丁玲對此是有相當自覺的，《桑干河》如馮雪峰所愿，是一部“比較概括性的，歷史性的，思想性的較巨型”的具有“史詩”性質的作品。馮雪峰從現實主義和新的人民文藝的角度高度肯定了這部作品，而并沒有回答“外間”對于它與一些官員腦中的“政策”思考相矛盾的質疑。這既是從丁玲創作小說開始即糾纏她的問題，也是深埋在當代文學史中的難題。具體而言，即是與當時的“階級劃分政策”的不盡一致，尤其是丁玲最有心得的黑妮和顧涌這兩個人物的塑造。丁玲曾告訴胡風，描寫“新人物”不光需要生活、技巧，還需要對于黨的政策的把握，自己在這方面“把握不住”。王中忱說：“丁玲在寫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苦惱，說明作家投身群眾斗爭生活之后，還會遭遇許多新的問題，在大眾生活中獲得的經驗和情感，如何納入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政策軌道上來，并不像丁玲原來想的那么簡單，那么容易解決。”(王中忱《丁玲與<莎菲女士的日記>(文學史之一章)》，《新氣象，新開拓——第十次丁玲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同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這里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丁玲在這一問題上的堅持和調整。在獲知周揚、彭真等領導人對小說的意見后，丁玲又參加了冀中幾個村莊的土改工作，但并未對小說人物設置和敘述做根本性的改動，只是將黑妮從地主錢文貴的女兒改為其侄女。這一堅持和妥協的背后，既反映了當時關于階級劃分的認識狀況以及丁玲本人對此的經驗和思考，也體現了丁玲在處理諸如階級劃分這樣的政策性問題時的嘗試性努力。中國革命中尤其是農村革命中階級劃分的問題，并不是一個先有清晰的理論界定，再有明確的政策可供執行的過程，農村中的階級劃分問題，既是一個以土地占有、經濟結構為基礎的認定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與變動性的政治力量密切相關的能動過程，階級劃分既是新政治的結果，同時也是新政治的構成，是一個政治動能的變動過程。(關于中國革命中農村的階級劃分及其分析，參看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斗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中國鄉村研究》(第2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在這一點上，丁玲從一位成熟的革命工作者的經驗、優秀作家的感受出發，深入了階級問題的核心。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政策的制定本身，也處于一個動態過程中，而且，政策的執行也是一個復雜的互動和調整的過程。丁玲在寫作《桑干河》時，任弼時關于農村階級成分的報告還沒出來，還沒有富裕中農這一階級成分，而關于地主、資本家子女與其家庭階級成分在政策和意識上的認定問題，一直到50年代初仍是一個有紛爭的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說，丁玲通過《桑干河》小說的寫作及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學寫作、文學寫作的過程，也成為了制定和調整政策的組成部分。

　　關于“寫政策”的問題，丁玲在文代會的書面發言中有進一步闡述，她談到了作家要深入生活，要寫真人真事，但不能滿足于真人真事，而要有更典型、更完整的人物與事跡。她認為作家應該加強理論的學習，但“作家應該較一般工作者政治水平高，較當時當地的工作者有進一步的比較深刻的看法，他不僅能反映當時生活的戰斗的情況，而且要指出那生活的本質是什么，加以分析批評，對正確面，對光明面有無限的熱情，這樣才能達到教育人，感化人，把人們的理想和情感更提高一步”。丁玲關于理論的自信，關于黨的政策與文學創作之間關系的看法值得注意。在談到“五四”時代的文學經驗時，丁玲有一個觀察也頗有意味。她認為“五四”時代的文學作品，大半都是在說明一個問題，并且要解決這個問題的，盡管這個問題以今天的標準看也許并不復雜，“但卻充滿了強烈的政治情緒，有不解決不罷休之勢。我們很強調作品的政治的社會價值，而今天我們作品里的那種政治的勇敢、熱情，總覺得還沒有‘五四’時代的磅礴……”相比于軍事、政治、經濟大變革的時代，文藝反映現實未免落后。在丁玲看來，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創作者限于具體的工作中，缺乏從實際經驗和工作中提煉出來的政治感覺和視野。“我們在實際工作中腦子里有一件東西，是當時當地一般干部都可以有的感覺、認識和經驗，我們還沒有養成我們自己的較深刻的，較敏銳的，較遠大正確的見解，所以我們不能表現出比當時一般干部更高的政治思想來。”(丁玲《“五四”雜談》，《丁玲全集》第7卷)也就是說，相比于30年前的“五四”時期的新文學，文學的政治性，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到了50年代初反而減弱了，因為在后者那里，問題意識消失了，政治視野減弱了，作家成為了一般干部的“尾巴”。

　　在張家口期間，丁玲收到了馮雪峰的一封信，這是兩人分別將近十年之后的一次重要通信，對于理解丁玲此一階段前后的思想和工作狀態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這是馮收到丁玲信后的一封回信，丁玲在信中談到了自己這些年的情況，談到了自己的“進步”。馮雪峰在回信中談道：“‘平靜’是和‘熱情’一樣需要，無論寫文，無論做別的事情。我們所要注意的，大抵‘平靜’須是見到深廣，沉著而堅毅地工作的意思，所以這是‘熱情’之最高級的表現。否則，‘平靜’往往是開始枯萎或停滯，對革命或創作的探求力、沖動性減退了的表現。……我相信你在長期的磨練中已逐漸達到了深廣明快的地步，并且能夠沉著和堅毅的緣故，我很羨慕，因而我覺得我們在個人方面說，都才開始走路。”(轉引自王增如、李向東《丁玲傳》。據首次披露這封信的《丁玲傳》說，這是至今發現的丁玲和馮雪峰的通信中唯一保存下來的。)丁玲即是在這種“平靜”下蘊含著“熱情”的飽滿情緒中，“沉著、堅毅而又深廣明快地”投入土改工作和文學創作活動中去的。當然，這種情緒和工作狀態也并不是一種固定的狀態，仍處在一種流動、充實的狀態中。1948年4月18日，即將結束在宋村土改工作的丁玲在給蔣祖林的信中談到，“這幾年我東奔西走，常常下鄉，生活較苦，心也不閑，但對于創作興趣更濃，一生能寫點，覺得才不慚愧呢”。這應該是一種真實心境的透露。馮雪峰敏銳地捕捉到了丁玲的這種狀態，并認識到了這種心境和狀態的重要性，要求丁玲給他寄近年來的全部作品，他“想寫一篇論文，專論你在十五六年間的‘心’的經歷”。這當然不僅是丁玲的“心”的經歷，也是一代知識分子在動蕩的十五六年間——從30年代一直到抗戰結束——的“心史”。馮雪峰“心史”的概念非常恰當。因為這些年丁玲的轉變和“進步”，不僅是理論學習和政治改造的結果，而更是一種經驗性、身體性的體驗。在張家口期間，她寫過幾篇紀念性的文章，在關于瞿秋白的文章中，她提到在上海的時候，沒有理解瞿秋白對文藝大眾化的論述，經過那么多年的實際革命工作，才有真正的理解。(丁玲《紀念瞿秋白同志被難十一周年》，《丁玲全集》第5卷)可以說，丁玲是用自己十多年的文學實踐和生命體驗體會了瞿秋白關于文藝大眾化的吁求和批評，她不只是從紙面上去理解的，更是從實踐中去“身體性”地理解的。馮雪峰把握住了這一點，也是從這一認識出發，馮雪峰鼓勵丁玲開始創作總結性的大作品。“你‘平靜’是我所希望的，但在寫作上引起‘野心’和燃燒起‘熱情’則更為我所希望!”在這一點上，馮雪峰與毛澤東的意見有相當的一致性。1948年年中，在完成了《桑干河》的寫作后，丁玲為參加世界婦女大會一事赴西柏坡，并征求相關人士對小說的意見。6月16日，丁玲致信陳明，引用了毛跟她說的一段話：“他說我已經到了農村，找到了‘母親’，寫‘母親’，我了解土地……他并且說我同人民有結合的，我是以作家去參加世界婦女大會的，我是代表，代表中國人民。”

　　40年代中后期，經歷了長期的戰爭流離，現代時期的許多重要作家都進人了一個創作的爆發期，出現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小說如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錢鍾書的《圍城》，以及趙樹理、張愛玲的創作等;詩歌中穆旦的寫作和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等;戲劇中的郭沫若和曹禺的創作等。戰爭中的流散經驗，逐漸沉淀為更趨近民間、日常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敘事，藝術上也表現出雄渾、沉郁或明快的特色，現代漢語也更趨成熟。馮雪峰之鼓勵丁玲寫作“總結性”的大作品，是在這一大背景下作出的，丁玲也以其創作，匯入了這一大潮流之中。

　　在一屆“文代會”書面發言中，丁玲還談到了具體工作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在下鄉參加具體工作，同群眾結合時，要與群眾一同做主人，“我們下去，是為寫作，但必須先有把工作做好的精神，不是單純為寫作;要以工作為重，結果也是為了寫作”。也就是說，在下去進行工作時，身份是一位作家干部，是為了“體驗生活”而與群眾結合，但作為一位干部，先要有把工作做好的態度和精神，以工作為重，甚至一度脫離作家身份，不過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寫作這一目的上。這是一個不斷進出、變換身份的過程，但其中有中心，有不變的基點。這一態度取向使她的群眾工作有了著力點，有了作為“作家/干部”的特色。宋村是丁玲在河北期問，最后一個深入參與土改的村莊。陳明在回憶丁玲領導和參與宋村土改的經歷時說：“丁玲在這個土改點工作做得很深入，走張家，進李家，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對那些被認為落后的群眾，總是她去做工作。……分浮財時，她比那些當地的干部還要熟悉當地的情況，誰家有幾口人，有多少地，誰家有多少房子，質量怎么樣，她都一清二楚，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她在宋村的人緣非常好。”(陳明《我與丁玲五十年——陳明回憶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版)這段敘述清楚地呈現了丁玲既作為土改工作干部，又作為作家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狀態。這段經歷不僅讓她對《桑干河》有了更大的自信，也為之后創作續集《在嚴寒的日子里》奠定了素材和經驗的基礎。上文已談到，丁玲在做群眾工作時，其基本的工作興趣和工作方式是關注人，與人聊天，關注人的命運。這與作為作家的丁玲的興趣和關注點也是一致的。閱讀《桑干河》及其續集可以注意到，作品的構成基本是故事和人物，其中不同人物的命運及其變化所關聯的社會關系、歷史情境，更是構成作品的基本要素，在《桑干河》的續集《在嚴寒的日子里》，這種寫法更為突出。這種寫作形式上的變化不僅與丁玲因對大眾化的追求而產生的文學形式的嬗變有關，也與她在河北進行土改工作時的基本工作方式有關。

丁玲《在嚴寒的日子里》

　　離開河北后，丁玲在1949年曾寫過一篇文章，回憶她在宋村結交的一位朋友——陳滿。這位一生充滿苦難的農村老太太是宋村土改中自發涌現的積極分子，雖然最終沒能成為貧農團的小組長，但她與丁玲的交往卻給了后者極大的沖擊。這個人物與《在嚴寒的日子里》的陳滿不僅名字相同，經歷也基本相似，而且，她的個性、言行也散布到了小說中的陳滿和萬福娘身上。丁玲的小說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具有一般人難以企及的特殊深刻之處，即使在戰爭、革命的環境下，她那種特殊的女性的視角也沒有磨損，甚至散發出別樣的光芒。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丁玲寫道：“到如今，當我每次腦子中有空的時候，或者當我需要感情的時候，就會想起許多人們，而陳滿就是其中的一個。可惜我現在還只能為她做些簡單的記載，但這些永遠活在我心中的人們，我總希望我能，使她們永遠在一切人們的心中。”(丁玲《永遠活在我心中的人們——關于陳滿的記載》，《丁玲全集》第5卷)這就是她要在《在嚴寒的日子里》要做的工作。這些人物構成的畫廊并不是路上的風景，作為“行走在路上的文學”，因為其特殊的感情和工作的連結，也活在了行走在路上的人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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