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中國，何處秋聲破寂寥。
1881年9月25日，一聲嬰啼。紹興新臺門周家新添一名男丁，賦名周樟壽，字豫才。
后來，他叫魯迅。
不知道前一個名字的人不少，不知道后一個名字的人不多。
魯迅。
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是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一篇叫《狂人日記》的短篇小說下面。
這是一個專門用來發出洪鐘般巨響的名字。
無聲的中國，從此有了一個震耳的聲音。周樟壽是一個人，而魯迅則是一副骨頭，又硬又韌的骨頭。
朋而不比，周而不黨。在眾人沉睡的鐵屋里，放聲吶喊;在千夫所指的曠野中，荷戟彷徨。
毛澤東說，“魯迅先生沒有一絲奴顏和媚骨”。
從周樟壽到周樹人
他生于憂患，長于幻滅。
出生時，《南京條約》早已簽訂，京郊五園已是一片焦土，同治中興和洋務運動仍在持續，中法戰爭的腳步已漸近。
十幾年后，甲午戰爭將宣告一切改良的破滅。
書香門第周家，最后一位士大夫是爺爺周福清。生性桀驁但“晚節不保”，為了家族前景，晚年的周福清遂行科舉賄賂，事發拿問，被判處“斬監候”。
父親周鳳儀，就在此時得了重病。
紹興的名醫都來看過，開出了各種古怪的藥方，藥引有“秋天的桐葉”“經霜三年的甘蔗”“同穴的雌雄蟋蟀”。年幼的魯迅在野地、當鋪、藥店、三味書屋之間疲于奔命。
為了逃避牽連，一家人流離星散。“閏土”的友情和長媽媽的故事，都成美好的過去。
周樟壽被安排到大舅舅家，受盡冷眼，被視為“乞食者”，連下人都看不起他。后來他對學生回憶說：“從前人們看我像是王子一樣，但是后來又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覺得，這不是一個人住的社會，于是從那時候起，我就痛恨它了。”
父親終究還是病死了。孤兒寡母，被同族欺凌。他向來尊敬的長輩，在利益面前變得面目猙獰;他抱有好感的鄰居，造謠生事讓他深陷窘境。
《阿Q正傳》的原型，已在早年的經驗里塑就。
他決意要離開了。1898年，戊戌年，他進入南京水師學堂。學堂官員周椒生，是他的爺爺輩，身為學官，卻對所在的洋務學堂十分蔑視。他說，豫才，你改名吧，出于書香門第卻來當兵，若用宗譜名號，辱沒祖先令譽。
從那以后，周樟壽改名周樹人。
戰士的誕生
周樹人很快轉入了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并在1902年公派日本留學。
在江南班，他第一個剪去了被西洋人稱為“豬尾巴”的辮子。政府派來的“監督”姚文甫雷霆大怒，要對他嚴加制裁，遣送回國。
偏在這時，姚文甫通奸事發，被周樹人的同學、《革命軍》的作者鄒容等人捉住，一剪刀去掉“豬尾巴”，懸在廳堂的房梁上，日日示眾。
回國的是姚文甫，周樹人繼續留學。
在他的周圍，有秋瑾、鄒容、陳天華、陶成章、徐錫麟、錢玄同、許壽裳……還有他的老師章太炎，以及不斷爭執的康有為、孫中山。
在精神上包圍著他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則有赫胥黎、盧梭、尼采、托爾斯泰……
赫胥黎介紹的進化論思想，盧梭的自由民主、天賦人權，尼采個人主義的“超人哲學”，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構建著未來的魯迅。
對于他喜愛的著作片段，周樹人往往能背誦如流，比如《天演論》的開篇。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之時，此間有何景物……”
摯友許壽裳回憶，那時的周樹人，每天都在思考著三個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這也是他一生的思索，以及戰斗的指向。
他總結，中國歷史只在兩種時代里循環往復：“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他希望有第三種時代出現，這一時代，在他留日期間所寫的《文化偏至論》中，稱之為“人國”。
1904年從弘文學院畢業后，周樹人選擇了學醫，去了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碰到了他的藤野先生。
綜合親友的回憶，他學西醫的動機大約有三個。一是兒時父親生病的經歷讓他對中醫不再信任，二是他寄希望于西醫的手術可以矯正中國婦女被摧殘的小腳，三是西醫和日本的自強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藤野先生是一個尊敬中國文化的學者，也很喜愛他的中國學生周樹人。可惜，周樹人學至半途就要退學。因為課堂上一組幻燈片展示的中國人被殺頭的場面，周樹人受到了強烈的刺激。他看到那些圍觀的同胞，臉上沒有憤怒也沒有哀傷，“一個個木然無所表示”。
他知道，任何高明的醫學也救不了這樣的人，因為從存在的價值上，這并不能算作真正的人。在當時的日本，報紙和廣告上，都把中國人稱為“動物”。
于是，他決心從事文藝。中國人之病，不在身體，而在精神。
在日本數年，他看到了一個事實：日本的維新成功而中國的維新失敗，很大程度上與民族性格—國民性有關。
他國的生機讓他震撼，而本國的死寂令他神傷。在送給許壽裳的一張照片后面，他寫下了一首詩，概括著那時的精神沖突：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這首詩里，是他的一生。這一刻棄醫從文，一個戰士誕生。
魯 迅
1909年6月，周樹人歸國。
先回到浙江，在杭州教書，在紹興辦學。辛亥革命，他熱情高漲，為了捍衛革命，甚至領著學生手持刀劍走上街頭。
然而在這段時間里，他看到的是《藥》的愚昧，是《孔乙己》的悲涼，是《阿Q正傳》里的精神醉蝦、自私自利和新舊勾兌。
意氣風發的同鄉加同學—鑒湖女俠秋瑾，1907年血灑紹興古軒亭口，但泱泱中國，依舊寂靜無聲。
沒有人知道英雄灑出來的是碧血。在后來的小說《藥》里，碧血只是用來涂抹一個據說可以治療肺癆的饅頭。
辛亥革命成功，但在成功之后，他的朋友陶成章死了、范愛農死了，這些年輕的激烈者、溫和者都歸于黃土，而中國并未看到多少改變。
血，也潑不醒睡著的人。
“約翰·穆勒說，專制使人變成冷嘲。而他不知道，共和使人變成沉默。”
周樹人深深感受到個人的無力。1912年，他隨教育部遷至北京，數年里耽溺于古籍、金石、佛經。
1917年8月，錢玄同找到了周樹人，希望他扔掉那些古碑抄本，起來“做點文章”。于是發生了一段著名的對話。
周樹人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去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痛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錢玄同答：“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
于是周樹人起來了。
次年5月，《狂人日記》在《新青年》發表，“魯迅”橫空出世。
他假借狂人之口，高聲吶喊：中國是一個吃人的民族，我們在被吃的同時也一樣吃人!
這是中國現代小說的濫觴，而它一旦出現，就成為了一個令人仰望的高峰。
此時，新文化運動正在展開，傳統與現代的斗爭，藉由愚昧與科學、專制與民主的論辯，狼煙正濃。
以“文白之爭”為前導，新式知識分子集結火力，打擊國粹派，張揚新思想。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蔡元培、周作人、錢玄同……新文化運動的一眾干將，縱橫恣肆，慷慨激昂，支撐起一派轟轟烈烈的革命氣象。
正如西方啟蒙運動召喚了法國大革命一樣，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這是一次真正的覺醒。
《新青年》不久就因內部分裂而解體，但魯迅的寫作經它誘導出來后，已經不可收拾。1921年12月，《阿Q正傳》這部整合了幾乎所有國民“劣根性”的中篇小說在《晨報副刊》連載。
人人都在猜測作者“巴人”是誰，人人都認為小說是在映射自己，臉上火辣，心中憤恨，卻假裝若無其事。
那些小說，到今天仍然熠熠生輝。
越來越深的黑暗
魯迅，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樣子?
他不回答，因為他幾乎從不描畫未來。
“城頭變換大王旗”，對專制政治的反抗固然是他的重要行動，但他始終堅信，深入揭露和清除民族文化里的污穢，才是真正有意義的歷史任務。
他說，中國社會就像一只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去什么東西，結果都變成了漆黑。染缸不打破，中國沒有希望。“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
歷史按照他的預言在進展。
共和沒有帶來更好的社會，袁世凱復辟，禁絕言論;北洋政府把手伸向學術，在學校里玩官僚專制。一些文人學者被豢養起來，以上流社會的優裕嘴臉，蔑視一切大眾的權利與抗爭。
政治的壓制越嚴酷，社會的抗爭也越激烈。
用小說思考中國無疑更為從容，但身在旋渦的人無法從容。現實迫使魯迅日漸轉向了“雜感”—一種最直接、有力地對現實發聲的文體。
也正是這種被稱為雜文的文體，讓魯迅擁有了越來越強大的戰斗力。
他是一個天生的思想戰士，只要有紙和筆，加上一卷紙煙，獨自一人就能力抗一整個集團勢力。
在和現代評論派陳西瀅、徐志摩的論爭中，他以一己之力直打得對方發文求饒，呼吁“帶住”。而他卻說：“我還不能帶住。”
他是一個“火鴉”，無論去到哪里，放火燒社會，也燒自己。唯有在戰斗中，他才能感知到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存在。
然而筆墨終究無法對抗槍彈。
1926年，劉和珍、楊德群等女師大學生在“三·一八慘案”中被段祺瑞執政府殺死，魯迅被通緝。
悲憤之余，他在《記念劉和珍君》里寫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三·一八”這一天，被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但后面的經歷，卻證明這一判斷過于樂觀。
1926年9月，他受朋友林語堂之邀南下，到廈門大學任教。1927年1月，又辭職離去，經孫伏園牽線轉到廣州中山大學。
南下的魯迅是懷著憧憬的—因為領略夠了北洋政府的黑暗，他的南行帶著尋找光明的意圖。
南方的革命策源地，應當別有一番氣象罷。然而廈門的4個月，帶給他的是寂寞和厭惡，廣州的8個月，經歷的則是徹底的幻滅。
初到廣州時，北伐正酣，革命氣氛濃厚。在黃埔軍校演講時，他還不自覺地流露出對革命的樂觀。
“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我呢，自然倒愿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
一段時間里，魯迅認為“文學無用”，“改革最快，還是火與劍”。
隨后發生“四·一二政變”，一大批原本的同志—共產黨員被屠殺。清黨運動中，中山大學一些學生被抓走。魯迅試圖動員學校高層組織營救無果，憤而辭職。
革命，革命。
半生追尋革命，但魯迅發現有的人“革命”喊得越響，天色就變得越黑暗。即使北洋軍閥，也從未敢像號稱“革命”的國民黨那樣地殺人。
這一年，他創造了一個新名詞叫“可惡罪”—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于犯了罪。“凡為當局誅者皆有罪。”
后來魯迅曾對斯諾說：“民國以前，人民是奴隸，民國以后，我們變成了前奴隸的奴隸了。”
“阿Q現在在管理著國家哩。”
整個1920年代，如果說魯迅在人生中收獲了什么真正的喜悅，也許就只有和許廣平的愛情。
許廣平是廣州人，因抗拒包辦婚姻，遠離鄉土，先到天津再到北京，入讀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成為魯迅的學生。曾經她是和秋瑾一樣的熱血巾幗，主張以暗殺推動革命，在寫給魯迅的信中，有一段話可謂豪氣干云。
“仗三尺劍，殺萬人頭，飲千盞血，然后仰天長嘯，伏劍而殉。”
1927年10月，魯迅攜許廣平離開廣州，前往上海。
魯迅死了嗎？
在上海等著他的，是另一種過去不曾應對過的局面。
在思想和行動上，魯迅一直是不斷革命的，他離開廣州，是滿懷著對犧牲的革命者的同情和對“獨夫”“屠伯”的義憤的。
但一到上海，面對的卻是創造社、太陽社一群“革命文學”青年的群起而攻。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蔣光慈、錢杏邨、彭康……
一擁而上。
“以趣味為中心”“蒙蔽一切社會惡”“對于社會認識完全盲目”“故意的歪曲事實”“麻醉青年”“老頭子”“陰陽臉的老人”“文壇的老騎士”“中國的堂吉訶德”“反動的煽動家”“夢游的人道主義者”“最丑猥的個人主義者”……
無數的帽子飛了過來。
他們宣布，“阿Q的時代已經死去”，“魯迅也死了”。
魯迅對于這一波攻擊是莫名其妙的，而因其原因復雜，至今也難以一言定論。
在當時的文壇，罵魯迅是一個很好的擴大影響的辦法。在廣州時，中山大學學生籌備出版刊物，希望魯迅為創刊號寫文章，這樣可以增加銷量，支持刊物的可持續運轉，魯迅就說：“你們可以寫文章罵我，罵我的文章，銷路總是好的。”
魯迅不怕戰斗，害怕的正是缺少戰斗的對象。
五四過后一片沉寂，他就寫過“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在所謂“反省五四”的調調下公然懷念戰斗的激情。在廣州，有人約他寫文章，他則表示因為生活過于平靜，沒什么可寫。
創造社和太陽社的挑釁，喚醒了他的孤傲和好斗。
“我倒覺得有趣起來，想試試我究竟能夠挨多少刀箭。”
在創造社和太陽社成員成批發表的文章中，充斥著革命浪漫主義的空洞口號，對魯迅的攻擊也非常淺薄，令他倍覺孤獨。
1928年5月4日，他在給章廷謙的信中說：“大家拼命攻擊，但我一點不痛，以其打不著致命傷也。以中國之大，而沒有一個好手段者，可悲也夫。”
“革命文學”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但回看文章往來，魯迅顯得更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他在“革命”再次幻滅后獲得的新的理論修養。
他認為這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其實不懂馬克思主義，于是在幾個回合的交手之后，干脆轉而譯介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著作，以此表明態度。
正因認清了空洞口號的大而無當，后來他曾對馮乃超講過一個故事：一個農民每天挑水，一天突然想，皇帝用什么挑水呢?一定是用金扁擔!
所謂“無產階級文學”，從作者到受眾，他都看不到影子。
1930年，為了要成立左翼作家聯盟，“革命文學”緩和了對魯迅的口氣，魯迅也和其中的一部分人冰釋前嫌。
比如，其中攻擊最烈的馮乃超，因其展現的真誠忠厚，魯迅馬上就放下了一切恩怨。
魯迅對左聯傾注了熱情與心血。
過往加入或“被加入”的社會組織，他都很少參加會議和活動，而左聯的會議和活動他基本上從不缺席。
然而這樣一個政治意味濃厚的組織，從根本上說也不適合魯迅的性格。內部的派系爭斗、“由同志從背后射來的冷箭”讓他不勝其擾，也更感到灰暗。
這樣的日子構成了他最后的人生。
但也有慰藉。身為“左聯盟主”的魯迅，在上海的日子與中國共產黨人有了頻繁的往來。馮雪峰、胡風、馮乃超、柔石都是他的好友。
柔石是一個忠厚純潔的青年，他的犧牲讓魯迅疼痛得無以復加。正如林賢治先生在《人間魯迅》里寫的那樣：“浩瀚的心海頓時嗚咽起來……”
共產黨人中，和魯迅交情最深的是瞿秋白。高層領導人，他早年就和陳獨秀、李大釗并肩作戰，后來又接觸過李立三，但真正引為知己的只有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以，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一幅字，就是寫給秋白的。
共產黨人中，對魯迅評價最宏大而深刻的是毛澤東，但最知心的則仍是秋白。他說，魯迅是萊漠斯，是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紳士階級的貳臣。他詛咒自己的過去，竭力地要肅清這個骯臟的茅廁。
1935年，秋白也被殺害了。
魯迅的一生，是“忍看朋輩成新鬼”的一生，陳天華、徐錫麟、秋瑾、陶成章、范愛農、劉和珍、楊德群、畢磊、柔石、楊銓、瞿秋白……“耳際頻聞故人死”。
柔石死后，魯迅寫：“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楊銓死后，魯迅說：“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他至死都保持著戰斗的激情，從未改變過自己的立場。當胡適、林語堂、周作人等舊日戰友都紛紛在思想和文字上變得面目全非時，魯迅仍然是魯迅。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魯迅逝世。在當局的嚴密監視下，上海灘萬人送行。
眾多挽聯中，女性胡子嬰的一對，最為平實而真摯：“國家事豈有此理，正需要先生不斷咒罵;悲痛中別無他說，只好勸大眾繼續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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