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工人”
——追記著名作家魏巍在工廠工作生活的日子
8月30日上午，北京八寶山，3000多名群眾自發來到這里向魏巍作最后的送別。
由于身患肝癌，《誰是最可愛的人》的作者魏巍于2008年8月24日晚逝世，享年88歲。
魏巍原名魏鴻杰，曾用筆名紅楊樹。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參加八路軍，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底，他奔赴朝鮮前線，和志愿軍戰士一起生活、戰斗。回國后，他發表了一批文藝通訊，其中《誰是最可愛的人》1951年4月11日被《人民日報》在頭版隆重推出后，毛澤東主席旋即批示“印發全軍”。自此，寫給“最可愛的人”的慰問信，雪片似的從祖國四面八方飛過鴨綠江，魏巍的名字也由此傳遍全國。后來，《誰是最可愛的人》入選中學語文課本，影響了幾代中國人。1978年，他創作完成了抗美援朝題材長篇小說《東方》，并于1983年獲首屆茅盾文學獎。
為了寫作《東方》，魏巍還在鐵路企業生活過一段時間并與鐵路職工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95年2月，他在為曾任北京二七機車廠(現北京二七軌道交通裝備有限責任公司)副廠長、黨委副書記的作家錢小惠的作品《獨臂廠長》一書所作的序中，介紹了相關情況。他寫道：“那時，我很想到工廠深入生活。一來是我準備在長篇小說《東方》中要寫到工人;二來也是一種內心的需要，認為自己當了多年的共產黨員，應當從感性上認識自己的階級。這樣，我就在北京郊區跑了石景山鋼鐵廠(首都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和長辛店機車車輛廠(北京二七機車廠前身)，準備從其中選擇一個生活據點。由于長辛店機車車輛廠是二七革命運動的發祥地，工廠的負責人黃英夫同志又特別熱情，我就在這里蹲了下來。我暫時脫下軍衣，換上一套藍布工人裝，戴上人民鐵路的路徽，在機車車間當了一名副支部書記。從此開始了一段新鮮有趣的富有意義的生活。”
魏巍是1953年10月到1954年4月在長辛店機車車輛廠體驗生活的。這段時間里，他每天和工人們一道上下班。在高大的廠房里，伴著震耳欲聾的汽笛聲、機器聲，他用心聽、認真看，和工人一起勞動，仔細體會工人的辛苦和一道道工序的密切配合。下班了，他和工人一樣，端著飯碗在食堂里排隊買飯，和工友們邊吃邊談。空閑時，他還和青年工人們一起打撲克、下象棋，也常去職工家屬宿舍串門、聊天。他不僅結識了工廠的領導、車間干部、工會活動積極分子、文藝骨干、大批工人，還認識了許多職工家屬。很快，人們不把他當外人，而是親切地稱他為“魏頭兒”。
他住在工廠工人集體宿舍一進門的一個小單間里。晚上，這里總有許多年輕人來訪，歡笑聲不時傳到窗外。而當人們走后，他就在燈下整理筆記和材料，往往到深夜才休息。
二七機車廠豐富的生活素材激發了魏巍的創作靈感。在工廠生活期間，他創作了短篇小說《老煙筒》，具體、生動地刻畫了一個家在農村的老工人的形象。他還和錢小惠一起多次走訪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老工人，共同創作了長篇小說《紅色的風暴》。
1961年，在原來采訪的基礎上，通過補充材料，魏巍和錢小惠再度合作，共同創作完成了傳記文學《鄧中夏傳》的初稿。書中描寫了鄧中夏在長辛店結識鐵路工人史文彬、辦勞動補習學校、領導“八月罷工”和二七大罷工等革命活動。該書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七機車廠的短暫生活在魏巍的思想深處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他在自傳中寫道：“這是我第一次接觸近代的工人階級，并認識到她的偉大。黨的初期活動和震天動地的"二七"斗爭，使我從感性上增強了對這個偉大階級的牢固信念。”1985年，在回憶這段生活時，他獲得靈感，寫下一首詩《我是一個工人》。詩中寫道：“我是一個工人/我每天都在/默默地冶煉/默默地鑄造/一心想獻上好的作品……也許，有一天/我手里握著筆/倒在自己的崗位上/我也將感到愉快/因為我沒有忘記———/自己為之戰斗的理想/我永遠屬于工人。”
為了讓家人也感受工業化大生產和繼承“二七”光榮革命傳統，1954年春節，魏巍讓妻子劉秋華一起到二七機車廠生活并到工人家走訪。1964年暑假，他還讓兩個年幼的女兒魏欣和魏平到二七機車廠勞動，向工人階級學習。
此后，魏巍又多次到二七機車廠、二七車輛廠走訪或參加紀念二七大罷工的相關活動。1983年4月及1984年1月，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老工人劉炳波、左士俊去世時，他都特地趕去參加追悼會。1994年2月5日，已經74歲的魏巍再次到二七機車廠，參加紀念二七大罷工71周年的會議。會后，他特意與二七機車廠所屬的《二七機車報》、二七車輛廠所屬的《二七車輛報》全體編采人員座談，并題詞“發揚二七光榮傳統，牢記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來勉勵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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