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毛澤東從湖南一師畢業和新民學會成立100周年，是個值得紀念的年度。中國近代晚清以來的重大社會事件中都留下了湖南第一師范人的踴躍身影。五四運動也不例外，五四運動在湖南如火如荼進行了一年余，直到“驅張”成功。其主要領導者就是湖南一師人毛澤東和何叔衡等，新民學會會員是五四運動湖南的主將，而新民學會骨干會員基本都是湖南一師學生，湖南一師廣大師生參與了五四運動湖南的活動，成為這股歷史潮流的主流力量。青年毛澤東從湖南一師畢業后經過五四運動洗禮，在苦苦求索中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并成為全國建黨先驅，出色主持湘區工作，到1923年當選中共中央局五人成員，任中央局秘書調上海工作，短短五年，青年毛澤東從一名學生成長為中共的最高領導成員。

　　關鍵詞：青年毛澤東，湖南第一師范，新民學會

一、妙高峰上：播五四火種

　　1918年從湖南第一師范畢業后，為組織湖南青年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于8月第一次來到北京。當時《新青年》、《每周評論》都在北京出刊，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的發表，表明少數先進分子的覺醒，新文化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中國新的民主民族革命的高潮日益臨近，山雨欲來風滿樓。當時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北京大學則是新文化的發源地，也是新舊思想、新舊文化激烈的戰場。校長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從而使各種思想、學術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此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正在作為一種嶄新的學說，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蘇俄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經過李大釗的宣傳，已經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在北大圖書館，有著各種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其他新思想的書籍和報刊。許多青年學生，紛紛來到這里尋找、閱讀、追求真理的氣氛是那樣的熱烈而又清新。

　　毛澤東等8名新民學會會員就住在景山東三眼井吉安所左巷七號，過著“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的艱苦生活。他們除了學習法語等功課外，還積極閱讀報刊雜志、到各大學校聽學術講演會，學習最新學說。對于這次留學預備班，毛澤東的組織能力和才智學業得到大家的欽佩。為了維持生計，恩師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作助理員，在這里，毛澤東有了接觸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社會名流的機會，在登記讀者名字時也認識了譚平山、張國燾、陳公博等北大知名學子，這些人后來曾與毛澤東在中共一大上再次相會。還有風云人物傅斯年、羅家倫主編的《新潮》雜志激烈地抨擊封建文化，提倡“文學革命“在青年中影響較大。毛澤東對他們很感興趣，可他們卻看不起這個來自湖南的”土里土氣“的青年。毛澤東后來回憶這一情形說：“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意同我來論，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論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當時北大有新聞學研究會，毛澤東對新聞興趣濃厚，參加了研究會，得到了邵飄萍等著名報人的指導和幫助。這段經歷，為毛澤東日后辦《湘江評論》、平民通信社等積累新聞業務知識的準備。

　　1919年2月，毛澤東得知母親病重，剛好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學生要從當時的國際大都市上海乘輪船啟程去法國，毛澤東便擬南下經上海回湖南。他先到天津塘沽，平掉了大沽口炮臺遺址，經泰山、南京，3月14日到達上海。隨后參加赴法勤工儉學歡送會，并參入與3月17日環球中國學生會在上海送別留法學生合影并送別。31日送別第二批留法學生。當時上海，陽春三月，春光明媚，目送遠航輪船消失在茫茫大海上，毛澤東的心情是異常復雜的：自己究竟去不去赴法勤工儉學?一邊是日漸病重的慈母，一邊是去先進的西方國家尋求大本大源。4月6日，毛澤東返回了長沙。他向留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講述了此次在北京的經歷，以及獲得的最新的時局發展情況，俄國的十月革命和北京的進步青年的活動等等。有會友見毛澤東花那么大的經歷組織赴法勤工儉學，自己也是受華法教育會資助的25人名單對象，問為什么沒有和羅學瓚等一起去法國?毛澤東回答道：外國固然要有人去，四面八方都要有人去，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知識，但是國內也要有人留下來，我對中國的問題還沒研究透，還沒理出個大綱，暫時不出去;再說長沙是新民學會的大本營，要有人留守大本營做好聯絡工作。還有母親疾革正呼兒親侍湯藥，正住在蔡和森家在長沙看病，我怎么能拋下母親遠游呢。會友聽后，對毛澤東更為敬重。回到長沙后，毛澤東在修業小學任歷史教員。

　　毛澤東回到湖南時，正是北京五四運動的前夜。1919年4月30日，一戰結束的巴黎和會無視戰勝國中國提出的“廢除二十一條”等要求，決定將戰敗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讓給日本。這一消息傳回國內，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線，5月4日，北京學生5000多人在天安門前發動了大規模游行示威，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

　　湖南督軍張敬堯實行新聞審查、管制，封鎖了消息。直到5月9日，從北京回到長沙、早已預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毛澤東才得到五四運動爆發，北大校長蔡元培獨身抵罪等消息。毛澤東在楚怡小學何叔衡處召集新民學會成員何叔衡、周世釗等開會，商議準備積極響應北京的五四運動，在湖南一師等學校開展活動。會上毛澤東建議，鑒于新民學會會員大批骨干已經和即將赴法勤工儉學，要在反帝愛國運動中發展一批會員，特別是在長郡、明德、商專、法政、湘雅等學校物色對象。

　　湖南一師、商專等校的學生，連日在街頭散發“請先救山東人之性命!”，“請看我國之危險!”等動人心魄的傳單。那時，毛澤東雖已離開一師，但他和母校的聯系仍然是十分密切的。就在5月9日那天，他寫了一張措詞激烈、鼓動人心的傳單，與一師新民學會會員商量后，即以一師學生會名義發出，宣傳“毋忘國恥，誓死反抗”。5月14日，毛澤東與省會各干事、各校校長舉行了聯系會議，討論“協爭青島問題”。5月中旬，毛澤東親自到明德中學學生自治會鼓舞學生與到一師和商專一起開展罷課活動，并成立湖南省學生聯合會，響應北京學生運動。

　　5月23日，北京學聯代表鄧中夏、倪品等人受命來到長沙，首先找到毛澤東。鄧中夏也是湖南人，曾與蔡和森在湖南省高師同學，后來考入北大中文系，毛澤東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在北京期間在北大圖書館時和蔡和森等與鄧中夏交往甚密。當晚，毛澤東和鄧中夏到了第一師范，與一師新民學會會員蔣竹如、陳書農、張國基等人在學校后山妙高峰操坪里互相見面，一一作了介紹。鄧中夏說明了來意。雙方共同商討了湖南如何進一步加強組織，盡快成立學聯，實行罷課，響應北京學生運動。并決定通過新民學會會員的活動，每個學校推舉一個或兩三個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學何叔衡房間開會。第二天，湖南一師新民學會會員分別進行活動。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旅居在北京，為赴法勤工儉學做準備的湖南一師學生蔡和森，在五四運動中，積極組織湖南青年投入到這一運動，其中有湖南一師學生賀果、陳紹休等。

二、成立學聯：罷課聲援北京

　　5月25日上午，各校推舉的代表陸續來到了楚怡小學。當時，湖南一師畢業的何叔衡在該校任教，在學校甚有威望。其中有一師的蔣竹如、陳書農、白瑜。毛澤東介紹了雙方的代表見面后，就請北京學聯代表報告五四運動發生經過。鄧中夏匯報了北京學生和市民群眾游行示威的經過和繼續罷課的目的，希望湖南學生實行總罷課，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斗爭，要求懲辦曹、章、陸三個賣國賊，拒絕巴黎和會通過的對德和約。鄧中夏報告完畢，毛澤東便提出罷課的問題，征求大家的意見，結果一致主張罷課，和北京學生采取共同行動。并形成決議：一、盡快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作為發動罷課和統一各校學生行動的領導機構;二、迅速傳達北京學聯代表的報告和會議的決議;三、全省學聯正式成立后，立即實行罷課。會上還討論醞釀了學聯的章程。兩天以后，各校學生代表都正式推舉出來了，章程也草擬好并油印出來了。湖南一師推舉陳書農、白瑜作為學聯總代表。

　　5月28日上午，各校代表齊集省教育會，舉行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首先逐條討論通過了章程，確定“本會以愛護國家，服務社會，研究學術，促進文明為宗旨”。選舉夏正猷為會長(6月5日組織罷課不力被彭璜取代)、彭璜為副會長、易禮容為評議部長、陳書農為干事部長(6月5日改選為執行部長)。當天，學聯還通過了長沙和全省學生總拜課的決議。

　　學聯成立后，立即著手發動各校實行罷課。第一師范是當時長沙各校響應學聯號召組織罷課斗爭最得力、最堅決的學校。湖南一師學友會的骨干和新民學會會員在同學中日夜進行活動，用串聯的方式，發動同學起來罷課。由于一師學生對國家前途和自己切身利益有深切憂慮，對反動派非常憎恨，所以當大家聽到罷課抗議的號召后，無不一致響應。愛國主義激情高漲起來了。不但一師的同學走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而且進步的教師也大聲疾呼，宣傳反帝救國和爭取解放，如有的宣揚男女平等、勞工神圣的進步思想，有的極力主張自由平等，喊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有的甚至私藏炸彈，準備去炸死騎在人民頭上的作威作福的張敬堯。

　　6月3日，以第一師范、長沙師范、湘雅醫學校為首的長沙二十多所學校的學生罷課，隨后長沙73所學校舉行了罷課，接著湖南全省學生也罷了課。實行總罷課后，張敬堯對學生進一步進行迫害。8日，以“過激黨”搗亂的罪名，恫嚇學生，聲言“社會黨人利用時機，到處煽惑，淆亂人心，業經當局查黨，正嚴令偵察總局一體拿辦”，并扣留學聯對外各種通電。10日，又通函各校，迫令學生上課。11日，又發表了一篇所謂“告學生訓令”，殺氣騰騰地說：“倘有聽信浮言，固執已見，荒廢學業，游行市街，現值匪氣未盡，本兼省長為維持治安，預防禍患起見，定當遵照命令嚴加制止，勿謂言之不預也。”在“訓令”和“忠告”不湊效的情況下，張敬堯通令各校提前放暑假，實行“凈校”，把學生遣散會家。這一措施更激怒了長沙學生。

　　學聯領導的罷課斗爭，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省教育會為學生罷課，于6月7日發了一個快郵代電，告全國各省教育會。代電說：“國是日非，人心愈憤，禍至無日，恐不獨危及教育前途。查學生此次舉動實激于愛國熱忱，倘政府不諒其苦衷，學校將全體動搖。”并建議由江蘇教育會發起，召集全國教育聯合會，推出代表赴京請愿，以“推救罷課真因，俯順輿情，根本解決。”同時發布了《呈省長文》，告誡張敬堯：“祈通飭軍警，對各校外出講演之學生，隨時加以保護，以防意外。”湖南教育界、工商界以及社會團體等還捐款支持學聯的愛國行動。

　　6月12日學生并沒有復課，繼續參加了湖南各公法團體成立的國貨維持會的活動，以抵制日貨為中心工作。400余學生搗毀了屢叫不改的破壞抵制日貨的活動的坡子街華太長號，引起長沙轟動。7月7日，舉行了焚燒日貨的示威活動。7月9日，學生聯合會聯合工商各界開會，成立湖南各界聯合會。到會的工商代表有三十多個主要行業。會上組織了包括20個代表的各界聯合會代表團，并發行以鼓吹新思想為宗旨的會刊。各界聯合會的基層組織是救國十人團。各界愛國群眾都紛紛參加。如徐特立等領導下的教育會所屬各校教職員，共成立了二百五十余團。第一師范學生組織了救國團達數十團之多，他們分布到市區各商店調查國貨，并將調查情況告訴市民，使市民認為國貨與日貨的區別，從而推動抵制日貨運動的開展。這樣，使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擴展為包括各階層人民的愛國運動。法政專科學生符契在碼頭指揮乘客坐中國船不做日本船，遭日本水手毒打。學聯把此事控告到長沙縣法院，法院判處日本水手3月徒刑，大漲中國人志氣，這是五四運動中判處外國人罪行的唯一一例，或許是近代中國司法主權獨立喪失后的第一例。毛澤東不斷到各個學校演講，宣傳支持五四運動，抵制日貨、發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他經常到湖南一師的大禮堂去演講，一師學生歡呼雀耀喊毛老師好，毛澤東擺手示意到：我是你們的老同學。學生們就喊：老同學好。每次演講大致一個小時左右，學生們聽了毛澤東的演講熱淚盈眶，舍不得他走。

三、創辦《湘江評論》：喚起民眾大聯合

　　在熱情澎湃有群眾反帝愛國運動中，學生聯合會非常重視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毛澤東的提議學聯要創辦了自己刊物，學聯主席彭璜、何叔衡和陳昌等一致贊同。何叔衡擬名為《湖南周刊》，毛澤東認為刊物應該以評論為主，遂琢磨擬用《湖南評論》、《長沙評論》、《湘江評論》。其他人問毛澤東怎么名字越來越小，毛澤東認為湘江能代表湖南，湘江能到洞庭達海洋，波及世界。《湘江評論》周刊于1919年7月14日創刊，由毛澤東主編的，在湖南以至全國都有很大的影響。《湘江評論》的許多文章是由新民學會的骨干毛澤東、陳書農、肖三(當時在一師附小任教)等所寫，毛澤東寫得最多，第一期除了《創刊宣言》毛澤東還寫了長短文章20多篇。既當主編又當主要撰稿人，他向彭璜等自嘲為毛澤東專號并要求大家積極寫稿，每人每期要寫一篇。在《創刊宣言》中，毛澤東呼喚民眾沖決一切羅網、解放思想：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資本家家不要怕。《創刊宣言》雷響了人民解除封建思想束縛的戰鼓，打開了洞庭湖的閘門。毛澤東寫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是當時最重要的一篇長文章，分三次發表在《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上，提出以民眾大聯合的力量實行社會政治改革，對抗強權者、貴族和資本家的主張，提出由分業“小聯合”達到各界“大聯合”的步驟和方法，并指出“壓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使得民眾逐步覺悟到“天下者是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是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是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敢，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這是毛澤東早期的一篇代表新的革命的民主主義的重要文章，對當時湖南的革命運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對許多愛國青年和革命知識分子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這篇文章，毛澤東高瞻遠矚地站在革命大潮的最前面，其思想水平超出了當時一般先進分子的水平，這是毛澤東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戰略思想的最早表述。民眾如何聯合，毛澤東指出大聯合要從小聯合做起。文章結尾，毛澤東提出驚人的預言：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教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名族為光明：中華人民的大聯合必告成功。這篇文章傳到北京，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為之震驚，紛紛予以介紹。

　　《湘江評論》由于觸怒了封建軍閥和士大夫守舊人物，因此，受到誣蔑和攻擊，被說成是“怪人怪論”，“無稽之談”，“大逆不道”。《湘江評論》到8月中旬，只出了4期，第5期剛出版，還未來得及發行，張敬堯便派出軍警，在解散學聯的同時，查封了《湘江評論》，并警告印刷公司，以后絕對不準再為承印。《湘江評論》查封后，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學生自治會創辦《新湖南》在編輯龍伯堅的主持下發行至第六期，感到獨木難支。他懷著對毛澤東文章、思想的欽佩之情，與編委李振翩、張維商定，邀請毛澤東主編《新湖南》。毛澤東欣然答應。于是毛澤東移居湘雅，成為《新湖南》周報自第七期起的主編。毛澤東在1919年9月5日致黎錦熙的信中說：“《湘江評論》出至第五號被禁封停刊。第五號已寄來尊處，諒已接到。此間有一種《新湖南》，歸弟編輯，現正在改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時當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毛澤東主編《新湖南》后，通過刷新辦刊宗旨和刷新宣言，大大加強了《新湖南》的革命性。《新湖南》第七期登出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刷新宣言：“一、批評社會;二、改造思想;三、介紹學術;四、討論問題。”毛澤東每期都在《新湖南》上親自撰寫政論文。其文章繼承了《湘江評論》的戰斗精神，正面揭露和抨擊了張敬堯的暴行統治，基于當時國內外和本省的一些重大問題或分析批判、或評論、或雜感，使讀者們受到極大的政治啟發和思想教育。如第七期的重要文章有《社會主義是什么?無政府主義是什么?》《評新中國雜志》、《哭每周評論》、《工讀問題》等等，使讀者們實實在在地覺得《湘江評論》復活了。1919年11月8日的《晨報》載文《湖南教育前途一憂一喜》說：“……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發行了一種《新湖南》周報，很有實在的價值……這真是湖南教育上的曙光了。”另有文章說：“湘雅醫學校發行的《新湖南》，內容極為完備，并且為《湘江評論》底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 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在介紹當時湖南進步刊物時，特別指出革新后的《新湖南》周報“其中精彩真是不少”。由于《新湖南》進步鋒芒畢露，出至第十一期時就遭到了 《湘江評論》同樣的厄運———被張敬堯軍閥政府所查封。張敬堯將所有不利于他的期刊統統查封了。從此，毛澤東只好利用長沙《大公報》等報紙，發表了一些文章和隨感錄短文，對張敬堯的黑暗統治以及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予以側面的揭露或正面進攻。 1919年11月14日,趙五貞女士為反抗封建舊式婚姻制度,在成婚當天,用剃刀自刎于花轎里。這件“血灑長沙城”的慘事立刻在湖南引起強烈的反響。被此事激怒了的青年毛澤東,從11月16日至28日的十幾天中,接連在湖南《大公報》、《女界鐘》等報刊雜志上發表10篇文章,評論這一事件。當時很多文章針對這一問題大致所發的是些“兒女自行擇合，父兄鑒定”，或“父母擇合經兒女許可”調和改良論調，毛澤東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上了萬惡的舊社會的社會制度。

　　1919年11月16日，湖南學聯重新恢復組織，選舉法專代表徐慶譽為會長，一師代表張國基為副會長，評議、干事兩部的部長仍由長郡代表彭光球和一師代表蔣竹如擔任，并發表了重組宣言。宣言指責張敬堯“如昏如醉，刮削民膏，犧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躪民權”，對張敬堯的黑暗統治進行了揭露和抨擊。學聯恢復后，仍繼續進行了抵制日貨的工作。為了提高群眾的愛國熱情，學聯不顧張敬堯的威脅迫害，于12月2日聯合長沙各界的教育會坪再次舉行焚毀日貨示威大會。這天，湖南一師、商專等好幾批學生檢查隊拖出一批又一批日貨，到教育會坪集中焚毀，許多商店店員和工廠工人也參加了。正當學聯負責人和各校學生代表在臺上講演焚毀日貨的意義時，張敬堯的參謀長張敬湯帶領一營士兵，一連大刀隊，沖擊坪中，指揮他的士兵將學生緊緊圍住。張敬湯大罵學生是“土匪”，并指使士兵用槍托毒打學生。這次日貨沒有燒成，學生卻遭毒打，激起了各界人士的無比憤怒。張敬堯禍湘，查封進步刊物，鎮壓學生。學生并未為張敬堯的淫威所嚇倒，仍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并導致了湖南人民驅逐反動軍閥張敬堯的斗爭。學生們在毛澤東的秘密領導下以新民學會會員為基礎，聯絡教育界、新聞界人士，策劃“驅張”辦法，同時派人到上海作反張宣傳，聯絡省內外的“驅張”力量。于是，轟轟烈烈的“驅張”運動從此爆發起來了。

四、“驅張”成功

　　12月3日，新民學會會員、學聯負責人和毛澤東、周世刊、蔣竹如等，聚集在白沙井楓樹亭湖南一師的國文教員易培基(毛澤東1917年組織學生志愿軍成功保護學校，深得同為湖南一師教員的易培基和易白沙兄弟賞識和器重)家開會，商量發動全省學校總罷課，聯絡省內外力量開展“驅張”運動。會議由毛澤東主持，他向大家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北京五四運動在六月下旬取得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成果，湖南“驅張”具備了條件：青年學生的憤怒，全省人民的憤怒，全國輿論的抨擊，直皖兩系軍閥內杠的斗爭，都使張敬堯完全陷于孤立，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特別是這次張敬堯鎮壓愛國運動，取締報刊、停發教育經費、侮辱學生，更是引火自焚的舉動。必須利用這個有利時機，把張敬堯趕走。同時，針對當時部分教師和學生對罷課、“驅張”抱著懷疑觀望態度的情況，確定通過教師中的進步組織健學會，認真做好這些教師和學生的思想工作。會后，毛澤東找到健學會的骨干陳潤霖、張孝敏、易培基、趙鴻鈞等有威望的校長、教師商量，由健學會召集會員開會，統一對罷課“驅張”的認識。同時，毛澤東還找學聯負責人和各校學生代表開會統一認識和行動，大家決定組織“驅張”學生請愿代表團赴北京請愿，要求撤懲張敬堯;各校在12月6日一律罷課，同學自動回家，不許走漏消息;長期罷課，張敬堯不離湖南，學生不回校;各校代表向學校當局交涉退還伙食費，作為學生回家旅費。

　　第一師范的學生代表張國基、蔣竹如從學聯開完會回校后，當晚即召開全校學生大會，通過學聯的決議，并由大會選舉蔣竹如和鐘秀兩人赴京請愿代表才代表。會后，蔣竹如等向學校交涉，退出學生入學時所交押金，作為罷課回家的旅費。12月6日，湖南一師學生全體罷課，各人捆好行李回家。其它學校積極響應。學聯代表中學以上的學校一萬三千多學生發布了“張毒一日不出湘，學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

　　學生總罷課后，由于健學會的中堅作用，以及毛澤東、何叔衡、羅宗翰等在教育界工作的新民學會會員活動的結果，長沙73所公、私立學校的教職員緊跟著學生總罷課之后，宣布湖南教職員1200人總罷教。教師總罷教對張敬堯，自然是比之學生罷課更加難堪、打擊更加沉重。

　　總罷課、總罷教成功之后，隨即進行“驅張”的具體活動。這時形勢愈加緊張，張敬堯偵騎四出，威脅、收買教育界人士，流傳種種謠言。學聯、新聞各界的堅決“驅張”人士，利用五四運動時成立的湖南各界聯合會以統一行動。毛澤東參加了各界聯合會的領導工作。他認為，這時是實行湖南民眾自決、各界民眾大聯合的絕好時機，只要能在省內外開展一個堅決的持續的“驅張”運動，必將促進張敬堯同各方面矛盾的發展。在總罷課、總罷教的基礎上，其他各界群眾一定能逐漸發動起來，同“張毒”作斗爭。經學聯和各界聯合會開會，商定了這樣幾個辦法：一是組織“驅張”代表團，每校派學生代表2人參加，分赴北京、上海、廣州、衡陽、常德、郴縣等地作請愿活動，一方面擴大“驅張”宣傳，一方面利用張與吳佩孚、譚延闿的矛盾，從軍事上壓迫張敬堯。二是每校教職員代表分別參加并率領各代表團。三是一部分人留在長沙，繼續組織學生和團結省內人士作“驅張”活動，并負責與外地代表聯絡。何叔衡、夏曦留在了長沙擔此重任。

　　“驅張”代表團于12月初分途出發，毛澤東率領的“驅張”請愿團，7日到達武漢，集中在武漢明德大學討論修改毛澤東起草的《“驅張”宣言》，并在武漢發表。《“驅張”宣言》，很快在省內外掀起了“驅張”高潮。12月16日，為歡送蔡和森等30余人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繞道來到上海。他穿著一身褪色的長袍，中分的長發，來到環球中國學生招待所與大家座談，討論此次“驅張”形勢，以及展望赴法勤工儉學的前景，針對中國實際，鼓勵大家多引導女同志去，使更多的女性得到解放。18日，“驅張”請愿團到達北京，鄧中夏等到車站迎接，并安排他們住在北京大學三院附近的馬神廟。北京成了湖南“驅張”的大本營，代表團通過范源濂等湖南在京社會名流向當時總理勒云鵬面呈控訴張敬堯的十大罪狀。勒無權，虛與委蛇。在京期間，毛澤東和代表們冒著北方的嚴寒，不顧滿街冰雪，每天各處奔走聯絡，向湖南在京學生、議員、名流、紳士宣傳“驅張”意義，發動他們參加“驅張”的斗爭。毛澤東主持“平民通訊社”專門報道“驅張”活動，每天把150余份揭露張敬堯罪行和“驅張”運動的消息，送登京、津、滬、漢各地的報紙。

　　在發動“驅張”運動中，毛澤東和“輔社”建立了密切的聯系。“輔社”的全稱為“輔仁學社”，取“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它是湖南學生的社團之一，成員有30人。當時有部分“輔社”社員在京讀書，因受新思潮的影響，常在北京大學活動，毛澤東主動與他們聯系，發動他們參加“驅張”運動，北京大學鄧中夏等，也積極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輔社”在京成員參加了“驅張”斗爭，并成為這一斗爭的重要力量。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羅章龍、和“輔社”在京成員，在陶然亭集會，商討“驅張”斗爭，探求救國道路。會后，在慈悲庵山門外古槐前攝影留念。經過赴京“驅張”代表團大力廣泛活動，成立了湖南旅京各界代表團聯合會。1920年1月28日，湖南公民請愿團、湖南教職員代表團、湖南學生代表團發起了千余人請愿示威，高舉“代表三千萬湘民請名”、“與張俱亡”等40余種標語。對北洋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其答應“驅張”的要求。北洋政府總理靳云鵬，在請愿示威的強大壓力之下，不得不出來接見請愿代表，并表面應允研究代表們的要求。分赴各地的“驅張”代表團的活動，也取得了強烈的反應。京、津、滬、漢等地的輿論界，一致支持湖南人民反對張敬堯的斗爭。湖南學聯負責人彭璜領導的新民學會會員赴上海“驅張”代表團，于1920年2月 29日創辦了《天問》周刊，作為“驅張”宣傳的機關刊物。全國各界聯合會、全國學生總會、許多省市的學生聯合會紛紛發出電函，聲討張敬堯，使“驅張運動”擴大為普遍的反對封建軍閥的宣傳。但這種“呼聲革命” 對沆瀣一氣的北洋軍閥來說是行不通的。在北京斗爭的幾個月，毛澤東敏銳地發現了北洋軍閥內的派系斗爭的尖銳。于是他召來上海的“驅張”代表團團長彭璜、衡陽的代表團團長蔣竹如一起去保定面見直系軍閥實力派曹錕，試探底細。會見后毛澤東決定利用軍閥內部矛盾來個武力“驅張”，如是把工作重點轉為利用武力上。由于吳佩孚駐在衡陽，譚延闿的湘軍駐在郴州，毛澤東決定抽調骨干力量到湘南策動武力“驅張”。自己把“平民通信社”交個羅宗翰負責后，毛澤東也決定南下。由于當時蕭三等人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再次來到上海，這是毛澤東第三次到上海。一為會友送行，二為與旅滬的湖南人商量“驅張”勝利后，湖南向何處發展等問題，當時湖南一師校長孔昭綬等人都在上海。這時，毛澤東從軍閥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已預見湖南的“驅張”必然勝利，心情比較好，加上他喜歡游學，如是沿途進行了游覽考察，去了曲阜孔廟和馮玉祥隱居地等。可是，到了浦口已身無分文，連僅有的一雙鞋也被小偷偷走。戲劇性的是天無絕人之路，他在車站外碰到了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的老同學李聲懈。老同學給了他一筆錢，毛澤東多年后回憶起來一直稱其為“救命菩薩”。

　　湖南由于張敬堯與駐衡陽軍閥吳佩孚的矛盾，吳率兵由衡陽順江北下，與直系軍閥統一力量以壓迫皖軍。吳由衡陽退兵時，早同譚延闿、趙恒惕默契，吳兵退一步，湘軍進一步。5月27日吳兵過長沙，張部不戰而退。6月11日，張敬堯自長沙倉皇逃走。26日，張部全部退出湖南。經過10個月的努力斗爭，湖南人民的“驅張”運動，至此得到了完全的勝利。“驅張”運動的勝利，大大地壯大了湖南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時對全國的民主革命勢力，也起了鼓舞作用。

　　“驅張”運動是五四運動在湖南的發展，是反帝反封運動在湖南的具體體現，是毛澤東民眾大聯合思想的成功實踐。他把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動員起來、聯合起來，在運動中培養了一批革命志士，新民學會在長的全部成員、湖南一師的絕大部分師生都投入了五四運動、“驅張”運動，如湖南一師的教員易培基作為紳商學界總代表、陳昌、楊樹達等都積極參如其中，易培基把自己的家作為了“驅張”運動的聯絡點。“驅張”勝利，毛澤東把注意力轉向到如何改造湖南的問題上。

五、確立信仰

　　五四運動后，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因此，他們普遍對社會主義懷有極大的興趣。不過，這個時候的社會主義，流派繁多，既有馬克思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合作主義、泛勞動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等。如全國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書刊、小冊子達七十多種。毛澤東在北京停留時，也讀了一些有關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他對無政府主義的某些主張也很感興趣，甚至表示贊同。在北京期間，毛澤東還曾為建設新村的設想與有關方面進行過聯絡。1920年2月，他饒有興味地參觀了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王光祈試辦的女子工讀互助團，考察了他們以共產互動為特征的新生活。4月7日，他又登門拜訪了中國新村運動的倡導人周作人。曾經在岳麓山下試驗“新村主義”、“工讀互助團”，希望通過通過這種方式來消除勞心勞力兩個階級的區別。后來，毛澤東對斯諾也坦白地提到：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文化、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對“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

　　1919年7月25日，蘇俄政府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廢止沙俄時期同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無條件歸還中國中東鐵路及租讓之一切礦產、森林和其他各種產業，放棄庚子賠款俄國部分，廢棄一切特別權利和在中國境內的俄國貿易區。1920年2月，蘇俄政府又發表了同中國建立平等外交關系的通告。這兩次對華宣言在1920年3、4月間，由《東方雜志》等刊物公之于眾。長期飽受資本主義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民得知宣言的內容后，大受鼓舞。《新青年》刊登了中國輿論界的反應，并且指出：宣言體現了俄國憲法的“要鏟除資本主義侵略主義的精神”，我們應該由此前進一步，“研究俄國勞農政府的主義”，贊同“俄國勞農政府所根據的真理”。宣言的發表，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給予了新的推動。

　　由于領導“驅張”運動，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使他有更多機會進一步接觸馬克思主義。1920年1月，毛澤東在李大釗介紹下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此時，毛澤東和李大釗進行了頻繁的接觸。在李大釗的影響下，他對布爾什維主義有了越來越濃的興趣。毛澤東接觸更多的人是李大釗及他的作品，他和李大釗多次討論過赴俄留學的問題，并在李大釗的影響下，高度關注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還特別留心搜集和閱讀中文版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據毛澤東老師黎錦熙回憶：1920年1月4日到平民通訊社看望毛澤東時，就在毛澤東工作的香案上看到，左邊是油印機和通信社稿件，右邊是一大堆社會主義的新書刊，其中就有《共產黨宣言》。1920年3月，北大五四運動骨干學生團體在李大釗的的領導下，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期間，經常到這個研究會找鄧中夏和羅章龍共商驅張和湖南自治的事宜，以及請求介紹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的情況。李大釗向毛澤東推薦一批有關共產主義和十月革命的中文書籍，其中有《階級斗爭》、《共產黨宣言》等。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曾就此回憶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黨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20年4月11日，毛澤東離開北京趕赴上海。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與彭璜率領的驅張代表團會合，共商驅張后的湖南建設問題，同時，順便為第二批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送行。當時，陳獨秀已發表《勞動者的覺悟》、《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專政》，已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陳獨秀已與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俄共布代表楊明齋會晤，正在上海與李達、李漢俊等人籌組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的夏天，毛澤東來到上海，曾多次會晤陳獨秀，與他討論馬克思主義和湖南改造促進會的工作計劃等問題。陳獨秀還同毛澤東等談勞工神圣、要用通俗語言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啟蒙教育。毛澤東后來回憶說：“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

　　5月、6月在上海期間，毛澤東、彭璜、李思安等還有機會拜訪國際共產代表維經斯基，學習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回長沙后，彭璜寫的《對于發起俄羅斯研究會感言》對此有記載。毛澤東在其寫的《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從湖南做起》一文也可見當時拜訪維經斯基的對他們產生的重要影響。7月初，毛澤東等告別上海時向陳獨秀談了回湘的打算，先辦文化書社、建立俄羅斯研究會、準備赴俄勤工儉學。陳聽后很高興，說你們的計劃能實現也是建黨的最好準備，并透露共產黨上海的發起組已成立，把湖南列入了組黨計劃中。

　　張敬堯被逐出湖南后，毛澤東于1920年7月7日回到長沙。這時已經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他，一方面致力于創辦文化書社，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新文化，另一方面積極倡導并為實行湖南自治而奔走。并在長沙宣傳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1920年7月31日，毛澤東起草的《文化書社緣起》刊登在湖南《大公報》上，文章稱： “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愿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書社于9月9日開始營業。它經營的書刊有《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新俄國之研究》、《勞農政府與中國》、《現代教育之趨勢》，以及《新青年》、《勞動界》、《少年中國》、《新生活》等。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新文化的過程中，毛澤東對俄國革命給予了特殊關注。8月22日，毛澤東與方維夏、彭璜、何叔衡等人舉行會議，籌備成立俄羅斯研究會，確定“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提倡赴俄勤工儉學。9月16日，研究會正式成立，毛澤東被選舉為書記干事。

　　毛澤東雖然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上海也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但中國徹底改造的道路如何實行，都不清楚。“驅張”后，毛澤東嘗試實現湖南自治。在上海時，他就曾與彭璜等起草了《湖南人民自決宣言》，并發表在《天問》周刊和《時事新報》上。獲悉張敬堯被逐出長沙的消息后，他又先后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湖南人再進一步》、《湘人為人格而成》、《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等文章，闡述了他對實行湖南自治的主張。當時他就深刻地意識到，舊的張敬堯走了，還會有新的張敬堯回來，“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廢，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撥起，不足以言摧陷廊清”，而根除的辦法，是廢督裁兵，實行民治。他提出：“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在長沙，當他得知新任湖南督軍譚延闿發表通電，聲稱將采取“湖南自治”、“還政于民”政策的消息后，又接連在長沙《大公報》上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絕對贊成湖南門羅主義》等文章，進一步闡發了對實行湖南自治的看法和主張。

　　毛澤東在文章中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國”的大膽設想，認為：辛亥以來“九年假共和國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時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面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毛澤東進一步申述道：列寧領導俄國的革命是“徹底的總革命”。中國如有徹底的總革命我也贊成，但是不行。中國沒有大中國建設的基礎。現在全中國之政府，大亂而特亂。我料定這種現象至少尚要延長七八年，以后中國當大分裂，由武人官潦割據壟斷，政治更腐敗。然而，在這當中必然要發生一種新現象，這就是在軍閥的割據中，生長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不堪軍閥的壟斷之苦，奮起而要自由，湘人自決，粵人自決，川人自決，以至直人自決，奉人自決，這是必至之勢。“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異軍蒼頭特起，乃是徹底的總革命。”以這樣的分析出發，毛澤東主張：我們應該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國為目標，實施新理想，創造新生活，在瀟湘片土開辟一個新天地，為二十七個小中國的首倡。

　　同時，他還針對譚延闿提出的“湘人治湘”進行了一番剖析和批駁，提出了“湘人自治”概念。他指出：湖南人民所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為“湘人治湘”是“把少數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隸”。因此，湖南自治應搞成源自下層的政治運動，就像“俄國的政治全是俄國的工人農人在那里辦”一樣。否則，所謂的自治，一定是腐敗的、虛偽的。

　　湖南自治的輿論聲勢已成。譚延闿也擔心呼聲日高的自治運動發展下去后，他會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9月13日召集“自治會議”，決定由省政府和省議會各推舉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會”的起草員，來草擬一部“省憲法”。譚延闿官辦自治的方案剛發表，毛澤東、彭璜和《大公報》主編龍兼公就動議搞一個民辦自治的文件，提出：人民憲法會議代表，必須實行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每五萬人中產生一個。由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憲法，根據憲法產生正式的湖南議會、湖南政府以及縣、區、鄉自治機關。10月10日，長沙近兩萬群眾冒著大雨上街游行。到達督軍府門前時，彭璜等代表向譚延闿遞交了毛澤東起草的《請愿書》，要求迅速召開人民制憲會議。在省議會門前，出于對包辦“制憲”的不滿，還有人扯下了省議會的旗幟。譚延闿接下了《請愿書》，但對所提各項要求卻在事后斷然拒絕。11月下旬取譚而代為湘軍總司令的趙恒惕，更撕下開明的偽裝實行高壓政策，湖南自治運動失敗。

　　過近半年的艱難跋涉和痛苦思索，無情的事實迫使毛澤東冷靜下來，毛澤東對幾年來自己的思想和實踐進行深刻反思和總結，徹底拋棄了社會改良幻想。接受了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可見湖南自治運動堅定了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實現共產主義采用俄式道路的選擇。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向警予、羅章龍等人的信中表示：“幾個月來，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必須“另造環境，長期的預備，精密的計劃”。“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聯絡砥礪，以道義為中心，互相勸勉諒解，使人人如親生的兄弟姊妹一樣。然后進而聯絡全中國的同志，進而聯絡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謀解決人類各種問題。”“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使新民學會“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這封信是毛澤東確定信仰的最好證明。

六、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1920年5月8日，毛澤東、彭璜等12位新民學會會員在半淞園聚會，為新民學會第三批赴法勤工儉學的6位會員送行，并商議學會工作。上海半淞園會議要求法國新民學會會友定期集會，組織座談，并由蕭三把這個精神帶了到法國。據此， 1920 年7月5日至10日，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達爾尼開會，通過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在如何進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現了以蔡和森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蕭子升為代表的溫和派的爭論。會議委托蔡、蕭二人將兩種意見寫信告訴國內的毛澤東等。蔡和森自1920年春到法國勤工儉學以來，親眼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更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猛看猛譯”,思想上的震動和變化很大。在反復比較后，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這就是，中國要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共產黨。蔡和森主張：“組織共產黨，使無產階級專政，其主旨與方法多傾向于現在之俄。”

　　1920年6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共產黨發起組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會。8月，上海小組決定由陳獨秀、李漢俊邀約各地共產主義者組織共產主義小組。不久，毛澤東收到了陳獨秀、李達的來信，委托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建立同樣的共產主義組織。其后，毛澤東又接到蔡和森、蕭子升、李維漢的信。蕭子升的信寫于8月初，他表示“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而傾向于無政府(無強權)普魯東式之新式革命”，這種革命從教育入手，“以教育為工具”。蔡和森的信寫于8月13日，他明確提出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而“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之必要方法”;黨、工會、合作社和蘇維埃是“無產階級革命之四種利器”;其中，黨又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針對中國的情況，蔡和森在信中寫到：“我認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他希望毛澤東“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準備”。

　　1920年秋，毛澤東一方面忙于湖南自治運動，一方面暗中秘密開始物色人選組建長沙的共產主義小組。他把陳獨秀、李達的來信給新民學會在長沙的個別會員討論。接到蔡和森、蕭子升、李維漢的信已到11月湖南自治運動失敗之際。毛澤東遭趙恒惕控制的省議會誣陷，被省警察廳傳喚。彭璜被通緝出走。這促使了毛澤東進行了深刻的思考。  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于12月1日給蔡和森、蕭子升以及在法會友寫了長達四千字的回信，對他們的不同意見作出明確的選擇：“我于子升、和笙(李維漢)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他說明自己贊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為溫和改良的法子，實屬“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這是他從無情的實際生活中得出的結論。

　　11月底，毛澤東還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他把新民學會會員之間的往來通信，編輯成兩冊，并在一些信件上寫了提要或按語，在12月間印制出來。這是對他和新民學會兩年多來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個總結性的回顧。毛澤東在《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中一封討論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的信件上加寫了一段重要的話：“這兩種運動都只是應付目前環境的一種權宜之計，決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我們的主張遠在這些運動之外。”這些運動之外的“主張”是什么呢?11月25日，毛澤東在萍鄉的旅途中連寫了五封信給向警予、李思安等人，總結“驅張”和“自治”運動的經驗教訓。毛澤東提出：新民學會要開始“從事于根本改造之計劃和組織，確立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所主張的共產黨。”這段話里已經隱含著毛澤東等已在秘密組建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毛澤東回憶中使用過“馬克思主義小組”、“共產主義小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隨后，蕭子升于1920年12月底回國，又帶來蔡和森于9月16日寫給毛澤東的長信。信中詳細闡述了成立共產黨及其國際組織之必要，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于1921年1月21日復一短信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使毛澤東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理解，決心另辟道路，另造環境，而要開辟這種新道路，毛澤東認為，首要的是在同志中要有一種主義的結合，“人格要公開，目的要共同”，“總不要使我們意識中有一個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組織“真同志”，實行主義的結合，毛澤東這個思想和遠在法國的蔡和森不謀而合。

　　在陳獨秀的重托和指導下，在蔡和森的大力推動下，毛澤東在湖南加快了建黨的步伐。經過1920 年11月的緊鑼密鼓的前期工作，經過慎重物色，12月初,毛澤東和何叔衡、彭璜、賀民范等 6 人在建黨文件上簽了名，創建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在新民學會先進分子中秘密誕生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在秘密中宣告成立。關于建立長沙共產主義小組這個時間的認定,我們還有其他的佐證材料。蕭子升認為是1920年冬天，“學會出現了分裂，在毛澤東領導下，那些熱衷共產主義的人，形成了一個單獨的秘密組織。”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認為是1920年11月。毛澤東1920年11月26日寫給羅學瓚的信中記載道：我近來常和朋友發生激烈爭辯，聽了羅素在長沙的演講，立即與彭璜、易禮容等人有極詳之辯論。還有新民學會會員陳啟民、周世釗回憶，毛澤東11月接到蔡和森8月來信后，找他們商討意見，并要周來抓建團的工作，但兩人表示要繼續升學，而放棄了建黨建團的偉大事業。綜上材料也可以分析應該是1920年12月初建立的。

　　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在新民學會中成立，這是比新民學會更進步的組織，新民學會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毛澤東想新民學會更多的會員加入到共產主義小組來。1921年1月，毛澤東和何叔衡約集了留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召開新年會議。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十幾個年輕的知識分子，來到潮宗街文化書社，召開新民學會長沙學員新年大會。會議是在一個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開的，但討論的話題卻是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和目的的宏偉藍圖。毛澤東在會上報告了1920年五月上海半淞國會議以及七月在法會員召開的蒙達尼會議的情況。這次會議在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道路問題上展開了和法國蒙達尼會議相類似的爭論。在討論中，何叔衡說：“我“主張過激主義，一次的擾亂，抵得上二十年的教育。“毛澤東非常贊同這個觀點，他說：“我的意見與何君大體相同，社會政策是非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看說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的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事，故最宜采用。”新民學會會員在信仰問題上開始出現分裂。一部分會員如毛澤東、何叔衡、陳子博、彭璜、陳昌、易禮容等主張用俄國十月革命的方法來改造中國和世界。另一些會員則反對布爾什維主義，以蕭子升為代表，主張用溫和的教育的方法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有的會員猶疑動搖于二者之間。這是一種根本性的革命道路問題的爭論，由于它在學會生活中還是初次出現，矛盾還未展開，故沒有影響學會在組織上的統一。在毛澤東和蔡和森領導下，新民學會發生了質的飛躍，即發展為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要信仰、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革命團體。

　　1921年，新民學會在1月16日、2月20日召開第二次、第三次常會后就沒有再召開會議。這種思想信仰的分化，隨著前進的運動而日益加深，2月25日蕭子升回到長沙，毛澤東等苦勸蕭子升沒有結果，毛澤東最后生氣了：你當你的紳士，我走我的獨木橋。新民學會核心層信仰無法統一，兩位密友因道不同而分道揚鑣，最后引起學會會員在組織上的分化，以至整個學會(包括留法部分)的消亡。以后少數會員成為共產主義小組核心成員，一部分會員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還有部分會員繼續求學深造等。新民學會完成歷史使命后自然消亡，她雖然還不是馬克思主義團體，但孕育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者，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鋒。后來學會74位會員中先后加入共產黨的有31人，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夏曦、李維漢、蔡暢等都擔任過黨的重要領導職務，其他30多人從事教育和科技工作，并同情革命。

七、尋覓“真同志”建團

　　1920年8月底，陳獨秀等從上海向全國各地發出信件，將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寄給毛澤東，并要求根據團章盡快發展團組織。毛澤東根據陳獨秀等的來信要求，立即在新民學會、文化書社成員以及第一師范等學校進步學生中，尋覓“真同志”入團，組建團的組織。毛澤東在建團過程中，非常重視團員的政治質量。毛澤東積極而又慎重地在第一師范、第一中學和商業專門學校等處的進步學生中，發現和培養建團對象。當時第一師范一個接受了建團任務的學生張文亮在他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日記中，曾簡略地記述了這件事情的經過：“十一月十九日。接澤東一信，送來團章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實行社會改造。并約我星期日上午去會他，并托我尋覓真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會見澤東，云不日將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囑此時青年團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從緩，不可急進。” “十二月二日。澤東來時，……囑我多找真同志。”“十二月十五日。接澤東復信：……你應努力找些同志作中堅分子，造成一種很好的校風，……青年團你可努力尋團員，盡可能于本學期開一次會。” “十二月十六日。澤東來此。青年團將于下周開成立會。”“十二月二于七日。澤東送來‘共產黨’九本。”從這些記載，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在建團過程中，非常重視團員的政治質量，反復強調要找“真同志”。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雖然是在1921年1月13日正式召開成立大會的，但實際上，在1920年10月就開始吸收團員。當時最早發展的一些團員，多半是參加過革命斗爭、經過五四運動考驗的一些新民學會會員，以及一些進步的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如彭璜、肖錚、陳子博、彭平之、唐鑒，毛澤東擔任團的書記。毛澤東在建團過程中，還十分注意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青年，特別是教育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青年。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長沙青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相當嚴重。湖南“勞工會”的領導人黃愛、龐人銓，經過毛澤東的耐心啟發幫助，從信仰無政府主義轉變為信仰馬克思主義，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入團以后，他們更加積極地從事工人運動，但不幸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被反動軍閥殺害。團中央機關刊物《先驅》發表文章，稱贊他們是“好團員”，是“中國無產階級最能奮斗的指導者”。 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到1921年 7月份發展到39人，到1923年發展到700多人，成為全國團員人數最多的省份之一。

八、走上中共一大

　　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積極開展各種宣傳活動。毛澤東、何叔衡等除了運用文化書社和俄羅斯研究會擴大宣傳新思想、宣傳馬克思主義外，已開始注意把馬克思主義灌輸到工人群眾中去。1920年秋，毛澤東利用擔任第一師范附小主事的便利條件，開辦了一所工人夜校，同時還辦了一個工農子弟補習班;招收10歲以上的失學青少年。除學習文化外，則還重點向工人群眾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實行啟蒙教育。1920年11月7日，毛澤東等以新民學會會員為骨干，組織長沙工人、學生舉行游行，慶祝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毛澤東后來回憶說：“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和指引。” 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派中國代表馬林到上海。馬林立即與李達、李漢俊建立了聯系。經過多次交談，一致認為在中國建立黨的統一組織的條件已經具備，應該盡快召開黨的成立大會。在得到陳獨秀、李大釗的同意后，李達、李漢俊分別寫信通知各地小組，派出2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接到上海通知后，毛澤東與何叔衡立即于6月29日，秘密離開長沙前往上海，代表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謝覺哉在《第一次會見毛澤東同志》一文中，記述了毛澤東和何叔衡離長沙動身赴上海參加黨的一大的情況。他對此寫道：一個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后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中是這樣寫道：“午后6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OOOOO之招。”兩人到上海后，由于全國代表還沒到齊，他們邀因事逗留在上海的蕭子升一道去南京、蘇州游覽了一周，會見了在東南大學讀書的新民學會會員周世釗、陶毅等人，又在一師同學李中陪同下參觀了上海的一些工廠。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為興業路76號)李書城、李漢俊兄弟的住宅內開幕。出席會議的代表共13人。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湖南的毛澤東、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陳潭秋;山東的王盡美、鄧恩銘;廣東的陳公博;東京的周佛海;還有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會議由張國燾主持，毛澤東與周佛海作記錄。在整個會議過程中，毛澤東除擔任會議記錄外，作過一次發言，介紹了湖南自治運動失敗的情況他與何叔衡的遭遇和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成立發展情況。盡管陳獨秀沒有出息會議也不愿意動用《新青年》雜志社的經費為會議墊資，鑒于他在當時的影響力，大會還是選舉陳獨秀與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分管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

九、創辦黨的自修大學

　　毛澤東曾在1920年2月致陶毅信中說：“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3月給致周世釗的信中又說：“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1921年8月從上海回到長沙后，由于當時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教育培訓黨員干部和發展黨團組織迫切需要一所學校，毛澤東開始實現醞釀已久的“自修大學” 。因此在參加中共“一大”返回湖南后，毛澤東就開始創辦自修大學。8月在船山學社社長賀民范、總理仇鰲等人的幫助下，湖南自修大學正式成立。自修大學的辦學宗旨和目的，在其《組織大綱》、《創立宣言》和《入學須知》中均作了明確的表述：“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成人才，便文化普及于平民，學術周流于社會。”“學生不但修學，還要有向上的意思，養成健全的人格，煎滌不良習慣，為革新社會準備。”同時，毛澤東在《創立宣言》中，還痛陳了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的三大弊端：一是他們有嚴苛的入學程序限制，使好多有志青年求學無門;二是將學術神秘化，壟斷知識，學術為少數“學閥”所專與平民社會隔離，造成知識階級奴役平民階級;三是學費昂貴，非闊家不能入。進而毛澤東指出，自修大學就是要力矯這些弊端，辦成一種平民主義大學。凡有志青年，不必花費太多，即可以求學，“看學問如粗茶淡飯，肚子餓了，拿來就吃，務使公開，每人都可取得一份。”自修大學是一所開放式的大學，學生可以在校內學習也可以在校外學習，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基礎決定學習的科目數量。其學習方法將舊制的被動的求學變為主動的自學，實行自己看書，自己思索，共同討論，共同研究與老師輔導相結合，理論聯系實際。自修大學的形式具有鮮明的平民主義教育的特點，一是花錢少，學生不論多少錢都可以求學。二是不拘形式，招收學員不受學歷限制，不設門檻，便利公眾入學;三是尊重個體差異的趣味教學，學制靈活，學習科目及進程由學生自主決定。自修大學設文、法兩科，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內容占了很大部分。并且對招生對象采取“比較慎重的態度，”《入學須知》中指出，“我們不愿意我們的同學中一個‘少爺’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個麻木或糊涂的人”。特別是1923年4月校刊《新時代》的發刊詞鮮明指出：“本刊卻是有一定主張有一定宗旨的。……組織這個學問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學術，實行社會改造的準備，……將來，國家如何改選，政治如何澄清，帝國主義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學、藝術及其他學問如何革命，如何建設等問題，本刊必有一種根本的研究和具體的主張貢獻出來”。其革命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昭然可見。這也就導致了半年后自修大學遭到當政者查封。自修大學的形式主張初期看起來是推行當時流行的平民主義教育運動，籍此從當政者那里獲得了辦學經費，但它的教育內容已有質的變化，已是馬克思主義革命救國論的內容。由于其革命主張的辦學本質過早曝露，使它只存在2年多的時間，但其影響如驚雷般響徹神州大地。社會名流蔡元培、章太炎、李石曾、陳獨秀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是“各省新設大學之模范”，“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導” ，“社會自由制度實現之先導。”湖南自修大學和補習學校為黨培養了很多優秀的干部，如：何叔衡、毛澤民、郭亮、夏羲、夏明翰、陳佑魁、姜夢周、陳昌、羅學瓚等。舉辦湖南自修大學和補習學校，是黨對舊教育實行革命改造的一次實踐試驗。自修大學遭查封后，隨后，毛澤東、李維漢、何叔衡、易禮容、羅宗翰等，于1923年11月又為黨在湖南長沙開辦了湘江學校，湖南自修大學和補習學校的大部分學生轉入了湘江學校，湘江學校繼承了自修大學的革命傳統，為革命培養了大批干部，培養了300多名優秀農運骨干和革命積極分子。直到一九二七年初，由于工農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需要大量革命干部，湘江學校才自動停辦。全體革命師生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身到實際的革命斗爭中去，象“酒藥子”一樣，“到各處去發酵”。湖南自修大學和湘江學校，始于毛澤東個人理想抱負，在黨的指導下實踐，是中國共產成立后，自行辦學，培育革命干部的首次嘗試。它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全國最早的一所系統地研究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為黨培養革命干部的新型學校，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十、星火燎原：發展地方黨組織

　　為了建立黨的地方組織，毛澤東于一九二一年冬親自去衡陽調查研究，了解情況,后來又派張秋人同志到衡陽，以第三師范為據點，建立黨和團的組織。一九二二年五月，毛澤東再一次到衡陽，召開黨團員會議，并多次找青年干部談話，對他們進行馬列主義和黨的基本知識的教育，幫助他們提高覺悟。毛澤東還在一千多人的群眾大會上作了題為“社會主義”的講演，號召大家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鼓勵青年學生、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在斗爭中改造自己。1921年10月10日，在毛澤東、何叔衡、易禮容的組織下，中國共產黨湖南支部成立，毛澤東任書記，有黨員10余名。到1922年5月，湖南共產黨員發展到30多名。根據中共中央局規定，成立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機關設在長沙小吳門外清水塘22號。到1923年5月，湖南省已建立18個中共支部、小組，培養出大量優秀工人干部，吸收一批先進分子入黨。中國共產黨湘區執行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在湖南的一個重要的地方組織，是黨發動組織湖南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領導機關。中共湘區委所轄的支部有湖南第一師范、湖南自修大學、湖南商專、岳州鐵路工人、安源路礦、省立第一中學、粵漢鐵路新河、長沙鐵路工人、衡陽三師、株洲轉運局、長沙泥木工人、常寧水口山、平江、長沙鉛印活版工人、長沙人力車工人、長沙銅官陶業工人、湖南第一紗廠、嘉禾、衡陽新民中學、衡陽省立三中，共計20個，基本都以學校和工廠命名。而到1925年11月前，中共湘區委所轄的特委、地區執行委員會、區委、特支、支部眾多。其中，特委有：長沙和湘南2個;地方執行委員會有:安源、平江、衡陽等6個;特支有嘉禾縣等14個;支部有寧鄉等6個。中共湘區委成立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黨組織的不斷壯大，可見一斑。在中共湘區委的領導下，湖南省黨的組織得到了較大發展，到1925年11月，湖南的黨員人數達到了700余人。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在發展黨組織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團組織的建設。到1923年上半年，團員人數達790人，全省有長沙、衡陽、常德、衡山、安源等15個縣和地區建立了團的組織。這些組織在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的領導下，在組織和發動學生、青年的反帝愛國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12月25日，毛澤東和湖南黨支部根據中央指示精神，通過勞工會和省學聯，發動長沙工人和各界群眾近萬人，舉行集會游行，反對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盛頓召開損害中國主權的太平洋會議。1922年5月5日，湖南又根據中央關于紀念馬克思誕生104周年的部署，通過長沙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社，舉辦紀念會，到會2000余人，毛澤東在會上做了《共產主義與中國》的演講。

十一、掀起湖南工人運動高潮

　　中共湘區執委根據中共為了把工人盡快組織起來，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湘區委十分注意建立工人團體。毛澤東就曾大力爭取原來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湖南勞工會，使其向黨組織靠攏。礦山和鐵路，是舊中國產業工人比較集中的地方，從而成為中共湘區委發動工人的重點行業。1921年初冬，毛澤東親自去了安源，在挖煤工人人的引領下，他穿著短裝草鞋，提著礦燈深入礦井，察看煤礦生產及土人餐宿情況，與一絲不掛、渾身煤灰的土人交談，詢問礦上“洋人”如何聯合礦長、包土頭壓榨土人，揭露帝國主義、官僚買辦、封建把頭如何剝削壓榨工人。號召工人團結起來，推倒壓在頭上的大山。 在教工人認字時，毛澤東時常跟工人講“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難斷”，“有人說工人生成命苦，‘工’字出不了頭，出頭就是‘土”’，工人只有死路一條。我看不對，你們看，‘工’字中間一豎，上頂天，下立地，工人是社會的臺柱子……”。毛澤東的話使工人們感到非常振奮，許多工人慕名前來聽他講話。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正式成立，選李立三為俱樂部主任，朱少連為副主任。這個俱樂部后來成了安源大罷工的堅強戰斗堡壘。毛澤東還親自到鐵路工人中組織工會。1922年， 8月，又成立了粵漢鐵路岳州工人俱樂部。毛澤東派郭亮到俱樂部任秘書，以加強黨對鐵路工會的領導。到1923年初，湖南建立了20多個產業工會，又成立行業工會23個，有組織的工人約5萬人。為了加強黨對湖南工人運動的領導，毛澤東和中共湘區委還派得力干部羅學攢、夏明翰、毛澤覃、陳子博、易禮容、彭平之等擔任各處基層工會(俱樂部)的秘書。他們在工人中創辦補習學校，組織工人學習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在工人中間發展黨團員，各派工會的成立，為工人運動提供了組織保證。

　　在1922年的下半年，中共湘區委先后領導和發動了安源路礦、長沙泥木工人、粵漢鐵路武長段、水口山鉛鋅礦等10余處4萬多工人參加的罷工運動。此外，從1921年下半年至1923年春，湖南還有湖南第一紗廠、長沙織造、縫紉、理發、筆業、鉛印活版，人力車工人以及株洲轉運工人的罷工斗爭，均取得較大的勝利。湖南產業工人的大罷工，培養了工人的群體意識，壯大了工人的力量，鍛煉和造就了一批優秀工人干部和積極分了，工人中黨的組織得到了發展，為全省工人的大聯合創造了條件。

　　為了加強對粵漢鐵路的工人運動的領導，1922年8月毛澤東派郭亮到岳州(岳陽)領導工人運動。郭亮到岳州后，組成了粵漢鐵路岳州工人俱樂部。9月6日，粵漢路徐家棚、岳州、長沙、珠萍四處工人俱樂部合成立了全路工人俱樂部聯合會，向路局提出撤查工賊、增加工資等要求。隨后，進行了大罷工。軍伐蕭耀南派兵強迫工人開車。徐家棚、岳州兩站工人臥軌阻擋，遭軍隊鎮壓，被捕和打傷達200人。毛澤東及時派何叔衡到武漢聯系當地黨的組織及工人團體積極響應營救。在湖南、武漢及全國工人支持下，罷工堅持到9月28日，迫使軍閥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條件，并釋放被捕工人，罷工取得勝利。

　　由于安源路礦產業重要、工人眾多而且富于反抗斗爭傳統，安源路礦成為中國共產黨最初開展工人運動的重點區域。9月初，中共湘區區委書記、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澤東來安源，考察發動安源工人罷工，了解與粵漢鐵路工人罷工相呼應的可能性。因為黨支部書記、工人俱樂部主任李立三當時不在安源，毛澤東便直接主持召開黨支部會議，分析形勢，討論對策。會議確認，當時工人面臨的路礦兩局欠薪并圖謀封閉工人俱樂部的問題，已經達到非罷工即不能解決的地步，并認為舉行罷工斗爭的條件正在逐漸成熟。會議決定，立即組織兩局全體工人進行罷工。毛澤東要求黨支部有勇有謀地領導工人堅持斗爭，奪取勝利，并從安源的具體情況出發，提出了“哀而動人”的策略思想。會后，毛澤東寫信給在醴陵的李立三，囑其速回安源領導罷工。接著，又派在粵漢鐵路工作的共產黨員劉少奇來安源，參加罷工的領導工作。

　　在李立三、劉少奇主持下，黨支部遵照 “哀而動人”的策略思想，領導工人俱樂部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為罷工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9月日，俱樂部向路礦當局提出保護俱樂部、發清欠晌等三項最低限度要求，限12日午前答復。并在報紙上發表致勞動組合書記部和全國各工團的電報，揭露路礦當局破壞工人俱樂部的陰謀，告之已向當局提出最低限度要求條件，吁請援助。同時，制定斗爭綱領和行動方案，決定以“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為基本口號，以增加工資、改良待遇、組織團體三項為目標，據此提出十七項要求條件，擬就罷工宣言，規定行動的步驟。在工人群眾中加緊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努力訓練俱樂部會員，使之成為罷工斗爭的骨干。成立了罷工指揮部，以李立三為總指揮，劉少奇為工人俱樂部全權代表，并加強工人監察隊，確定各處工人監守員，組織工人偵探隊。由于工人中參加洪幫的很多，為了保證全體工人團結一致和在罷工期間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李立三面晤洪幫大頭目，得到了洪幫、安源紳商的支持。

　　經過周密計劃布置和充分準備之后，俱樂部在9月14日零時向全體工人發出罷工命令。按規定部署，路局火車房工人于14日2時率先罷工，停開當日的第一次列車，機務處工人當即拉響汽笛，發出罷工信號。3時，礦局工人截斷礦井電線，使電車停頓，井下工人即知罷工已經開始，象潮水一般涌出礦井，高呼“罷工!罷工!” 14日午前，除鍋爐房、發電機、打風機和抽水機按原定計劃照常開工或部分開工外，路礦兩局1.3萬余工人全面實行大罷工。9月17日下午4時，路礦兩局全權代表與俱樂部全權代表李立三開始談判，地方商紳代表出席調停。經過激烈爭辯談判，直到18日凌晨2時才簽訂草約13條。18日上午，三方代表按草約正式簽訂協定。至此，罷工取得完全勝利。9月18日下午，俱樂部在大操坪舉行大會，慶祝罷工勝利，李立三在會上宣讀13條協定，發表演說，然后，1萬余工人大游行，繞礦區一周，返回大操坪攝影后解散。當日，俱樂部發表《上工宣言》，路局工人當日復工，礦局工人次日早上4時起全部復工。對于這次罷工及其勝利，劉少奇、朱少連在民國12年8月合著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曾作如下評述：“這一次大罷工，共計罷工5日，秩序極好，組織極嚴，工友很能服從命令。俱樂部共費計一百二十余元，未傷一人，未敗一事，而得到完全勝利，這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動運動中絕無而僅有的事。”

　　在長沙，1922年的9月5日，土木工會終于籌備完畢。當天下午3點，在長沙倉后街中學正式召開土木工會成立大會，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長沙土木工會章程》。章程規定土木工會“以改進工人生活，擁護工人權利為宗旨”。李立三等一百多人參加了成立大會。泥木工會成立后，工人們有了黨的領導和自己的組織，斗爭的聲勢一天天壯大起來。他們一方面進一步鞏固工會組織，一方面在長沙城內散發“一定要改工資為銀元三角四分”的傳單，擴大社會活動，以制造輿論。10月初，泥木工會主任任樹德等前往毛澤東在長沙清水塘的住處，研究泥木工人罷工問題。毛澤東認為罷工時機已完全成熟，可以提出罷工口號。5日，泥木工會委員會連夜召集會議，一致贊同毛澤東的意見。10月6日，長沙泥木工人全體罷工。十一天后，各機關、學校、團體、公私住宅、商店都紛紛來信請求泥木工人們復工，表示承認三角四分的工價。于是，泥木工會向長沙縣署發出警告說：如果17日不收回成命，他們決定舉行游行請愿大會。，10月23日，在毛澤東的指導下長沙泥木工會發出了游行請愿的命令。長沙六千多泥木工人在任樹德等帶領下，浩浩蕩蕩向長沙縣衙門進發。工人們手挽手，隊伍前面打著一面白竹布橫幅，上面寫著“泥木工人請愿大會”，另外還舉著一面長牌子，寫著：“硬要三角四分，不達目的不出衙門。”雖然，這一天大雨滂沱，但游行的工人們仍顯得精神抖擻。泥木工人經過二十天罷工斗爭，在長沙各工團工人及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支援下，罷工斗爭獲得了完全勝利。談判的結果，不僅三角四分一天的工資達到了目的，而且還獲得了“營業自由”，從此工人要加工資，政府不得干涉。 代表們回來向工人們傳達了勝利的結果，會場上掌聲雷動，高呼起“勝利萬歲”的口號。長沙泥木工人的這次罷工勝利，鼓舞了長沙地區和全湖南省的工人。

　　1922年11月1日，湖南全省各工會代表會議召開，出席會議的有粵漢鐵路總工會、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長沙的泥木、理發、筆業、縫紉、人力車工會等30多個團體的代表。會議通過了發起組織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的決議，并積極開展籌備。11月5日，省工團聯合會代表會議召開，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章程》。毛澤東被選為全省工團聯合會干事局總干事，郭亮為副總干事，任樹德、羅學瓚、朱少連等為各部正副主任。從此，湖南全省工人的統一組織一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正式成立。

　　1922年12月5日，在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領導下，常寧水口山鉛鋅礦工人開始舉行大罷工。位于湘南的水口山，為中國當時最大鉛鋅礦。1922年9月，安源路礦工人罷工勝利的消息傳到水口山后，工人們欣然欲動。11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派蔣先云、謝懷德等到水口山鉛鋅礦領導工人運動。11月27日，水口山工人俱樂部成立，并向礦局提出承認俱樂部有權代表工人和增加工資等4項要求，遭到礦局拒絕。12月5日，俱樂部發出罷工宣言，向礦局提出爭取工人自由、維護工人利益、改善工人生活的18項條件，并發出請求各界援助的代電和傳單。3000多工人開始舉行大罷工。消息傳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及全國各地紛紛致電聲援。礦局采用種種陰謀和強力手段企圖挫敗工人罷工。省長趙恒惕調來炮兵連，企圖鎮壓罷工工人。俱樂部緊密團結工人，爭取軍隊，向士兵宣傳工人罷工目的及工人的痛苦，使士兵保持中立。19日，礦局以談判為名，邀請蔣先云等人到礦局，陰謀將其殺害。工人聞訊，將礦局團團包圍，高呼：不準殺害俱樂部全權代表，不答應罷工條件，決不復工。礦局不得不將蔣等放出。罷工堅持了23天。26日，礦局不得不簽字全部承認工人所提條件。27日上午，工人俱樂部召開慶祝大會，罷工勝利結束。水口山鉛鋅礦工人大罷工是中共領導湘區第一次罷工高潮中罷工時間最長的一次，它的勝利，壯大了當時湖南工人運動的聲勢。毛澤東在黨一大后領導的安源路礦、粵漢鐵路、長沙泥木工人和水口山鉛鋅礦罷工斗爭的勝利，把湖南工人運動推向了高潮。隨后，長沙的鉛印、理發、縫紉、織造、筆業、陶器、人力車工人的罷工斗爭，也相繼取得勝利。這種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對封建軍閥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是一個沉重打擊。他們在無可奈何中哀嘆“現在社會潮流，已無五分鐘寧靜，今后恐怕永無安靜之日了”。 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春，中共湘區委員會領導了十幾次工人罷工斗爭，掀起了湘區工人運動第一個高潮。

　　結語：毛澤東從1921年8月中旬參加中共一大后回到長沙，到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個湖南黨支部，任書記。然后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納入中央領導的軌道，貫徹了11月中央《通告》中布置的任務。根據中央《通告》，湖南黨支部把當時的工作重點放在以下四方面。一是發展文化書社為黨組織發展提供思想準備;開辦自修大學和湘江學校，為組織發展準備干部。二是積極而慎重地發展黨員，提前完成建立長沙區委的任務。1923年初，湖南黨員發展到40多人，占全國黨員總數的1/3強。三、大力發展工人運動，成為第一次工運高潮中的模范。四、認真發展青年團，成為全國青運的一面旗幟。毛澤東湘區貫徹中央《通告》取得的杰出成績，引起了黨中央的特別注意。在黨的三大上，陳獨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報告中，批評了上海、北京、武漢等地的工作，唯獨表揚了湖南。他說：“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的影響之下。”馬林的在寫給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等人的工作報告中也說：《向導》周報的銷售，“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長沙小組最好，那里的團員人數230”;說道經費時，“只有在湖南，我們有一個最好的組織，那里大約有一半開支靠當地財源，一直在爭取自給。”中共三大會議主題是討論共產國際代表提議關于國共合作的問題。張國燾依然不同意黨內合作方式，尤其不同意全體黨員和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不同意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黨員。毛澤東根據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說明搞聯合戰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分，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會議否定了張國燾的意見，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二人共同主持日常工作。 1923年，毛澤東調到中共中央工作，李維漢任中共湘區委書記。五年在歷史長河中彈指揮手間，而青年毛澤東的這五年彪炳千秋。

　　參考文獻

　　[1]袁衛祥.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的歷史沿革與主要活動[J].中共黨史究,2006(3):122-126.

　　[2] 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完所.領導中國革命的偉大起點——毛主席早期在湖南的革命活動[J].歷史研究,1978(3、4)：25-44.

　　[3] 唐振南.安源工人大罷工與毛澤東的工運思想[J].湖湘論壇,1992(6):36-38.

　　[4] 張豐清.試論陳獨秀對毛澤東早期建黨思想與活動的影響毛澤東思想研究[J]. 2002(6):21-23.

　　[5] 朱與墨.光焰與洗禮——湖南一師與五四運動[J].湘潮,2009(5).

　　[6]中國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新民學會成立會舊址管理處.風華正茂的歲月:新民學會紀實[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7]李銳.毛澤東早的早期革命活動[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

　　[8]葉永烈.紅色的起點[M]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1).

　　[9]湖南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湖南黨史人物簡述.內部資料,2011.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