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黨員干部角度挖掘梳理柳青精神，對于完整把握柳青精神內涵和柳青人格特征，促進黨員干部隊伍的思想建設，具有特殊的精神文化價值。柳青精神主要包括：堅守信仰的犧牲精神、置身人民的赤子精神、實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廉潔奉公的奉獻精神、永不滿足的學習精神。柳青精神具有內容的完整性、展示的恒定性、成長的健康性、境界的超越性等特點，對每一個黨員干部的道德建設和精神世界都具有啟示性的對治意義。

　　2018年6月13日，昰柳青去世四十周年。

　　過去幾十年對柳青的研究，基本上是從文學創作角度討論。但習近平同志記憶的則是：1982年，他到河北正定縣工作前夕，八一廠的作家、編劇王愿堅一為他送行時說：“你到農村去，要像柳青那樣，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1]2017年10月19日，習近平在參加黨的十九大貴州省代表團討論時，在一個村黨支部書記發言后又舊話重提說：“黨政干部也要學柳青，像他那么接地氣，那么能夠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2]

　　在關于柳青的回憶和研究文章中，很多作者都認為柳青首先是共產黨員、領導干部，甚至是思想家，然后才是作家。柳青也首先是從共產黨員、革命家的角度要求自己，還認為自己是公社社員。

　　1943年在米脂縣三鄉，柳青就告誡自己：“ 既然為窮苦人翻身解放我投身了革命，就絕不能半途而廢!想寫作，想學習，想鍛煉自己，這一切都必須在把工作做好之后，而這一切也就包括在工作之中。”[3]柳青在1952年到長安的9月份，寫下的一段話是：“已經下決心，長期的在下面工作和寫作，和盡可能廣大的群眾與干部保持永久的聯系。”[4]柳青在這里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盡管柳青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是為了寫作，但在實際生活中，當寫作和工作發生時間沖突時，柳青總是讓寫作服從于工作。

　　林默涵在《憶柳青同志》一文中寫道：“他關心人民的利益勝于關心自己的創作，他的作品反映的是他自己參加創造的生活。 ”[5]長安縣基層干部群眾感受不到柳青的寫作勞動，皇甫村不少人很長時間不知道柳青是作家。他們對柳青的尊重、敬仰和保護，來自柳青作為領導干部(柳青曾任長安縣委副書記，人們習慣稱他為柳書記)，在領導和組織農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辛勤工作和智慧付出。原長安縣王曲區委書記孟維剛，一直接受柳青的領導和指導，柳青離開長安后，仍與柳青有較多的接觸，認為“柳青扎根皇甫14年，深入農民，關心農民，熱愛農民，與其說昰作家，不如說他更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工作干部。……在與柳青26年的交往中，深深感到柳青同志心中時刻裝著人民，關心人民的苦樂，幫助皇甫村人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走社會主義道路。”[6]

　　王芳在她的碩士論文寫道：“站在今天文學立場來看，柳青有意識去消解作家身份，強化中共黨員的意識，為人民的利益，主動放棄對所謂的“文學"的追求，去花大量的時間與人民群眾溝通交流。”這很符合柳青的實際選擇。[7]長安的一位青年作者在《讓柳青精神活在心中》一文中寫道：“關于柳青，是不是應該先讓領導們多學習，讓社會精英們多學習。”[8]

　　綜上，都說明柳青黨員干部角色的首先存在和意義，柳青精神首先需要全體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下同)學習，進入和豐富黨員干部的精神世界。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學柳青，接地氣”，應該在全體黨員干部中扎實開展。毋庸置疑，完整的柳青精神弘揚，對于提高文學藝術工作者的人文素養，對于所有公職人員乃至以至于一切有志于復興中華的人們的精神世界，都有積極的豐富意義 。

　　柳青去世4年后1982年，著名詩人、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來到皇甫村為柳青掃墓，在紀念柳青的詩里寫下：“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風到處說柳青。”時隔三十多年，在目前人們物質生活基本富裕但精神生活卻比較貧乏的情況下，

　　我們不僅要津津樂道地“春風到處說柳青”，而是要春風到處學柳青，春風到處做柳青，春風到處有柳青。

　　筆者這次的柳青精神梳理，除盡可能參閱更多資料外，還走訪西安市長安區皇甫鄉多位了解柳青的農村老人。他們的父輩當年就在柳青的組織領導下，滿腔熱情參與農業合作化，他們本人也都受到柳青關懷和耳濡目染。令人感動的事，不管是哪一位老人，他們談起對柳青記憶，都是那么發自內心的親切和敬仰。六月初炎熱天一個中午，筆者拜謁柳青墓，當看護柳青墓的羅潤懷老人(他們家當年住柳青隔壁)打開大門，幾乎同時就有四個人(兩位應該是夫婦)也來祭拜柳青。其中一位八零后告訴筆者，他經常聽家中老人講柳青的感人事跡，由此產生對柳青的敬仰，也想宣傳柳青。看著小伙子對柳青虔誠的敬禮，筆者又一次為之感動，也增加了梳理柳青精神的責任感和信心。

　　所謂柳青精神，是柳青在堅定的個人信仰和人生原則指導下，始終堅持并不斷強化的意志力追求。它來自于柳青發自內心深處的思想自覺，成為柳青堅守的道德或倫理。柳青所處和他所描述的那個時代結束了，但柳青在那個時代所形成的偉大精神，卻是今天人們特別是黨員干部的精神世界所稀缺和饑需的。

　　從主要方面歸納，柳青精神主要有五個方面。

一、堅守信仰的犧牲精神

　　為信仰堅守和為信仰犧牲的精神，是柳青精神最崇高之處。柳青信仰的是馬克思主義及其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以及中國在共產主義實現過程的社會主義制度。

　　1928年，柳青十四歲，跟隨大哥來到米脂縣城讀書，就接觸到《黨聲》和《共產黨宣言》等革命書籍和資料，同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柳青說他“在十幾歲連字也不全認識就啃《共產黨宣言》，當時參加革命有為革命的成分，也有個人的抱負”。[9] 1930年在綏德師范，柳青通過學習《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等革命理論，對共產主義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柳青自稱“我是馬克思主義信徒。”[10]

　　柳青的信仰，體現在他對共產主義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充滿信心。

　　1942年在米脂縣參加農村土地革命時，他就告訴農民群眾，“我們以后要建立的社會，是要消除剝削壓迫，人人平等，大家都用自己的雙手勞動過上幸福生活。”[11]柳青的《創業史》就是 “寫社會主義思想如何戰勝資本主義自發思想，集體所有制如何戰勝個體所有制、農民的小私有制”。[12]《創業史》成功塑造了農村農業合作化典型的模范帶頭人物——梁生寶。

　　對此，有的學者認為，柳青“為了把梁生寶塑造成‘英雄’，要把他身上的自然的情感全部掃除干凈。梁生寶所表現的心理活動昰幼稚的……。[13]這的確是一種理性的分析。但是，必須看到，一切圣潔的信仰，本身昰超世俗、超理性、超人之常情的。正如另一位學者所說“一個把自己融入到群體之中，為了群眾利益燃燒自己生命的人，往往缺乏普通人眼中的人情世故，常常忘了關懷自我，他內心的熱火昰為底層群眾生活負責，他追求的理想昰實現底層群眾的愿望，這種為底層人民負責，一心實現底層群眾愿望的人，獲得既單純又崇高。”[14]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宗教徒以身殉道的犧牲精神，很難理解孔子所說的“殺身成仁”的“志士仁人”，更很難理解共產黨人在敵人屠刀面前的大義凜然。

　　解放后的合作化初期，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勞動農民分到土地 ，翻身做主，但面臨著生產力和生產方式落后的挑戰。擺脫貧窮的渴望，一旦與當下很有成效的互助合作及將來美好的共產主義前景結合起來，產生的精神力量及其奮斗精神昰不可思議的。那時，農村確實有一批信仰共產主義并愿為之奮斗的農村共產黨員，他們一心為公、大公無私，全心全意服務于黨和農民利益，犧牲個人利益。他們為之的向往、單純、付出乃至犧牲，有時可能昰天真的、幼稚的，但又是真誠的、崇高的、偉大的。

　　梁生寶的原型，現實生活中的王家斌，在柳青看來，就是一個“決心把這一個農業社永遠保持在全區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最前頭”，“每一個時期，他都會抓住最重要的或最困難的事情，由自己來承擔”的“農民往社會主義去的引路人”[15]據柳青女兒劉可風介紹：她去過王家斌家的次數特別多，有時在他家里一住就近一個月，發現王家斌身上有很多一般農民不具備的東西：他不識字，但思考問題和說話常常有閃光點，他身上確實具有一些一般農民所沒有的東西，“現在，我反而更覺得，我們的社會十分需要這樣一心一意帶領大家致富的先進人物。”[16]。筆者的養父，就是農村基層優秀共產黨干部的一員，他是一個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出身貧農，一心為公，舍小家為大家，當隊里集體建房需要木材時，他當場表態砍伐自家的大樹，盡管當時全家人都感到意外，甚至有不滿。但他當年無私的表現，至今為人們津津樂道，我們也引以為榮而自豪。

　　需要說明的是，作為一個有堅定信仰的人，必然會把自己的信仰表達體現在個人生活、事業發展、人際關系處理等方面。就柳青而言，他就必然會把自己參與的理想追求、心理感受和生活期待體現在他的作品人物和故事之中。“柳青的人物塑造、情節構造很大程度上滲透著他作為一個深度參與合作化運動的政治工作者對于合作化運動需要什么樣的人的理解，需要什么樣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解。”[17]柳青承認，在《創業史》和梁生寶形象的塑造中，就有他參與農業合作化的體驗和期待。1963年12月，柳青與來到皇甫村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創業史》責任編輯王維玲談到：“《創業史》也是我自身的經歷，我把自己體驗的一部分和我經歷的一部分，都寫進去了。生寶的性格，以及他對黨、對周圍事物、對各種各樣人的態度，都有我自己的寫照。”[18]這也符合柳青的一句名言：“作家在展示各種人物的靈魂時，同時展示了自己的靈魂。”[19]

　　《創業史》客觀具有文以載道，宣揚共產主義信仰的特殊功能。深圳市稅務部門一個同志在讀《創業史》后，就寫了《信仰與脊梁——讀柳青《創業史》有感》的文章，在《南方日報》發表，獲廣東省委宣傳部“讀一本好書，談人生感悟”大型讀書征文活動二等獎。作者認為，“《創業史》最大的意義在于給了我們對追求獨立自主生命體驗的啟示，也讓一個時代的人們明白了，沒有奮斗，人生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意義和無限的可能。“在梁生寶的愛情問題上，筆者看到的不是自主性的缺失，卻是信仰的堅挺。”“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信仰支撐了這一代人的人生。”[20]

　　人生途中，柳青也有委屈甚至屈辱，但他沒有動搖一個共產黨員對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信仰。從1970年開始，柳青看了世界通史、中國通史等書。“看了這些書籍以后，對自己的精神上有很大的影響，使得我更愛我們這個社會，更愛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這個制度，昰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社會制度。沒有任何時代，能比得上我們這個時代。科學共產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任何人對他都沒有辦法。”有了這樣堅定的信仰，柳青對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過程或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的失誤或挫折，有一種既實事求是的批評，又能從大局和趨勢上理解寬容的態度。“現在，在社會上，無論你看到多少不滿意的事情，只要想一想我們這個社會制度，所有那些不滿意的事情，終究會被克服，會好起來的。“只要看到我們這個制度，不管有什么滿意不滿意的社會現象，都是暫時的，只要我們這個制度搞好，不滿意的現象都會好起來的。這是我多年的體會。”[22]

　　柳青對共產黨員尊嚴的維護同樣令人起敬。柳青在病危的時候，曾告訴女兒劉可鳳，“我不能順著形勢，改變自己的意志、思想和黨性原則……一切都是暫時的，只有人民昰永恒的。[25]“我到這個世界上來，只有這一回，我不能與世沉浮，只能以十分穩健的步伐，踏踏實實地走著只有一回的路程。誰也不要想使我盲目跟他走，不管他是歷史人物還是當代人。”[26]1964年文藝整風開始后，柳青在一封信中指出：“我不怕，革命家從來是光明磊落，不放冷箭。如果不是革命家，在斗爭中暴露了丑陋面目，將自己碰碎，活該。”[27] 《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朱語今在紀念柳青的撰文中寫道：“我喜歡柳青，主要是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個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29]

　　柳青對毛澤東同志十分崇拜，他的人生轉彎就是通過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實踐論》等經典后在革命工作的體驗中完成的。在某種程度上說，毛澤東思想指導著柳青革命的一生。柳青說：“我不能用崇拜神的方式對待老人家，我不是宗教徒，不能做神學的共產黨員。”[30]

二、 置身人民的赤子精神

　　柳青與人民在一起的真誠和為農民利益的付出，最為基層干部群眾和社會各界所稱道。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白燁認為：“置身人民，屬于人民，為人民造影，為人民代言，真真正正做到‘身入’‘心入’‘情入’的三位一體，這是柳青在為人和為文的人生歷程中一直踐行并始終不渝的，這也是柳青提供給我們最為重要的經驗，最可寶貴的財富。”[31]

　　柳青的人生轉彎，主要是受毛澤東密切聯系人民群眾思想的影響。柳青說：“毛澤東同志主張和反對什么的時候，他總是完全為了群眾，絲毫不表現自己。”[32]認為毛澤東關于要眼睛向下，要當群眾的學生，要一刻也不脫離群眾，要和人民打成一片，要以合乎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高標準的指示，對于無論進行黨的工作、政權工作、軍事工作或文藝工作的每一個同志，都是普遍適用的。他把與群眾的感同身受作為處理群眾關系的標準 ：“這就是說，首先要看群眾以為痛苦的，我是不是以為痛苦，群眾覺得愉快的，我是不是覺得愉快。”[33]他對自己的要求昰：“一生都要和人民群眾同甘苦，永遠保持一個普通人的感覺”[34]。1952年6月，柳青在《人民文學》發表文章，題目就是《和人民一道前進》[35]。在基本立場上，柳青就把自己看做老百姓，看做人民群眾的一員。

　　1960年7月22日，柳青在參加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和中國作協第三次理事會(擴大)會議發言時說：“我們革命作家在寫作時，永遠不要忘記認真地考慮三個問題——我看見的是什么？我看得正確嗎？我寫出來對人民有沒有利？”[36]1961年7月3日，柳青在《陜西日報》發表《三愿》文章，其中第一愿就是“永遠不脫離勞動人民，不脫離社會實踐，寫自己的感受，不向壁虛構。” 柳青提出有名的三個學校(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把生活的學校擺在前邊，所謂  “所謂生活的學校，就是毛主席在《講話》里說的：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向社會學習。”[37]

　　1978年，柳青曾語重心地長告誡長安縣的主要領導：“你們最后搞壞了，個人身敗名裂是小事，人民的損失是大事。”[38]有了自覺的認識和深厚的感情基礎，柳青真正做到了心系群眾，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1943年在米脂縣印斗區三鄉開展減租減息運動，柳青就體會到：“黨的群眾基礎和每一次工作成敗休戚相關，工作非得切實細致，出現問題要及時合理解決。”[40]到三鄉的頭一年，八路軍擴編征兵，有的家庭東躲西藏，還有的被征兵后逃跑，柳青深入了解情況，發現重要原因昰對當兵的家屬照顧不好，便召開干部會提出幾條意見集體通過：一是不管入伍的還是逃跑的兵，動員全鄉人民給他們首先種好地;二是干部每人捐獻一斗小米，群眾每個勞動力捐獻兩斗小米，每戶烈屬給一石，其余分給軍屬;三是逢年過節干部拿上禮物慰問所有軍屬。此后征兵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41]

　　在長安縣的十幾年里，柳青用一切可能與群眾在一起，想群眾之所思，幫群眾之所難，忙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苦。在主動參與中體驗、分享農民的辛苦和喜悅：主動幫助農民在田地里除草，幫助年幼的孩子挑起給集體送草的擔子，學習吆喝牲口犁地、碾場;他戴著草帽，胳膊上挎著竹籃子，籃子裝著醬醋油瓶子，和農村趕集的老漢有說有笑;在人來人往處，與解放前的國民黨軍官、一貫道壇主等社會人士一塊下棋 。他坐車進城開會，總是主動拉上需要辦事的鄉黨，還捎著給農民辦事。很多時間，柳青和皇甫村的社員，勞動在一起，吃住在一起，談笑風生，親密無間。《創業史》里的重點人物，柳青都和他們有著親切的共處，心靈的對話，謙虛的請教，坦誠的爭論;也與個別破壞分子進行過毫不留情堅決的斗爭。柳青寫作時，干部一去他就不寫了，借機詳細了解合作化情況、干部的情況、群眾的情況、各種人的思想情況。2017年中國報告文學事業終身貢獻獎獲得者周明回憶：“我幾次到皇甫村拜訪柳青時，我們的談話常常被不斷的來客所中斷。社員們有的來報告生產隊上的喜訊，有的和他來商議具體的工作，還有的是發生了糾紛，來請他評議調解，有的遇到了某些解不開的“疙瘩”，請他分析幫助……柳青總是耐心地幫助農民朋友，隊干部、社員們總是愁著來，喜著去，甚至有的兩口子面紅耳赤地吵著嘴來，走時卻高高興興的”[42]

　　柳青是皇甫村農業合作化的策劃者和組織領導者。1953年春夏季，農村互助合作面臨著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挑戰，柳青把全副精力花在幫助農民鞏固互助組。入冬，宣傳總路線和糧食統購統銷的群眾運動很快在農村展開，柳青 “在家越來越坐不住了”，要求參加西北局組織的工作組，在高家灣搞試點，同時指導王家斌互助組的工作。[43]期間，一戶富農抗拒統購統銷，暗中轉移糧食被揭發斗爭，柳青擠在人群里，參與對富農的批判斗爭，舉著拳頭，跟著喊口號，質問富農。1954年冬，皇甫鄉試建勝利初級合作社，柳青親自參與入社的土地、牲畜、農具和樹木的“四評”工作;與干部們一起討論起草章程，逐條研究，反復推敲，再拿到群眾中討論;初級社年初定計劃時，柳青親自主持，讓大家先提，他再提出想法，大家充分討論，努力使計劃切實可行;還與縣油脂公司簽訂芝麻加工合同，增加農業社收入，油渣又成為稻田的優質肥料。王家斌互助組賣公購糧的時候，柳青走進送糧群眾隊伍當中，跟在插紅旗的糧車后面。[44]

　　柳青時刻尊重群眾的感受，1953年柳青離開長安縣委到皇甫鄉時，先住在常寧宮，但為了接觸群眾，很快就搬出借住在農戶郭林選的院里，后打算花錢蓋三間平房。王家斌給柳青找了塊向陽幽靜的地方并征得鄉政府同意，但柳青看后發現看這塊地前面是群眾的打麥場，崖根還有燒磚瓦的爐窯，房子蓋起后影響群眾生產，傷害群眾利益，明確表示不同意，還告知王家斌：“群眾的利益，咱一點都不能傷。”[45]后由各級領導協調，住在清末的一個破舊寺廟 ——中宮寺。柳青用個人稿費對中宮寺進行翻修，在此一住就是十二年，直到文化革命被造反派趕出 。柳青到皇甫村后，開始是西裝革履，背帶褲，但馬上發現群眾有距離感，不愿理他。很快就換掉干部服，穿上農民服裝。后來，他發現下鄉的公社干部穿皮鞋，告訴他們這樣會疏遠群眾，下鄉干部第二天就換掉皮鞋。[46]

　　柳青想方設法改善群眾生活。在皇甫村，柳青不僅是“百事問”，而且是“百事管”，有人問柳青：“你在縣上是分管啥工作的?”他回答：“凡是群眾需要的事我都管”。柳青提出并積極組織實施的為合作社在神禾塬建立生產點的做法，得到干部群眾的交口稱贊：皇甫村農民世世代代住在神禾塬畔，但農業生產卻在要走很長坡路神禾塬上，耕種、施肥和收獲都很不方便。柳青建議在塬上建立生產點：把飼養室、打麥場都建在塬上，柳青捐錢帶頭在塬頂修牲口棚，在塬頂打井，減輕了社員勞動強度，促進了精耕細作，提高了產量。以后，許多群眾為了方便生產生活，干脆搬遷到神禾塬上。皇甫鄉的蟆河灘，歷史上存在一種地方病叫“克丁病”(農民叫“瓜瓜娃”)，勝利大隊80多戶人家就有20多個，柳青請來西安市地方病防治所人員調查，認為是井水缺碘所致，需要改吃缺碘的地表水為含碘的深井水。柳青與干部群眾商量打一眼深井，解決了長期存在的地方病問題。1955年，柳青為勝利社引進全省水稻座談會推薦的新品種，由于種植經驗不足出現長勢不好的現象。柳青急忙找縣農機站技術人員一起研究，指導社員改進施肥，終于改變了長勢，取得好收成。[47]1959年深秋季節一個晚上的十點多，柳青資助隊里購買的的大青騾得病，干部群眾十分焦慮。柳青知道后，急忙與村干部一起，想辦法搶救，終于使大青騾轉危為安。[48]1959到1962年，由于飼料不足，管理不善，使用不當，生產隊牲口死亡現象不斷發生。柳青停下手頭寫作，與公社干部一起，集中精力編寫成淺顯易懂，通俗使用 的《牲畜飼養管理三字經》，長安縣飼養員人手一冊，《陜西日報》全文刊載，上海一個出版社做少量修改后印成小冊子，向全國推薦。當時文藝界有的人說他是不務正業，柳青聽到后氣憤地說，“什么是正業？一個共產黨員于革命就是正業，為人民服務就是正業。人民的疾苦視而不見，關在房子里寫文章，兩耳不聞窗外事，那算什么共產黨員？”[49]

　　柳青深知農民由小生產地位決定的的先天性不足，始終把教育農村干部群眾放在重要位置。1952年10月21日，柳青在長安縣委會議發言時指出：“互助組的工作也是個教育農民的工作，誰不會教育農民，誰就不會組織互助組。”他在為長安縣委一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各區整頓互助合作時，必須認識到互助組的工作是一個具體的、深入的、耐心的教育工作。不僅對群眾，而且對鄉村干部也是如此。誰不會做教育農民和教育鄉村干部工作，誰就不會做互助合作工作，因為一切簡單粗暴的方式和形式主義的組織整頓都是達不到目的的。”[50]對于個別入社后落后消極的情緒化短視行為，柳青也提出通情達理的善意批評，幫助認識錯誤。但這種教育是充滿感情的人文關懷，而不是居高臨下的訓話。當時的縣委副書記安于密回憶柳青：“他講話都不長，每次只講一個問題，頂多一個來小時，也不寫稿子，只在煙盒上列個提綱，但是通俗易懂，引人入勝，基層干部愛聽。特別是在給全縣的互助組長訓練班講怎么當個好干部時，4000多人聽靜悄悄的，大家反映很好。”[51]《創業史》梁生寶的原型，勝利社主任王家斌回憶，柳青 “對農民從來不發脾氣，也不說重話，要求脫產干部和俺也這樣。他經常提醒我們，做農民工作，用農民熟悉的語言和實例，把道理說深說透。”。原勝利合作社隊長李關信就曾經因為對社員耍威風而受到柳青嚴厲批評。[52]初級社成立時，社里絕大多數昰窮人，念書識字的極少。柳青積極組織掃盲運動，有空時給大家上文化課，皇甫村成為縣上掃盲運動的模范村。[53]初級社成立后，互助合作規模比過去擴大，柳青告誡干部：“現在，群眾生產積極性這么高，我們千萬不能傷害他們的積極性，要想辦法保持和促進這種積極性。”[54]1956年，受當時高層領導思想的影響，皇甫鄉從初級社到高級社過渡時間很短，農民準備不足，干部也沒有一個培養和準備的過程，柳青建議把區鄉干部調回來擔任高級社正職，幾個初級社的原主任擔任副職。中宮寺西側羅家灣隊比較落后，柳青把他和妻子馬葳的組織關系轉到羅家灣，晚上提著馬燈到磨坊給黨員上課，討論合作社的鞏固發展。[55]

　　由于自己也出自貧苦家庭，柳青對農民有一種同命相連、心心相印的感知。他雖然承認農民小生產心里的先天性不足和教育農民的重要性，但在與農民對話、勞動、生活過程中，又為農民尊重自然、節儉樸素、純真本順，吃苦耐勞的精神所感動，從心理上堅定了對農民的感情和農民走農村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柳青說：“勞動人民真正過著最深刻、最富的心里生活。”[56]也許柳青有對農民心理關照的體驗或對勞動人民精神世界的感知，抑或是對有覺悟勞動者的純潔心理期待，柳青認為勞動者覺悟到一定的境界，就完成了精神世界的升華，可以與領袖人物在思想心理上融通。他借《創業史》書中人物楊國華的口說：“一個工廠里的工人，一個連隊里的戰士，一個村里的干部，他們一心一意為我們的事業奮斗，他們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就和馬克思、列寧相通了。他們心里想的，正是毛主席要說的和要寫的。”[57]

　　尊重農民權利和建立民主管理制度，是柳青維護農民利益的不懈追求，是柳青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一直期待。柳青曾告訴當時的縣委副書記安玉密：“沒有農民的自愿，互助合作就沒有前景。要以發展生產來吸引農民參加合作社，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驅趕’人們走合作化的道路”。“千好萬好，合作社能增加生產最好”“如果生產不發展，群眾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如單干，那他們就沒有積極性，怎么進行技術改造、社會主義改造。”[58]。柳青在《恨透鐵》出版說明中寫到：“群眾的覺悟要在民主管理中提高，干部的能力要在民主管理中鍛煉，敵人要在民主管理中暴露。任何領導的包辦加群眾性的強制，都不能代替這個過程。”[59]

　　保護人民利益，必然得到人民保護；關心群眾利益，必然得到群眾的關心。

　　但“群眾看見他那么親切、那么高興、那么有話說，是因為他看見群眾親切、高興、有話說。”[62]柳青骨灰在長安皇甫村安葬時，長安鄉親的挽聯是：“扎根皇甫，千鈞莫彎;方寸未死，永在長安”。人民群眾對柳青的愛戴，因應著習近平同志的一句話：“只有心中裝著群眾，事事為人民打算，才能得到群眾真心實意的支持。”[63]

三、實事求是的求真精神

　　實事求是，是柳青的人生原則。在《柳青在長安》一書中，記述柳青要求自己、與人共事、他人評價涉及“實事求是”的起碼有二十多處。原長安縣王曲區委書記孟維剛回憶說：“對于柳青同志這種實事求是的作風和敢于斗爭的精神，凡是熟悉他的人，都是非常欽佩的。”[64]《創業史》出版后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為了宣傳柳青的事跡，1963年中央新聞記錄電影制片廠到長安，要給他拍攝紀錄片，柳青堅決不同意，后在作協領導的和黨組織強行要求下勉強接受，但心里很不舒服，對老朋友說：“這違反了我實事求是的人生原則”。[65]后來，要拍他在稻田勞動的鏡頭，他說他沒正經參加過勞動，堅決不干。[66] 1976年11月19日，他在給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的一封信中說：“我此生不追求形式效果，昰死心塌地的務實派，步子要踩得實，不勉強從事。” 他不止一次地對原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王維玲說：對人對事對自己，都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腔作勢。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持黨性原則，不要看來頭，看氣候，不要人云亦云隨風倒。任何不實事求是，不從實際出發的做法，受騙的是讀者，倒霉的是你們自己。[67]柳青說：“實事求是，有的時候比較容易，有的時候不容易，要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要犧牲生命。要堅持實事求是，有時剩下一個入了，也要堅持，不動搖，要堅持你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東西。‘識時務者為俊杰’這句話，在我看來，不符合實事求是，是帶著市儈哲學氣息的。”[68]有學者評價：“實事求是地思考中國社會和文藝指導思想所存在的問題，是思想家柳青思想的基本內容。”[69]

　　工作上實事求是，貫穿柳青的全部工作生涯。1947年正月初，柳青從大連回陜北路經北京順義縣境內的一個村子，發現出村的大道上不少農民走向國民黨統治區，通過了解情況，原來是這個村過多劃定地主富農成分和斗爭地主行為過火導致。柳青心急如焚，立即找到當地區委，向負責同志談出他的所見所聞，并且立刻寫一份報告反映情況。區委書記看到一個過路同志竟有如此負責精神和政策水平，請他留下來參與土改復查，復查糾正效果很好。有個村48戶人家，46戶被定為地主富農。柳青與農民深入座談，了解情況，土改復查結束時，只有兩戶定為地主，避免了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矛盾[70]。

　　長安縣農業合作化初期， 柳青總結建立初級社一定要堅持的三個條件：“要有常年互助的鍛煉，要有合格的干部，要堅持自愿的原則”[71]。 1954年，柳青說服其他不斷的找上門來要求辦社的干部群眾，要他們先辦好長年互助組，等干部群眾的條件成熟了，再轉合作社[72]。1955年下半年，農村的合作化運動進入高潮，柳青在區鄉干部會上反復強調，一定要扎扎實實工作，堅持辦社條件，堅持成熟一個，辦一個，發展一批，整頓一批，鞏固一批的原則，反對盲目冒進[73]。1956年，長安縣委根據中央的要求，全縣都辦起高級農業合作社。幾天之間，皇甫鄉五個老社就合并成一個506戶的大社。進入高級社的有些農民，有的進入初級社剛幾天，有的還沒有進過初級社，甚至沒進過互助組。柳青不安地驚嘆：“這么快!”[74]柳青曾告訴當時的王曲區委書記孟維剛，他的《恨透鐵》“是對高級社一步登天的控訴。‘恨透鐵’本來只能當初級社主任，后來嘩啦一下把高級社辦起來了，‘恨透鐵’沒有練好本領，頭昏，沒記性，讓壞人鉆了空子”。1958年王曲人民公社成立，大躍進提出“人又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浮夸風口號，勝利社主任王家斌不肯吹牛受到批評，情緒有點低落。柳青專程找王家斌說：“咱實事求是對著哩嗎，有啥抬不起頭的，挺起腰桿來!”[75]柳青對農民放下農業生產，婆娘女子在河灘里浪鐵砂的荒唐行為表示很不滿意，努力說服干部把地里的莊稼收回來;認為1958年人民公社辦食堂，“真是共產黨不該干的蠢事”。公社辦食堂沒幾個月就沒啥吃了，隊長羅昌懷找到柳青，柳青說：“共產黨員要實事求是，沒啥吃就是沒啥吃”。兩個人的意見停辦食堂[76]。

　　對同志的實事求是評價，則體現了柳青與人為善的高尚人格。1955年，全國掀起批判“胡風反黨集團運動”，柳青認為胡風問題不是反革命問題，昰學術問題，并說給他陪同的英語作家格林，受到當時陜西省委宣傳部的通報批評。[80]1957年“反右”運動中，陜西省批判作協主席柯仲平，指名讓他發言，柳青明確說，“柯老反黨不反黨，我不知道，反正他在我面前沒有說過反黨的話”。[81]陜西省作協原秘書長賀鴻訓說：“柳青沒一點虛偽的東西，從來不當面說你好話背后又說你壞話。他批評人，昰從愛護的角度出發，直率、真誠，我們都愛聽他批評。” [82]《紅巖》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在聆聽柳青關于《紅巖》的評價和意見后，很有感觸地說：“在我們接觸的作家中，柳青給我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不僅在藝術上造詣很深，而且讀了不少馬列主義的書籍，理論水平較高。他和我們的談話，很深刻，有見解，對我們啟發幫助很大。”[83]柳青反對言過其實的庸俗吹捧，特別是對青年作者。他說：“最糟糕的是，對于一些有才能的、有希望的年輕人采取庸俗的吹捧態度，吹捧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如果不是遲緩他們的進步，就是扼殺他們的前途。”[84]1978年3月，柳青在病重給陜西的青年文學工作者做了一個錄音講話——《生活昰創作的基礎》，他對青年朋友們說道：“我希望同志們從一開始就注意這個問題。培養一種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精神。”[85]

四、廉潔奉公的奉獻精神

　　用信仰的精神力量克制和戰勝世俗的欲望，是柳青廉潔奉公的思想基礎。柳青視“享受、虛榮、發表欲、愛情欲求、地位觀念”等為邪念[86]，認為欲壑難填必然導致人們精神的墮落[87]，“脫離了物質羈絆的人，才是高尚的人”[88]。柳青在給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王維玲的一封信中很自信地談到：“在當今中國最歧視金鈔的人們中，我也是一個相當的積極分子。”“奢侈的生活，必然斷送作家，敗壞作家的感情和情緒，使作家成為言行不一的家伙。”[89]柳青傾喜歡樸素、簡單。《創業史》第一部內文印出后，中青社計劃出版少量精裝本，在封面上燙金襯托《創業史》三個字，柳青表示 “布面精裝，我看不大好”，“燙金字，太豪華了，會給人家不好的印象”[90]。

　　翻閱介紹柳青的所有資料，看不到柳青一點點以公謀私、損人利己的行為。與了解柳青的任何一個人交談，大家對柳青的公正無私都是一口贊譽聲。到皇甫村，柳青過著簡樸、普通的生活：家里除書籍外，一對舊沙發、一個破藤椅，一張桌子、一張床;手杖斷了，用一根鐵絲穿連上繼續使用;他戴的小帽頭，用了10多年，頂上和邊邊都磨破了，以致在他病逝后，護士竟當垃圾扔了出去;他使用的小茶碗，還是在皇甫村時買的;他沒有手表，20多年以來，隨身攜帶是他1950年出國帶回的小座鐘[91]。 1963年，日本作家木順下棋造訪他，他因為沒有像樣的外衣不能去機場迎接，木順下棋后坐車來到皇甫村[92]。1977年10月以后，柳青病情不斷加重，四醫大醫生建議添置一臺霧化器。有朋友提出：既有醫生開的診斷書，又有醫院建議購買霧化器的證明信，完全可以申請報銷，但柳青認為這是不合情理的要求。他去世前一個月，副總理李先念派人看他，問他有什么困難，他什么要求都沒有提[93]。在皇甫村的十幾年，生產隊集體分配時把柳青當社員對待，偶爾給他送點分下的菜或肉，他一定要給錢。一次隊上送來洋芋，二分錢一斤，市場價四分，柳青非按市場價付款[94]。柳青二次住回長安后，縣委縣政府已經配備了幾輛吉普車，縣領導告知柳青，去醫院看病或省上開會可以派車接送，被柳青拒絕[95]。

　　但柳青為集體事業則特別大方。農村集體開支出現困難，向柳青借錢每次都給，還與不還從來不問[96]。1960年6月，柳青《創業史》收到一萬六千元稿費，他給當時的縣委領導提出，自己也是公社社員，要把全部稿費捐贈公社。縣委領導、同志和他的妻子，考慮到柳青家庭人口多(柳青夫婦、五個孩子、丈母娘、親戚孩子和保姆)，負擔重，提出把稿費給家里留些。柳青堅決不同意，并要求公社領導：“我希望除過負責干部知道外，這件事不要在群眾中宣布，不要做任何文字的或口頭的宣揚。”[97]后來柳青有時生活有點窘迫，有的同志抱怨他不該把稿費全部捐出，他語氣堅定地說：“我寫《創業史》，昰宣傳人們和私有制、私有觀念徹底決裂，用共產主義思想，創社會主義大業，我是這樣寫的，也應該這樣要求自己。”[98]柳青這里的高尚之處在于：1、他是從公社社員的義務出發捐贈稿費的。柳青曾打算以后的稿費也全部捐出。2、柳青捐贈的是稿費全額，而不是部分。3、柳青不愿意其他人知道，不愿在群眾中宣傳。1963年，皇甫村給社員拉電線、裝變壓器經濟困難，柳青又預支《創業史》第二部稿費三千元交給集體，還協調和資助建起連接滈河南北兩岸的大橋，方便群眾生產生活。

　　柳青有可貴的利他精神。1956年，柳青在干部工資級別評定中被評為十級，統戰部同志提出民主人士鄭伯奇(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副主席)的級別偏低，柳青主動表態：把給他提的一級給鄭伯奇，后又將一次工資提級讓給別人[99]。

　　柳青很重視基層干部的培養，首先是發現和選拔干部。柳青發現干部的視角和標準很特殊。他第一次接觸王家斌就認定他很有出息，對王家斌看法的很快形成則是：王家斌“一個農村的互助組組長，能在縣委書記面前，沒有半點不自在，沒有一點巴結的樣子，保持著一個農民的尊嚴，這人很了不起!”但他對王家斌要求很嚴，告訴王家斌：不能用公家的錢，經濟上要干干凈凈，清清白白;辦事要公道，處理問題要耐心。“要叫人相信，要在人前說話，要給人民謀利益，這幾樣事一定要做到!”[100]有一次，他聽說王家斌倒賣集體油渣，氣的連夜晚去找王家斌，直到把情況搞清楚。他曾經告訴基層干部：“你不能因為當干部，昰黨員就占便宜，讓老百姓吃虧，只有這樣才能做好工作，要不，你說話有誰聽?”[101]

　　柳青很注意干部行為的防微杜漸。皇甫村合作社油坊成立時他約法三章：任何人不能把飯帶到油坊吃，占集體的便宜。后發現油坊負責人吃飯到油坊用筷子沾油，就以這件事召開社員大會，對這個負責人公開批評，教育大家：“集體的東西，哪怕一顆麥穗都不能私自往家里拿”。一個干部用了集體四元錢，柳青查出來后嚴肅批評：“社里的錢是大家的血汗錢，干部是為大家服務的，不能用這個權力為自己謀取不該得的利益。”

　　在對基層干部的愛護和保護上，柳青則也是義不容辭，挺身而出。1964年，西北局在長安社教運動試點擴大化，全國勞動模范蒲忠智組織的初級社、陜西省第一個由毛澤東題寫按語的西王莽大隊黨支部，28個黨員開除10個，其中五個支部委員全部被開除;時任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蹲點的細柳鄉姜仁村，支部委員七個人六個被開除，一個勸退;王曲公社27個干部，全部被強行站到臺上接受批判斗爭;當年初冬的一個月里 ，全縣干部自殺近百人，而且絕大部分昰基層干部。柳青氣氛地找到工作組質問：“農村干部的辛苦，你們知道嗎?”他又找到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陜西省委第一書記胡耀邦，表達對“社教運動”傷害基層干部的不同意見。也是在社教運動期間，長安縣王曲區第一個農業合作化帶頭人王家斌受委屈挨批斗，被左右打耳光。柳青一方面找有關負責人為王家斌主持公道;一方面鼓勵王家斌：“凡事實事求是，錯就是錯，對就是對，誰也不能把沒說成有，黑說成白。”[102]羅家灣村黨支部書記羅昌懷，家中成分土改時為貧農，因跟社教工作組意見不一致。工作組就說他是破落地主，把羅昌懷家里東西拿出來展覽后要分給貧下中農。柳青發現后據理力爭，糾正了工作組的錯誤。[103]

五、永不滿足的學習精神

　　永不滿足地孜孜不倦學習，貫穿柳青的一生。有意思的是，柳青早期主要是閱讀馬列主義毛澤東的經典著作;晚期閱讀則是視野較寬的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反思。概言之，柳青開始和晚年學習的，都是圍繞著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

　　柳青認為，一個修養完備的作家，在實際生活、馬列主義和文學修養各方面都應該是很成熟的。“一個人的政策水平和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修養，主要是一個素養的問題，要靠日常不間斷的學習和一定的實踐過程提高” [104]。認為自己的作品不能更好的滿足黨和人民的要求的原因之一，就是馬列主義修養和中國民族的優良傳統的文學修養不夠等等[105]。柳青的“三愿”之一，就是在不脫離社會生活的基礎上，有計劃有重點地認真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動用自己的全部活生生的社會生活經驗和書本知識，努力理解導師們的思想，指導自己的文學活動[106]。在《永遠聽黨的話》一文中，柳青提出：不要以為到生活中去，就自然而然地解決了一個現代中國作家所面臨的一切問題了，還要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切著作[107]。

　　柳青學習的主要方式是閱讀，他說：“作家不一定要上文學系，作家也不是誰教出來的，但是，作家要讀大量的作品，特別是要讀古今中外的名著。”[108]1943年，在米脂縣三鄉的窯洞里，他在參加農村減租減息運動中，抽空讀英文版《安娜.卡列尼娜》[109]。文章寫不下去的時候，便拿起其他文學作品，對比看看。1962年4月19日，作協西安分會舉辦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0周年報告會，邀請柳青談作家的學習問題。柳青提出作家要有三個學校，即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柳青說：“這三個‘學校’沒有畢業的期限，活到老，學到老。”[110]1962年下半年，柳青大量閱讀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及其他哲學著作，結合創造實踐，比較系統地研究了心理學和美學[111]。

　　柳青學習的最大特點是獨立思考 ，本質把握，理論聯系實際，而不是盲目服從。他說：“我們要努力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做到大體上能夠把導師們的個別觀點放在他們完整的思想體系來理解。這樣我們才能在復雜的社會問題和藝術問題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112]1971年，看完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 《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后，柳青寫道：“歷史永遠是按照唯物史觀的規律發展，決不因為任何個人的意志而違反規律。某些強有力的個人意志,有時可以造成歷史發展的暫時曲折,但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根本方向。”柳青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國的經驗也是站不住的。我們的錯誤是從夸大個人的作用,忽視經濟基礎的作用開始的。”

　　柳青很推崇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那是一個士志于道，百家爭鳴的時期，中國作為世界文明軸心，就是在那個時期形成。柳青推測，如果春秋戰國時期局面再延續五百或一千年,中國在世界上的情況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將是發達地區，到不了鄭和下西洋,中國人就已經在許多島上、陸地上繁殖生活起來了[113]。柳青對自己的作品要求近乎苛刻，體現了他遠離功利和浮躁的定力。到長安后，他用半年多時間，完成一部近十萬字的小說，省委宣傳部同志勸他盡快發表，發表后不僅完成任務，改變一些人對他的誤解，還有不菲的稿費。但柳青認為作品與自己要達到的藝術效果相距甚遠，沒有太大提高，毅然決然燒毀書稿。[114]

　　柳青的一生也是奮斗的一生。柳青的自題就有“為精神目標而奮斗!”[115]。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王維玲認為，《恨透鐵》中的一句話是柳青人生的真實寫照：“如果世界上有有享受和奮斗的分工，他負責奮斗。”[116]可能是巧合，在長安皇甫鄉柳青墓園的圍墻上，書寫著柳青的兩句話，每句都有清晰的“奮斗”文字表達。柳青年輕時就形成一種“在困難中微笑的品質” [117]。柳青對奮斗目標的追求，有一往無前的不懈精神。他用趕路的目的地作比喻，告誡既然有清晰的到達目標，就不要為沿路的美麗風光、熱鬧場景或其他誘惑所動心，不能走走停停，而是一直走下去。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工作上的辛苦、疾病的痛苦、他人的議論，他都能坦然面對和接受，不改變自己奮斗目標的追求。在曲折多變的人生征途，柳青學會了不生氣，他說“ 生氣著急，不愉快，會生很多病，要學辯證法，想的開，想得寬，想的遠一些，就不生氣了。”[118]柳青的哮喘病是年輕時就患上的，一直沒有根治好，折磨著他。在皇甫鄉，人們經常看到柳青脖子上掛著哮喘噴霧器。但他的革命意志和奮斗精神沒有絲毫的減弱。他辦事想到就說，說干就干，從不拖延。在皇甫村，他許多次開會或做干部群眾工作，都是在晚上完成。1972年5月4日，柳青最后一次被“解放”，他結合到北京看病找到胡耀邦，就他1955年思考的，陜北不要“以糧為綱”，要因地制宜發展的想法，寫成《加以改變陜北的土地經營方針，為將陜北建設成我國先進經濟區而奮斗》的建議，得到周恩來總理和王震副總理的重視。9月回到西安，柳青又找陜西省革委會主要領導[119]。 1973年，柳青在自己的住房里掛起一副竹篾條幅，其中兩句是：“落戶皇甫志如鐵……晚年精耕創業田。”這一年《人民日報》記者傅東在全國了解老作家們的思想狀況，到西安走訪柳青，柳青大談《創業史》的修改計劃，條件允許還要回到皇甫村。傅東回北京對周圍人說，走遍全國訪問了那么多老作家，只有柳青一個人公開說要繼續寫作[120]。1977年9月，毛鑄在《西安日報》發表一首詩，生動地描繪柳青了當時的精神狀態：“嘔心瀝血備甘苦，披荊斬棘倍辛勤，自信單元六十載，躬身落戶十四春，伏櫪老驥志不衰，沉疴未痊即耕耘。”[121]柳青在逝世前的一個月，曾懷著感激之情對朋友說：“今后我將奮力地工作，為黨和人民做我能做的貢獻”。醫生查房，他悄悄地乞求醫生：“你讓我再活上兩年，有兩年的時間，我就可以把《創業史 》寫完了。”[122]柳青的奮斗精神，也激勵著很多的柳青崇拜者。高齡九十的長安區徐可雨老師，年輕時慕名拜訪柳青，柳青給他筆記本寫下“努力學習“四個字，成為徐可雨老人平生的座右銘，至今仍筆耕不輟。

　　柳青有高度自覺的自知之明，他不事張揚，堅持三不主義(不介紹經驗、不拍照、不接受采訪)。《 創業史》第一部付印前，出版社編輯寫了一個便于讀者了解全書的內容提要，柳青看后把“內容提要”修改為“出版說明”，刪掉了“內容提要”中“熱情地”、“深刻地”、“極為深刻”、“極為生動”等溢美之詞[123]。1949年6月26日，柳青在《轉彎路上》的短文中寫道：“最要緊的不是缺點和失敗本身，而是怕你把缺點當成優點，失敗也當成功——那就更糟了!”[124]。認為“人的一生就是和自己的缺點作斗爭的一生，說出來就是逼迫自己改正”對自己的作品，柳青更是誠懇接受批評意見。1951年初，周而復發起組織上海作家座談柳青的《種谷記》，大家的看法批評多于表揚，否定多于肯定，有些意見還十分尖銳。柳青反思后的最大收獲昰：克服自己的缺點才是提高作品質量的唯一途徑。1952年夏，柳青在西北文聯小會議室作報告。大家都認為他的書寫的很成功，柳青卻說不成功，還把匈牙利讀者的批評意見公開告訴大家[125]。柳青在寫給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的信中說道：“什么意見都歡迎，什么不正確的意見也不會得罪下我，希望絲毫不要顧慮，可以把什么不贊成的意見都轉來。”[126]他說：“一個作品出來，要讓人把缺點和意見說盡。”[127]在農村支部會議上，柳青經常檢查自己的缺點和不足。有一次，蘇聯一個漢學家問中國作家：“柳青犯什么錯誤了?在做檢查。”別人笑了：“沒犯什么錯誤，他就這樣。”[128]

　　但柳青又有著讓人肅然起敬的特立獨行人格。他“長期的在下面工作和寫作”的選擇，應該是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壯舉。但柳青的選擇并不為當時的一些人特別是領導所理解：有的認為深入生活未必采取柳青這種方式，有的認為體驗生活沒必要用那么長時間，有的認為他住中宮寺是“世外桃源” 、“享清福”。國家有關部門領導和陜西省有關領導，都擔心柳青那樣下去可能寫不出好作品，柳青的妻子和個別好心的皇甫村鄉黨也流露出擔心。但柳青有充分心理準備，他說：“我的道路是我根據我對藝術的看法確定的，無論成功與失敗，這條路我就是要堅持走下去，我用我的失敗說明這條路走不通，也是我對文學的貢獻。”[129]他義無反顧地一直走到最后。如果沒有柳青在各種懷疑和擔心面前持之以恒的堅守，就沒有以后影響一個時代的《創業史》和今天仍為人們敬仰的柳青。但柳青在《創業史》第二部初稿完成后又坦誠：“我的生活方式不是唯一正確的方式，作家生活方式應當昰多種多樣的。它是唯一適合我這個具體人的生活方式。我走過的路，我的寫作計劃，我的身體和家庭條件……等等，我都經過長期反復仔細做考慮。我的態度是這樣的：一方面在這種生活方式的懷疑面前絕不動搖，以免喪失信心;另一方面堅決不宣傳我的這種生活方式，拒絕《人民畫報》和新華社拍照，以免經驗不足的青年作家同志機械地模仿。”[130]

　　柳青有很重儒家士大夫情懷，他稱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但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在統治者面前的軟弱是受孔子思想(實際上是反動統治階級歪曲宣傳的所謂“儒家思想”)的影響[131]。他有儒家“士可殺不可辱”的氣節，自稱是“義士” [132]。他對國家發展面臨的問題始終有清晰的頭腦，敏銳的感知和積極的考慮，并能心直口快的坦誠說出。但他的意見或建議，是為了健康發展而不是幸災樂禍，是善意的關心而非惡意的詛咒，是積極的表達而不是消極的發泄。柳青是一個作家，但關他注的發展領域很多，不僅有民主制度，有陜北發展的因地制宜，還受美國行政區劃特點的啟發，提出中國應該根據地貌特征、自然氣候、生活習慣、區域文化等同質性，在全國重新進行行政區域劃分。如果筆者記憶沒錯的話，柳青的全國行政區域劃分考慮，與國家民政部前幾年提出的全國行政區域調整方案有很大的相似性[133]。

六、柳青精神的特點評價

　　當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突出表現在人們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滿足，由此產生很多社會性心理疾病：人們普遍感到的精神貧乏、心里空虛，心浮氣躁、牢騷滿腹，沉悶抑郁、郁郁寡歡，感情冷漠、麻木不仁，無所事事、懈怠墮落……等心里問題，仍然得不到有效的對治。弘揚柳青精神，讓柳青精神進入更多人們的精神世界，無疑是積極有效的選擇。柳青精神的特點表現為：

　　1、結構的完整性。以上梳理柳青堅守信仰的犧牲精神、置身人民的赤子精神、實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廉潔奉公的奉獻精神、永不滿足的學習精神五個方面，構成了柳青精神世界的主要內容和完整人格。五個方面的精神同時完整地體現在柳青一個人身上，不能說絕無僅有，但一定極少。柳青的精神世界是一個思想自覺的世界。柳青：“每個人的精神上，都有幾個感情的支柱，對父母的、對信仰的、對理想的、對知友和愛情的感請支柱，無論哪一根斷了，都要心痛的。”[134]在實踐中，柳青精神的五個方面相互聯系、相互支持又互為一體，共同展示著柳青精神的世界。這也許是柳青為不同人們共同敬仰的原因。柳青對他每一個精神的發揚，既是堅定不移的，又是辯證智慧的，能夠重視度的把握，注意當時的工作環境和語境，避免了片面表達，盡可能達到目的而避免事與愿違。

　　2、展示的恒定性。不管走到哪里，在什么場合，面臨什么樣的對象，柳青都堅守和展示著個人精神：無論是1943年在米脂縣三鄉，還是后來的到東北大連以及從大連回陜北的途中，以至后來的到長安縣皇甫鄉的十四年，以及后期的居住西安或其他地方;無論是與農民在一起勞動、個人寫作、開會講話或養病;無論是對領導、對同志、還是對普通老百姓的農民群眾，柳青的精神表達始終如一，沒有因人而異、厚此薄彼的勢利選擇。特別是在自己獲得榮譽或受到委屈的情況下，柳青都有很好的定力，能夠寵辱不驚，從容不迫，淡定自如，坦然面對。對領導，柳青尊重他們的地位，接受領導，匯報工作，但如果發現問題，柳青認為需要提出，他則不卑不亢，坦誠表達，甚至不厭其煩。對同志、對群眾，他也有批評，但很尊重對方的尊嚴和感受，多采取對話討論、思想工作、以理服人的方式，而沒有官氣十足居高臨下的指手畫腳。不少接觸過柳青的人回憶，柳青似乎有一種特殊的魅力，能夠很快給人留下很好的形象，把身邊的人吸引過來，以至于人們第一次后還想見他。這似乎證明了偉大思想家孔子說過的話：“為政以德，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德不孤必有鄰。”[135]

　　3、成長的健康性。柳青精神是一個一以貫之的成長過程。柳青精神一旦形成，柳青不僅始終不渝的堅守它，還與時俱進地發展它，使它處于一種頑強成長的狀態，而沒有絲毫的懈怠或萎縮，并不斷走向成熟。柳青精神主要方面的基礎奠定，應該在1943年到米脂縣三鄉后基本形成，柳青形象地稱之為他的“人生轉彎”，這一年柳青27歲[136]。柳青說：“人生的道路雖然慢慢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這句名言至今還影響著有些年輕人的人生選擇。柳青精神健康成長表現在，隨著年齡增長，身份地位、工作環境和時局的變化，精神內涵不斷豐富，柔性的適應能力和抗干擾能力不斷增強，人際影響范圍不斷擴大。

　　4、境界的超越性。這種超越，體現在柳青在對共產主義信仰堅守和追求下，對世俗的金錢、享受、權力、地位、名譽、關系的超越。柳青說：“當名(地位)和利(享受)絲毫也不在一個人的考慮之列，而崇高的生命理想成為這個人日常生活中唯一目的的時候，我們就心悅誠服地把他當做英雄人物來崇敬、學習和鞭策自己。”[137]柳青當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但是他在追求崇高理想的實踐中，不為世俗的各種誘惑所動，卻竭盡全力與他的同志一道的改造著世俗的世界。這里包含著一種堅強意志的磨練，柳青經得起這種磨練。他說：“人總是受磨練的，不受磨練不成佛”[138]。這有點類似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柳青精神的超越性，決定和增強了柳青精神的普適性。

七、有感而發的啟示

　　如釋重負完成柳青精神初步梳理，更加敬仰這位信仰堅定、道德高尚、充滿智慧、奮斗一生的偉大的共產黨人，感覺到自己的差距和渺小，聯系到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知半解，更覺得柳青精神對我們黨員干部在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做好自己，服務人民，實現中國強起來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特殊精神意義。

　　（一）假如我們的黨員干部，都能夠像柳青那樣，不管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堅守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毫不動搖，習近平同志多次指出的共產黨員“精神“缺鈣”和“軟骨病”問題，就會從思想深處得到改變。黨員干部就會對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充滿信心，就會自覺樹立和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各級黨政機關和黨員干部對黨的正確決策的執行力上就會不斷增強，黨和國家政策法規就能夠得到有效貫徹落實而不至于縮水打折、歪曲走樣;黨員干部對黨在某時某事某處的失誤或偏差，就能在保持清醒頭腦，按組織程序提出批評建議的同時給予理解和期待，而不是不負責任地道聽途說，人云亦云，或者跟著少數情緒化的群眾起哄。

　　（二）假如我們的黨員干部，都能夠像柳青那樣，真正置身于人民之中，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群眾的期待作為最高工作目標。按照習近平同志所說的，“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彌陀佛一樣，天天念我們是人們的勤務員”[139]。特別是設身處地理解和關注基層勞動人民，關心弱勢群體，“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在群眾權益受到侵犯、利益受到損害、生活出現困難、遭遇意外打擊的時候……，挺身而出而不是麻木不仁地逐級推諉，及時解決人民群眾各方面的困難和訴求，使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安全感和權利感等，心情舒暢，安居樂業。長期困擾各級領導的群眾集體上訪就會從根本上減少，黨和政府及其公職人員的形象就會大大改善，維穩的社會成本就會大幅度降低，社會穩定目標就會及早實現，和諧社會就會不期而至。

　　（三）假如我們的黨員干部都能夠像柳青那樣，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堅持科學態度，尊重客觀規律，注重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敢于擔當，勇于負責，不自以為是、不懂裝懂，不生搬硬套、削足適履，不稀里糊涂、盲目服從，不曲意迎合、逢場作戲，不欺上瞞下、弄虛作假，不好大喜功、嘩眾取寵，那么，長期為群眾所詬病的長官意志導致的瞎指揮，形式主義導致的形象工程和浮夸作風導致的吹牛皮說大話及各種不實事求是導致的勞民傷財、資源破壞和資源浪費，就會得到有效抵制、減少、弱化或避免。

　　（四）假如我們的黨員干部都能夠像柳青那樣，認識“欲壑難填”的危害，對個人欲望抱有高度警惕，嚴于律己，率先垂范，不以權謀私而是廉潔奉公，而且能夠很負責任地嚴格要求自己身邊的干部，黨中央提出構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有效機制的工作目標實現就為期不遠，自上而下的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就會在更多黨員干部和各級黨組織得到很好落實。因為腐敗對領導干部形象、共產黨員和公職人員形象、黨和政府形象、對各級組織形象的損害以及由此帶來的天怒人怨，都會得到很大改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一定會得到基礎性鞏固。

　　（五）假如我們的黨員干部都能夠像柳青那樣，永不滿足地孜孜不倦學習，德才兼備而不是德不配位、才疏學淺，對馬列主義經典的基本原理，對各個時期黨的路線政策和相關的法律法規，特別是自己職責范圍內的基本知識、政策法規、基本情況、工作特點等都有清楚的了解。不僅讀書學習，而且主動向同志學習，向基層干部群眾學習，耐心聽取意見和建議。仗義執言又平易近人，敢于擔當而又不盛氣凌人，謙虛謹慎而不是好為人師。無論是匯報工作、調查研究、檢查指導、做出決策和處理問題都是一個負責任、有能力的形象，因自己無知、無能、糊涂、無德帶來的或不敢正視，或無言以對，或困惑尷尬，或言不及義等丑態，以及由此引來的讓人不服氣、看不起、心里放棄，特別是對單位工作乃至黨的事業的耽誤或破壞，就會減少或避免。領導干部令人心服口服的形象和不令而行的權威性無疑會大大增強，上下級關系、同志關系、干群關系都會因為領導干部的素質不斷提高而改善

　　注 釋：

　　[1]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 新華網

　　[2]習近平“黨政干部也要學柳青，接地氣。”2017年10月19日央視新聞

　　[3]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61頁

　　[4 ]蒙萬夫 王曉鵬  段夏安 邰持《柳青生平述略——長安十四年》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461頁

　　[5]林默涵《憶柳青同志》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第141頁

　　[6]孟維剛《 神禾原畔憶柳青》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44頁

　　[7]王芳《“界”內與“界”外之間—論柳青》知網

　　[8]張福旺《讓柳青精神活在心中》互聯網

　　[9][10]柳青《 毛澤東思想教導著我——<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給我的啟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第15、17頁

　　[11]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75頁

　　[12)]柳青《在陜西省出版局召開的業余作者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作家柳青》陜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第214頁

　　[13]李建軍《 被時代拘制的敘事   ——論《創業史》的小說倫理問題》 賀智利 賈永雄編《柳青誕辰100周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陜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 第9頁

　　[14]段建軍《論柳青的底層寫作——以《創業史》為例》賀智利 賈永雄編《柳青誕辰100周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陜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 第271頁

　　[15]柳青《王家斌》 《陜西短篇小說散文選1949——1979》陜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294頁

　　[16]黃瑋采訪劉可鳳《一部柳青的精神創業史》解放日報2016-年7月6 日

　　[17]程凱《“穩步發展”階段的王莽村農業生產合作社》互聯網

　　[18]邢小利《柳青年譜》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492頁

　　[19]柳青《永遠聽黨的話》《人民作家柳青》陜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第200頁

　　[20]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編出版社《成長的記憶：“讀一本好書，談人生感悟”征文獲獎作品集》花城出版社 2010年8月

　　[21]王維玲《追憶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68頁

　　[22]柳青《在陜西省出版局召開的業余作者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作家柳青》陜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214 、221 頁

　　[23]徐民和 謝式丘《在人民中生根 ——記作家柳青》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431頁

　　[24][25][26]劉可鳳《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309、329、379頁

　　[27][28]王維玲《追憶往事》、往事漫憶》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250、256頁

　　[29]朱語今《創業詩篇猶待續，千秋遺恨在人間》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155  頁

　　[30]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306

　　[31]白燁《“身入”“心入”“情入”——柳青留給我們的啟示》 《光明日報》2015年10月23日

　　[32]柳青《 毛澤東思想教導著我——<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給我的啟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第17頁

　　[33]柳青《轉彎路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第9頁

　　[34]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26頁

　　[35][36]邢小利《柳青年譜》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475、488頁

　　[37]柳青《生活是創作的基礎——在<延河>編輯部召開的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人民作家柳青》)陜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第223頁

　　[38]張家謀《柳青在長安的點滴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357頁

　　[39]張耀富《永難忘卻的懷念——憶柳青》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77頁

　　[40][41]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63、84頁

　　[42]周明《憶念柳青》《今晚報》2016年6月18日

　　[43]蒙萬夫 王曉鵬  段夏安  邰持文《柳青生平述略——長安十四年   》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463頁

　　[44]孟維剛《神和塬畔憶柳青》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56、57、135頁

　　[45]馮東旭《梁生寶”話柳青》《西安晚報》1987年5月22日 第3版

　　[46]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125、224頁

　　[47]張家謀等《終南山下憶柳青》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32頁

　　[48]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99頁

　　[49]郭盼生《柳青在皇甫村》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第89頁

　　[50]邢曉利《柳青年譜》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476頁

　　[51]安玉密《我所認識的柳青》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第4頁

　　[52][53][54][55]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140、153、147、202頁

　　[56]楊友《回憶在皇甫村的日子里》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262、263頁

　　[57]段建軍《論柳青的底層寫作    ——以<創業史>為例》賀智利 賈永雄編《柳青誕辰100周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陜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 第274頁

　　[58]安玉密《我所認識的柳青》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3頁

　　[59]陳策賢《難忘的形象》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2《柳青在長安》016年4月 第395頁

　　[60]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377、378頁

　　[61]王維玲《追憶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223頁

　　[62]柳青《革命理想與革命意志的化身》《陜西日報》1966年3月23日 第3版

　　[63]習近平《擺脫貧困》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第29頁

　　[64]張家謀等《終南山下憶柳青》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37頁

　　[65]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27頁

　　[66]安玉密《我所認識的柳青》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第20頁

　　[67]王維玲《追憶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226、234

　　[68]李旭東《和柳青談戲》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第193頁

　　[69]暢廣元《思想家柳青》中國作家網2016年7月8日

　　[70][71]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93、154頁

　　[72][73]蒙萬夫 王曉鵬  段夏安  邰持文《柳青生平述略——長安十四年   》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463、466頁

　　[74]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01頁

　　[75]張家謀等《終南山下憶柳青》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37頁

　　[76]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20、221頁

　　[77]李建軍《 被時代拘制的敘事   ——論《創業史》的小說倫理問題》 賀智利 賈永雄編《柳青誕辰100周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陜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 第9頁

　　[78]朱詩琦,《<創業史>作者柳青百年：一生不敢說真話》鳳凰網2016年4月27 日

　　[79]柳青《在西安作協一次會議上的發言》蒙萬夫等《柳青寫作生涯》轉引自王芳《“界”內與“界”外之間—論柳青》知網

　　[80]王繩武《深切的懷念——憶柳青》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406頁

　　[81][82]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第211、310頁

　　[83][84]王維玲《追憶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205、206頁

　　[85]柳青《生活是創作的基礎  ——在《延河》編輯部召開的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人民作家柳青》陜西人民出版社 第2015年10月 第223頁

　　[86]柳青《轉彎路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第9頁

　　[87]柳青《革命理想與革命意志的化身》《陜西日報》1966年3月23日第3版

　　[88]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474頁

　　[89][90][91]王維玲《追憶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 2016年4月 第193、 188、191頁

　　[92]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471頁

　　[93]王維玲《追憶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 2016年4月

　　第229頁

　　[ 94]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472頁

　　[95]張家謀《柳青在長安的點滴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43頁

　　[96][97]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472、194頁

　　[98]王維玲《追憶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191頁

　　[99] 邢曉利《柳青年譜》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483頁

　　[100][101]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138 、139、71頁

　　[102]孟維剛《神禾塬畔憶柳青》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59、62頁

　　[103]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44、245、

　　253頁

　　[104]柳青《回答<文藝學習>編輯部的問題》《人民作家柳青》 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10月 第206頁)

　　[105]柳青《 毛澤東思想教導著我<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給我的啟示》第17頁

　　[106]柳青《三愿》《人民作家柳青》陜西人民出版社第2015年10月 第203頁

　　[107]柳青《永遠聽黨的話》《人民作家柳青》陜西人民出版社第2015年10月 第199頁

　　[108][109][110]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79、160頁102頁

　　[111]邢小利《柳青年譜》 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472頁

　　[112]柳青《三愿》 《人民作家柳青》陜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第203頁

　　[113]邢小利《柳青晚年的讀書與反思》互聯網

　　[114]劉可風：父親的《創業史》互聯網

　　[115]劉可風 《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474頁

　　[116]王維玲《追憶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220頁

　　[117]柳青《 毛澤東思想教導著我<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給我的啟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 第1版 第16頁

　　[118]王維玲《追憶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240頁

　　[119][120]劉可鳳《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323、、346頁

　　[121]閻綱《四訪柳青》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 2016年4月

　　第273頁

　　[122]王維玲《追憶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 2016年4月

　　第232、233頁

　　[123]王維玲《追憶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186頁

　　[124]《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 第1版 第9頁

　　[125]賀抒玉《柳青和<延河>》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285頁

　　[126]王維玲《追憶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189頁

　　[127][128][129]劉可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79、101、72、173頁

　　[130]《柳青生平述略》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 柳青在長安》 2016年4月

　　第474頁

　　[131][132][133]劉可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443 、294 、477頁

　　[134]中共西安市長安區委宣傳部、西安市長安區文學藝術聯合會《柳青在人民中生根》 第360頁

　　[135](論語·為政第二、里仁第四》)

　　[136]柳青《轉彎路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第9頁

　　[137]柳青《革命理想與革命意志的化身》《陜西日報》1966年3月23日 第3版

　　[138]王維玲《追憶往事》政協西安市長安區委員會《柳青在長安》2016年4月 第254頁

　　[139]2013年3月11日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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