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久病離世，終年86歲。
官方在郭沫若身后給予其很高的哀榮：
葉劍英主持了追悼大會，鄧小平致悼詞，肯定了郭沫若是“我國杰出的作家、詩人和戲劇家，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和古文學家”，“是全國人民，特別是科學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廣大知識分子學習的榜樣”。
在當時，文化界掀起一股紀念和研究郭沫若的熱潮，包括巴金在內的諸多學界翹楚都為他作了文章。
但這股熱潮并沒有持續多久。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伴隨著對文革歲月的回憶和反思，以往不受重視的獨立知識分子受到推崇，而體制內的代表性學者普遍由熱轉涼，郭沫若首當其沖。客觀而言，這是輿論自發的一種平衡。但漸漸地也造成了新的失衡。
首先開炮的是港臺的一批研究者，因為“揭穿了郭的臉譜，就揭穿了黨控制大陸文壇”，郭的學術價值和學術品德在他們的著作中受到猛烈抨擊，成為“東抄西湊，見異思遷，前后矛盾的文學機會主義者”，他的文學、歷史、美學成就變得要么是抄襲之作，要么一錢不值。
這些著作和研究向內傳播，也帶動了大陸民間對郭沫若的再解構。對郭美化大躍進、文革的一系列作品、表態進行深挖和嘲諷。
他“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的贊歌被發掘出來，備受詬病。這樣的贊歌在今天看來顯然是令人不齒的。他和毛主席之間相互應和的詩作，由文人與偉人對話的美談，下落為溜須拍馬的“污點”。
至于坊間流傳郭沫若說過“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斯大林是我爸爸”這類的話，經刀哥查閱材料發現，這些都是他人偽造的。
到了互聯網時代，他的個人生活、婚姻關系進一步被發掘出來。百度“郭沫若”，可以搜出多少“漢奸郭沫若到底糟蹋了多少女人”或者“郭沫若蹂躪于氏姐妹”這樣的文章，定格他拋妻棄子的“渣男”形象。
郭沫若與日本妻子合影
在互聯網上，郭沫若“好色”、“投機”、“阿諛逢迎”、“刻薄成性”，是“文壇中品格最壞的不學無術者”;而在學術界，有關郭沫若研究也頗為冷門。需要說，對受到這樣的待遇，郭本人要負一定責任。但已經到了21世紀，我們該具備了客觀評價郭沫若的格局。
對郭沫若的學術成就，業內有共識，但社會上了解不多。有誰知道，郭沫若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現代浪漫抒情小說;有誰知道，他留下了600 萬字譯文，是開創至今仍在被沿用翻譯范式的翻譯大家。
有誰知道，他是新詩的開創者，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史學的開山鼻祖。在他成就卓然的考古學、金石學、古器物學、文獻學領域，“大師”有胡適、有陳寅恪、有王國維、有馮友蘭，誰會想到他郭沫若呢?
最終，輿論繞了一圈又回到他的晚景臨終上來，有一種說法是，一個兒子在文革中被害，一個兒子在文革中自殺，讓郭沫若晚年倍感凄涼，他開始用毛筆一筆一畫、工工整整地抄寫愛子的日記，一共抄了八大冊，直到去世，都置于案頭。
一聲嘆息，郭沫若。
的確，郭沫若這個從四川樂山沙灣走出的秀才，終其一生都與他的國家和主義亦步亦趨，從未在書齋中埋頭于真正純粹的學術。
形勢需要他作白話文，他便去作《神女》《鳳凰涅槃》;形勢需要他去著史，他便去研究甲骨文;形勢需要他去寫戲，他便去編排《屈原》《虎符》;形勢需要他丟下學術去做個社會活動家，他又去做個社會活動家。
郭沫若與《屈原》演員合影
他的人生也從未安靜。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最血腥的日子里，他火線入黨，被蔣介石通緝，避居日本。1937盧溝橋事變爆發，他又受共產黨召喚，拋下日本妻子和五個孩子，秘密登船回到上海。
郭沫若避居日本時的照片
重回故土的郭沫若，發下“此次別婦拋兒，專程回國，系下絕大決心。蓋國勢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誠團結，對敵抗戰外，實無他道。沫若為赴國難而來，當為祖國而犧牲”這樣的毒誓。
如果那時的他能預知自己今后的際遇，身后的評價，會不會決意不再當國家與主義的奴隸，掉頭而去?
歷史不能假設。不過，對他以及當時中國一批知識分子來說，國家與主義從來不是操縱他們的提線，而是他們獨立人格與意志的主動選擇。
因此，如果把郭沫若的學術、經歷與他的家國、主義兩相切割，他就不是郭沫若了。
現代一些人詬病郭沫若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史觀，他們說，如果如郭所言，中國也與馬克思筆下的歐洲一樣經歷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樣的社會演進，是無法解釋中國歷史的許多細節的，中華文明的獨立性和特殊性何在。
可惜，在那個中華民族被當做劣等民族看待的年代，一個最尊重歷史民族的歷史早已不再受人尊重，中華文明的特殊就意味著說，中國是世界文明的棄兒。
而郭沫若所做的，就是通過典籍、考古、研究，把中華文明這跟斷了的線拼命跟世界接上去，告訴世界和中國人自己，馬克思這個已經被證明在俄羅斯成功了的主義也是可以解釋中國的，中國歷史上也走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也是有資格朝更高級的社會去的。
郭沫若主編的救亡日報
哪怕一個罪犯，都應該受到公正的審判。任何一個人都有權，也應該得到公正的評價，更何況是一個具備復雜性人格的歷史人物。
對郭沫若，今天的我們當然可以反感他那些諂媚的贊歌，可以質疑他的一些言行，但不能始終停留在對他膚淺的指責上，對他自以為是的鄙視上。忽略和無視郭沫若在很多領域做出的貢獻，是狹隘的，對郭沫若是不公正的。
比方說命名“馬踏飛燕”這尊青銅器，是郭沫若古文物研究中的一件再小不過的小事。近幾天的新聞是，因為學界認為“馬踏飛燕”這個舊名字不準確，因此給確定了新的稱呼。大量新聞就此把標題做在了“郭沫若是錯的”“郭沫若亂起名”這個點上。
這又消費了一波郭沫若。有多少人會再去想起，若不是郭沫若慧眼識珠，恐怕這尊國寶至今仍在某個地方博物館里吃灰。
這便也罷了，然而我們給“馬踏飛燕”創造了一個多么高明的新名字呢?——銅奔馬，呵呵，也許以后還可以有別的什么金奔馬、木奔馬、土奔馬的罷。
一聲嘆息，郭沫若。
今天，無論是定案還是翻案，郭沫若這個人和他所處的時代，都在逐漸離我們遠去，對未來更有益處的做法是，看看郭沫若留下了什么，從里面找出依然閃著光的火花。
比如，在民族復興的大時代下，如何尋找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接口，定位我們的文明所獨有的價值。在這方面，郭沫若以往被刻意忽視了。
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下，近百年來中國的傳統文化不但在形式習俗上受到巨大沖擊、洗刷殆盡，文化內核也被認為是僵化保守的。
與一般人不同，郭沫若認為傳統文化這顆老樹的樹身很可能已無法復活，但它獨特的精神還可以發芽。郭沫若因此特別推崇先秦和商周，他希望到中華文明幼年期去，汲取那種進取心和創造力，發掘中國文化的根本傳統，讓它重新“活”起來。
郭沫若主編的甲骨文合集
這樣，中華文化呼喚復興的就不是籠統的傳統文化，而是復興炎黃子孫的進取精神和創造力。如果能重新發掘出這種創造力，復興中國文化就不簡單是繼承過去，而是通向未來的方式。
除此之外，以及，對我們每個人都非常重要的，想要有這些作為所必須的精神力和意志。
郭沫若17歲時，一場大病嚴重損害了他的聽力，他是在雙耳重聽的狀態下求學聽課的，重聽幾乎讓他發瘋，幾乎想自殺。
到35歲時，又一場大病幾乎徹底讓他失聰，以后聽力再未恢復。
他是以半殘疾人的身份，奠定了他在中國近現代文學、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美學、翻譯學上的地位。
一聲嘆息，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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