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是中共早期的領袖，在湖南溆浦縣出生，讀過師范，楊昌濟稱贊她“頗有抱負”、“性情亦厚”、“可謂女教育界之人才”。后來接觸過她的共產黨人說“她對吃的穿的日常生活瑣事不多注意。她對當時那些好裝飾、不關心政治的知識婦女是很鄙視的”。

　　和許多新文化運動培養出的優秀青年一樣，她刻苦學習，努力探尋國家出路，上學期間就與同學一道走上街頭，宣傳反對袁世凱的賣國“二十一條”，畢業后更是直接創辦了縣立女校。她作為一個女性對封建禮教對女子的束縛有著深刻的體會，從溆浦縣立女校校歌可以看出她的女性視角“美哉!盧峰之下溆水濱，我校巍巍矗立當其前。看，現在已是男女平等。天然淘汰，觸目驚心!愿同學作好準備，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辦女校還是遇到很多困難的，況且通過教育也改變不了當時的社會。就在溆浦女校困難日增的時候，毛澤東和蔡和森在長沙成立了新民學會，蔡和森當時負責去北京組織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向警予聽到此事后，當年冬天就赴京聯系女子赴法勤工儉學的事情。

　　向警這予到北京的時候恰巧是1919年，大家都知道這一年發生的一件大事情。5月的時候她帶著溆浦女校學生參加了支援“五四”運動的游行，并在烈日下發表演說，帶頭燒毀日貨。在9月的時候終于找到了組織，加入新民學會。

　　一個人的成長過程總是曲折的。在向警予轉向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新民學會是一個關鍵的時期，新民學會使“長沙城的先進知識分子和進步青年第一次在一個團體里組織起來”。

　　赴法勤工儉學不僅使向警予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還收獲了愛情。“1920年1月15日，在赴法的輪船上，經與蔡和森多次談話，開始拋棄教育救國思想，傾向共產主義，同時與蔡和森發生戀愛。”婚后，向警予在給陶毅、任培道的信中寫道：“妹與蔡君已有戀愛結合”。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也是這樣強調的。由于向蔡二人在戀愛過程中經常交換詩作，互相勉勵，共同向上。后來便把這些詩篇結成集子在法國出版，題為《向上同盟》。所以大家都把他倆的結合稱為“向蔡同盟”。1920年11月，毛澤東在給羅學瓚的信中說：

　　“我聽得‘向蔡同盟’的事，為之一喜，向蔡已經打破了‘怕’，實行不要婚姻，我想我們正好奉向蔡做首領”。在這里，所謂“不要婚姻”，就是不要建筑在封建的，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的婚姻制度。就在這封信里，毛澤東同志寫道。“以資本主義做基礎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絕對要不得的事，在理論上是以法律保護最不合理的強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戀愛，在事實上，天下無數男女的怨聲，乃均發現于這種婚姻制度的下面。”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既是對舊的婚姻制度的有力批判，也是對實行自由戀愛結合的“向蔡同盟”的熱情贊頌。在法國的日子里使向警予更加堅定的信仰共產主義。

　　當時的中國婦女運動還處于萌芽期，部分知識婦女熱心于參政及女權運動，各地有女子參政協會、女權同盟會的組織。她們的主要目的是在取得女子參政權及在國會制定憲法時，在憲法上取得一切男女平等的權力。可是這些婦女團體總是軟弱無力，沒有群眾，只有幾人幾十個人開開會，發發通電，上上請愿書。向警予那篇著名的《女子解放與改造的商榷》就明確指出婦女運動不能專注于一小部分中國女子身上，而是要把占大多數的勞動婦女發動起來，這就給當時的婦女運動灌輸了嶄新的思想，從而突破了當時資產階級婦女運動的藩籬，給當時的婦女運動指明了方向。

　　向警予因為在法國經常發起運動，制造大新聞，比如發起要“生存權、求學權”的”二二八”運動，要不就帶領學生把里昂中法大學占領了，結果他們被法國人趕回了中國。不過他們也在多次的斗爭經歷中鍛煉成長了。

　　在法國就關注婦女運動的她在回國后的第一年就入了黨，二大的時候還擔任了中共中央婦女部首任部長。“知識婦女和勞動婦女相結合，才能使婦女運動成為群眾運動。”這是向警予在做婦女工作時一直堅持的宗旨。

　　婦女因為家庭寒苦，喪失了父與夫的靠山，在環境逼迫下不得不跳出經濟的附屬地位而與無產階級男子一樣賣力生活。

　　向警予首先認為女權運動的本意在于免除性的壓迫，發展男女平等的本能，爭回婦女應有的人權，說到底，是為全體婦女爭取普遍的權力、普遍的地位，而不是只為少數人爭取權力和地位，更不是性的戰爭。不把大多數勞動婦女發動起來，婦女就不能獲得解放。

　　向警予在思想上對女權運動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但是她卻很講究領導藝術，堅持又聯合又斗爭的策略。在她參與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中提出“黨在指導這一運動中，必須注意：第一不要將此運動視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們的運動。第二，階級主義色彩不要太重太濃，致使有些階層的婦女望而生畏。”

　　當時城市女工在帝國主義和資本家壓迫下，受苦最深。向警予要求青年學生利用一切機會創辦工人夜校，不僅給工人文化上的幫助，更重要的是講解政治時事。中國共產黨在召開一大以后，便以組織工人運動為中心，領導和發動的全國工人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在這個高潮中大量女工參加了罷工斗爭。占婦女中大多數的勞動婦女因為“大工業的發展把她們成千整萬的聚在一塊，使他們天然的易于組織和戰斗”。據1922年統計，女工罷工的次數達18次，參加罷工的工廠60多個，罷工人數3萬多人。

　　“如果沒有一批極其優秀的革命家作為堅實的核心，這場革命就不會發生;這批革命家對于思想和行動兩方面都擅長。他們是學生這塊面團中的酵母。可是等到面包烤熟的時候，面團和酵母就分不開了。發酵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在風起云涌的罷工斗爭背后，向警予和上海的學生們默默的起到了發酵作用。當時除開辦女工夜校外，她們還用社會上慣用的結拜姊妹、交朋友的方式進行個別串連，逐步提高其覺悟，幫助她們建立自己的工會組織，適時地把女工運動從經濟斗爭引向政治斗爭。向警予還經常到上海的浦東、楊樹浦、小沙渡工廠區的絲廠、煙廠去，與女工群眾個別交談，到女工家里訪問，深入發動女工群眾投入斗爭。在向警予的影響下，當時一批知識婦女和學生深入到了工廠中開展婦女運動，在婦女運動和中國的革命事業中充分發揮了她們的歷史作用。

　　工人運動靠一個向警予是不夠的。李立三在《悼向警予同志》一文中寫到：

　　向警予“特別關心群眾的干部，經常去她們家里和她們談話，向她們解釋各種問題，幫助她們解決各種困難，她的態度沉靜而和藹，她的言辭誠懇而親切，她的生活簡單而樸實，隨時都使人感動和敬愛。就在她這種循循善誘的精神下，幫助黨教育了許多很好的婦女干部。她不僅去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婦女干部學校——平民女校上課;經常到為黨培養干部的上海大學作女生工作，從中選拔婦女運動的人才，而且動員知識婦女到女工中去，組織上海大學及其他大、中學校的女學生，在幾十所學校里辦起了附設的女工夜校，從中培養婦女千部。

　　比如楊樹浦女工夜校就是張琴秋根據向警予的指示創辦的。當時經常來上課的女工有二三百人，后來她們便在夜校女工中發展了黨員。據李一純回憶：她是1924年春到上海的。白天在黨的機關工作，晚上到女工夜校教課。上課的內容是：

　　教女工們識字，講革命道理，宣傳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情形以及工人運動等常識，也講些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問題。女工夜校是不定期的，變化很大，有時機關搬家就去不成，或者由于那個地方已不再合適，也就不能去，女工也有種種原因缺課不來，流動性較大。但總的來講，“女工夜校是教育、發動女工走向革命的好場所。”

　　不少女工夜校的學員在大革命中積極投入反帝反軍閥斗爭，有的加入黨的組織，成為黨的婦女干部。

　　據張琴秋回憶：

　　有一次，煙廠召開職工代表會，討論怎樣堅持罷工等問題，警予同志帶我去參加會議，把我介紹給到會的職工代表，當時代表們就鼓掌歡迎我講話，我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場面，非常膽怯，窘得滿臉通紅，不知如何是好。她鼓勵我說：“不要緊的!工人代表都是我們的朋友，即使說錯了也不要緊。”我真的硬著頭皮上去講了幾分鐘的話，下來以后，竟是滿身大汗;警予同志看見我這種緊張的樣子，安慰我說：“一個革命者，就要在群眾中鍛煉自己，以后有了經驗就會好的。”從此，她不斷與工人接近，在女工工作中，實際工作能力大大提高。

　　正如蔡暢所說：

　　“在向警予從事婦女工作之前，中國并沒有真正的婦女運動組織。”向警予對中國婦女運動的發展所作出的開創性貢獻，由此可見一斑。毛澤東贊譽她為“模范婦女領袖”。

　　1928年3月，由于叛徒的出賣，化名易夏氏的向警予在漢口法租界被捕。在獄中，敵人對向警予用了3次大刑，卻沒有得到一點口供，不得不讓叛徒前來指認。向警予怒斥叛徒，堅定地表示：“我為黨的事業而死，無上光榮!”無計可施的敵人決定對向警予下毒手，在五一國際勞動節這天，將她押赴刑場。面對沿途的群眾，向警予高唱《國際歌》，并用激昂的聲音表達心聲：“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向警予，為工農勞苦大眾的解放不惜流血犧牲。”“革命者是殺不完的，反動派的日子不會太長了!”

　　5月1日，國民黨反動派在這個全世界勞動人民的節日殺害了這位工人運動領袖。

　　向警予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為窮苦之人爭取幸福的偉大事業。面對昏暗的世道和作威作福的統治階級，他們愿意與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站在一起，為全民族和全人類解放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每個階級都有它的節日，工人階級的節日是五一勞動節。它在群花盛開的春天，象征著工人階級的未來。我們也以此紀念90年前犧牲的向警予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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