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

　　今天（4月22日）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列寧的148周年誕辰。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人物，激流網特別選編列寧創辦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的部分供大家學習。

　　1894年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領導了彼得堡馬克思主義工人小組，并經常給工人小組上課。隨后他又領導了彼得堡工人運動領導中心小組。他同扎波羅熱茨和斯塔爾科夫一起為工人小組制訂一個學習大綱，從此工人小組的活動開展得更加深入，更加切合實際了。在彼得堡區，在瓦西里島，在維堡區和在科爾皮諾鎮組織了幾個工人小組，要求派一些知識分子到這些小組去做報告，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化名尼古拉·彼得羅維奇）當時是公認的中心小組最出色的演說家。瓦西里島的工人小組請他去那里作報告。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給各工人小組作報告的特點是：嚴肅、明確、周密，并且他的話好像是不容反駁的。參加會議的人都注意地聽著他講。

　　弗拉基米爾常常向工人們提出各種問題，如他們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工作?廠里工人的政治態度如何?他們能不能接受社會主義思想?工人們最關心的是什么?他們在讀些什幺書?等等。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了解這些情況后，使自己講演更有針對性。他向工人們講解了他們還不了解的自己的權益。那時工人們還不會利用能夠利用的東西，他們不知道如果他們能夠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他們身上就會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足以摧毀妨礙他們得到美好未來的一切障礙，如果掌握了知識，他們就能獨立自主地改善自己的處境，使自己擺脫奴隸狀態等等。弗拉基米爾每次演講的時間大約兩個小時，但聽眾并不吃力，因為他把工人們原來不懂的東西都講清楚了。把他的講話同別的知識分子的講話比較一下，就能明顯地看出，他的講話別具一格，與眾不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每周一次到工人小組中去。有的小組路很遠，他也常去。他還經常主持中心小組會議，把當宣傳員的知識分子分配到各小組去，向他們介紹這些小組的情況，告訴他們要講些什么。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除了與民粹派、“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斗爭之外，還必須同“經濟派”作斗爭。“經濟派”這個派別否定工人進行政治斗爭的必要性，反對在工人群眾中間進行政治斗爭的鼓動工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與此相反，他是要使工人們產生維護自己尊嚴的愿望，使他們認識到只有聯合和團結起來才能找到出路，認識到應當促進這種團結，而聯合只能基于直接的可以看得到的需要的要求之上才有可能，這首先就是要反抗來自工廠主方面的壓迫。例如號召他們起來反對過長的工作時間，反對用種種欺騙手段削減工資，號召他們要求在午膳時間供應開水，要求在星期六提前下班以便去洗澡，要求廢除不合理的罰款，解雇盛氣凌人的工頭等等。這些號召是最無知、最不開展的工人都能理解的。當他們在這些日常需要的要求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時，就學會了和衷共濟、堅決一致地為保衛共同利益而斗爭，這一斗爭的成功則使他們感覺到自己的力量而更加團結起來。頭幾次罷工的成功——提出的要求越低、越合理，就越容易得到滿足，就能鼓舞并推動他們前進，這比任何鼓動更有力。生活條件獲得改善也使他們有更大的可能和更多的機會從事學習，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因此，所有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在接近工人群眾時，都是從經濟要求出發的。弗拉基米爾草擬的傳單，也是指明了這個或那個工廠工人們提出的最迫切的要求，因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果用和平手段無法使工廠主答應滿足工人的要求時，就提議舉行罷工。一個企業罷工的勝利往往促使其他企業也采用這種斗爭方式。那時是從人數不多的小組學習過渡到群眾工作的時期，即從宣傳過渡到鼓動的時期。弗拉基米爾積極主張進行這種過渡。對宣傳和鼓動之間的區別，普列漢諾夫說得最清楚，他說：“宣傳是給予一小群人許多觀念，鼓動則是給予群眾一個觀念。”弗拉基米爾認為，最初接近極不開展的工人，應當從他們切身的經濟要求入手，這是必要的，但是，這只能限于開始的階段，至于政治覺悟，則應當從第一次談話和散發第一批傳單起就加以提高。

　　1895年列寧因參加“圣彼得堡為解放工人階級而斗爭”團體被捕后的警察局照片。

　　文化程度很低而又不開展的工人，把沙皇看作是第二個上帝，如果馬上跟他們談反對沙皇和現存制度，那只能馬上把他們嚇跑。但是，弗拉基米爾看出，整個日常生活是同政治交織在一起的，警察和憲兵作威作福，在工人同工廠主發生任何沖突時，他們必然為工廠主撐腰，當權者也是這樣。因此，在傳單和文章中每次都要提到這一點，要指出當地警察和憲兵扮演的角色，這樣，已經逐漸引導的政治思想就會深入下去。弗拉基米爾在“新勞工法”剛剛公布時，就指出它有多少是為工人說話，有多少是為廠主說話的，指出俄國的立法是什么，維護誰的利益，這樣的政治宣傳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覺悟。

　　1895年2月，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和格·馬·克爾日札諾夫斯基、雅·馬·利亞霍夫斯基、葉·伊·斯龐蒂、季·莫·柯培爾宗等人分別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輔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維爾諾社會民主主義小組在彼得堡召開會議，討論由原來在小范圍的小組中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變為群眾性的政治鼓動的問題，以及為工人出版通俗讀物的同題。維爾諾和莫斯科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建議只進行經鼓動，他們認為，俄國工人階級接受政治口號的條件尚未成熟。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反對這種機會主義的主張，提出并論證了把經濟鼓動和政治鼓動結合起來的口號。

　　1894年秋天，彼得堡的警察密探機構在更大范圍內同“令人頭痛”的“秘密傳單”打交道。這些傳單盡管是用極簡單的膠印機印成的，但它們正式從這個時侯起，十分引人注目地在彼得堡的主要工廠里傳播開來。沙皇政府在工人爭取純經濟福利的斗爭道路上設置了重重障礙，而宣傳鼓動中的政治口號正是針對這種情況提出來的。飛行集會，定期舉行的五一集會，以及建立常設的寫作機構，這些都是在實現鼓動口號所提出的任務時自然而然地會出現的事物。當然，革命者同老奸巨猾的警察機構所進行的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戰斗。弗拉基米爾提出了進行鼓動的倡議，推動小組成員過渡到同工人群眾建立更廣泛的聯系，在這方面可能會招致更大的危險。弗拉基米爾要求在私人交往中避免知識分子常犯的那種自由散漫的毛病。有些人常常你來我往，并不是有正經事要辦，而只不過是為了“開懷暢談”一番，保密的方法也極為幼稚。當時的秘密活動是相當原始的，有的人只是由于私人友誼才聯系在一起的。為了謹慎起見，小組成員都起了外號：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叫“尼古拉·彼得羅維奇”，瓦·瓦·斯塔爾科夫叫“捷姆利亞尼卡”(維維)，扎波羅熱茨叫“古楚爾”(古楚爾人)，格·馬·克爾日札諾夫斯基叫”蘇斯利克“(黃鼠)，瓦涅也夫叫“米寧”(地雷)，米·亞·西爾文叫“波札爾斯基”(烈火)等等。憲兵始終沒有弄清楚這些外號的真相。

　　列寧與“圣彼得堡為解放工人階級而斗爭”團體的成員在一起，1897年。

　　1895年過渡到“鼓動”階段，組織擴大了，除了老同志的中心組之外，還發展了龐大的外圍組織，即由宣傳員、技術員、秘密書刊的保管員和傳遞員、聯絡員等組成的幾個附屬小組。弗拉基米爾提出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將組織成員按區分組;第二，嚴格劃分每個成員的職責和在黨內應盡的義務;第三，停止一切不必要的相互往來;第四，任何私人通信都要減少到最低限度。因為喜歡寫信的人，特別是喜歡往外省寄信的人，往往會情不自禁地用各種方法或明或暗地提到老相識，提到革命組織發展情況等等。弗拉基米爾還不斷擴大自己和小組中的工作，他注意組織的成長，逐漸改組了組織，分出了中心工作組和寫作組，并按區建立了分組。

　　弗拉基米爾按遵守現行法律為依據開展鼓動工作的精神，寫了《對工廠工人罰款法的解釋》的小冊子，由民意社印刷。警察的監視加強了，伊里奇打算出國，以便同瑞士的俄國政治流亡者組織——“勞動解放社”建立更為密切的聯系，并為經常供應國內通俗的秘密書刊進行活動。復活節那天，同志們聚集在皇村西爾文的住宅，弗拉基米爾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制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計劃，并給同志們分配了在他萬一被捕的情況下應該分擔的任務。

　　1895年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患肺炎，他以治病為由領取了出國護照，首先到了瑞士，在日內瓦拜訪了“勞動解放社”領導人普列漢諾夫，在蘇黎世拜訪了阿克雪里羅得。

　　普列漢諾夫和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捷依奇、伊格納托等人于1883年9月在瑞士日內瓦成立了“勞動解放社”。他們規定“勞動解放社”有兩項主要任務：一、把馬克思、恩格斯學派的最重要的著作以及適合不同修養程度的讀者的原著譯成俄文，用這種辦法傳播科學社會主義思想，二、批判在俄國革命者中間占統治地位的學說，并且從科學社會主義和俄國勞動居民的利益的觀點來解釋俄國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勞動解放社”的建立，成了在國外翻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思著作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它把許多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譯成俄文出版并運回國內發行。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和阿克雪里羅得在離蘇黎世不遠的阿佛爾泰爾村住了一個星期，他們約定建立經常的聯系，并在國外出版《工作者》文集。隨后他從瑞士去法國，在巴黎拜訪了法國工人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著名活動家、馬克思的女婿保·拉法格夫婦。爾后她又到了德國，在柏林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活動家建立了廣泛的聯系，他帶著普列漢諾夫的信拜訪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戰友和學生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之一威·李卜克內西。1895年9月19日，弗拉基米爾把在國外弄到的違禁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放在一只有夾層的皮箱里帶回國。他本來考慮到警察對他的監視特別嚴密，不打算攜帶違禁書籍，但是他到底還是忍耐不住，因為誘惑力太大了，于是就把一批秘密書刊帶了回來。夾層皮箱是在國外臨時定做的，做得精巧而又細致。但是這種攜帶秘密書刊的方法，是警察非常熟悉的。唯一的希望是警察不檢查箱子。可是不巧，在海關檢查時，弗拉基米爾攜帶的箱子被翻得底朝天，不僅如此，他們還在箱子底部拍拍打打。有經驗的海關官員能夠用這種方法斷定是否有夾層。弗拉基米爾認為已經完了，要出事了。但是結果卻順利地把他放行了。

　　但是，警察司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出國之前，已經注意他了。他在國外期間，警察司將他列為屬于社會民主主義組織的嫌疑分子的名單，還把他排在第一名，在這個名單上注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同阿·亞·和瓦·亞·瓦涅也夫兄弟、瓦·瓦·斯塔爾科夫、季·巴·和索·巴，涅甫佐羅娃姊妹、維·弗·西比廖娃等人一起，領導著在工人中間進行革命宣傳的小組。并因該小組的需要，為取得各種革命聯系，于5月7日出國。

　　弗拉基米爾對這次旅行感到非常滿意，他同著名的革命家和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建立了十分親密友好的關系，同阿克雪里羅得結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回國后，毅然決然地走上了建立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道路。

　　弗拉基米爾回國后先來到莫斯科的家里，和親人們談了許多有關旅行和會談的情況，他顯得特別滿意和活躍，甚至可以說是興高采烈。

　　彼得堡的同志們急切地等待著他回來，這個象水銀一樣不停地活動著的“老頭”終于回來了。他向同志們生動地講述了他怎樣同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和查蘇利奇相識，他們給他留下了什么樣的印象。然而，弗拉基米爾給普列漢諾夫留下更為深刻的印象，普列漢諾夫對別人說，在他多年僑居國外的時期，有許多俄國人到他那里去過，可是，他還沒有對任何人象對年輕的烏里揚諾夫那樣寄托過這么大的希望。他認為他有驚人的學識、完備的革命世界觀和用之不盡的精力。弗拉基米爾這次出國之后，使國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小組與國外的“勞動解放社”建立了直接的聯系。他借助這種聯系，立即著手擴大國內的組織，同下新城、莫斯科、伊萬諾沃一沃茲涅先斯克、維克諾和幾個伏爾加河流域城市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小組的聯系更加密切，并同他們商定了關于支持在國外出版《工作者》叢刊的問題。

　　這時，馬爾托夫來到彼得堡。馬爾托夫有一批人，他們在國境線上有可靠的關系，此外，他們還有一部打字機和一部油印機，這對小組來說太有用了，對印傳單極為重要。弗拉基米爾主張把在彼得堡的所有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小組聯合起來，建立“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利用有生力量的大量補充，以及與民意社取得協議，創辦“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的機關刊物《工人事業報》。為了這件事組織了兩次會議，一次稱之為“立憲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了與馬爾托夫小組進行合并，建立一個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馬爾托夫、克爾日札諾夫斯基、斯塔爾科夫、瓦涅也夫組成的核心組織，并整頓了基層組織。另一次會議成立了《工人事業報》編輯部，弗拉基米爾以《工人事業報》編輯部的身份給同志們朗讀了第一號的全部稿件。在這一號《工人事業報》上，有弗拉基米爾寫的四篇文章，一篇是一般政治性內容的社論，一篇是《1895年雅羅斯拉夫里的罷工》，一篇是悼念弗·恩格斯逝世的文章，還有一篇是評論杜爾諾沃通令的文章——《我們的大臣們在想些什么?》

　　警察司對弗拉基米爾進行了嚴密的監視。弗拉基米爾覺察出了密探在監視他。有一次，一個密探死死地盯住他，他怎么也甩不掉這條尾巴。弗拉基米爾不斷注視著這個尾隨者的蹤跡。當他發現密探躲在一幢房子的深深的門洞里，于是就迅速地繞過大門，跑進了這幢房子的入口處，坐在看門人的圈椅里。在那里別人看不見他，而他透過玻璃窗卻什么都看得見。他從那里得意地看著那個盯梢的人怎樣從躲著的地方跳出來，并因丟掉了他而東奔西竄。弗拉基米爾看著他那副狼狽相，心里好一陣高興。有個從樓梯上走下來的人，看到弗拉基水爾坐在看門人的圈椅里捧腹大笑的樣子，大為驚奇。

　　弗拉基米爾有時能夠機敏地擺脫跟蹤，但是那些看院子的門警和一群群密探終于偵察到他和他的同志們的行蹤。因為他們要三三兩兩地進行活動，要在秘密會議上碰頭，難免帶上了尾巴。他們還要常常走訪工人住宅，這些地方又是受到注意和監視的，他們要領取和傳送秘密書刊，起草，翻印和散發傳單等等。后來發現，除了街頭的密探外，還有冒充“自已人”混進小組來的奸細。有個牙科醫生米哈伊洛夫就是一個奸細，他打聽到了各小組的情報。警察局還派奸細到工人小組中去，工人容易受騙上當。

　　弗拉基米爾意料到自己可能被捕，當姐姐安娜到彼得堡看他時，他告訴姐姐說，萬一他被捕了，不要讓母親到彼得堡來為他奔走，這對母親來說是痛苦的，因為這會使她回想起為薩沙奔走的情景。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