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熊向暉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老共產黨員，長期從事我黨的地下工作，解放后在外交戰線上擔任要職，20世紀80年代，他被派到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中信集團(原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擔任副董事長、黨組書記。

　　熊向暉在晚年撰寫了大量回憶文章，以科學嚴謹的態度，生動詳實地記載了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的領導下，從事地下情報工作和外交工作的豐富經歷。這些鮮為人知的史實，讓我們了解到解放前革命斗爭時期地下情報工作和解放后外交戰線許多重大事件的真實背景，同時領略到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作風和斗爭藝術。本文是熊向暉同志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之約，為紀念周恩來逝世15周年而撰寫的。1991年1月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全文連載。1月8日，《人民日報》選登了部分片斷，題為《周總理的魅力》。此文發表后，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好評如潮，是非常寶貴的史料。后來，作者又作了若干修改。為紀念熊向暉同志對中國革命以及對中信集團的貢獻，中信出版社征得熊向暉家人的同意，將在他誕辰100周年之前，出版他的著作《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修訂本)，此文是其中一部分，本刊進行了摘編整理。】

到胡宗南部隊“服務”

　　1936年12月，我在清華大學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6月，一二·九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清華共產黨組織的負責人蔣南翔囑我回家探親，相機了解社會動態。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同南翔失去聯系。12月13日，南京淪陷。幾天后，清華女同學郭見恩同我接上黨的關系。她說：“上級指定你不要暴露黨員面目，報名參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到國民黨第一軍胡宗南部‘服務’。”

　　戰地服務團中20余名大學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運動的積極分子，包括清華學生會主席洪同、北大學生會主席陳忠經。陳忠經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對外文化聯絡局代局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該團的組成引起社會重視。胡宗南自江蘇前線來電歡迎，還派來一位姓陳的親信當指導員。他說：胡先生年過四十，尚未結婚，一心效忠黨國，效忠領袖，是蔣委員長的左膀右臂。這次統率“天下第一軍”參加淞滬抗戰，堅守數月。我想起1936年初，《大公報》連載名記者范長江寫的長篇通訊《中國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圖書館查閱，找出這一段：“胡宗南氏，他的生活情形，據天水一帶的民眾和朋友談起，頗有點特別，這次特別去拜訪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廟，門窗不全，正擋著西北風，屋子里沒有火爐，他又不睡熱炕，身上還穿的單衣單褲，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臉額耳，都已凍成無數的瘡傷，而談話卻津津有味。我問他：‘人生究竟為的什么?’他笑著避開了這個問題沒有答復，卻滔滔不絕地談起他的部下，某個排長如何，某個士兵又如何，這樣的態度倒使人有點茫然了。”——這引起我的興趣，想會會這個“有點奇怪”的人。經過幾天準備，服務團從長沙乘火車去武昌。

　　首次聆聽周恩來的教導

　　在服務團駐地——武昌師范學校，我看到一張布告：武漢大學抗戰問題研究會請周恩來演講，時間是12月31日上午9時。我對周恩來心儀已久。31日晨，我趕到珞珈山，武漢大學禮堂已座無虛席，我擠站在墻邊。有人指揮齊唱《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不一會兒，周恩來由會議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臺。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精神奕奕，微笑著向起立鼓掌的聽眾揮手。

　　周恩來演講的題目是“現階段青年運動的性質和任務”。他的英姿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睛，他的發人深省的講話獲得陣陣掌聲。當他講道：“戰爭了，我們再不能安心求學了……”臺下報以熱烈掌聲。當他講道：“今天的青年不僅要問，怎樣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而且要問，在抗戰的勝利取得后，怎樣改造中國?”掌聲更熱烈。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到軍隊里去”，“第二，到戰地服務去”，“第三，到鄉村中去”，“第四，到被敵人占領了的地方去”。臨結束時，他發出鏗鏘有力的號召：“青年朋友們，努力去爭取抗戰的最后的勝利，努力去爭取獨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國的來臨!”會議主持者把周恩來講的最后兩句話作為口號，帶領大家高呼，希望大家牢記。他解釋說：第一句是我們當前的任務，第二句是我們未來的目標;兩句合起來，就是我們終生奮斗的綱領。他說：現在到哪里去，請大家自己考慮。這時，臺下許多人高喊：去延安!去八路軍!當晚，陳指導員向全團宣布一項“軍事機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傳見”。

　　胡宗南察言觀色

　　胡宗南分別接見服務團人員。我和同批被接見的人走進會客室。胡宗南手執名冊，依次點名，不論男女都稱“先生”。被點名的人都站起來，說聲“有”。胡宗南接著提出三或四個問題;我們回答時，他注意聽和看。他問完，在名冊上劃了什么，再點下一個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觀色”。我發現他對所有人都問一句“為什么到本軍來?”我萌生一個念頭，想使這個“有點奇怪”的人感到奇怪。

　　當胡宗南點到我的名字時，我故意違例，坐而不立，只舉起右手，說聲“我就是”。胡瞪眼瞧著我，問：貴庚?我說：再過3個月零4天滿19周歲。他問：熊先生為什么到本軍來?我說：參加革命。胡宗南一怔，問：熊先生來本軍是為了參加革命?

　　我說：孫中山先生遺囑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貴軍是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到貴軍來當然是參加革命。胡似笑非笑，問：怎樣才是革命?我說：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務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現在，“驅逐韃虜”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他問：不愿抗日、反對抗日的算什么?我說：積極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極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對抗日的是反革命。我話音剛落，胡突然加快語氣，緊接著問：對反革命怎么辦?我脫口而出：“殺。”胡盯著我看了一會兒，在名冊上劃了什么，再點下一個人的名。回到駐地，唐副官來接我，說胡先生約我去個別談話，并說只約了我。他告訴我，胡宗南在每個人的名字上都劃了圈，大多數劃一個圈，少數劃兩個圈，至多三個圈，“唯獨在熊先生的名字上劃了四個圈”。

　　個別談話時，胡宗南用輕描淡寫的方式對我進行政治盤查。他問：北平學生為何“鬧學潮”，反政府?我說：不是“學潮”，是學生愛國運動。我參加的愛國運動不是反政府，而是擁護政府反對日寇侵略，反對華北自治。愛國學生的要求遠不及蔣委員長去年7月提出的“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他又問共產黨對學生的影響大不大?我說：我不清楚。我知道清華學生都來自中上之家，被認為是“天之驕子”，埋頭讀書，還可出國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漢奸橫行，感到憤慨，不愿做冷血動物。課余參加愛國運動，出于自覺自愿。現在投筆從戎，到貴軍參加革命，決心上前線，灑熱血，拋頭顱，更是自覺自愿。胡同我握手，轉而問我家庭情況。我說：我家祖籍安徽，現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長，家母操持家務。他說：明天中午我專程請令尊來便餐，請轉達令尊，務必光臨。

　　父親本來反對我棄學從軍，他應邀同胡宗南餐敘后改變了態度。他告訴我：胡軍長對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識超群。胡軍長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給他，他向我保證，一定把你培養成棟梁之材。

　　周恩來下閑棋，布冷子

　　這天晚上，我從武昌乘渡輪到漢口，找到八路軍辦事處。恰好是清華同學于光遠值班，周恩來有事外出，董必武同志接見了我。我向董老匯報了上述情況，董老高興地說：這似乎都是巧合，其實基本上符合恩來同志的預想。董老說：恩來熟悉國民黨，熟悉胡宗南，胡宗南在黃埔軍校時接近共產黨員，后來緊跟蔣介石，成為黃埔系的首腦，他和非黃埔系的陳誠是蔣介石最信賴的人。恩來在陜北同斯諾講過，說胡宗南是蔣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揮官，比陳誠出色，內心愛國，傾向抗日。1936年9月，恩來親筆寫信給胡宗南，說他在黃埔為先進，以剿共成名，相信他決非勇于內戰，怯于對外，勸他促蔣抗日，希望他成為民族英雄。西安事變期間，宋子文到西安同恩來、張學良、楊虎城談改組政府問題，內定由胡宗南接替親日派何應欽當軍政部長。雖未實現，但可說明胡宗南是幾個方面都看重的人。他在淞滬抗戰中表現不錯，由于蔣介石的戰略錯誤，傷亡很大，現正擴充部隊，延攬人才，他仍將是蔣介石的重要支柱。

　　董老說：恩來聽說長沙組織去胡宗南部的服務團，立即要蔣南翔推薦一位秘密黨員報名參加。針對胡宗南的特點，恩來提出幾條，要出身名門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紀較輕，儀表不俗，公開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談舉止有愛國進步青年的氣質，知識面較廣，記憶力較強，看過一些介紹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書籍和孫中山的著作，肯動腦子，比較細心，能隨機應變。南翔推薦了你。恩來和我認為合適。董老接著說：胡宗南一見面就對你產生好印象，證明恩來的設想完全正確。他要“培養”你，你應接受。董老還說：從胡宗南對你的談話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積極性，不放棄孫中山國民革命的旗幟，也可看出他對共產黨有戒心。

　　董老說：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現階段的大局、全局。我們從多方面推動、幫助國民黨抗日。至于我們這一愿望能否實現，蔣介石、胡宗南在抗戰中會不會反共，還難以斷言。恩來經驗豐富，主張未雨綢繆，后發制人，先走一步，現在就著手下閑棋，布冷子。你就是恩來籌劃的閑棋冷子。如果一直閑著冷著，于大局全局無損;如果不閑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這是一項特殊任務，具體要求須根據情況發展再定。

　　董老說：恩來要你特別注意三點：

　　第一，不要急于找黨。現只有恩來、南翔和我知道你負有特殊任務。我們將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駐地，設法找你聯系。這需要一段時間，不論多久，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著急。在取得聯系前，你絕不要離開胡宗南部隊，而應圍繞這一特殊任務，獨立決定問題，同你取得聯系后，也許不需要你了，或者你不可能發揮特殊作用，你都不要著急，要甘于做閑棋冷子。

　　第二，隱蔽黨員身份。不要發展黨員，不參與服務團的領導工作，保持不左不右、愛國進步的政治面目，準備參加國民黨;要領會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機推動胡宗南繼續抗日、有所進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蘿卜，白皮紅心。即使受到進步朋友的誤解咒罵，也不要認為丟臉，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韌性。

　　第三，在國民黨里，對人可以略驕，寧亢勿卑，卑就被人輕視，難以有所作為，但也不宜過亢。國民黨情況復雜，要適應環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論何時何地，處事絕不可驕，驕就會麻痹大意出問題，必須謹慎。謹慎不是畏縮。革命者應有勇氣，又不可魯莽。這就要發揚你肯用腦子、比較細心的長處，敢于和善于隨機應變。

　　董老說：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較好的開端，但不要設想一帆風順。你去的地方可能變成龍潭虎穴。恩來和我送你八個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胡宗南委任我當他的機要秘書

　　1938年5月初，胡宗南約我單獨談話。他說：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養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軍人，成為黃埔大家庭的一員。他讓我第二天和他同車去西安，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學習。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前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由蔣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學生都屬“黃埔系”。我是第七分校首批學生，按黃埔軍校序列，算作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這樣我就成了“革命軍人”和“黃埔大家庭的一員”，無意中履行了周恩來在武漢大學演講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規的軍事訓練”，并集體參加了國民黨。

　　1939年3月，我在軍校學習期滿，胡宗南找我談話，表示滿意。他說：現在的局面比過去大得多，他需要一個既懂軍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黃埔大家庭”里選定了我，委派我擔任他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我就成了胡宗南的親信助手。除處理文電和日常事務外，還有一項被胡宗南認為別人不能代替的工作——為他起草講話稿。胡宗南經常到他主辦的軍政院校和所屬部隊作“精神講話”。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盡是豪言壯語，最合他的口味。

開始執行特殊任務

　　193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辦公，門衛報告，有客要見。我出來迎，來人竟是許立群，他1936年入清華大學歷史系，1937年2月我在清華介紹他入黨，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我陪他走上附近的城墻，在寒風中長談。他說，他從重慶去延安，蔣南翔在重慶工作，讓他路過西安時找我。我談了自己的情況，著重告訴他，胡宗南抗日積極，傾向進步，對我很信任，有時還同我一起學習唯物論、辯證法。1941年夏，王石堅從延安到西安長住。我不定期地在陳忠經住所同王石堅交談。作為周恩來兩年半前下的閑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閑不冷。因為胡宗南已追隨蔣介石進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務”也隨之明確，那就是：搞情報。周恩來正是我黨情報工作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延安告急時周恩來到達西安

　　1943年7月9日，周恩來、鄧穎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汽車到達西安。當時，延安及整個陜甘寧邊區正處于緊急狀態。

　　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1943年2月，蔣介石親自審定的《對陜北奸區作戰計劃》，指令有關部隊“于現地掩蔽，作攻勢防御”，俟機“轉取攻勢”時，“先迅速收復囊形地帶”，進而“收復陜北地區”。胡宗南按此計劃部署兵力。1943年5月2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公開宣布《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聲言這是為了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便于各國共產黨獨立處理問題。5月26日，中共中央發表決定，完全同意解散共產國際。蔣介石密電胡宗南，稱共產國際解散對共產黨是沉重打擊，命胡宗南乘此良機，閃擊延安，一舉攻占陜甘寧邊區，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動絕對保密。胡宗南預定的進攻日期是7月9日，恰好是周恩來到達西安這一天。我及時將上述情況告知王石堅，他通過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密臺迅報延安。7月4日，朱德明電胡宗南，內稱：“自駕抵洛川，邊境忽呈戰爭景象。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我兄已將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彈糧運輸，絡繹于途，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此抗戰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必致兵連禍結，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而使日寇坐收漁利，陷國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極大妨礙英美蘇各盟邦之作戰任務。”收到這份電報，我送給胡宗南。他看了皺起眉頭，說：“這一手，厲害。接著提出兩個問題：是誰泄的密?這一仗打不打?”我已有思想準備，不改常態地說，應該查明是誰泄密。從朱德的電報看，“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可能由于“彈糧運輸”有所暴露。“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是委座親自掌握的絕密行動，胡先生只讓西安有關人員和參戰部隊師長以上將領知道，絕不會“道路紛傳”。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給共產黨。也許有共產黨間諜混進來。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過多種渠道，將朱德的電報廣為宣傳。胡宗南召集參謀長等有關人員開會，提出“這一仗打不打”的問題。有人主張照打，理由是：委座對“共黨”的研判完全正確，不應坐失良機，加之陜北兵力空虛，正規部隊只有三五九旅一個旅，連年開荒，已失戰力。出動五個軍，可迅速殲敵，完成任務。有人則主張暫緩。胡宗南作結論。他說：委座原定閃擊、偷襲，不料“共黨”采取非正規手段，利用朱德電報大肆張揚……共黨早就宣傳國軍不抗日，只有他們抗日。此時我們進軍陜北，將給共黨口實，損害委座聲譽，美國可能轉而支持共黨。我們只能停止行動，恢復原態勢。他讓參謀長據此起草給蔣介石的電報，他核發時，還參照我的意見，作了些修改。

　　7月7日，蔣介石電復胡宗南，同意。7月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他獲悉周恩來等即將到達西安，準備在小雁塔安排酒會，招待周恩來。他從西安黃埔六期以上將級軍官中選了30人，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對周恩來以師禮相待，制造友好氣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

　　招待酒會于7月10日下午舉行。胡宗南要我乘坐他的專用汽車，代表他去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迎接周恩來。周恩來問我：貴姓?我通報了姓名，他緊握一下我的手，領我向門口走，我輕聲用英語說：請小心，提防被灌醉。車到小雁塔。胡宗南在會場外等候，向周恩來敬禮，陪周恩來進會場。

　　周恩來同胡宗南交談，提出他想了解的問題。王超凡在致歡迎辭時說：在座的黃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歡迎周先生光臨西安。請周先生和我們一起，祝領導全國抗戰的蔣委員長身體健康，請干第一杯。周恩來舉杯起立，他微笑著說：全國抗戰的基礎是國共兩黨的合作。蔣委員長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了表示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誠意，我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愿意為蔣委員長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國民黨黨員，也請各位為毛澤東主席的健康干杯!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不知所措。周恩來舉目四顧，仍然微笑著說：看來各位有為難之處，我不強人所難，這杯敬酒免了罷。他放下酒杯，繼續泰然自若地同胡宗南談話。隔一會兒，十幾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舉杯走向周恩來。其中一位說：我們都知道周先生在黃埔軍校倡導黃埔精神。為了發揚黃埔精神，我們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周恩來風趣地說：我倡導的黃埔精神是什么?誰答得對，我就同誰干杯。她們頓時張口結舌。胡宗南忙說：今天只敘舊誼，不談政治。周恩來繼續和胡宗南談，既談政治，又談軍事。接著，十幾位將軍排成一行，舉杯向周恩來走來。領頭的說：當年我們在黃埔軍校學習，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們有師生之誼。作為周先生的弟子，我們每人向老師敬一杯。周恩來說：胡副長官講，今天不談政治。這位將軍提到我當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談政治，請問胡副長官：這杯酒該喝不該喝?胡宗南說：他們都是軍人，沒有政治頭腦，酒讓他們喝，算是罰酒。他們遵命干杯。不久，又一批夫人走來。有一位說：我們久仰周夫人，我們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對她的敬意，祝她康復，回延安一路順風。我們請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別和我們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婦女，一定會尊重我們的請求。周恩來嚴肅地說：前幾年，延安人民連小米都吃不上。經過自力更生，發展生產，日子比過去好，仍然很艱難。如果讓鄧穎超同志喝這樣好的酒，她會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婦女，也尊重鄧穎超同志的心情。請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們彼此都尊重。他舉茶杯碰她們的酒杯，她們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辭時，周恩來舉杯說：感謝胡副長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總司令7月4日給胡副長官的電報。里頭說，胡副長官已將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今天我問胡副長官，這是怎么回事?胡副長官告訴我，那都是謠傳。胡副長官說，他沒有進攻陜甘寧邊區的意圖，他指揮的部隊不會采取這樣的行動。我聽了很高興，我相信，大家聽了都會很高興。我借這個機會，向胡副長官，向各位將軍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們一起努力，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打敗日本侵略者，收復南京、上海;收復北平、天津;收復東三省;收復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國的山河土地，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獨立、自由、幸福的強大國家!同意的，請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強。說完，他一飲而盡。胡宗南也一飲而盡，所有作陪的人都跟著干了杯。

　　胡宗南陪周恩來走向他的專車，對周恩來說：我讓熊秘書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讓他代表我送周先生。我上車，坐在周恩來的左側。途中，周恩來說：剛才我告訴胡副長官，送他延安出版的書報雜志，到七賢莊就讓他們找一些，請熊秘書等一會兒，順便帶給胡副長官。他朝司機的背影看著，用左手握一下我的右手。我明白，他有話同我談。周恩來同我密談一刻鐘，再次緊握我手，說：這幾年，你辛苦了。我禁不住流淚。他柔聲說：要忍住。我懂得這一語雙關。周恩來看看手表，說：有些事要問你，不能超過一刻鐘。他問：蔣胡會不會進攻邊區?我說：要看全局。1939年蔣介石讓胡宗南移駐西安，鎮守大西北，給他十六字戰略方針：“東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蘇俄，內懾回馬。”重輕次序是東、北、西、內。蘇德戰爭爆發，去年盛世才投蔣，胡部第三集團軍將從甘肅河西進新疆，暫無西顧之憂，其他三方未變。胡宗南想擴軍，但國統區縮小，法幣貶值，兵源、糧源、財源都缺，擴軍辦不到。這次蔣介石利用共產國際解散，想改“制”為“剿”，但不敢明目張膽，命胡宗南偷襲閃擊，計劃已定，大部隊尚未就位。朱總發電揭露，“日寇漁利”“妨礙盟邦”兩句擊中要害，蔣介石、胡宗南只好收兵、否認。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難。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勢所不能，方針仍會回到“制”。

　　周恩來問：胡反共堅決不堅決?我說：胡宗南受蔣介石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對蔣介石效忠、服從。蔣介石抗日，他擁護;蔣介石反共，他追隨。對邊區，他構筑了1300里的封鎖線，盤查甚緊，多方同我們爭奪青年。他同戴笠關系極密，可指揮軍統，并自建特務機構，偵察、破壞我黨。他在西安設勞動營，關押共產黨員、“嫌疑犯”及異己分子，還利用叛徒、托派辦反共刊物。但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年9月1日給他的信，他珍藏著，給我看過，對“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則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為憾”很感慨;他反對降日，痛恨汪精衛之流，仍常函候張學良。他要我起草“精神講話”，著重要求做“革命軍人”，鼓舞抗日斗志，強調民族氣節，反對貪污腐化，反共調子不突出。這次蔣介石命他閃擊邊區，雖事機敗露，他也可蠻干;但他權衡利害，主動請蔣介石準予罷兵。他的兩面性很明顯，既想抗日，又要反共。根據形勢和所負任務，他在軍事上仍將把“東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恩來看看手表，說：前年蔣南翔回延安，我讓他向陳云詳細匯報你的情況，我還要向中央主要領導同志講。你身在虎穴，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講，我只提幾句：對黨要忠誠，對敵要狡猾;有所為，有所不為：抓大不抓小，注意戰略動向，主要著眼保衛黨中央。周恩來又緊握我的手，搖了搖，說：我不送你，勝利后再見。

有驚無險的插曲

　　周恩來命我到南京面談

　　胡宗南回西安不久，蔣介石晉升他為上將，頒發勝利勛章。他興高采烈，對我說，決定保薦我去美國留學，要我做準備。中央主管負責人要陳忠經、申健和我繼續隱匿黨員面目，先去美國留學，回國后的任務屆時再說。

　　1946年4月11日，蔣介石密令胡宗南，決定用5天時間圍殲中原解放軍李先念部，5月4日發起進攻，5月9日結束戰斗。我迅即通知王石堅。后王石堅告我，周恩來先期向馬歇爾、徐永昌揭露這一陰謀，予以制止。王石堅說，周恩來一向重視情報，最善于運用情報。5月18日，胡宗南向蔣介石提出《攻略陜北作戰計劃》，要采取“犁庭掃穴”、直搗延安的閃擊行動。我照例迅告王石堅。過了幾天，我又告王石堅，蔣介石命胡宗南“暫緩”。我同時告王石堅，我定于6月5日乘班機飛南京，洽辦留美手續。5月下旬，王石堅對我說：中央對胡宗南密謀偷襲陜北的計劃很重視，現在到了關鍵時刻，來往電報講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談，有人會到你家，對你說“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來的代號。

　　6月10日上午，童小鵬到家里來找我。童小鵬1930年6月參加紅軍并入黨，長征到達陜北后曾任毛澤東的秘書。1936年西安事變后長期跟隨周恩來負責秘書兼機要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曾任總理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他說胡公找我要我跟他走。他陪我去梅園新村30號——中共代表團駐地。他說，“秘密線上”的人從來不去那里。有一輛小轎車開來，他要我上車后很自然地躺臥后座，用巴拿馬帽蓋著臉。汽車開到代表團會客室前，下車時，我向西看，看見院子里有幾人正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清華同學——宋平，他是山東莒縣人。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任南京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的政治秘書。新中國成立后曾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中共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

　　我走進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的會客室，董老迎上來，一面同我握手，一面說：真是光陰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他告訴我，恩來同志很快就回來。他關上門，拉著我坐在沙發上。他說：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日，我坐馬歇爾的專機去延安，研究東北停戰問題，前天開了一夜的會，一直開到昨天上午去機場。我沒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貼身襯衣的口袋里。我在專機上躺一會兒，一睡就睡得很死。下了飛機，回到梅園新村，發現小本子不見了，肯定是在我睡著的時候顛了出來，溜到馬歇爾專機機艙里。小本子上記了幾件無關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來應該記在腦子里，我一時粗心，寫在小本子上，還寫了一個“熊”，匆匆忙忙下飛機，也沒有注意檢查，造成嚴重事故。我已經打電報報告中央，作了初步檢討，請求處分。

　　我頓時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丟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對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規避，如實報告中央，還作檢討，請求處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領導人之一，竟向我這個普通黨員和盤托出。他的真摯坦誠的態度和偉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動地說：請周副主席放心，這是一件小事，我能夠應付。萬一出問題，也沒有什么了我從宣誓入黨時起就準備隨時犧牲。周恩來莊重地說：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準備隨時犧牲，黨組織不應該讓黨員平白犧牲。這個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擔責任，要盡一切努力來挽救，不能一誤再誤。周恩來說，昨天下午4點多，馬歇爾讓侍從副官來找我，當面送給我一份機密文件。他把一個用厚紙包裝、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給我，打開一看，里面裝的正是我丟掉的小本子。

　　周恩來說，馬歇爾必然讓他的親信把小本子記的內容照了相。這樣，你就暴露了。秘密黨員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對你卻不能采取通常辦法。毛主席說過，你頂幾個師。一下子撤掉幾個師，我下不了這個決心。我和董老反復研究，馬歇爾照了相，會怎么處理?一種可能是，美國現在偏向國民黨，他可能送給國民黨。要送，只會直接送給蔣介石。蔣介石看到后，一定派人抓你，這又會暴露馬歇爾。也有第二種可能，馬歇爾不送給蔣介石，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認為有這種可能性，但必須立足于最壞的情況。

　　周恩來讓我在上海找到不引人注意的合適地方住幾天，找個借口不出門，如發現我家或王石堅處有異常情況，我即到上海馬思南路107號找王炳南，王炳南已作了準備，屆時會把我安全地送到蘇北解放區。如一切正常，就說明馬歇爾未把照的相送給蔣介石，我就可回南京辦留美手續。“失蹤”太久不利，會使人生疑。辦完手續后，還應去西安見胡宗南。董老補充說：恩來同志作了各種設想，同我商量了一個多鐘頭，最后想出這個辦法，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恩來還不放心，問我這會不會有風險?我說他知己知彼，考慮周到，符合實際。周恩來說：既然找你來，就要問你幾個問題。馬歇爾、蔣介石會給我們留下緩沖時間，你在這里吃便飯，我們邊吃邊談，像西方說的那樣進行“工作午餐”。

　　用餐時，周恩來問我：日本投降以來，局部戰爭不斷，你看蔣介石會不會發動全面內戰?我列舉所知的情況，指出蔣介石早就策劃全面內戰，軍事部署已經完成。蔣介石判明蘇聯不會干預，確知美國將給予支持。蔣介石搶東北，奪華北，還都南京后，為鞏固中樞，要向蘇北、中原開刀，發動全面內戰為期不遠，胡宗南進攻陜北將是最后一招。周恩來說，日本一投降，毛主席、黨中央就做了應付全面內戰的準備。蔣介石邀毛主席去重慶會談，你和其他一些同志提供了蔣介石毫無誠意的情報，這和毛主席、黨中央的判斷相符。簽訂《雙十協定》前后，沒有摸清美國的底。我們很了解蔣介石，但不了解美國，我們缺少同美國打交道的經驗，以為美國愿做“和事佬”。我們對美國本質的認識，遠遠不如對蔣介石、國民黨本質的認識那樣清楚。現在看來，美國從抗戰期間的“扶蔣擁共”，轉到日本投降以后的“扶蔣壓共”，又逐漸轉到“扶蔣滅共”。美蔣利用和談掩蓋內戰。我們不主動放棄和談旗幟，同時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已有準備。現在要進一步準備蔣介石在美支持下發動全面內戰以后怎樣打垮他。

　　我想直接回西安，不去美國留學。全面內戰就要開始，胡宗南進攻陜北只是遲早的問題，我留下來還可以繼續起點作用，對黨有利。周恩來說，胡宗南保薦你去美國留學，中央也同意，你怎么好說不去?去美國留學，許多人都求之不得，你不求而得，自愿放棄，不合常情，可能還會引起胡宗南的懷疑。我剛才講，我們對美國了解不多，同美國打交道缺少經驗。現在我們沒有條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國留學，胡宗南代我們“培養”你，得益的是我們。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結局肯定是慘敗。如果戰爭時間長，你回國以后在國民黨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報工作。如果戰爭時間短，你回國以后可以做新中國的外交工作。如果胡宗南主動留下你，你就繼續做現在的工作，但你自己絕不要提出不去美國。當前的問題不是這個，而是怎樣解決我丟了小本子可能帶來的問題，闖過這一關。

　　臨別時，周恩來說，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說過，勝利以后再見。今天我重復一遍，勝利以后再見。董老說，我看不是重復，那次說的勝利是抗日戰爭的勝利，今天說的勝利是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我也說一句：勝利以后再見。

　　照周恩來的指示做

　　照周恩來指示，我在上海躲了十來天，接到諶筱華的信，內寫“王兄康泰，閣府安祥”。這表明一切如常。我回南京辦留美手續，在留美手續辦好后，應該去看看胡宗南。我于10月初飛到西安。胡宗南對我態度未變，但他的境況大變。一方面，李先念率部突圍后，7月初進入陜西，胡宗南派兵堵截圍剿，歷時兩月，以失敗告終;另一方面，蔣介石命胡宗南于7月上旬派主力部隊整編第一軍渡河到山西打通同蒲路北段，遭到解放軍痛擊。9月下旬，胡宗南賴以起家的第一師改成的整編第一旅中伏被殲，旅長黃正成被俘，使胡宗南大大丟臉。我回西安后，胡宗南正焦思苦慮，力圖擺脫困境。10月中旬，他再次向蔣介石提出突襲延安、侵占陜北的作戰計劃。蔣介石又復電暫緩，命他繼續打通同蒲路，攻取長治，與閻錫山的晉軍夾擊劉伯承率領的解放軍。我將這一情況告知王石堅。不久，王石堅對我說，中央對此很重視，延安將進行疏散。11月下旬，胡宗南為我餞行，希望我在美國早點獲得學位。我又回到南京。我以為周恩來給我的“特殊任務”至此告一段落，想不到沒過多久又有下文。

保衛黨中央的情報戰

　　胡宗南：“要比共產黨還革命”

　　1947年1月初，我和諶筱華結婚，證婚人是蔣經國。我和筱華于2月22日去杭州游覽。3月1日近午，一個姓王的保密局特務找我，他說收到毛人鳳密電，胡長官到南京了，急于見我。3月2日晨，到了下關車站，徐處長領我到胡宗南的臨時辦公室。胡宗南一見我就說：推遲三個月。要打延安了。打完這一仗，你再走。2月28日蔣總裁急電胡先生來南京，總裁說，美蘇英法四國外長內定3月10日在莫斯科開會，已經獲得確實情報，馬歇爾、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國問題。總裁當機立斷，命令胡先生直搗共產黨的老巢延安，選在3月10日四國外長開會的這一天發起進攻。總裁訓示，現在剿共，仍要“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胡宗南馬上想到把我請回來。胡宗南說，軍事進攻和政治進攻同時進行，先準備好傳單、布告、宣傳品，著重準備一份告陜北民眾書，提出施政綱領，“要比共產黨還革命”。胡宗南遞給我一個公文包，要我倒鎖房門，根據公文包里的文件，畫一份草圖，中午交給他，供總裁參閱，打開公文包，里面裝著兩份絕密文件，一是蔣介石核準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陜北共軍兵力配置情況，——不用說，我照抄不誤。胡宗南對我畫的草圖表示滿意，他要我著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綱領。他說，不用“收復”、“光復”，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這才是革命的字眼。

　　胡宗南要我隨他回西安后再辦三件事：第一，為他置備一架最好的收音機，他每天要親自收聽延安電臺的廣播;第二，指定幾人專事全文抄收新華社播發的關于陜北戰況的消息和評論，全部送他閱;第三，由我隨帶《水滸》《三國演義》《西游記》《精忠說岳傳》等小說。我問，帶這些干什么?他說，他下達作戰命令后，由軍、師、旅長執行，由幕僚人員監核，他只需等著看捷報。我想起周恩來在梅園新村對我說的話：如果胡宗南主動留下你，你就繼續做現在的工作，你自己絕不要提出不去美國。——盡管胡宗南欲表現出大將風度，但面對蔣介石“又怕又恨又佩服”的周恩來，他畢竟難以匹敵。

　　毛澤東、周恩來事先獲悉蔣、胡進攻延安計劃

　　3月2日晚，胡宗南外出。我倒鎖房門，細閱攻略延安方案抄件。我細閱后記在腦中，將抄件焚毀，余燼投入抽水馬桶沖掉。我找盛文“聊天”。我問他：這次進攻延安，計劃周密，我看很快會成功，為什么胡先生讓我推遲三個月再出國，難道這一仗要打這樣久?盛文苦笑一下，他說，總裁規定這次行動的戰略任務是迅速奪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圍殲滅陜北共軍主力。兩個兵團以優勢兵力鉗形夾擊，迅速奪取延安的任務可以完成。但共軍慣于運動戰、游擊戰，如陜北共軍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殲滅的任務不是短期的事，三個月能否辦到，還很難說。

　　3月3日上午，我隨胡宗南、盛文坐專機回到西安。當晚到王石堅家。我詳細講了以胡宗南進攻延安作戰計劃及有關情況。我還告他，胡宗南為了保密，決定待部隊集結完畢后再下達作戰命令，他的軍、師、旅長現在還蒙在鼓里。王石堅說：這些情況非常重要，他即報延安。不久，胡宗南獲悉整二十九軍匆忙從隴東開往洛川途中，被共軍阻擊，整四十八旅旅長在西華池陣亡;整一軍匆忙從山西開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師師長在河津翻車折斷右腿。

　　3月7日，我又找王石堅，告以蔣介石密電胡宗南，進攻日期推遲三天，因美軍駐延安軍事觀察組尚待撤離，但仍命胡宗南在莫斯科會議期間迅速奪取延安，殲滅陜北共軍主力。王石堅說：延安來電，已將胡宗南進攻延安作戰計劃呈報毛主席、周副主席，認為很及時、很得用，想不到你會回來，取得意外收獲。我說：我也想不到我會回來，胡宗南更想不到他會通過我再一次向我黨中央“送禮”。

　　3月8日晚，胡宗南秘密離開西安，先乘火車專列到同官(今銅川)，他和我及一名衛士都換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軍服，于晨光熹微時，9日到洛川后，我按時打開收音機，同胡宗南一起收聽延安電臺新聞廣播。這次廣播的內容是3月8日下午4時“延安各界保衛邊區、保衛延安動員大會”的新聞。在胡宗南的催促下，工作人員送來與這次大會有關的五則“新華社延安9日電”的抄錄油印件，包括大會綜合消息。胡宗南讓我同他一起看了周恩來和朱德的講話全文，他認為，從周恩來和朱德的講話看，共產黨毫無準備，和平觀念很深，事到臨頭，開個動員大會也扭轉不過來，只剩下幾天，來不及堅壁清野，談不上長期作戰。他要攻敵無備，乘虛閃擊突襲，迅速拿下延安。

　　3月10日晚，胡宗南召集整一軍及整二十九軍的軍、師、旅長開會，先舉行宣布軍官任命的儀式，任命我為機要秘書。隨后，他指授蔣介石核準的攻略延安方案，下達作戰令，命各軍、師、旅并轉命所屬團、營、連，于3月13日拂曉攻擊前進。下達作戰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說，“閑情逸致”起來。然而，保密局給胡宗南配備最新的偵測無限電臺方向位置的設備及操作人員，連日偵測，發現山西興縣無線電臺最多，由此判斷中共首腦部在興縣。并繼續偵測判明陜北共產黨各級指揮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情況很重要，關系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堅。我只得違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紙黑字寫在紙上，封入信封，上寫王石堅代名，另寫一信給潘裕然，請他對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裝進第一戰區司令部長官專用信封，封好后，上寫西安西大街“研究書店”潘裕然經理親收。潘裕然是服務團舊友，受過胡宗南的政治“培訓”，以文職人員獲上校軍銜，與王石堅有自然聯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報工作人員，但知他誠實可靠，他父親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與陜西省主席祝紹周有親戚關系。胡宗南部的機要交通員常乘吉普車來往西安、洛川，傳送書面文件。我同他們都很熟，他們對我交辦事項一向奉命唯謹，我面囑親交潘裕然并索收條。雖知也有風險，中間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有可能掉腦袋，但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辦法。

　　胡宗南“解放延安”的喜與憂

　　3月19日晨，裴昌會電話告我，整一六七旅攻占延安寶塔山，要我告胡宗南并問是否即向蔣介石報捷。10時左右，整一旅進入延安。胡宗南親自擬電給蔣介石，說整一師之整一旅率先奪取延安。

　　胡宗南終止了“閑情逸致”，召集前進指揮所主管成員連續開會。莫斯科會議尚在進行，迅速奪取延安的任務已完成，但殲滅陜北共軍主力的任務遠未完成，據裴昌會說：自發起進攻至占領延安，只打了兩個硬仗，斃、傷、俘共軍數字估計不會超過一千。3月20日，《中央日報》頭版頭條刊載上述電訊，卻冠以《國軍收復延安，生俘共軍一萬余人》的標題。

　　讓胡宗南憂心的是，我送他看了新華社20日電，發報地點仍說是“延安”，并稱中共中央仍留陜北。“(新華社延安20日電)賣國賊蔣介石進攻民主圣地延安，經我陜甘寧邊區軍民堅強抗擊，予以重大殺傷，19日我人民解放軍以任務已達，撤出延安。”“蔣介石使用于第一線的部隊達九個整編師，十三個整編旅，把胡宗南所有的主力都集中起來，企圖以突然襲擊占領延安，打擊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首腦機關。”“人民解放軍的戰略向來不死守一城一池，而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目的。此次保衛延安則著重于破壞其突然襲擊，保證首腦機關的安全轉移。現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項目已經完滿達成，而蔣介石企圖在3月10日以前竄抵延安的計劃，已被打破。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完好無損，并且仍留陜北指導全國的愛國自衛戰爭。”

　　胡宗南看后憂心，我看后高興。我想，可能胡宗南有一點是料對了——“周恩來將軍”在指揮作戰。

　　3月24日凌晨，胡宗南由我及一衛士陪同，乘吉普車北駛，近午到延安。這是他和我都久已向往的地方。我在這里住了不足兩月。

　　3月25日晨，胡宗南要我帶一名先遣人員引導，陪他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原住處，先后看了王家坪、楊家嶺、棗園。他看得很細。他在棗園毛澤東住過的窯洞桌屜里，發現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胡宗南到延安，勢成騎虎。進又不能進，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這是他的習慣。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這是我最后一次聽到他哈哈大笑。就在這一天，他的精銳部隊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殲，旅長李紀云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傳，不上報。胡宗南每天閱看新華社播發的有關消息，收聽已由延安廣播電臺改名陜北廣播電臺的新聞廣播。他相繼聽到、看到：“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公布陜甘寧兵團首次捷報。我陜甘寧兵團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東北七十里之青化砭附近殲滅蔣軍整編第三十一旅全部。總部發言人指出，這一殲滅戰有三個特點：第一是快，從戰斗開始到結束，只用了兩個鐘頭;第二是干凈徹底，該部敵人自旅長到士兵，沒有一個逃脫;第三是敵我傷亡二十比一。綜合以上三點，堪稱模范戰例。此次殲滅戰距我軍撤出延安僅六天。”

　　4月14日晨10時至下午6時，解放軍經8小時激烈戰斗，將蔣胡軍十五師一三五旅全部6000余人殲滅于瓦窯堡南20里之羊馬河，生俘代旅長麥宗禹。胡宗南重視的是同一天播發的新華社題為《戰局的轉折點——評蔣軍一三五旅被殲》的社論。社論說：“一三五旅的殲滅，標志著胡宗南從此走下坡路。”社論說：“一三五旅的全部殲滅”是“西北戰局的轉折點，同時就是全國戰局的轉折點”。因為“胡宗南是蔣介石的最后一張王牌”，“可以預計，4月開始后的兩三個月內，蔣軍將由攻勢轉變成為守勢，人民解放軍將由守勢轉變為攻勢”。“歷史事變的發展表現得如此出人意料，敵人占領延安，將標志著蔣介石滅亡，人民解放軍的放棄延安，將標志著中國人民的勝利。”

　　我心里感謝胡宗南，他使周恩來“下的閑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閑變忙，由冷變熱，使我有幸參加“如此出人意料”的“歷史事變”。

　　經過兩次慘敗，盛文建議放棄延安。胡宗南認為這一步走得太遠，對國內外觀瞻影響太大，蔣介石不會同意。經反復商量，胡宗南籌劃了一個方案，他想在5月初去南京當面向蔣介石提出這一方案。我仍通過潘裕然轉信，告以胡宗南企圖不再分兵出擊，而想龜縮延安，并簡告當前胡宗南動向。

　　5月14日晚，軍事諜報頭目劉慶曾派人送來一份特急件，送急件的人說，5月14日，周恩來在真武洞公開露面。出席陜甘寧邊區軍民慶祝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大會。會上，周恩來公開宣布，毛主席、黨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陜北與邊區軍民共同奮斗。我打電話問劉慶曾：這是真的嗎?他說：千真萬確。我懷著十分激動的心情把這一重要情報告訴胡宗南，他反而比我平靜，沒有提問題，沒有談意見，一聲不響，只是兩只眼睛好像失去了光彩。隨后，陜北廣播電臺和新華社播發了這一消息，說祝捷大會在距延安數十公里處舉行。胡宗南不再聽陜北電臺的廣播，不再看新華社播發的新聞。他好幾天不大說話，老是一個人把手揣在褲袋里，在邊區銀行窯洞前的小院里踱來踱去。毛澤東、周恩來近在咫尺，他“龜縮延安只守不攻”的方案泡湯了。

　　5月20日，胡宗南對我說：這里已經沒有什么事，你還是去美國吧，明天一早就走。行前我向他告辭，他伸出手來同我握一下，什么也沒說。胡宗南垮了，蔣介石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把他推上老虎背，周恩來參與領導的軍事進攻打垮了他的兵，周恩來直接領導的政治進攻打垮了他的心。此后，我再未見過胡宗南。

　　5月21日晨，我帶一名警衛員乘吉普車離延安去西安。不幾天，盛文告訴我，年已52歲的胡宗南，于5月25日從延安飛南京見蔣介石，27日到西安，28日在西安南郊王曲張學良原住所結婚，只請盛文等8個人，結婚前一天他才報告蔣介石，婚后3天，他即與新婦分袂去延安。事先他對西安所有的人，包括盛文和我，都保了密。

　　1947年6月我去南京，7月去美國留學。我先入美國密歇根大學，旋得俄亥俄州西儲大學獎學金，轉入該校攻讀碩士學位。1948年，獲美國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社會科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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