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警衛員龍開富
韓紀民
龍開富,1908年生于湖南省茶陵縣。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秋收起義、五次反“圍剿”作戰、直羅鎮戰役、四平保衛戰役和遼沈、平津、渡江、海南島等戰役。曾任中央軍委警衛團第一連連長兼連政治委員,紅一軍團炮兵營政治委員,中央軍委直屬政治處主任,中央軍委警衛營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第四十四軍后勤部部長,東北軍區后勤部衛生部副部長,沈陽軍區后勤部副部長、第二政治委員等職。是中共七大候補代表、中共九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獲三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77年2月3日在沈陽逝世。
龍開富將軍
在解放軍的開國將領中,有一位將軍的經歷很獨特。在他的履歷表中,當戰士、班長、排長的證明人都是毛澤東。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18年。
歷經坎坷當紅軍
龍開富原名譚羅仔,1908年農歷二月初二出生于湖南省茶陵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里。4歲時因家貧母逝,被過繼給舅舅家,改名龍開富。他8歲下田勞作,15歲舅舅去世后,又跟著當泥水匠的爺爺走鄉串縣,邊學邊做泥瓦工,還跟鄰居學了點武功。少年時遭受的剝削壓迫,點燃了他心中反抗的怒火,總想有一天打破舊世界,翻身求解放。1926年爆發大革命高潮,茶陵鄉村策應北伐戰爭,農民運動風起云涌。龍開富參加了農民協會,在一次與土豪劣紳的斗爭中,用刀捅傷了地主家的少爺。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久,反動軍官許克祥在長沙又發動反革命的馬日事變。茶陵很多共產黨人英勇犧牲。龍開富對敵斗爭積極勇敢,成了地主豪紳的死對頭,在家鄉待不了,就決心出去尋找革命隊伍。他懷揣一封農民協會的介紹信,先是跑到大革命策源地廣州,但沒找到共產黨;又聽說武漢國民政府保護工農運動,就一路饑餐露宿、打工掙錢去了武漢。但在武漢又逢汪精衛叛變革命,也打聽不到共產黨的消息。他只好在車站碼頭幫人挑行李謀生。一次,在為一位姓蔡的先生挑行李時,蔡先生了解了他的遭遇,對他說:你還是先回茶陵老家躲著,一定會有革命軍去的。于是,龍開富就跑到茶陵東邊的秩堂山躲藏起來,靠打獵、挖野菜度日。秩堂山離蓮花縣城將近40里,離三灣僅十來里。1927年9月下旬,躲在深山里的龍開富得知毛澤東率領的隊伍開了過來,就跑出大山,堅決要求加入工農革命軍。參軍不久,毛澤東第一次見到新來的小伙子,問他:“你回不回家?” 龍開富說:“不回家,回家就被土豪劣紳殺掉。”毛澤東說:“很好,就留在我這里。”龍開富被分到炊事班,挑水、燒水,并負責給毛澤東送開水。
延安時龍開富與毛主席的合影
革命的挑夫
龍開富留在毛澤東身邊當警衛通訊員,主要任務就是當“挑夫”。毛澤東去哪里,他就挑著兩個皮籮跟到哪里。皮籮里一頭裝著前委的文件、印章和底稿,另一頭裝著毛澤東的文稿和書籍。這副挑子可說是前委的全部家當。看著別的警衛員挎著槍,自己整天挑擔子,龍開富心里很失落。毛澤東知道了,就對他說:“小龍,你這是給我當勤務員。你和其他人一樣,都是我的警衛員,你們都是做革命工作。你把文件保管好了,對革命也是一樣有功的,一樣可以入黨!”那時,他挑著擔子隨毛澤東轉戰四方,無論戰斗多么激烈,情況多么危險,急行軍多少路程,兩個皮籮始終不離身邊。有一次,他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隨三十一團一營前往祖籍茶陵高隴的軍閥譚延闿的老家收集報紙,中途部隊奉命折往江西的永新,長途奔襲贛敵,留下龍開富一個人挑著六七十斤重的書報,冒雨步行一百多里山路,走了3天,才回到茅坪。他沒有丟掉、淋濕一份資料,還為毛澤東找回一本《三國演義》。1928年5月,龍開富在茅坪八角樓的黨旗下宣誓,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龍開富為毛主席挑書的皮籮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毛澤東被編為中央三隊。當時,毛澤東已被排擠出黨和軍隊的領導核心,心情郁悶,處境孤立,用他的話說“連鬼都不上門。”此時,龍開富已是紅一軍團司令部第四科科長,聽說毛澤東在三隊,急如星火地趕來了,非要跟毛澤東一起走。毛澤東說,你跟我走,那個科長咋辦?龍開富說,兩邊兼著,不會誤事。他找來一副皮籮挑子,將毛澤東的書稿和重要文件裝好親自挑。但挑皮籮跋山涉水實在不便,他就把毛澤東的書稿和文件打成一個包袱,背在身上。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對龍開富說,你再找幾個人,把中央文件、材料等都帶上。于是,龍開富找來七八個身強體壯的戰士一起背文件。他把背上的文件視為生命,無論是強渡大渡河還是巧渡金沙江,無論是翻雪山還是過草地,經歷了無數次的槍林彈雨,他只有一個信念:命在文稿在。紅軍長征到陜北后,他所背毛澤東的書稿和文件沒少一紙一字。但令人十分惋惜的是,給毛澤東背文件的只剩下他和另外一位同志,其余同志都英勇犧牲了。多年后龍開富依然十分感慨:如果這些戰友不倒下,毛主席文稿留下的更多,《毛澤東選集》也就不止五卷了。
一生中最好的老師
到毛澤東身邊后,除了負責挑文件文稿,毛澤東還交給龍開富一個特殊任務:部隊打到哪里就要找報紙、找書、找文件給他看。找到后,用包袱布包好背回來給他查閱。他不要的書或文件,由龍開富燒掉,要的就留下。龍開富很認真,每到一地,就到處去搜羅,見到報紙書籍就往皮籮里一放挑回來。但因不識字,他有時費了半天勁挑回來的本子,毛澤東打開一看,竟是些學生練習本。打下遂川后,他把縣衙一個小房間里的“書”全挑了回來。毛澤東一看,卻都是收稅用的田畝書冊,便對他說:“小龍呀,干革命沒文化可不行,我來教你識字”。當時的井岡山,紙張匱乏,毛澤東就把抽煙剩下的廢舊香煙盒收集起來,然后再把煙盒裁成方塊,每個方塊上寫一個字,一天一個字教龍開富他們幾個警衛員認。幾天后,又把這幾個字拿出來,讓他們連起來讀。幾個字連在一起就是一句革命口號,如,“共產黨是革命的組織,我們工農紅軍是老百姓的隊伍”等。毛澤東耐心地把著龍開富的手,一筆一劃地教他寫字。有時還把警衛員們都叫過來,教他們練聽寫,進行考試。眾人交卷后,毛澤東一一批閱,改正錯字后才去休息。
毛澤東對龍開富等幾個警衛員,又教認字又講革命道理。1928年4月的一天,在湖南桂東沙田鄉,晚上開完會后,縣委書記陳奇和龍開富留下來與毛澤東聊天。毛澤東一手拿著龍開富找來的《水滸》傳,一邊講:“你們知道《水滸》傳里邊宋江是什么人吧?為什么他要鬧水泊梁山啊?”“宋江后來投降了,去打農民起義軍。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做這樣的人,我們革命不是為了自己打天下、做官,是為了勞動人民打天下,我們不要學宋江。”在龍開富眼里,戎馬倥傯之余,毛澤東總是手不釋卷,至于看的什么書,他當時并不清楚。
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紅軍繳獲了敵總指揮張輝瓚的兩支派克金筆。毛澤東對龍開富說:“小龍,這支筆給你(另一支筆送給了周恩來),繼續好好學習。”
毛澤東向來認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可以說,龍開富跟隨毛澤東18年,也是在毛澤東親自教導下,認真學習文化和革命理論,由一個大字不識的貧苦農民,一步步成長為共產黨高級干部的18年。毛澤東先后四次安排龍開富進軍校、黨校學習。第一次他在江西紅軍學校學習三個月,結業后擔任紅一軍團炮兵營政委。第二次是1936年進紅軍大學一期學習,畢業后擔任中央軍委直屬政治處主任。當時紅軍三大主力剛會師,人員思想比較復雜,龍開富任職后把近百個黨支部搞得很好,受到毛澤東的表揚。第三次是1939年龍開富進中央馬列學院學習,畢業后擔任軍委后勤生產處處長、軍委警衛營政委。這期間他還擔任中央軍委第一任禁煙督查處處長,負責查禁部隊中的鴉片毒品。第四次是1944年,毛澤東提議,龍開富被選為中共七大候補代表,并進入中央學校學習。1945年抗戰勝利,毛澤東又找龍開富談話,派他到東北參加解放戰爭。
在毛澤東指揮下帶兵打仗
毛澤東不但是偉大的政治家,也是天才的軍事家。他的言傳身教,使龍開富在潛移默化中逐漸學會了如何帶兵打仗,一步步成長起來。
龍開富剛到毛澤東身邊不久,在遂川的朱砂沖附近,有一次夜間河邊放哨,突然躥出一只老虎,他急忙開了一槍。連長以為有敵情,立即率部準備戰斗。待了解情況后,連長勃然大怒,說龍開富亂開槍,要集合部隊“點名”批斗龍開富,排長罵他,班長也罵。“點名”,就是挨拳打腳踢,“點名”時,人人提心吊膽。毛澤東發覺后,說:“這還了得呀!階級兄弟呀!”立刻讓人把連長找來談話,講明軍官不打士兵的道理,最后連長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井岡山斗爭初期,一些部隊注重物質獎勵,規定:繳步槍一支賞銀圓一塊,繳駁殼槍一支賞銀圓兩塊,繳重機槍一挺賞銀圓五至十塊。戰斗中龍開富繳了幾條槍也得了幾塊銀圓。后來毛澤東了解到這一情況,說:“我們是革命隊伍,不準這樣,主要是鼓勵戰士的情緒。”不久,這個規定就取消了。
毛澤東一貫主張官兵一致,平時稱同志,戰時稱職務。他常說:“軍隊不能像農民一樣一盤散沙,一個個的小家庭。我們的軍隊一定要有統一指揮,無指揮不成軍隊。打仗時士兵要服從指揮,平時官兵平等……”
毛澤東歷來反對虐待俘虜、槍斃逃兵的軍閥作風,主張革命自愿,來去自由。龍開富常聽毛澤東講:“在國民黨部隊當兵的,有錢人不會去,都是窮苦人民,俘虜兵是我們的階級兄弟,不能殺,不能虐待。”有個國民黨營長被紅軍俘虜過六次,前五次俘虜過來,他要走,讓他回去。第六次被俘了,紅軍仍然不殺他,不虐待他,可他覺得沒臉見紅軍,就拔槍自殺了。
1927冬,毛澤東住在寧岡茅坪洋橋湖村的貧農謝槐福家。一天下大雪,謝槐福只穿一件破單衣,冷得直發抖。毛澤東見狀,馬上脫下剛發的一件棉衣給他披上。謝槐福穿上棉衣,見毛澤東只穿兩件單衣,就非要送毛澤東一個烤火的火盆。實在推辭不過,毛澤東收下火盆但硬是付了木炭錢,又瞞著謝槐福親自把火盆和木炭悄悄送到另一個貧農魏大娘家。
這些親歷親見,讓龍開富明白了紅軍的建軍宗旨和原則,明白了紅軍和舊軍隊的本質區別,也由此領悟了紅軍的戰略戰術和組織紀律,逐步提高了帶兵打仗的本領。
1930年10月,紅軍隊伍擴大,成立了中央警衛團,編8個連隊。毛澤東派已任警衛排長的龍開富負責組建第一連(警一連,當時沒配連長),任連政委,這就是著名的紅一連。那時第一次反“圍剿”即將打響,毛澤東說,派你連到羅坊地區打游擊,到敵人后方去擾亂敵人,配合主力,粉碎敵人“圍剿”。龍開富挑了142個人,人員政治素質雖高,但武器裝備很差。全連只有3支“漢陽造”步槍,而且沒有一支槍能打響,其余都是梭鏢大刀。臨行,毛澤東送給龍開富一本《古田會議決議》,囑咐他:帶好這個新連隊,要靠干部和黨員作骨干。只要依靠地方黨委,依靠群眾,官兵團結,共同對敵,就一定能勝利完成任務。龍開富按照毛澤東指示,在地方黨委領導下與游擊隊緊密結合,率領這百十人的連隊,不打國民黨正規軍,專打保安團和反動民團,收繳反動地主的槍支;不打百人以上部隊,專打幾十個人的小部隊。他們把自己鍛煉成“夜老虎”,一天一夜奔襲一二百里,趁黑夜打擊敵人。發覺宜黃縣城沒兵把守,龍開富就帶兵奔襲幾百里,攻入宜黃城,打開糧倉救濟群眾,張貼布告標語宣傳紅軍主張。等敵人聞訊趕回,警一連早已安全撤離。
經過一系列戰斗,警一連不僅完成了擾敵后方任務,而且由142人發展到200多人。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警一連奉命歸建,三支破槍加梭鏢大刀的連隊,變成了配備有200多支新式步槍、10條駁殼槍、幾挺機槍的主力連隊。
你走到哪兒我跟到哪兒
自從龍開富來到毛澤東身邊,就一再被毛澤東堅如鋼鐵的革命意志、高瞻遠矚的洞察能力和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折服,他把對黨、對革命的堅定信念與對領袖的無比忠誠融合為一體,無論毛澤東處于何種境地,都毫不猶豫地跟著毛澤東走。
1929年1月,面對敵人從湘贛兩省調集大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圍剿”,毛澤東留下平江暴動來的隊伍守山,與朱德親率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到粵贛閩邊界打游擊運動戰,實施“圍魏救趙”,以調動敵人,擴大革命根據地。龍開富挑著皮籮跟著毛澤東下了山。2月10日正是大年初一,紅四軍在大柏地將追兵劉士毅部誘入伏擊圈,激戰之中,一股敵兵突然沖到毛澤東及警通排附近。龍開富把文件挑子交給賀子珍保管,拔出雙槍護在毛澤東身前。誰知毛澤東劈手從他手中奪過一支駁殼槍,高喊著:“沖啊!”率先向敵人沖去。在毛澤東帶領下,警通排以一當十,干凈利落地消滅了這伙敵人。民間盛傳毛澤東從不摸槍,但龍開富卻親眼看到了在命懸一線的戰場上,毛澤東舉槍沖鋒的英姿。
1929年6月,紅四軍黨的七大發生爭論,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會后以前委特派員身份被派去閩西指導地方工作。當時,龍開富所在的警通排隸屬紅四軍編制,不允許跟著毛澤東到地方上去。失去軍權、屢遭打擊的毛澤東問龍開富:你跟不跟我走?龍開富毫不猶豫地表示:不管你去哪里,我都跟著。他帶著警衛一班擔負起護送毛澤東到上杭蛟洋參加中共閩西一大的重任。大會沒開完,毛澤東的瘧疾病來勢兇猛,臥床不起,且病情反復,無法痊愈。龍開富帶著警衛班,用擔架抬著化名為“楊先生”的毛澤東,幾經輾轉,到達離永定縣城60華里的歧嶺鄉牛牯撲的青山下,搭了一座竹寮安置下來。竹寮3間,毛澤東、賀子珍住一間,龍開富等警衛員住一間,另一間是廚房。不料消息泄漏,敵人認定“楊先生”是共產黨的大人物,糾集六七百民團向歧嶺撲來。敵強我弱,龍開富和赤衛隊決定立即轉移。當時毛澤東因瘧疾復發,高燒無力,不能行走。赤衛隊員陳添裕、陳奎裕等四人用擔架抬著毛澤東走。剛起身,敵人就沖了過來。龍開富帶著警衛班頑強阻敵,掩護陳添裕他們又背又抬護送毛澤東撤離,直到夜間才擺脫敵人。第二天,毛澤東在警衛班和赤衛隊護送下,一站接一站,秘密護送到上杭,終于脫離險境。到11月下旬,陳毅根據“中央九月來信”,到上杭來接毛澤東回紅四軍開黨的九大,龍開富的警衛班才跟著毛澤東重回紅四軍。
龍開富在毛澤東身邊18年,歷經千難萬險。但他認為,千難萬險最險在長征中的若爾蓋。1935年9月初,龍開富所屬的紅一軍團已先行北上俄界,毛澤東、黨中央則與紅三軍團一起駐扎在若爾蓋的巴西。龍開富作為團職干部,本應跟著紅一軍團司令部到俄界去,但為了保衛毛澤東安全,他主動要求留在與紅三軍團一道行動的毛澤東身邊。9月9日,毛澤東獲悉張國燾要裹脅黨中央“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當晚,毛澤東同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來等召開緊急會議,當機立斷,決定率紅三軍團迅速脫離險區,立即北上。凌晨2時,毛澤東率黨中央機關先行出發,彭德懷率部在后掩護,以籌糧為名,迅速向紅一軍團靠攏,單獨北上。龍開富跟在毛澤東身邊,看到紅大教育長李特帶人追上來,氣勢洶洶責問毛澤東:張總政委命令南下,你們為什么還要北上?跟隨他的幾個警衛員,手握駁殼槍按著扳機虎視眈眈,龍開富他們見狀也掏出手槍,緊緊護衛在毛澤東身邊。雙方對峙,氣氛緊張。只見毛澤東冷靜地回答,大家分析一下形勢,看是北上好,還是南下好:南邊集中了國民黨的主力,北面敵人則較薄弱,這是其一。其二,北上我們可以樹起抗日的旗幟。說到這里,毛澤東話鋒一轉,對李特說:“彭德懷同志率領紅三軍團就走在后面,彭德懷是主張北上,堅決反對南下的,他對張國燾同志要南下,火氣大得很哩!你們考慮考慮吧!大家要團結,不要紅軍打紅軍嘛!”彭德懷的猛將之威,李特十分清楚,這使他不能不有所顧忌而沒敢輕舉妄動。此后,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一個向北,一個向南,這一天成為毛澤東形容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面對自己人的槍口,龍開富做好了為保衛領袖犧牲個人的一切準備,在他畢生難忘的最危險時刻,表現出對毛澤東的無比忠誠。
濃濃情誼重如山
龍開富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在領袖的親自教誨下迅速成長,與毛澤東結下深厚的階級感情。在龍開富心目中,毛澤東是天下窮苦人的代表和領路人,對毛澤東的敬重和熱愛早已融進血液,而毛澤東對龍開富這些長期在身邊工作的工農干部更是從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關懷備至。
毛澤東關愛警衛戰士親如父兄。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曾派龍開富下山偵察敵情,有一次安排去茶陵一帶時,毛澤東想到龍開富是茶陵人,就對他說,你在家鄉不是還有一個“娃娃親”嗎?給她帶兩塊銀圓去,安排一下她的生活。龍開富抽空去找了兩次,都沒有找到人,也打聽不到消息,只好作罷。龍開富多次對家人講,毛澤東當年在井岡山,也多次派人去長沙找夫人楊開慧,帶回來的消息不是犧牲了,就是沒有下落。當時白色恐怖十分嚴重,中共湖南省委連續兩次遭到大破壞,井岡山信息又十分閉塞,大家都認為楊開慧已經犧牲,有關領導才安排賀子珍照顧毛澤東的生活,以后兩人就結合了。對此,龍開富十分感慨:毛澤東對楊開慧始終充滿懷念和深情,毛賀結合有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特定條件,今人決不應以現在的條件,憑主觀臆測苛責毛澤東。
1937年的一天,當初在井岡山的一些老戰友們聚集到一起去看望毛澤東。談話中有人提議:“主席,我們井岡山下來的同志們一起合個影吧!”毛澤東說:“好呀!”可就在攝影師架好照相機時,毛澤東發現龍開富沒來,就問:“龍開富怎么沒來?”聽別人說他上山開荒了,毛澤東說:“大家等一等,把他叫來。”等龍開富一身汗、滿身土跑來時,毛澤東把他拉到身邊,看他沒戴帽子,就說:“你不戴帽子怎么行,快戴上我這頂吧。”以后,龍開富無論走到哪里,都把這張照片帶到哪里。他說:“看到照片上主席那熟悉的目光,就是一種鞭策、一種鼓勵、一種關愛,催人奮進。”
1941年龍開富在陜甘寧邊區查禁煙毒,由于工作勞累、營養缺乏,患了肺結核,用擔架抬回延安。當時這種病稱為“肺癆”,死亡率很高。毛澤東為此十分著急,囑咐醫生盡可能用最好的藥給他服用,終于治好了他的肺病,使他重新走上工作崗位。
1950年,毛澤東得知龍開富參加抗美援朝做后勤工作,又給他寫親筆信,諄諄教導他:“你已經是一個領導干部了,更要嚴格要求自己……”。
建國后毛主席寫給龍開富一封信件的信封
1956年龍開富因公到北京,順便前去看望毛澤東,老人家詳細地詢問他的學習、工作、生活等情況,親切勉勵他:戒驕戒躁,更好地為黨和人民工作。
毛澤東是一個很重感情、很念舊的人。他無微不至地關心身邊工作人員的學習和生活,但又絕不是不講原則。在龍開富記憶里,毛澤東從來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身邊工作人員的任職提拔講過超出組織原則的話。1955年評定軍銜,龍開富已任東北軍區后勤部衛生部副部長,為副軍職,論資歷,1942年他已是旅級干部。評軍銜時這個職級的干部都被授予少將以上軍銜。毛澤東在授銜問題上從沒給龍開富這些曾長期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員說過話,龍開富評為少將完全是組織決定。但不知為什么,傳言說:毛澤東聽說龍開富評了個“大校”銜,非常不滿意,連說評低了,于是龍開富的“大校”就變成了“少將”。對此,龍開富只當笑話一笑了之。他曾幽默地說過:主席如果真為我評銜說話,我的軍銜還能只是個“少將”嗎?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那時龍開富已是肺癌晚期(病灶正是在他當年患肺結核的部位),大家不敢告訴他。當龍開富得知毛澤東逝世的噩耗后,當時就癱在椅子上。1977年初,龍開富病情加劇,時而昏迷時而清醒。1月28日,龍開富突然神志清醒了一下,他沒向家人交代任何事,也沒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只說了一句:“我跟了毛主席一輩子,還想回到他身邊。”龍開富的夫人、老紅軍高玉清告訴他:“烏魯木齊軍區老楊給你空運來了哈密瓜。”“哪個老楊?”“是楊勇司令員。”一聽到這兒,龍開富突然大喊:“楊勇送的哈密瓜,誰也不許碰,毛主席一輩子沒吃過好東西,我馬上給主席帶去……”
1977年2月3日,龍開富在沈陽逝世,享年69歲。龍家人把龍開富生前最后的愿望上報黨中央,葉劍英副主席說,讓龍開富回北京吧!不久,龍開富的骨灰被安葬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又回到他警衛18年的毛澤東身邊。
(此文原載: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百年潮》雜志2017年第2期,授權烏有之鄉網站發表,文中圖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解放軍總后勤部后勤雜志社原主編,軍隊退休干部。本文根據龍開富將軍之孫龍鋼提供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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