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治學答問

　　張燚明訪問、整理

　　內容提要：自1947年進入復旦大學歷史系以來，從上海到北京，從大學到研究機構，從當年滿懷激情、初出茅廬的青年歷史工作者到成長為如今著作等身、受人尊敬的歷史學家，金沖及先生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結下了半個多世紀的不解之緣。金沖及先生認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作為歷史研究的理論指導，在細致扎實的史料基礎上，以創新精神作為推動歷史研究不斷前進的源動力，才能使歷史研究更好地肩負起增強人民愛國主義情感、維護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偉大責任。對學問扎實深入，對外界不等不怨，對未來充滿希望，金沖及先生的話語中流淌著對新一代青年史學工作者的深情關懷與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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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沖及先生，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中國史學會會長，現為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著有《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戰役的》、《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主編《毛澤東傳》、《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陳云傳》;合著有《辛亥革命史稿》、《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論清末的立憲運動》等。

　　一　六十載治史之路

　　1.青年史學工作者的心路歷程

　　□金老您好!在您年輕的時候，正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命運大轉折的年代。在那激情蕩漾的歲月里，您是否也面臨著人生的選擇與彷徨，又是怎樣決心投身到歷史研究之中的呢?

　　■我1930年12月在上海出生，1947年考入復旦大學史地系(1949年改為歷史系)讀書。當年選擇讀歷史，我思想上有過斗爭，因為那時讀歷史的人找工作很困難，有個吃飯問題。但自己實在喜歡歷史，感到它講的是古往今來那些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最動人的歷史場面、最有智慧最有才能的歷史人物，有著相當大的吸引力!知道了一些后，又會產生更多的好奇心，希望更多地知道一些。那時年紀小，就想，將來工作的事等到將來再說吧。就這樣，選了歷史這門專業。

　　進了大學，最初是用功讀書的。但當時的局勢使自己無法再平靜地讀下去。眼看著國家和社會狀況一天天壞下去，眼看著國民黨當局的倒行逆施和種種暴行，如果國家和民族沒有前途，個人理想和出路都談不上。一個有正義感、有血性的年輕人怎么能不顧現實只是埋頭讀書?于是就橫下一條心，全身心地投入了當時的愛國學生運動，并于1948年初加入了當時處于地下的中國共產黨。這年8月底，我遭到國民黨政府特種刑事法庭的傳訊和通緝，根據黨組織的要求，在外面躲了幾個月。這段時間既不能出去，也無法參加活動，不過利用這些時間讀了不少理論書籍，對自己還是很有幫助的。上海解放后我回到學校，忙于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還先后擔任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學生代表)、學生會主席，常常缺課。即便如此，學校里系統的專業教育對我的影響依然很深很深。我聽過周谷城、周予同、譚其驤、胡厚宣、陳守實、蔣天樞等老師講的課，還選讀過馮雪峰、唐弢、章靳以等老師的課，譚先生80華誕時，我給先生的賀信中講道：老師言傳身教對學生的潛移默化作用，年輕時也許沒有明確地意識到，時間相隔越久，這種感受反而越來越強烈。如果年輕時沒有受到過這些熏陶，在心中對怎樣才算是做學問樹立起一種無形標尺、不如此就不敢拿出來，恐怕連今天這點微薄的成果也難以取得。這確是我的由衷之言。不能不說到，在課外還擠時間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新中國成立前主要是讀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的書，新中國成立初主要是讀新華書店出版的書。那時還年輕，讀的又是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方面的書，在頭腦里深深扎了根，可以說終生受用不淺。

　　1951年，我從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留在學校里先后擔任團委書記、教務部副主任、教學科學部副主任等。最初內心也有過一些矛盾，希望回到自己最喜歡的歷史專業去。但轉而想想，革命的勝利得來多么不易，難道能一勝利就各奔前程?那樣自己良心上也過不去。所以，從這時起，直到2004年從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的崗位上離休，每天8小時在辦公室上班，前后共53年。

　　□從一名青年歷史研究者成長為令我們后輩敬仰的師長，一定與老前輩們的悉心關懷、同學們的互相砥礪及您多年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能否讓我們分享您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從個人來說，幸運的是1952年復旦大學校黨委鼓勵有條件的黨政干部在系里兼課，那時叫“雙肩挑”。這自然是我十分愿意的。正好教育部在院系調整后規定，大學歷史系都要設置中國近代史課程(指的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我參加了編寫教學大綱。由于過去史學界的傳統很少把中國近代史看作學問，老先生極少專治中國近代史的，這又給了我一個機會：我從1953年起給學生講中國近代史的課，先是給新聞系講，以后給歷史系講，1960年起又帶了5個研究生(當時叫“副博士研究生”)，這算是“副業生產”。

　　講課的頭幾年沒有寫什么研究文章，很幼稚地認為，有了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和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些基本問題都講清楚了，還有什么可研究的?當時的史學刊物只有《歷史研究》(1954年創刊)和天津的《歷史教學》、河南的《新史學通訊》(現在的《史學月刊》，后兩種刊物1951年創刊)，還有一些雜志和報紙刊有不多的史學文章。在中國近代史方面，除太平天國史外，發表的研究文章實在很少。這種狀況和今天真是大不相同。我發表的第一篇史學文章是《對于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的意見》(《歷史研究》1955年第2期)。寫那篇文章，事前并沒有想得很多，只是因為胡繩上一年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的文章，影響很大。他主張用階級斗爭的表現作為中國近代史中劃分時期的標準。我那時教這門課已經一年多，覺得應該把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階級斗爭的狀況結合起來，作為劃分時期的標準。這兩者是一致的。春節那天，我在辦公室里值班，想起這件事就寫了一篇比較長的意見寄給《歷史研究》編輯部，當時也沒有想到他們會發表，只是像寫一封長的讀者來信那樣，所以用了這個題目。沒想到《歷史研究》很快就發表了，并引起了史學界的重視。從這件事我深深感到：編輯部對年輕人的熱情扶持，對他日后的成長實在是很重要的。

　　這一年，我還寫過一篇《論1895年至1990年英國和沙俄在中國的矛盾》，發表在復旦大學的學報上。這是我第一篇利用原始資料寫成的史學論文，其實只能算習作或嘗試，但我當時是用心寫的。第二年，我又寫了一篇《云南護國運動的真正發動者是誰》。它比上一篇有進步：上一篇基本上是敘述性的，這一篇可以初步地說是分析性乃至論戰性的。以前，對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運動發動者是誰，有許多不同說法，如說是蔡鍔、唐繼堯、梁啟超以及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等。這篇論文收集了當時能找到的盡可能多的原始資料，進行分析和比較。結論是：云南護國運動的真正發動者是辛亥革命時期受過革命思想熏陶的新軍中下級軍官。后來，李根源先生的公子李希泌告訴我：他父親當年看了這篇文章后很稱贊。李根源先生在清末做過云南講武堂總辦，護國運動時擔任總參議。得到他的肯定，我自然很高興。《人民日報》也介紹了這篇文章。那幾年，我一年只寫一篇論文。覺得與其一年寫10篇文章都在原地踏步，不如一年用心地寫好一篇文章能比原有水平有所長進，求得寫一篇文章能進一步。看來，在研究工作起步的時候，這樣做是有好處的。

　　在大學里工作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除教學相長外，可以共同切磋學問的人多，還可以同不同學科的學者交換意見。其中，同我一起談論學術問題最多、合作時間最久的是胡繩武。他比我年長7歲，我進大學時他是同系四年級學生，還算是同學。我們先是合作寫論文，到1959年合作出版了我們第一部學術著作《論清末立憲運動》，許多看法都是兩人平時在讀書后議論出來的。

　　□您和胡繩武先生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作為您青年時代的一部力作，以宏大的篇幅，將辛亥革命的歷史細節呈現在我們面前，成為當代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不可不讀的一部重要專著。當時您為何以辛亥革命作為切入點，開啟如此深入的研究工作呢?這部巨著在您心目中又有著怎樣的地位呢?

　　■隨著年歲稍長和學術上的積累稍多，我就考慮到研究工作應該確定重點方向。這樣，奮斗才有目標，精力才能集中，研究工作才能做得更深透一些。不能老是東一槍西一槍什么都弄一下，而什么都如蜻蜓點水，并不深入。本來，我們對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等問題都寫過文章。經過反復斟酌和篩選，我和胡繩武兩人確定把辛亥革命作為共同的重點研究方向。為什么作出這樣的選擇?第一，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十分重要，這不需要多說;第二，它當時在近代史研究中恰恰是個薄弱環節，我們作為教學主要參考書的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只寫到義和團為止;第三，復旦大學所藏這方面的圖書報刊資料比較多，自己對它也特別有興趣。當然，重點并不等于唯一。在大學里教書，其他方面的有關知識也需要不斷補充和思考，這對拓寬自己的視野和思路是有益的。

　　1961年，我們兩人一起到武漢參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那時和現在大不相同，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極少，復旦大學不算閉塞，但我們還是第一次參加這種會議。回來后，就決心共同寫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力求寫得扎實些，在分析上有些突破。1963年，第一卷寫完，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經決定出版，編輯部看過稿子后的具體意見也給了我們。但當時的政治空氣越來越緊張。當時“左”的政治氣氛越來越逼人，聽說夏衍準備拍電影《秋瑾》，江青就講：“怎么!現在還要宣傳國民黨?”我們這部書的主題是講國民黨的前身興中會和同盟會，這時候拿出去，豈不是自己往槍口上撞?于是就擱置了下來。沒想到這一擱就擱了18年。

　　粉碎“四人幫”后，我擔任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重新把以前的研究工作再撿起來，和胡繩武教授一起著手撰寫《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到第4卷。1991年，這套4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終于出齊。

　　這部書論述的范圍，起自甲午戰爭，止于“二次革命”失敗，前后共20年，力求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和階段性，將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軍事和對外關系融合在一起，描述事態的演變軌跡，而不是把這些方面分割成各自孤立的主題。但全書的主要著眼點是考察這場革命運動發生、發展、勝利和失敗的整個過程，而不是寫成一部中國這個時期的通史。書中大量引用當時的期刊報紙、當事人的文集和回憶錄，以及有關檔案，力求使它成為原創性的研究。

　　□“梅花香自苦寒來”。在十年“文革”當中，您也受到了沖擊。在時事艱難之中，您又是如何面對艱辛、堅守學術之路的呢?

　　■1965年，我奉調至文化部，在政策研究室工作。說老實話，在上海工作的人一般不愿意到北京來，在大學工作的人一般不愿到機關來，而且那樣離我的專業就更遠了。不過，我那時倒沒有太多想法，只是從服從組織調動的組織觀念出發，來到了北京。到北京后，和在復旦時不同，晚上和假日的時間大體上能由自己支配，我又沒有其他業余愛好，就可以多讀一點自己想讀的書。

　　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不久就爆發了。1968年1月，復旦的造反派到北京說找我“外調”，在文化部宿舍門口停了一輛汽車，跳出幾個人把我架上車開到火車站，就押回復旦，在學生宿舍關了整整一年，到12月把我押回北京，同時帶去一份材料。后來才知道那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學生中一個軍統特務(當時已判無期徒刑，在青海勞動改造)憑空捏造，說我在1948年被告發是地下黨員后就成為特務組織“學運小組”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便沒有材料，造反派還竭力想給你“挖”點材料出來，何況送來了這樣一份據說寫得活靈活現的材料。這件事又審查了四年，其中有三年在湖北咸寧“五七干校”處于被監督的情況下種水稻，不許回北京，不許同家里人見面。五年中，除了寫交代和檢查外沒有寫過別的，書也不能看。一看書，軍訓隊就來訓你：“怎么?沒事了?不考慮考慮問題?”

　　1972年底，當時負責國家文物工作的王冶秋不顧我當時的艱難處境，下調令把我調到文物出版社，先后擔任副總編輯和總編輯，達十年之久。調令一來，原來掛著的是不是特務的結論才作了出來，黨的組織生活也恢復了。我以前從來沒有從事過文物工作和出版工作，離開那里后也沒有再做過這兩方面的工作。但我從不感到這十年是浪費，相反覺得很愉快，很有收獲。

　　那時，全國出版文物書籍的出版社只有這一家。能夠有系統地策劃并整理出版祖國珍貴的文化遺產，當然很興奮，覺得為此投入自己全部心力是值得的。以往，史學工作者一般著重對歷史文獻的研究，對考古發掘資料不很熟悉，而許多重要歷史問題(特別是古代史中許多問題)常常需要依靠考古資料來解決。我是學歷史的，因此在主管《文物》月刊時，每發表一篇重要的考古發掘簡報，總要求約有關專家寫一篇或幾篇文章，結合歷史文獻，說明這些考古成果的價值和它能說明歷史(或專門史)上哪些問題，同簡報配成一組發表。在出版考古發掘報告時，也這樣要求。

　　出于工作需要，自己的知識面有了拓展：不僅有系統地補充了考古、青銅器、陶瓷、古建筑、書畫等方面的基本知識，而且用一年業余時間讀完了《資治通鑒》和《續資治通鑒》，接著又讀二十四史，幾年內讀了14部(雖然讀得很粗)，因為如果對各個時期的歷史大背景缺乏了解，就很難做好文物編輯工作。同時，從經常接觸的考古和古代史專家那里，也學到許多知識，建立起廣泛的友誼。

　　這段歷史給了我一點體會：無論把你放在什么崗位上，即便不是你熟悉的或不是原來所期望的，只要全力以赴地投入，總會學到一些東西，有不小的收獲。如果抱著臨時觀點或應付了事，結果時間徒然浪費掉而又一無所獲，那才是很不值得的。

　　2.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歲月

　　□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可以說是您治學歲月中的一次大轉折。在“五十知天命”時，您深入到之前并不熟悉的學術領域，當時面臨著怎樣的困難與挑戰?又有著怎樣的付出與收獲?

　　■粉碎“四人幫”后，我本來可以要求回到熟悉的專業崗位上。但想想自己是在最困難的時候被文化部調來的，怎么能情況一好就掉頭他去，這在道義上說不過去，所以沒有提出來，又在那里工作了五年。直到1981年夏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為準備編寫《周恩來傳》調我去。因為文化部不肯放，所以先是借調，到1983年初才調成，第二年擔任室副主任，1991年擔任常務副主任，一直到2004年離休，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調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后，我雖還擔負著不少行政工作和其他任務，但畢竟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到專業工作上來了。

　　我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有一個困難：以往對黨史沒有作過專業研究。到了50歲才大改行，步入這個新的領域，這確是我的弱點，但并不是到了這個年齡在新挑戰面前就只能無所作為了。文獻研究室的工作當時是胡喬木主管的，他對工作抓得很細。我剛去的時候，胡繩還當過一段文獻室的副主任。從他們那里學到的東西太多了。中央文獻研究室有一個極為有利的條件：保存著大量黨史資料，特別是主要領導人的原始資料。這太有吸引力了。所以辦法只有：不氣餒，不取巧，從系統認真地鉆研原始檔案著手，并多向其他同志請教，腳踏實地，奮起直追。好在黨史終究也屬于歷史科學，具體對象和資料雖有不同，但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樣的：要求盡可能詳盡地掌握可靠的歷史資料，把它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進行考察，理清事情發展的脈絡，對復雜的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實事求是地作出恰當的判斷。以往受到的史學訓練，對新從事的黨史研究工作，確實是很有用的。

　　1991年內有8個月時間，我隨胡繩一起住在玉泉山，參加編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這部書要以四十多萬字寫出黨70年的歷史，力求把這個時期的歷史理出一個頭緒來，做到條理清楚，文字精練，有歷史感。胡繩有8個月住在玉泉山，全力投入這項工作。平時又能多次聽到胡喬木對黨史中許多復雜問題的具體分析。這段難得的經歷等于得到兩位大師手把手的指點，使自己受到很大教益，也進一步領會到，對歷史上任何問題，都不能脫離當時的宏觀全局和歷史發展的主線而孤立地去考察，那樣不但不能對事情有真切和深刻的理解，還容易以偏概全，得出不符合實際的結論來。

　　在中央文獻研究室期間，我曾多次參加中央重要文獻的起草工作。這對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了解改革開放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發展，有很大幫助。至于對1949年以前國民黨的歷史，我原來比較熟悉。并且深感：要研究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不能不同時也了解國民黨的歷史，有如觀察一場棋局，不能只看一方如何布局和下子，還必須留心對方怎樣布局和下子，否則是看不懂這局棋的。在此期間，我擔任過第八屆和第九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副主任，在這方面也很有收獲。

　　□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期間，您的一批學術代表作涌現了出來，您能否簡單介紹一下這批專著的成書過程呢?

　　■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主要任務，一是編輯出版黨和國家以及主要領導人的文集、文獻匯編，二是研究這些領導人的思想和生平。前一方面的工作之外，我做得更多的是后一方面。我曾經主編《毛澤東傳》的新中國成立之前部分、《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與其他同志共同主編《毛澤東傳》的新中國成立之后部分、《陳云傳》、《李富春傳》;共同撰寫《鄧小平傳略》。《毛澤東傳》和《周恩來傳》的新中國成立之前部分，兩書分別獲得第一屆和第三屆國家圖書獎。個人著作有：《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五十年變遷》、《二十世紀中國的崛起》、《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等。

　　其中，2002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的《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是我在年過70歲以后利用公余時間寫成的。為什么把1947年稱為“轉折年代”?因為這一年，統治中國20年的國民黨從優勢轉變為劣勢，由強者變為弱者;反過來，中國共產黨卻從劣勢轉變為優勢，由弱者變為強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很快到來的。這本書所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在短短一年內會發生這樣巨大的變化，它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的?后來，這本書被收入由中國出版集團主辦的“中國文庫”。

　　3.退而不休，志在千里

　　□您在離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領導崗位之后，以近耄耋之年的高齡迎來了更加芬芳醇香的學術生涯又一春，尤其是《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以百萬余字的恢弘篇章，書寫了20世紀中國從苦難邁向復興的艱辛歷程，在讀者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是怎樣一股動力推動著您取得了如此成就?

　　■我是在74歲時才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在崗期間，主要精力是投入集體寫作。退下來以后，還用了一年時間完成《陳云傳》的編寫工作。這以后，先寫過幾篇兩三萬字的論文，大多是原來在完成集體任務的工作中讀了較多原始資料，或者在頭腦中積累了較多想弄清楚的問題，有所思考，但由于寫傳記的篇幅限制，沒能在承擔的任務中寫進去的東西。

　　我在滿75周歲的第二天開始動筆寫《二十世紀中國史綱》。這部書約120萬字，從中日甲午戰爭寫到2000年。說“動筆”，確實是寫，因為我不會用電腦寫作，只能很笨地用筆來一個字一個字地寫，甚至連大段引文也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地抄錄。這樣寫了兩年多。

　　到了這個年齡，為什么還要這樣自討苦吃?從個人來說，大概有幾個原因：第一，在20世紀的100年里，我生活了超過70年。和同時代的中國人一樣，經歷過多多少少的痛苦和歡樂，也在不斷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說見證過這段歷史。這就產生一種沖動，想把自己親歷或知道的這段歷史記下來。雖然我也清楚，每個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很難說自己的記述都是正確的。第二，命運使我成了一個史學工作者，從大學歷史系讀書至今已六十多年。幾次工作崗位和任務的變動，使我的研究范圍恰恰基本上是從晚清到改革開放這一百多年，有機會接觸到比較多的這段時期的歷史資料。而對中國來說，20世紀是決定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當20世紀來臨的時候，西方列強的八國聯軍正占領著中國的首都北京，中國已瀕臨滅亡的邊緣。一百年內，中國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辛亥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改革開放。到這個世紀結束時，中國的面貌已發生使世界驚訝的變化，正在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大步前進。過去我所做過的多是單個專題研究，到老年把它們綜合起來寫成一本綱要性的書，條件比較有利。寫作時，力求寫出20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脈絡，又對一些關鍵性地方多作一點“特寫鏡頭”式的敘述和分析。第三，動手時掂量過，自己的健康狀況和精力看來有可能寫完這部書，何況還有過去寫的一些東西可以利用。這樣，便下了決心。

　　這部書被列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寫了近三年，在2009年9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印了八萬多冊，看來還是為一些讀者所需要的。

　　2011年12月12日，在81歲生日前一天，我完成了《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戰役的》的初稿。在這本書中，我關注的是國共雙方最高統帥在這場戰爭中怎么判斷、決策和應對。三大戰役是名副其實的大決戰。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傾盡全力。雙方統帥的高下和優劣，在這種全力較量的檢驗中，表現得遠比其他時候更為明顯。面對同一個問題、同一場戰役，毛澤東和蔣介石常常有截然不同的認知判斷。戰爭的勝敗，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客觀因素是否具備，取決于人心向背，取決于各級將領、戰士及民眾的共同努力，而有了這些條件以后，軍事統帥的作戰指導是否正確，無疑可以起決定作用。在這本書中，我沒有做出太多議論，只把事實列在那里，讓讀者自己作判斷。

　　□除了日常的學術研究和行政工作，您也投身到了社會團體和學術交流的活動之中，在這其中您又收獲了怎樣的感悟呢?

　　■多年來同我關系最深的社會團體是中國史學會。因為我最喜愛的工作是史學，對它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擔任過中國史學會第二屆理事，第三屆常務理事，第四、五屆副會長，第六屆會長，現在是名譽理事。在學會里結識了許多不同學科的史學界朋友，建立起很深的友誼。我還擔任了中國孫中山研究會的會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我當過十五六年的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同他們的關系是特別親密的。

　　改革開放以來有一個重要變化：同海外學者建立起比較密切的聯系，曾到美國、日本、俄羅斯、法國、澳大利亞、西班牙、加拿大、挪威等國和臺灣、香港、澳門地區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其中不少是關于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國際學術討論會;1998年，曾在日本京都大學擔任了半年客座教授;2008年，被俄羅斯科學院全體院士會議選舉為外籍院士;在國內也同來訪的海外學者有較多的交往。這些活動，開闊了我的學術視野，注意到許多以前沒有想過的問題，增長了知識，是十分有益的。

　　現在，我還在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當兼職教授，負責帶過11個博士研究生。以后，如果健康和精力許可，希望還能在史學領域內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

　　二　關于史學研究理論的一些看法

　　□當下社會之中，“歷史熱”、“民國范”的流行之聲不絕于耳，大眾對于歷史的關注度和熱度不斷升溫，歷史本身已不再那么神秘，人們對于歷史及歷史研究的認識也逐漸深入。那么，身為資深的歷史研究者，您認為歷史研究本身的意義何在呢?

　　■首先，應該搞清我們所從事的歷史學到底是怎樣的一門學科?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相比有哪些特點和不可替代性?這樣才能明確歷史學創新的真正涵義，更好地發揚它的優勢和應有的社會作用。

　　給歷史下一個定義非常困難。有人打過形象的比喻，說歷史就是人類的集體記憶、集體經驗。這個說法很有道理。不少人常有一種錯覺，好像什么都是從自己開始的，從現在開始的，過去的已經成為過去，不再有什么價值。實際上，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一個發展連續性的問題。今天是由昨天發展而來，過去的很多因素在今天的現實中還在起作用。歷史不只是一個人的記憶，而是無數代人長期內共同留下的記憶。記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個人如果失去了記憶，他對眼前發生的事情就無法理解，更無法很好地去處理它，甚至無法生活下去。在生活中，我們要處理好哪個問題，首先就要了解它過去的歷史。人們交朋友，只知道所交朋友的現狀是不夠的。如果你要想和對方深交，就一定要了解他的歷史情況，他的家庭、他的經歷、他在關鍵時刻的表現，以及他對一些問題的態度等。對他了解得越深，就越有把握決定值不值得與他交往，應該如何交往。又比如去一個新單位工作，除了要了解這個單位的現狀外，還要了解它的過去，了解它各種問題的來龍去脈，以及對這些問題的處理。你了解得越清楚，工作的把握就越大，信心就越足。這僅是比喻而言。當然，我們所說的歷史不僅限于個人的范圍，主要是就群體、國家、民族而言。而且，中國人不僅要知道本國的歷史，而且還要知道世界的歷史，知道世界是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知道世界上許多問題的來龍去脈。這對今天的中國來說，非常重要。

　　歷史又是人類的集體經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歷史把人們過去實踐中一次次檢驗的結果匯集在一起，記錄下來。現在，有的人只看重理論，忽略歷史。當然，理論作為對某一類事物發展規律所作的概括，無疑對行動有著極重要的指導意義，但一般說來，它只能告訴你事物的一般的狀況。世間萬物多姿多態，非常復雜。只有抽象而籠統的認識，遠不足以達到對事物的深入了解。理論將事物發展的一般性原則抽象出來，而只能把一件件事物所具有的特殊的東西舍棄掉，只知道這些，容易犯“大而化之”、“籠而統之”的毛病。實際上，沒有個性、沒有特殊形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一個只有書本知識的人，不懂得事物除了有一般規律外，還有許多次要的因素、具體的形態，那就會在行動中犯脫離實際的錯誤。

　　“事非經過不知難”。歷史學的作用不光是揭示事物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而且要具體地描述各個事物的發展過程。而每個歷史事件都有它的特殊性，很多看來是次要的因素，都會在歷史過程中起作用。一個有經驗的人，有豐富歷史知識的人，遇事就知道不能只靠一般道理去處理，還要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各種因素。歷史是不會重復的，現在正發生的情況決不是過去歷史的簡單再現。但人們多一些歷史知識，多了解點歷史上那些成功與失敗的事實，就會在處理現實問題時做到胸有成竹。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說道：歷史研究的作用在于“益人神智”。這句話說得很精辟。歷史的確能夠增強人的智慧。歷史學并不要求把所有的人和他們的所有活動都記錄下來，這是做不到的。歷史所記錄的往往是我們的先人，包括那些杰出的、有才智的人們面對復雜環境、棘手問題時所采取的態度與活動，或者是獲得成功的經驗，或者是遭到失敗的教訓，為后人留下借鑒。學習歷史可以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豐富知識，增長智慧，發展整體素質。從大的方面講，歷史經驗對于國家、民族的發展建設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像歷代關于治水、治河就提出過許多辦法，許多措施至今仍有參考價值。再像當前我國開發西部的宏偉工程，就需要參考我國歷史上“經營邊疆”的經驗，開發西部地區的經驗教訓，還要了解外國的有關歷史，如美國的西部大開發的歷史以及其他國家經營落后地區的做法，考察哪些做法是有效的，哪些做法是無效的、失敗的。這些情況知道得越多，對我們今天開發西部就越有助益。我的意思并不是說開發西部只要翻翻史書就找到辦法了，各國的情況、各個時期的情況都不同，首先還是要弄清現實情況，明確當前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才能對癥下藥。但如果我們多一些歷史知識和歷史經驗，解決現實問題不就更成熟、更順利些嗎?懂得歷史經驗的人處理問題，比沒有這方面知識的人是大不相同的。

　　歷史記載幫助我們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作用。拿民族來說，民族的形成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地理環境、經濟生活、文化交流等等。但它必須在思想、風俗、文化、經濟等幾個方面有共同的東西，彼此之間要有認同感，認識到我們是一個整體，對過去有共同的記憶，在今天有共同的利益，在未來有共同的命運，這樣才能真正聯結為一個鞏固的社會共同體。人們可以從我國各民族共存發展的歷史中，體會到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增強愛國主義情感。愛國主義教育不能離開歷史教育。

　　□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學界也逐步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人們對于政治史和理論問題的興趣逐漸減弱，隨著文化史、社會史等研究的興起，當代學者的研究題目往往越來越具體實用，理論色彩也漸漸被淡化了。那么，在您看來，歷史研究是否依舊需要理論的有力指導?在歷史研究之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又如何體現?

　　■歷史研究離不開理論指導，對我們來說，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理論。這不是出于什么先驗的結論，而是因為實踐的檢驗及反復證明它最符合實際，最能深刻地提示種種復雜現象背后的本質。當然，這是指要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觀察、分析具體的歷史現象、歷史問題，并不是套用它的所有現成結論。有人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都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人了，現在的世界變化得那樣快那樣大，再用一百多年前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問題已經不再適用。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的確離我們今天很遠，他們作出的某些具體論斷有的已不適合當今，馬克思主義學說是需要不斷豐富、不斷發展的。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并沒有過時，決不能拋棄。這就像有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能拋棄牛頓的定律一樣。有些人用前面這種論據要我們拋棄馬克思主義，但他們津津樂道法國大革命時鼓吹的“自由、平等、博愛”，他們一味推崇的亞當·斯密所說的那只“看不見的手”，不是在時間上離我們比馬克思、恩格斯那時更遠嗎?為什么要有雙重標準呢?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所說的一切從實際出發、主觀要適應客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也會對社會存在起反作用)等道理都沒有錯。還有，唯物辯證法提出的事物是相互聯系的、發展的，不是一成不變;事物內部矛盾是決定事物變化的主要動力;量變引起質變等觀點，都沒有過時。這些都是根本的原理。真正的唯物主義者一切堅持從實際出發，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過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而僵化的教條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

　　我們這一代人是解放前的大學生，接受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別人灌輸的，而是當時流行的對許多學說進行反復比較后作出的選擇。歷史現象紛紜復雜，現實世界千變萬化，只有用馬克思主義去分析觀察，才能梳理出條理，揭示出規律。時至今日，我仍對此深信不疑。那些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的人，其實并沒有認真學過馬克思主義。我們應該更多地學習馬克思主義，運用它，發揮它的指導作用。

　　我認為，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歷史研究并不排斥吸收百余年來世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方法和成果，包括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正確方法和成果。因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是不斷豐富發展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非常重視這些方法和成果，并努力從中吸取一切有用的東西。列寧寫過《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一文，把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概括為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這三個理論來源都不屬于馬克思主義，而是當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學說。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因此而排斥它們，相反是認真加以研究，把它們吸收和改造過來，成為構筑自己學說的重要理論來源。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高人一籌，就是因為批判地繼承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全部成果，吸取了人類的全部智慧。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西方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有了長足發展，取得了大量符合科學規律的研究成果。我們為什么不能像馬克思、恩格斯當年那樣認真地研究它并從中吸取有益的養料呢?如果采取同馬克思、恩格斯相反的態度，對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加以排斥，那倒反而是違反馬克思主義了。

　　□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良好傳統同時，當下的歷史研究更需要學者們努力開拓創新。您認為，創新精神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如何，它的意義與價值又在何處呢?

　　■創新是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種學術具有內在生命力的體現。當前，各門學科都在熱烈探討如何創新的問題。學術研究的創新對于學術的發展至關重要。歷史研究也要重視這個問題。但歷史研究的創新要有它的基礎，要從歷史學的性質、特點出發，圍繞著如何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來展開。必須明確，歷史研究首先要靠具體的、生動的、可靠的事實說話，實事求是地把歷史場面再現出來，探討它為什么會這樣發展的原因，讓人們從中得出結論，增長智慧，提高思想水平。如果丟掉歷史學的這個特點而另搞一套，那就不是歷史學的創新了。現在不少學者把各種社會科學的方法引入歷史研究之中，諸如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文化學等。這些學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歷史學研究的視野更加開闊，研究手段更加豐富，無疑是好事，是很必要的，對歷史研究新局面的開拓起了很好的作用。有人說，歷史研究“社會科學化”了。這里的問題在于要把握這個“化”的分寸。借鑒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不能離開歷史學本身的特性，而把它“化”成其他別的東西;或者成為其他社會科學某些現成模式的注解。

　　研究歷史不僅要借鑒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方法，而且還有必要借鑒、引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學的研究成就，不僅給人們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而且對于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提高思維水平大有裨益，有助于人類文明的進步。所以，自然科學每有一個重大突破，人們就常想把它的方法引進到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中來。那么，歷史研究如何引進自然科學方法呢?在這方面，有過經驗，也有過不成功的教訓。以達爾文進化論為例，近代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曾把達爾文進化論引入歷史學領域，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來解釋歷史，起過進步作用，但也有著某些局限性。還有人輸入了西方的社會有機體論，用生物體來比附人類社會和國家，認為社會的各種不同部門和成員就像生物的不同器官一樣，具有營養、分配和調節的功能，聽起來很新鮮，其實卻脫離實際了。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引入可以給人很大啟發和幫助，但不能簡單套用。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不同，有自己的特點。歷史學科研究者要密切關注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吸取有用的東西，但不能離開歷史學本身的特點而硬搬。

　　現在很多人在研究歷史問題時使用計量方法，這是很有必要的。過去中國人往往只講定性，不講定量，把事情說得很籠統，很模糊。如果用計量方法去表述，一些問題就能講得很清楚，而且更準確更科學。但是計量法不是萬能的，不能濫用。例如形容一位美人如何美，就不能離開美學的原理去考察。如果機械地用計量法來計算她的鼻子高幾公分，嘴巴長幾公分，眉毛的彎度是多少，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會被別人看成是尸體解剖報告，美的感覺蕩然無存。我不是反對使用計量方法，主要是想強調準確地把握使用它的分寸。歷史學決不排斥一切新的研究方法，盡量從中吸取有用的營養。但是，這種吸取，歸根結底，是要使歷史學更好地起到幫助人們了解歷史、掌握歷史、豐富歷史經驗的作用。否則，它就不叫歷史科學。

　　歷史科學要前進，創新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至于怎樣創新，則要根據歷史學科本身的特點和要求來進行，不要走向另一個極端。在西方史學流派中，法國年鑒學派有很大影響，作出了重大貢獻。上世紀50年代這一學派的布羅代爾在《長時段：歷史和社會科學》一文中提出了“三種歷史時段”的理論，即“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主張按時間的延續長短與節奏來劃分和分析歷史進程，確實有新意。但是到后來，這一學派中的有些人走向了極端，產生了弊病，把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僅看作表面現象，看成無足輕重。歷史學本來是人文科學的一部分，如果只剩下一大堆數字，看不見活生生的人的活動，看不見對歷史發展起過重大作用的具體事件，那就不成其為歷史學了。總之，歷史學科要想發展就離不開創新，創新就要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吸收一切有用的東西，更好地發揮歷史學科本身的特色和獨有的作用。

　　□作為20世紀中國翻天覆地變化的親歷者之一，您在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時，是否也受到了“當代人能否客觀公正地做好當代史”這一難題的困擾呢?您又是如何理解并解決這一難題的呢?

　　■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前，就有朋友對我說：當代史沒法由當代人來寫，因為總會有種種局限性，只能讓后人去寫。甚至覺得這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勸我不要做。然而我的感受是，當代人寫當代史自然會有它的時代局限性：有些事情多隔些時間也許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論述時更加放得開，以后還會有新的視角和新的材料。這些毋庸諱言。但后人也有他們的難處：終究沒有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研究的依據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資料，而那時的時代氛圍、人際關系、民眾心理以及影響事態發展的種種復雜因素(特別是大量存在而人們已習以為常的東西)未必都能在文字資料上記錄下來，后人很容易用他們那時的情況和經驗去推想當年的事情，或者難以辨別事物的主次，把未必準確的個別文字記載當作事情的全體，常有很大的隨意性，顯得隔膜以致失真，還自以為是獨到的新意。應該說，當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時代局限性，誰也未必能代替誰。比如，世界各地出版的拿破侖傳記有上千種，我只看“兩頭”的，即拿破侖同時代人寫的傳記和最新出版的傳記。同時代人寫的傳記，由于作者對當時的時代氛圍有切身的了解體驗，書中所寫的內容更接近于歷史實際，少一點后人的主觀推斷。而最新出版的傳記往往能反映學術界研究的最近成果，信息量大，值得一看。進一步說，如果把兩者做一比較，前者是不變的，永遠是當時人留下的，具有不可替代性;后者不但是可變的，而且在不斷地變。今天的最新看法，也許明天就過時了，又有更新的看法代替它。當然，即使是同時代人，由于各人的經歷和認識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那不要緊，只要力求按照事實寫下來，讀者完全可以用來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不可能寫出一本誰都同意的歷史書來。可見，有必要打破“當代人不能寫當代史”的陳舊觀念，司馬遷的《史記》一直寫到《今上本紀》不也是當代人寫當代史嗎?誰能否定他的價值呢?對“當代人寫當代史”不要妄加菲薄，當然也不要妄自尊大。

　　研究當代史的基本方法，與研究古代史、近代史一樣，都是先從掌握史料入手。我覺得，研究歷史大體上要經歷這樣幾步：第一是要熟悉它，要把所研究的事實弄清楚。研究人物要對這個人物了解透，努力做到像了解你自己熟悉的朋友那樣。研究事件也要努力做到像了解你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事一樣，盡管不可能完全做到，但總得那樣去努力。第二是要理解它，弄清它為什么是這樣?造成它的客觀環境是什么?受到哪些因素制約?當時的人們，特別是重要人物主觀上是怎樣想的?等等。第三是要表達它。自己明白還不夠，還要用恰當的語言文字把它表述出來，讓讀者看起來也能明白。

　　大體來說，歷史研究工作基本如此。其中作為基礎性的，花力氣最大的是第一點，即“熟悉它”。看資料，熟悉歷史情況，應該占去研究工作80%的時間。至于“理解它”到何種程度，可以說是研究成果水平高低的關鍵。同時也不能忽視如何表達好的問題。

　　三　對于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問題的一些觀點與看法

　　□我們知道，新中國的成立，使中國進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而對于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來說，也進入了全新的歷史時代。在這一歷史時代之中，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發生了怎樣的新變化，呈現了怎樣的新特點，取得了怎樣的新成就，對此您如何評價?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近代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馬克思主義成為研究的指導理論，取得很大成績。然而，中國近代史研究真正取得全面發展、興盛繁榮的局面，則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以后。從解放初到“文革”以前，中國近代史研究大體上處于粗線條、勾畫輪廊的階段。1961年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提出的問題，如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辛亥革命與知識分子、辛亥革命與會黨、辛亥革命與新軍等研究課題，在當時都還是帶有開創性的，到如今重復以往的一般論述已很難拿得出去了。十年浩劫一結束，近代史領域方方面面的研究都蓬勃開展起來，并且大大深入。無論是史料的發掘整理，還是對問題的研究探討，都涌現出難以計數的成果。拿我自己來說，“文革”前，關于中國近代史方面的問題什么都敢寫，而現在由于史學界的研究程度大大深化，遠遠超過當年的水平，凡是自己沒有真正下過功夫的領域，就不敢輕易下筆了。現在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不但比過去做得更精細、更具體，而且研究內容更充實、更豐富，研究視野更加開闊。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很多，過去對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大多是就事論事。現在不同了，不光要把事件本身說清楚，而且還要把它放在當時的經濟生產、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社會心態的背景下來作立體式的考察，研究思路進一步開闊，水平大大提高了。

　　□戊戌維新運動，作為由士大夫領導的一次重要的近代救亡運動，雖然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卻沒有達成“歷史性的巨大變化”，這其中原因何在?對于戊戌維新運動的評價，您又持怎樣的看法?

　　■上層士大夫為愛國救亡而發動戊戌維新運動，它的重大歷史貢獻主要在思想文化領域。它所以能在一向閉塞的中國社會激起巨大的思想波瀾，根本的一條，是因為它適應當時眾多苦苦尋求救國出路的人們的需要，給了他們一個新的答案。

　　戊戌維新推動的變法運動注定是要失敗的。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費正清曾這樣寫道：“沒有別的事件能比這更有效地證明：通過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辦法來使中國現代化，是絕無希望的。1895年的戰敗和雄心勃勃的計劃在1898年徹底破產，第一次大大地促進了革命變革。”

　　盡管如此，決不能因而抹殺戊戌維新運動在中國近代史發展、特別是思想啟蒙方面起過的巨大進步作用。它使當時廣大的知識界人士從原來籠罩一切的“舊學”中多少解放出來，知道并接受了一些近代的“新學”。這是近代思想發展歷程中不可逾越的一道階梯。只要比較一下戊戌維新運動以前和以后中國思想界之間的巨大差別，就不難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擺脫陳舊思想牢籠的束縛極不容易。人們的思想認識在戊戌維新運動的啟蒙下跨出了一步，又從這個運動的失敗中再向前跨出一步。在黑暗的舊中國摸索的愛國者們，正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近些年，隨著大眾的關注及媒體的發展，社會上對于義和團運動有了更多的了解，也逐漸形成了新的認識，但對義和團運動的整體評價卻逐步降低了，人們對于義和團運動持著褒貶不一的態度。對此現象，您是如何評價的呢?

　　■這又是一個例證，說明歷史是復雜的，需要多角度地考察，進行具體分析，切忌片面性和絕對性。

　　現在一些人過分地貶低義和團運動，這是不妥當的。研究義和團運動的意義很大。一百多年前，當時的中國正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野蠻侵略，處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導致了義和團運動的發生。義和團運動在短短的時間內迅猛興起，外國人連想都想不到，使得西方列強看到中國民眾中蘊藏著的巨大反抗力量，感到占領中國不容易，只能繼續扶植清政府進行間接統治，不敢再對中國輕言“瓜分”，它確實具有愛國救亡的意義。當時中國的社會是落后的，缺乏能夠領導反抗外來侵略的先進的社會力量，這必然給當時的反抗運動刻上種種落后以至愚昧的印記。但當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時，能夠因為它有落后愚昧的一面，就指責它不該起來反抗嗎?一定要把義和團運動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結合當時的社會結構、社會心態進行研究，才能有所突破。義和團運動有很多缺點，如愚昧迷信、盲目排外、活動分散，甚至后來被統治者利用等。我們不必回避這些缺點，也用不著為它辯護，而要在指出這些缺點的同時，深入地分析它為什么會產生這些缺點?這些缺點存在的社會原因是什么?不成熟的社會必然會產生不成熟的運動，這是當時中國北方下層社會中只能達到的水平。只有把義和團運動置于當時復雜的歷史背景下來考察，才能在研究上取得真正的突破性的進展。

　　□作為辛亥革命研究專家，您是如何看待學界近年來對于辛亥革命研究的成果呢?我們還需如何深入并拓展辛亥革命的研究呢?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與價值又在哪里呢?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雖然還說不上成熟，但是已經出現相當繁榮的局面，想在短期內有很大突破不容易。要想取得新的研究進展，恐怕需要把它放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運用社會學、文化學等多種學科的方法進行全面研究。這需要一個較長的積累過程。“辛亥革命與20世紀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主題。過去往往是就辛亥革命談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度廣度開掘得不夠。其實，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發生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它的影響不僅表現在推翻了清朝的君主專制統治，而且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推動了當時的思想解放。它的消極方面對1949年以前的中國也有啟示作用。這些都是值得更深入地探討的。

　　□回首20世紀滄桑百年，您能否先宏觀地概括一下20世紀中國歷史的特點和發展趨勢呢?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在100年內實現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這個變化是怎樣實現的?

　　■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世紀在變化的規模和深度上能同20世紀相比。在這100年里，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深重的苦難。也是在這100年里，社會的進步令人目不暇接：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從學說變為現實;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席卷全球;社會經濟生活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給人類帶來過去難以想象的進步。

　　對中國來說，這是決定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年。

　　當這個世紀來臨的時候，八國聯軍正占領著中國的首都北京。以后，日本軍國主義者又大舉侵略中國，直到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亡國的陰影一直像噩夢般籠罩在中國人的心頭。在很長時間內，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牢牢控制著中國，中國的經濟文化那樣落后，中華民族被傲慢的西方殖民者譏笑為“劣等民族”、“東亞病夫”。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連起碼的生存保障也沒有。這是一幅多么悲慘的情景!經過半個世紀可歌可泣的奮斗，中國人終于站立起來，以獨立的姿態開始建設一個新國家和新社會。這以后，又經過半個世紀的奮斗，經過種種困難和曲折，到21世紀來臨時，中國的面貌已發生使世界驚訝的變化，正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大踏步前進。

　　一部20世紀中國歷史，始終貫穿的鮮明主題是：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中華民族面對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它必須分兩步走：后者是人們憧憬和奮斗的目標，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它是無法逾越的。如果連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都無法做到，哪里還談得上什么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要是把20世紀中國歷史分成兩半的話，前半個世紀，也就是1901年到1949年，中國人主要解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問題;后半個世紀，也就是1949年至2000年，中國人所要解決的是國家走向繁榮富強、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問題。今天，中國已毫無疑義地以嶄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這個變化不是也不可能一步達到，中間經歷過3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一次是辛亥革命，結束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開放，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這是一個復雜艱苦的探索過程。無論革命、建設還是改革，都沒有前人留下的現成方案，一切只能靠中國人自己在實踐中摸索前進。這個進程一直延續到今天，就像一場不間斷的接力跑，后繼者總是以前人達到的位置為出發點，隨后又遠遠地跑到它的前面。前人有過的曲折也是后繼者的財富。它又像攀登一座高樓總是要從一個稍低的臺階再跨上另一個更高的臺階，不容許超越實際可能而一步登天。歷史就是這樣前進的。

　　四　對青年學者的期望

　　□在完成大量繁雜的行政工作之余，您仍然撰寫了一大批有影響、有價值、有分量的學術著作，您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中平衡工作與研究的呢?

　　■我在1951年大學畢業起，一邊搞教學科研，一邊搞行政，幾十年來一直如此。直到退休后的一年中，還每天堅持上班9個小時。史學工作者中，我的處境也許比較特殊。史學對我是“副業生產”，其實很多時間內幾乎只能算“業余愛好”，主要工作是在晚上八九點鐘以后和節假日做的。不過，我還可以說是“科班出身”，不是“票友下海”，這又要感謝母校給我的教育和在大學工作的有利環境。

　　為什么在這種情況下，我還能在研究工作中做一點事?我的體會是，要打破兩個思想障礙：一個是“等”，總想等條件好了再大干一番;另一個是“怨”，老抱怨受到客觀方面的種種限制，放松對自己的要求。等和怨，都是徒勞無益的狀況，只會起消極作用，時間就會白白地耽誤掉。唯一的辦法只有不等不怨，抓緊每一點自己可能支配的時間，進行學習和研究。在學習和研究上，一直有明確的努力目標。只要目標認定了，就下狠心干下去。不管環境如何，工作的進度在必要時可依實際情況調整，但目標一定要完成，不能動搖。

　　這種處境，對研究工作其實也有很多好處：第一，正因為時間太少(上世紀80年代前我在上班時間內不做專業工作，而且常要加班)，對時間就格外珍惜。理發時也總要看書，舍不得浪費這20來分鐘，這給理發師傅帶來不便，常受到他們批評，但我一直不改。我的孩子笑我，唐山大地震時，第二天下起暴雨而地震棚還沒有蓋起來，只能在空地上頂著一塊塑料布蓋著，我就在底下讀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稿》。第二，有限的時間會迫使你盡力提高它的利用率。例如，閱讀原始資料時一面讀一面就用心想，從資料中發現問題并努力尋求答案。隨著資料越看越多，最初的想法或者越來越充實，或者需要修正甚至全部推翻。當基本資料看完后，這篇文章該怎么寫以至它的邏輯層次在頭腦里都已想清楚，就可以動筆寫了，這就省下不少時間。第三，擔負一定的行政工作或社會工作，十分有助于真切地了解現實的社會生活，了解它的全部復雜性，學習作出適當的判斷。一個人如果對現實社會生活都缺乏了解和判斷能力，要去研究歷史上的社會生活和重大事件，盡管發議論也可以講得頭頭是道，實際上仍容易講出許多脫離實際的書生之見來。

　　□通過閱讀您的著作我們發現，其中不但蘊含著您多年研究中積累下的豐富史料，也貫穿著您對寫作主旨、文章架構、邏輯脈絡乃至遣詞用句等一系列環節的精工細琢。那么，在從事研究的過程中，又有哪些細節是您所關注的，您能否在此與我們青年學者分享一些心得呢?

　　■進行學術研究，選擇題目是關鍵性的一步。寫一篇史學論文，首先要對題目反復掂量。周谷城老師說過，如果能夠提出問題，文章便已成了一半。選擇題目一般要選那些比較多的人關心而別人研究得還不夠的問題。開始時，頭腦中的選題還不具體，只是做一些與題目有關的外圍性的工作，如了解研究現狀，了解資料情況等。“不打無準備的仗”、“不打無把握的仗”，對做學問也是適用的。此外，選擇題目還要根據自己主客觀條件的狀況而定，要看自己的研究能力、素養如何，圖書資料是否具備等。如果不具備，這個題目就沒有作的條件。

　　題目有了后，就要鍥而不舍，抓緊時間一分一秒去作。在粉碎“四人幫”后，我們繼續撰寫《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到第4卷。當時我的行政工作依然繁重，白天沒有時間，只能靠晚上和星期天看書寫作。我想，既然目標已經確定，困難再大也要咬緊牙關走下去，走不到爬也要爬到。面對行政工作和研究工作兩攤事，要想兼顧二者，只能擠自己的業余時間，即使十來分鐘也舍不得白白費掉。不僅珍惜時間，還要有效地利用時間，講究一點方法，提高效率，合理地安排使用。那時，我決心在60歲以前寫完《辛亥革命史稿》和完成單位的編寫《周恩來傳》建國前部分的任務。那時，朋友笑我是“白天周總理，晚上孫總理”。因為60歲以前健康大概是有保證的，不完成，拖到60歲以后，萬一健康狀況急轉直下，就會成為終生遺憾。如果60歲以后身體還可以，還能再做點事，那就算是額外收獲。1991年，在我剛過60歲的時候，《周恩來傳》建國前部分已經出版，4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也終于出齊。

　　□“長江后浪推前浪”，國內新一代青年歷史研究者正沐浴在新時代建設的春風之中，茁壯成長。對于我們，您一直以來都給予了高度的關心與支持。在這個高速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里，我們也有著對生活的壓力，對學術的追求，對未來的彷徨，對成功的暢想。矛盾并求索著。在這里，您對我們又有著怎樣的期待與囑托呢?

　　■青年史學工作者是中國歷史學的希望和未來。研究歷史是非常清苦的，不是說冷板凳坐下去就一定有收獲。有時讀完一本厚書，卻找不到一條需要的材料。從事歷史研究往往要花很多工夫，不能很快見效，談的問題又都是過去的，未必是大家當前最關心的熱點，不像一些明星那樣侃幾句就可以引起社會轟動效應。在當前社會收入反差大、人們追求急功近利的情況下，還有不少青年喜歡歷史，刻苦地從事歷史研究，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年輕人有許多優點，思想開放，朝氣蓬勃，同時還掌握了外語和電腦，能夠做許多我們這輩人很難做到的事。青年人切忌浮躁，切忌急功近利。歷史科學的重要特點就是要有對資料和知識的一個積累過程。積累就需要花時間、下功夫。研究一個問題，不下功夫收集資料、研讀資料，就沒有發言權。陳垣先生主張對史料要“竭澤而漁”，這是至理名言。近現代史的資料太多，各種書籍、報紙、刊物、檔案，浩如煙海，常常是令人“望洋興嘆”，“竭澤而漁”可能難以做到。但是，基本史料一定要掌握，不可馬虎。有些年輕人過于性急，功夫未到家就急急忙忙把成品推出去，一味貪多求快。這樣做對年輕人的成長是不利的。一些花力量不大的文章不是不可以寫，有些也是社會所需要的，但不要樂此不疲，不能自拔。研究歷史首要的是學問扎實，還要提高理論思維能力。文章并不在多，如果這一年竭力寫一篇有分量的文章，第二年再向更高的標準努力，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日積月累，必有大進。

　　要想做成一點有意義的事，首先應該立志，要有志向，有追求，有奮斗目標，有理想抱負。志向的確立，應該是遠大的，高尚的。老話說：“取法乎上，適得其中。”有了大的志向未必都能達到，但是沒有這種志向那就肯定達不到。不要想一步登天，要立足于持之以恒的努力，“不爭一日之短長”，扎扎實實地上了一層樓，再上一層樓。人在青年時樹立的目標會決定一生的成就和前途。既然立志于史學研究，就要堅定不移地搞下去，耐得住坐“冷板凳”。從事歷史研究往往投入很多，產出比有的學科所需要的周期更長，個人能得到的物質利益更是肯定要比不少行業少得多。

　　經過改革開放，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了，人民的物質生活豐富了，使年輕人面對著更多的誘惑和生活選擇。我不是提倡安貧樂道。但在基本生活水平能夠保證的條件下，人的追求從來是多種多樣的，有物質追求，有精神追求。有人認為研究歷史既清貧，又辛苦，真沒意思。我不這樣看。從事歷史研究是其樂無窮的。一旦你真的全身心投入這項工作，古往今來那些壯麗宏偉的歷史場景會展現在你面前，你可以領略那些曾經叱咤風云、縱橫捭闔的歷史人物的風采和智慧，感悟國家民族興衰存亡的命運所系，從中獲得智慧，又是社會需要所不可缺少的，從而在內心中有一種滿足感。這比與那些酒肉朋友在一起舉杯碰盞，喝得酩酊大醉更快樂。在商品大潮洶涌澎湃的今天，有些人對歷史學的前途感到擔心。我不相信一個文明的民族會是一個不懂得歷史、沒有歷史感的民族。今天中國存在的問題首先在經濟。要集中力量把經濟搞上去，而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文化建設高潮必然也會到來。事實上，今天史學工作者的生活待遇已經有不少改善，而且，歷史研究得有一個較長的積累過程，并不是一旦有需要臨時把人拉起來就能用得上的，我們今天就應該早作準備。從長遠的眼光來看，歷史學研究的天地是廣闊的，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謝謝金老在百忙當中接受訪談!祝愿您健康長壽，永葆學術青春，為國家、為讀者、為后世，帶來更多更好的學術力作!

　　《史學月刊》2014年5期第119～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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