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參考》編者按：海外學者陳弘莘女士發來追憶戚本禹的文章，《紅色參考》有幸首發。對于作者來說，戚老“是長輩、老師也是大朋友”，因此能夠給我們勾勒出一幅更為立體的印象，為關注和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補充了另一層面的史料。
文中作者有關“魯迅手稿”等說法似與日前香港出版的《戚本禹回憶錄》中的相關記述不太一致。但歷史何嘗不是一個多棱鏡，讀史者無法排除各個角度折射的影像。也只有綜合對比后才可能得出更為真切的答案。或許對大多數人而言，探尋的本來就是大歷史而非小細節。
文中圖片均由作者提供，我們在此謹致以謝意。
功過皆歷史成敗非所求：憶戚本禹
陳弘莘
85歲的戚本禹于文革五十周年離世，令人不得不感嘆冥冥中命運的安排。他常說自己是“歷史人”，那種功過成敗都不由自己書寫評說的人。五十年前的文革是他命運跌宕的開始，五十年后，當人們反思紀念那一場浩劫的時候，他離世了，而且最終他行使了所剩不多的權力，為自己挑選了終結此生的地方——上海，那是他“夢開始的地方”。在那里，他上學、入黨、應招進京、走上頂峰、扔入監獄、被遣回、最終又從上海上路，重新輪回……
二十年前第一次見戚本禹，特地約在我的一位長輩家中，當時戚先生還在出獄后被監視居住階段，據說有諸多框禁，包括：不能隨意離開上海、定時匯報、不許見媒體、不許寫回憶錄、不能見境外記者等等，總之，可以活著，但不能隨意走動更不許隨意說話。
那是深冬二月，他穿了一件質地很好的黑呢大衣，里面是一套同樣上好質地的黑西裝，帶著一副淺咖啡色太陽鏡，從始至終沒有摘下。
我兒時最特殊的記憶之一，就是家中出出入入的長輩客人們許多出自秦城監獄，他們一個個形體消瘦但精力旺盛，他們見面都興奮并快活，滔滔不絕……但戚先生不是。他高大魁梧，即便坐著，也挺直著背，他幾乎很少主動引出話題，只在確定對方是與他交流的時候才會坦率說出自己的見解，聲調適中沒有重復并充滿自信。
戚本禹，山東威海人，明朝末年抗倭英雄戚繼光的后代。幼時讀私塾，畢業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學，學生時代加入中共，1950年入中南海，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簡稱“中秘室”)眾多秘書之一。引起毛澤東注意是1957-58年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二王八司馬”原發生于唐順宗永貞年間，王叔文、聯合王伾、劉禹錫等推行政治改革僅146天即告失敗，后二王死，追隨者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被貶為邊遠八州司馬，史稱“二王八司馬”。)
50年代末發生在中秘室的“二王八司馬事件”雖然剛剛過去不到六十年，但是因為當年幾位相關人物在后來多次政治運動中身份變化起伏，而導致對事件的結論和性質，甚至事件本身都有諸多版本。當事人之一林克的回憶文章曾經不止一次說：“整個事件的經過頗為復雜”，甚至被有的黨史研究者稱為撲朔迷離。簡而言之，就是戚本禹、林克等八名中秘室年輕秘書，在中央直屬機關整風運動中向上級反映問題后，被某些上級認定為“反黨”，并欲定“右派”，雙方以多種方式對抗半年多后，毛澤東公開表態支持林克戚本禹等八位年輕人，以唐朝“二王八司馬”故事解救了他們。
毛澤東作為國家主席的全力支持，在當時不僅給了這幾位即將被開除黨籍流放新疆的年輕人新的政治生命，更給了戚本禹一個父親般的支撐。作為一個少年喪父、熱愛歷史的年輕人，從此令他對理想更加充滿激情。正因為如此，1968年1月，當戚本禹在周恩來的壓力下面臨必須被送進監獄之前，毛澤東曾征求他本人意見，“去新疆還是留北京？”，戚說：“這些年，您就像我的父親一樣，您讓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去秦城吧，離北京近點，萬一有什么需要，方便些”。毛替他定了秦城，于是，戚本禹“被宣稱”“請假檢討”，事實上鋃鐺入獄。整整十八年后，白發蒼蒼走出秦城監獄那天，公安部的人告訴他：“你必須換個名字，否則不給你報戶口”，于是，從八十年代后期開始三十多年中，中國的圖書市場多了一位史學作者，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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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今年四月離世后，媒體關于他的介紹之多遠超出他生前所能想象。出獄后他基本生活在社會邊緣，遠離任何圈子，只在一個相對固定的范圍內交往。不想再看冷眼，也不愿給別人帶去尷尬，當然更不肯遷就某些人的獵奇心。何況，他心中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
多年前，他在一封信中對我說：
“世界上那么多風云人物和耀眼明星您不去研究，卻花了三年（加上今年）時間去研究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了32個春秋的背時人物，怎么說您呢？……”
那是我第一次聽他自己給自己定位于“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也是第一次明白原來表面淡然、平靜訴說過去的他，事實上心中有著巨大的壓抑、無奈與憤懣。
之前，我們談到他那篇著名的《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電影〈清宮秘史〉》，據說是射倒劉少奇的最后一劍。他居然也毫無情緒波動的說“被中央政治局改過66稿，包括主席親自改過1稿，總理改過14稿”。
這篇文章，1983年審判他的時候，曾經作為“反革命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的重要證據，將打倒劉少奇之主謀從毛、周等等一大群人身上卸下，全部加給了他。至于曾經被毛批示：“戚本禹同志，看過，寫得很好。有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當，請你和同志們商量處理。”這樣的過程，包括接受旨意寫這篇文章的起源，對于當年的審判顯然毫無意義。也許正因為如此，歷史學者丁凱文先生多年前在《文革新星戚本禹的躍升與隕落》一文中就說道：“戚本禹為毛澤東的文革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承擔了過重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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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聽說一個情節，中南海批斗劉鄧陶的時候，戚本禹派人把陶鑄夫人曾志拉走，令她搬個板凳坐在一邊，沒被批斗。問戚先生是否有此事，他說“當然”，“曾志是主席的好朋友呀”。他說：“我何止只是保了曾志，我還保過鄧小平，因為主席講了幾次要保;保過王震,他后來還給我寫信表示感謝;保過許世友，他是主席愛將;保過華國鋒……”。
戚本禹在1968年以后，與王力、關鋒，一同被稱為文革史上著名的“三只小爬蟲”，幾十年中被蔑視和輕賤，幾乎被開除“人籍”，至于曾經幫過誰、保過誰、甚至救過誰，當這一個個“誰”都重新身居高位的時候，事實上又有誰會在乎他今天是誰?
“毛劉文革前的矛盾你知道嗎?”
“不知道，當時級別太低，不可能知道。田家英、陳伯達他們有可能”。
“為什么逼田家英連夜搬出中南海呢?”
“其實當時沒有要求他連夜搬出。田家英的問題非常復雜，他和主席、江青、陳伯達之間原本已有芥蒂，后來被人利用，將他哥哥抗美援朝后投降臺灣還寫信拉攏他的事情重新拿出來說事”,
“誰說的呢?”
“那個人活著，這幾年還在寫文章，先不說了”。
與戚先生談文革歷史，常常如此三言兩語，他一般表情不變，漫不經心的樣子，但我還是有一次看見了他眼睛亮亮的。那個階段，我在臺灣的一個學術機構找到了文革《大字報匯編(廣東地區)》，其中就有批判戚本禹“想篡奪總理大權，做著黃粱美夢”的大字報，于是興奮地復印了所有資料給他，我認為這是支撐我的理論：即認為一定要將他踢出局是周恩來的又一個佐證。他其實一直并不認可我這個說法，但是那天，看著他帶著老花鏡，一頁一頁仔細讀大字報的復印件，那種眼神和專著，我知道，他心中其實像我一樣，希望找出他為什么下臺的真正原因。盡管外界仿佛早有定論，但我們都明白那些顯然都不完全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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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坊間盛傳戚本禹文革時從魯迅博物館取走了全部書信文稿，并將其中大量珍貴手書占為己有，近年陸續出賣所得超過2000多萬。魯迅之子周海嬰自然也聽說此事，他十分憤憤不平，因其母親許廣平當年就是得知魯迅遺稿被戚本禹拿走后，四處奔走、求助、尋找，氣急交加，疲憊不堪，最終引發心肌梗塞而去世的。
許先生抗戰時期曾出任上海中華女子學校校長，據周海嬰回憶：學校經常處于經濟拮據狀態，甚至最艱難的時候會拖欠教職員工的薪俸半年以上，實在支撐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去向我的外祖父母借款，每次都得到慷慨相助。正因為如此，十多年前，我小住北京那段時間，海嬰伯伯一家也對我極為關照，不僅常被招呼去吃飯，每當魯迅故居院子里棗樹結棗的時候，定會打電話來叫“快來拿點回去!”。
一天海嬰伯伯說：“你去問問戚本禹能否把他拿走的魯迅手稿還給我們，他掙了錢我們就算了也不要了，或者讓他告訴我們賣給誰了也行……”
口信自然是認認真真帶給了戚先生，他說：“你看我像擁有身家兩千多萬的人嗎?”“其實那天去魯迅博物館是一整個小組呢，大約7，8個人，我們裝了滿滿5大袋。收齊之后，當天就直接送去康老那兒了，是他要的”，戚先生補充說。幾乎凡見過戚先生的人，都會感嘆他超強的記憶力，尤其是細節，當他想說一件事時，他通常可以描述得仿佛不久前剛發生的一樣。
近年關于那批魯迅文稿又陸續看到一些相關文字，有人說是康生想在魯迅文稿中尋找清人墨寶，也有人說康生是為了江青而將這批文字收來，因江青擔心其中有關于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記錄。無論如何，至少終于不再有人認為那幾大包魯迅文稿會隨戚本禹被抄家坐牢之后還保存完好地在他身邊、隨他遷移、被他倒賣。
我認識的戚本禹的時候，他已不是“戚大炮”，“變色龍”、“小爬蟲”和“走狗”。而只是一個關注社會和政治，思想敏銳的老人，是一個曾經深陷于諸多文革早期歷史事件的當事人，有著諸多說不清理不順的經歷。他當然有反思，也肯定有糾結和委屈。
戚本禹從擔任《紅旗》雜志歷史組組長算起，到后來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真正位居中央領導并傾全力沖鋒陷陣的時間嚴格來說是18個月，1966年初到1967年8月，這18個月的權力頂峰，令他受獄18年，同時付出了36歲以后的幾乎整個下半生為代價當替罪羊并承受批判。
戚先生走了，雖蓋棺卻仍不能論定，畢竟他的一生，功過皆為歷史，成敗亦其非所求。以他自己的一段話作為結束：
“我是懷著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理想國的熱忱，主動、積極、自覺而且是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雖然時間只有一年半，但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責任，談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個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必然的，誰也逃脫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陽仍要升起，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我們這個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過苦難的歷程，才能臻于成熟，歷史只能對此發一聲深深的嘆息!”
注：感謝作者賜稿。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紅色參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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