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是領導一切的　　

——關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初步設想之三　　

于泮泉

內容提要：改革黨的領導體制，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政治體制改革得以順利推進的關鍵。能否通過多種途徑抓好黨的建設，保證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則是保證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黨的領導，實質上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領導。搞好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從根本上說，不是為了鞏固所謂黨的執政地位，而是為了實現、鞏固和不斷強化人民至上地位，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而奮斗。實現黨對國家的領導，要從發揚黨內民主開始，精心設計黨對整個國家機構和各國家機關的領導體制；實現黨對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必須堅決地廢止一長制，實行黨委領導下職工群眾直接參與的廠長、經理、校院長分工負責制；實現黨對整個社會的領導，要為社會各界的工作制定基本指導方針，提出明確的奮斗方向；實現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要從領導人民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方面下功夫。

胡錦濤同志說，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在黨。自然，要搞好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關鍵也在黨。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是通過中國共產黨實現的。毛主席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如果說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問題是要把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不斷地健全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國體；核心問題是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政體，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那么，改革黨的領導體制，既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促使這一改革順利推進的關鍵。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階級，我們黨又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是我們黨能夠領導一切、并且必須領導一切的內在根據。但是，目前，我們黨內已經混入了太多的蛀蟲；黨的領導體制上又存在著諸多問題，不相應地改革這一領導體制，我們黨就難以擔負起領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向社會主義方向邁進的偉大歷史使命。

黨能夠領導一切，黨也必須領導一切，都是由黨的性質決定的。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毛主席有過著名的五十個大字的論述：“黨組織應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至今仍然是對我們黨性質的一段最經典的表述。我認為，它至少告訴了我們兩點：

第一，它明確告訴我們，黨組織必須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不能允許任何其他人混進黨的隊伍。一旦混進來了，就必須毫不猶豫地清理出去。那種資本家也可以入黨的說法，絕不是什么理論創新，而完全是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無恥背叛。保證黨的隊伍純潔性，是黨的建設中的第一等要務。而所謂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不能任由人隨意曲解，而是必須同時具備下列四個條件的：

第一個條件：在經濟地位與生活基礎上必須是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一分子，這是對一個共產黨員最起碼、最基本的要求。任何人如果脫離了工人階級經濟地位，他就不是無產階級隊伍中的一員，也就失去了成為共產黨員最起碼的條件。主要靠工資或其他勞動收入生活，不能有剩余價值或其他剝削收入來源，不能有貪污、受賄等任何不法活動，這是成為一名共產黨員的底線。當然，這不等于說黨組織不能接受其他階級出身的人入黨，也不是說共產黨員就不能犯錯誤。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也可以入黨，但前提必須是能夠清楚地證明他已經拋棄了其原有的生活條件和階級立場、并已經具備了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條件之后才行。所謂拋棄了其原有的生活條件與階級立場，就是指，這些人必須同原有的家庭劃清界限，徹底拋棄原有的剝削階級生活基礎，完全在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經濟基礎上生活。即只能靠工資和其他勞動收入維持自己的生活與工作開支，不能依靠任何剝削收入和違法收入。而且其工資和其他勞動收入的總和不能超過全體人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八倍。而犯了錯誤則必須承認錯誤，并積極、認真地改正錯誤，勇于“向真理投降”，不能堅持不改或文過飾非。這些必須成為一位共產黨員的剛性或硬性條件：不具備這一條件的人絕對不能入黨；已經入黨了，不能果斷地同原有的剝削階級經濟地位決裂，犯了錯誤不愿意承認和改正錯誤，也必須退黨，否則就要清理出黨的隊伍。

第二個條件：共產黨員的一切言行都必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自覺地同不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我們黨不能實行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每一位共產黨員也不能實行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不能在聲稱堅信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又去相信上帝、相信普世價值、相信孔老二、相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烏七八糟的東西。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全黨講清楚。做一名共產黨員，就要始終堅定地站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不謀求個人私利，更不能以權謀私。要自覺地用唯物辯證法、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觀察、分析和解決一切問題。不相信馬列毛主義，不愿意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就主動退黨好了。想當年，在國共合作的黃埔軍校門前掛著一副對聯，“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進此門”，每一位要求入黨的人員，都要將這幅對聯刻在心底才行。入黨，只意味著奉獻、意味著犧牲（包括犧牲自己的生命），只意味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不能借此為個人、為家庭撈取任何好處。

第三個條件：與此同時，共產黨員必須堅信“資產階級的滅亡與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⑴36，自覺自愿地為共產主義的最終實現奮斗終身。共產黨員的一切言論和行動都只能是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添磚加瓦，而不能偏離共產主義方向。當然，前進道路是曲折的，而不是筆直的。我們不能跨越必要的革命發展階段，不能設想共產主義在一個早晨就取得勝利，而必須做好長期奮斗的打算，必須把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自覺地結合起來。共產黨員要為最近的革命目標奮斗，但在這種奮斗中，又必須同時代表著運動的未來，心目中時刻不能忘記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幸子凌之流一方面肆無忌憚地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另一方面又要死皮賴臉地留在共產黨內，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茅于軾之流誣蔑“我相信胡錦濤也不見得相信共產主義”，這更是不能容忍的。沒有共產主義理想，不僅做黨的總書記，當一名最普通的共產黨員也不夠格。

第四個條件：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按期繳納黨費。所謂參加黨的一個組織，不僅指要參加黨的一個委員會，而且首先必須參加黨的一個支部、一個黨小組，在黨支部、黨小組內積極工作，并自覺接受黨支部、黨小組的培養、教育和監督。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任何人都不能游離于一定的黨支部、黨小組和整個黨組織的培養、教育、監督之外。人人都在組織之中，人人都時刻處于黨組織的培養、教育和監督之中，這是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最重要標志之一。那種“每一個罷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共產黨員”的做法自然荒謬至極；那種支持一個黨的候選人就可以視為那個黨的黨員的資產階級政黨的做法更不能為我們所效法。我們黨之所以有力量，不僅首先因為它的黨員具有堅定的理想和信念，而且還在于其有極強的組織紀律觀念。這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光榮傳統。可改開以來，情況完全不是這樣了。在全黨8000萬黨員中，至少有一次連續六個月不過黨的組織生活、連續六個月沒繳納黨費的人有多少？我想，如果較其真來，絕對不會少于2000萬，或者7000萬、7900萬都有可能。至少多年以來，我沒有看到過中央領導同志參加支部生活會或小組生活會的任何報道，更沒有看到任何同志像毛澤東、周恩來那樣敢于公開地在黨的七千人大會上做自我批評（而改開以來出現的問題不知比毛澤東時代嚴重多少倍）。李昌平到印度，可以遇到許多共產黨的同志，可以邀請他參加黨的組織生活會；在中國，許多人叫他先生，稱他老師，就是難以遇到喊他同志的，更沒有邀他參加黨的組織生活會的。這種情況，絕不是個案，而幾乎成為普遍現象。一個共產黨員到了一個新的地方，要找到當地黨組織，想在新的地方過黨的組織生活，簡直比舊社會還難，這實在讓人匪夷所思。

同時，為了充分發揮每一位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和黨組織對共產黨員的培養、教育、監督作用，提高黨組織的戰斗力，我設想，一個共產黨員，可以過雙重甚至多重組織生活。一個黨員主要是參加其工作的機關、單位的黨組織，在本機關、單位過組織生活，同時還應該在他所居住的社區過組織生活，流動黨員還應該到流入地過組織生活。在居住地、流入地過組織生活的情況，居住地、流入地的黨組織要通過各種途徑定期向黨員工作的機關、單位黨組織通報；黨員在機關、企事業單位繳納黨費的收據，可以復印一份在居住地、流入地黨組織處備案。

有人會說，這樣的話，共產黨員的條件也太苛刻吧？誰能達到這樣的要求呢？我們說，共產黨員的條件是苛刻，而且也必須苛刻。不然我們為什么會說共產黨員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呢！正是依靠這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們才能在令人難以想象的極端艱難困苦、錯綜復雜條件下，從當初只有幾個共產主義小組、幾十個黨員，經過二十八年的奮斗，就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領導者。現在，在共產黨已經成為“執政黨”的情況下，我們黨面臨著更為嚴峻的諸多考驗，強化黨員條件就更加緊迫、更加必要了。偉大的列寧一再強調，我們不追求黨員數量，而只注重黨員質量；名不副實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這必須成為我們的座右銘。蘇共在擁有35萬多名黨員的時候，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并執掌了全國政權；擁有554萬多名黨員的時候，領導人民打敗了不可一世的德國法西斯，為勝利結束二次大戰立下了不朽功勛；而在擁有近2000萬名黨員的時候,卻喪失了執政地位，亡黨亡國。這么慘痛的教訓還不夠深刻嗎？！

毛主席告訴我們，“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在我們黨內已經混進了大量蛀蟲的情況下，搞好黨的吐故納新工作，就顯得更為必要、也更為重要了。吐故納新，今天的當務之急是吐故。我們不能猶豫、不能手軟。讓李銳、幸子凌、吳敬璉、張維迎、袁騰飛這些害群之馬繼續留在黨內，我們黨就遲早要斷送在他們手里。將一切反黨分子、一切不符合黨員條件，也不愿意以黨員條件嚴格要求自己的人清退出黨，表面上看會削弱黨的力量，但在黨的隊伍更純潔、更精干的情況下，我們黨將進一步贏得民心，迅速提高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從而黨的力量只會增強百倍！“一大”的時候，我們黨只有五十幾名黨員，但也能以星星之火造就燎原之勢；長征到達陜北時，黨員數量由幾十萬一下子銳減至三、四萬，不是也迅速發展壯大起來了嗎？解放戰爭開始時，我們黨只有120萬黨員，也照樣打敗了氣勢洶洶國民黨反動派；建國之初，只有400萬黨員，也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今天，通過嚴格堅守黨員條件的吐故納新，即使我們的黨員數量由8000萬減到4000萬，甚至800萬，因為必會馬上振奮出億萬人民的革命激情，神州大地的面貌肯定將煥然一新的。　　

第二，黨組織必須是能夠領導人民開展積極的階級斗爭的先進部隊。在革命戰爭時期是這樣，在取得了政權之后尤其是這樣。政黨本來就是搞政治的集團或黨派，脫離政治的政黨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⑵823一切政黨都是搞階級斗爭的，概莫能外。資產階級政黨不愿意承認而且極力掩蓋這一點，因為他們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少數人的利益，承認這一點，就等于要動員無產階級來反對自己，精明的資產階級當然不會干這樣的傻事。共產黨則必須公開地宣布這一點，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無產階級組織成為階級，才能把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組織成為統治階級，從而形成一個強大的階級力量和強大的統治力量。這樣公開地宣布，不怕引起資產階級的反感嗎？當然不怕！這不僅因為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不僅因為我們代表的是人類的絕大多數，而且因為我們要推翻的是資產階級的統治，要消滅的是作為階級的資產階級，要反對的是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形態，而不是要從肉體上消滅哪一位資產階級分子（對任何資產階級分子個人，我們都應該貫徹給出路的政策，都只是要把他們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讓他們和工農大眾一樣平等地享受公民權利，履行公民義務，不要再去過那種不勞而獲的剝削生活，而不是要同其中的任何人過不去——除非他們非要同人民過不去）。無產階級是要解放全人類的，這既包括要把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從遭受剝削和壓迫的深淵中解放出來，也包括要把一切剝削階級分子從剝削階級的邪惡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但即使這樣，仍然會引起他們的不滿和反抗。他們中的許多人拼命也要維護和恢復其失去的天堂。而這個“天堂”放任他們做“人上人”，就是允許他們“自由地”剝削和壓迫人民，“自由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為所欲為的天堂，顯然，他們的天堂就是人民的地獄。怎么辦呢？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不能束手待斃，不能允許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現象永遠存在下去；共產黨必須肩負起領導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同敵人進行堅決斗爭的歷史使命。這不是因為我們好斗，而是因為階級斗爭仍然存在，且斗爭的形式更隱蔽（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更難以識別，因而也更危險。“樹欲靜而風不止”，不公開地開展積極的階級斗爭，人民的政權就會得而復失。蘇東劇變就是從赫魯曉夫否定階級斗爭存在，鼓吹“三和兩全”（所謂要同資本主義國家搞“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以及在國內搞什么“全民國家”、“全民黨”）開始的；我國今天,對外，實質上放棄了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與戰爭政策的國策；對內，則默認階級斗爭熄滅論。更有人把“建國三十二年”的歷史詛咒成“比空想社會主義更落后、更反動”的“封建社會主義”，竟然可以公開鼓吹要“理直氣壯地說服全黨和全國人民，光明正大地發展資本主義”，這是什么？這是階級敵人明目張膽地在同無產階級較勁、宣戰！不能夠、不敢于同國內外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做堅決斗爭的人，就沒有資格成為共產黨隊伍中的一員。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將這樣的分子清除黨的隊伍。　　

不知自何時起，我們提出了一個要加強我們黨執政能力建設的命題，這讓我聽起來很不舒服。從建國時算起，我們黨也已經“執政”六十年了，以前從來沒有提出過這一問題；現在提出來了，是不是因為我們的“執政”出現什么問題啦？想當年，蘇聯戈爾巴喬夫當總書記的時候，竟然也提出什么要為蘇聯共產黨執政地位而奮斗，不久就搞得亡黨亡國了。我們總不至于會重蹈蘇共滅亡的覆轍吧？我們黨是執政黨，這沒有什么問題；但我們黨首先是革命黨，其次才是執政黨。我們黨可以不執政，但絕不能不革命。一切資產階級政黨建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政客們“執政”（即爭權奪利）的需要，執政就是一切，執政即取得政權就意味著“革命”到頭了，政客們的目的就達到了，以后的任務就是如何保住或重新奪回這個“執政”地位就是了。這清楚地說明了一切資產階級政客的極端自私自利性質。共產黨的一切奮斗，則不是為了取得和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而是為了實現和鞏固“人民至上”地位，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奮斗。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了政權，即成為執政黨，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執政”了以后，我們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要加強什么執政能力的建設。因為“執政”絕不是共產黨人的最終目的，“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除了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共產黨本身沒有、也絕不應該有任何自己的一黨之私利。共產黨人所思所想的只應該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執政地位去發動人民、組織人民，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不斷加強自己同人民群眾之間的魚水關系，領導人民群眾向更高的革命目標前進，用當今一句時髦的話來說，就是要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只要黨群之間的魚水關系有了保障，這個“執政地位”根本就不會成為問題；反之，如果黨群關系倒退到船與水的關系，甚至倒退到水火關系，那才是共產黨人時刻要警醒的問題；堅持黨的宗旨、防止黨群關系倒退也是共產黨人要不斷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資產階級總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或執政）污蔑為“一黨專政”，普世的先生們也極力鼓吹兩黨制或多黨制，豈不知，兩黨制和多黨制在資產階級手里是凝聚資產階級力量的工具，而在無產階級手里，則必然成為分散無產階級力量的魔鬼。資產階級分子都是相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極端利己主義者，資本主義國家如果實行一黨制，執政者所代表的就只能是一部分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勢必會損害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即損害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只有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讓它們之間相互爭斗，并在爭斗中取得力量的平衡，才能使其決策始終代表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即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正如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分子們在彼此的爭斗中總是表現為它們之間只能是虛偽的兄弟，但在對付無產階級時，卻會立即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與此相反，“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沖突”，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向來都是完全一致的。正是這種一致性，決定了無產階級只能實行一黨制（無產階級先鋒隊只能有一個），而不能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只不過，這種一致性不容易被人們所認識罷了。幾千年來，為什么總是少數人（剝削者）欺負多數人（被剝削者）？少數人為什么總是能夠欺負多數人？多數人為什么會總是受欺負、受剝削、受壓迫？根本原因在于多數人沒有認識到本階級根本利益的這種一致性，沒有擰成一股繩。從而在資產階級共濟會團體（國家）的攻擊下被各個擊破。一旦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認識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萬眾一心，擰成一股繩（而這必須要有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堅強領導），那就會無往而不勝，無堅而不摧。這不但為蘇聯十月革命及其以后長時間的歷史所證明，也為中國革命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革命的歷史所一再地證明。可想而知，如果我們搞什么兩黨制或多黨制，把無產階級的力量分散開來，我們還有一絲一毫勝利的可能性嗎？當然，以后的蘇聯解體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如今也大多都淪為弱勢群體了，那是因為，我們雖然沒搞兩黨制或多黨制，但自從改革開放有人鼓吹普世價值和指導思想多元化以來，作為我們指導思想理論基礎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被嚴重地邊緣化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已經在我國大行其道，我們黨已經不是用一個聲音說話了，客觀上我國已經變成不是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兩黨制與多黨制了。所以，所謂黨的領導，實質上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就是時時處處都貫徹“人民至上”原則的領導，就是要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的領導，而不是什么少數政客的領導。共產黨的執政與領導，也不是為了執政而執政，不是為了領導而領導。所謂“黨是領導一切的”，決不是什么“一黨專政”，而是人民民主或人民民主專政。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共產黨都不能有“船到碼頭車到站”而“歇一歇”的思想，而是必須以此為起點，不斷地動員群眾、依靠群眾，繼續革命，包括革存在于自己隊伍中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命，包括革混進自己隊伍中的各種敗類分子的命，即必須不斷地同自己隊伍中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和各種敗類分子進行戰斗。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中，領導人民群眾不斷地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推向前進，直至共產主義的最終實現。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也就是要教育出一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并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規劃并組織新制度，成為所有被剝削勞動群眾在沒有資產階級參加并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的事業中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反之，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卻把工人的黨教育成為為一群脫離群眾而代表工資優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茍且偷安’，為了一碗紅豆而出賣了自己的長子權，也就是不擔當反對資產階級的人民的革命領袖。”^⑶24

當然，共產黨人面臨的任務不是只有階級斗爭一項，而是同時要進行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革命，忘記了其中的任何一項都是不行的。但是，階級斗爭是綱，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目，這是決不能顛倒的。沒有階級斗爭的地方和時候，我們不會、也不應該人為地去刻意挑起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客觀上存在的地方和時候，我們就要勇敢地面對，而不能刻意地去回避它。偉大的列寧有一句名言：“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一旦消滅階級的任務完成了，社會主義才算最終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人類就會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只要這一使命沒有完成，共產黨人就時刻不能忘記它。而要消滅階級，生產斗爭、科學實驗當然不可缺，主動地開展積極的階級斗爭，更是我們必須時刻掛在心中的一件大事。　　

我國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作為階級的剝削階級的確處于消亡之中，但是，原有的剝削階級分子人還在、心不死，許多人還會時刻夢想回到他們已經失去的天堂；國際上帝國主義國家存在一天，就不會忘記對我們進行顛覆與和平演變的企圖；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它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時刻都會面臨傳統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和習慣勢力的腐蝕和糖衣炮彈的襲擊以及國內外資產階級分子的拉攏、腐蝕、圍攻；特別是共產黨成為所謂執政黨以后，一些人當上了大官，就會自覺不自覺地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這樣稍有不慎，就會在黨內形成一個特權階層，進而發展成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即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采取的形式上國有制的形式，一般要由“國家”官員（而不是由人民群眾直接）去管理“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遠遠沒有形成馬克思所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或真正的社會主義“個人所有制”。在肆意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把企業黨組織的權利幾乎完全架空的情況下，相當大的一批黨政領導干部和所謂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利用和運用他們自身的地位和權利，把他們管轄范圍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任意支配，長期據為己有，私有化了。這就為黨內資產階級的生成提供了深厚的經濟基礎。這些都決定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誰勝誰負的問題遠遠沒有解決，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隨時存在著，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因而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就是一件必須的事情了。　　

可萬分遺憾的是，改開以來，由于我們“果斷地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黨和全體人民的階級斗爭觀念都逐漸淡化了；更有甚者是，當權者在發生了美帝炸我使館、撞為飛機，以及西藏事件、新疆事件和奧巴馬公開接見達賴這樣極其嚴重的階級斗爭事件時也刻意不提階級斗爭，卻不厭其煩地宣揚什么“穩定壓倒一切”，從而顛倒黑白地把本來的不穩定因素——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猖狂進攻莫名其妙地轉嫁到人民大眾的身上（把人民大眾對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反抗與斗爭當成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生生地解除了黨和人民的思想武裝。然后又不斷地高喊著“改革開放”的口號，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名義，人為地重新制造出一個新生的“民營企業家”即民族資產階級；又伴隨著外資進入而生出來了一個買辦資產階級；而資改派自身則也以腐敗、“不爭論”等形式迅速集結成官僚資產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作為階級的資產階級在我國重新生成并且已經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了大半壁的江山、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岌岌可危、工農大眾淪落為“弱勢群體”等等均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仍然麻木不仁，不把階級斗爭從而把黨組織建設成能領導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對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先鋒隊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毛主席曾反復告誡我們的全國人民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千百萬人頭落地，亡黨亡國甚至亡族（亡我中華民族）的危險必將迫在眉睫了。　　

當然“對階級敵人進行戰斗”，只有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表現為敵我之間的真刀真槍，更多的時候是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表現在經濟戰線和思想文化戰線，表現在意識形態領域。其最經常、最重要的形式是斗私批修（“私”與“修”本質上都是階級敵人——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的各級黨組織都應該、而且必須把斗私批修當作自己最經常的工作（或戰斗）任務。只有這樣，才能把人民群眾最大限度地組織起來、調動起來、組織成為強大的統治階級，形成強大的統治和震懾力量，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才能在人民的強大震懾下逐步走向滅亡；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才能在共產黨的領導與引導下逐步完成“消滅階級”這一社會主義根本使命；共產黨自己也才會永葆其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而長盛不衰、直至共產主義的最終實現。　　

“對階級敵人進行戰斗”，能否真正開展起來，最艱巨、最重要、也最關鍵的問題是將同黨內資產階級進行的戰斗真正開展起來。作為階級的資產階級被推翻以后，如今竟也能死灰復燃，并不斷壯大；已經獲得解放了的工農大眾重新被打成弱勢群體，就是黨內資產階級分子一手催生出來的。而黨內資產階級能夠形成，黨內資產階級的陰謀能夠得逞，完全是因為我們黨的運行體制與領導體制尚不夠健全、不夠完善，從而使黨內外群眾沒有在思想深處意識到黨內資產階級的存在及其極端危險性，對黨內資產階級戰斗的力度不夠，從而才在資改派“解放思想”、“毛主席是人不是神”、“真理標準大討論”等一陣忽悠下，把以往對共產黨的深厚感情移植到對黨內資產階級分子的信任上。共產黨人領導人民起來革命，不僅需要正面教員，尤其少不了反面教員。正面教員的話，人們不易理解，反面教員三十年來持續不斷地給我們上課，才使我們的人民已經覺醒或正在覺醒之中。我相信，只要我們黨中央的主要領導同志此時能夠審時度勢，改弦易轍，拿出當年無數革命先烈視死如歸的氣魄，拿出今天薄熙來同志在重慶干事業的勇氣，敢于放手發動群眾，并不怕向自己開刀，不怕把自己拼得粉身碎骨，完全能夠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取得對黨內資產階級戰斗的最后勝利，從而開創出不遜于老一代革命家的千秋偉業來。　　

當前，同黨內資產階級進行戰斗，搞好黨的建設，不是要搞第二次文革，完全可以從加強學習、強化黨的組織生活制度和搞好整黨整風等方面入手。能否通過多種途徑抓好黨的建設，保證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是保證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　　

把共產黨建設成為學習型政黨，是黨中央提出的一項重要戰略決策。但學習主要學什么，可就大有講究了。我們黨當然要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學習必要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但是尤其重要的，是不能忘記了根本，這個根本就是必須學習和掌握好馬列毛主義這一最強大的思想武器。既然我們仍然聲稱還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自己的指導思想，首先就必須下決心“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當年，我們之所以會上了林彪一類騙子的當，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會失敗，都同我們忽視了對馬列主義的學習有關。我國的今天，雖然表面上還很光鮮，但任何人心里都清楚，其實面臨的矛盾重重，積重難返。我想，其中一個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開三十多年從不提學習馬列，西方污七八糟的東西乘虛而入，馬列主義已經被嚴重邊緣化了。如果再不把學習馬列重新鄭重提出，讓我國真正走上社會主義的“復興之路”，可就遙遙無期了。為了對得起已經犧牲了的無數革命先烈，為了偉大的共產主義大業不在我們的手里被葬送掉，黨中央必須向全黨、向每一個黨組織、向每一位共產黨員下達學習馬列毛的任務。　　

首先，每一位共產黨員都要學好與精通《共產黨宣言》，學好與精通《老三篇》、《反對自由主義》等馬列毛原著。也要號召廣大人民群眾自覺地、理論聯系實際地學習這些原著。這樣，全黨和全國人民就有了共同語言，同黨內資產階級的斗爭也就有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群眾基礎和強大的理論武器。　　

其次，在此基礎上，每一位黨員領導干部還要學習好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毛主席的《矛盾論》、《實踐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有了這些實實在在的馬列毛主義理論武裝，我們黨各級組織的帶頭人才會有比較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我們的事業才會大有希望。　　

最后，黨的高中級領導干部，只要有條件，就還要學習好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通讀《毛選》五卷和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在以上學習過程中，每個人都要緊密結合自己的思想認識實際和當前的社會實際，寫出若干篇有一定馬克思主義理論水準的學習體會和理論論文，積極參與黨內民主進程，參與到同黨內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來。這項任務完成了，我們黨的建設就會上一個新臺階，把我們黨建設成學習型政黨才會有一個堅實的理論根基。　　

關于強化黨的組織生活制度，我認為主要是要抓好兩點，即黨委會的組織生活制度和黨支部、黨小組的組織生活制度。在黨委會和黨支部黨小組的組織生活會上，又主要是兩大內容，一是集體學習馬列毛，以學習我們提出的上述原著為主，要讓每一個與會人員緊密聯系實際，暢談學習體會，交流學習經驗；二是參與黨組織的民主決策、民主選舉、民主監督等黨內民主進程。三是每一位與會人員都要向黨組織匯報自己的思想，向黨交心，并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有無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不能敷衍塞責，必須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貫徹“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正如毛主席所說，房子是要經常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灰塵；臉是要經常洗的，不洗就會灰塵滿面。我們黨的肌體，也要經常打掃和洗滌，這就要認真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黨今天之所以會混進大量蛀蟲，那么多的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不信馬列；越反越腐、前腐后繼、愈演愈烈，除了因為不學馬列以外，就是因為改開三十年以來我們幾乎丟掉了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馬列主義武器。三十多年不學馬列、也不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黨怎么能不“積滿灰塵”和“灰塵滿面”！毛澤東時代，為什么大多數領導干部都比較清廉，除了黨的紀律相當嚴厲以外，就是因為我們經常在黨的組織生活會上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使每一位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不敢犯錯誤，也難以犯錯誤。黨內許多人淪為黨內資產階級分子，除了在于其個人因素外，更同國內外、黨內外不正常的大氣候不無關系。這些人如能認真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交待清楚了自己的問題（且公之于眾），下決心改正，并被實踐證明其愿意且能夠同黨內資產階級決裂、同黨內資產階級分子劃清界限、同黨內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斗爭，人民群眾應該允許他們洗澡下樓，輕裝上陣。現在要做的是，黨中央可以通過正式文件的形式，要求一切黨員限期“歸隊”，自動繳納黨費，過好黨的組織生活。逾期不繳納黨費，也不過組織生活的，就要將他們毫不猶豫地從黨的隊伍中清理出去。同時，三十年來，凡是公開發表過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言論，又不能主動坦白交代、認真進行自我批評的人，一經查實，都要立即啟動黨的紀檢程序，毫不猶豫地將其開除出黨。對那些主動做了坦白交代和自我批評的人，可以將他們坦白交代或自我批評的材料在相關媒體（一般在他們散布反動言論的媒體）公開，并在黨的紀檢機關備案后，可暫時將他們留在黨內，以觀后效。　　

整黨整風，是我們黨目前必須下大氣力抓好的必不可少、也絕對繞不過去的重要環節。改開以來，我們先后搞了“三講”、“保先”等大規模活動，都具有整黨的性質。但因為指導思想不正確，目標不明確，又幾乎沒有事實上的組織處理環節，它們統統都走了過場，收效甚微。再開展整黨整風，如果仍然這樣走過場，那種折騰我們可是承受不起了。我黨最成功的整黨活動無疑是延安整風，應該成為我們這次整黨活動的最好借鑒。但那次整黨時，我們黨的路線和大政方針是正確的，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我們的作風還有不正的地方；而現在，我們的主要問題恰恰出在路線問題上（作風問題倒只能排在其次。這不是說我們黨不存在作風問題，黨內的腐敗作風問題幾乎已經深入到黨的骨髓中來了——但那完全是黨的路線錯誤派生下來的怪胎）。“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離開了階級斗爭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出問題才怪；“兩個基本點”，被稱之為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可實踐起來，卻是只講改革開放，何時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真正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過？從來沒有。即使出了八九年那樣的大亂子的情況下，我們仍然是一再強調要堅持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卻生怕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提到同樣的高度會干擾了改革開放的“大局”。這也難怪，失去了階級斗爭這個綱，四項基本原則當然只能是一句可有可無的空話；沒有了階級斗爭這個靈魂的“四項基本原則”無論提得多高也是一件任人擺布的木偶。車之兩輪只剩一輪，堅持走下去，怎能不翻到陽溝里去！鳥之兩翼只剩一翼，不從空中跌落地上摔死才怪！！而且，講改革開放，并沒有錯，但三十年來，誰人反對過對外開放的提法？我想，只有瘋子才會這樣做。把改革開放提到那樣嚇人的高度天天講，好像真有人反對它，這完全是無的放矢嘛。可是，改革，向哪個方向改，向社會主義還是向資本主義改，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之所在，可資改派對這一關鍵問題向來是違莫如深，從來只字不提（只是在改革初期有過“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一正確的提法，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的結果，社會主義沒有得到“自我完善和發展”，反而是距離社會主義愈來愈遠了）；開放，是誰主導的開放？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什么關系？資改派也從來不說（我們的開放，只能是在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主導下、以我為主的開放，只能是牢固地建立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礎上的開放。開放的目的也是要不斷地增強我們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不能是那種竭力宣揚“同國際接軌”、任人擺布、“我家大門常打開”的開放）。那么，順風順水，這個“開放”就只能是一百多年前美國人的“門戶開放”，只能是“同國際（即同資本主義世界或同美國）接軌”的“開放”、只能是將好端端的社會主義中國引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淵的“開放”。　　

所以，我們這次整黨，首要應解決的問題必須是路線問題。“思想上政治上路線的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若不能把解決路線問題的任務鮮明地提到全黨面前，不從根本上解決路線問題，本次整黨將只能成為又一次的“瞎折騰”。　　

為了從路線問題上根本解決問題，首先要把我們前面提到的學習與健全黨的組織生活制度搞起來。然后，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放手發動群眾，開門整黨，動員億萬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到整黨中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沒有億萬人民群眾的參與，關起門來“整黨”，指望那些資改派分子自己整自己，還能整出什么名堂來，無異于癡人說夢。天安門前的孔子像是人民群眾起來把它掃除的；黑龍江省方正縣的“靖國神社”是人民群眾起來將它搞顛的；罪大惡極的殺人犯藥家鑫的死刑判決是人民群眾起來后，“人民”法院才做出來的；旨在滅絕中華民族的轉基因主糧問題，是人民群眾起來了才弄得農業部官員們進退兩難的……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我們黨一定會大有希望！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一定大有希望！！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定大有希望！！！　　

當然，人民群眾發動起來后，國內外反動派們也不會閑著，也會起來鬧事，可是我們不怕！“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一切內外反動派難受之時”。歷經了建國后前后兩個不同三十年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歷練的億萬人民群眾，一旦基本上形成共識，“其勢將如疾風暴雨，迅猛異常”，只要引導得法、得力，必將蕩滌黨內外一切污泥濁水，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必將更深地根植于神州大地，煥發出青春的光彩。　　

人民群眾發動起來了以后干什么？首先不是要過多地去追究個人的責任，而是要真正地解放思想，深入地開展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大討論，特別要把前三十年歷史（尤其是黨內路線斗爭史）的來龍去脈搞清楚（然后再把后三十年我們是怎樣由公有制的一統天下一步步搞成現在這樣國有經濟三分天下僅剩其一，以及工農大眾怎樣由國家主人跌落成弱勢群體、被人像防賊一樣對待、正常的上訪也被圍追堵截、甚至被投進黑監獄的歷史搞清楚）。為此，黨中央要下決心把反右、大躍進、廬山會議、社教四清、乃至文革及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前的相關文件徹底揭秘，將此期間毛、劉、周、朱、陳、鄧、林等人的主要言行原原本本地公之于眾（不能像現在這樣，在《劉選》、《周選》、《鄧選》中留下1959~1961年這極其關鍵時期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一至三年的空白），將它們統統放到馬克思主義的照妖鏡下，放手讓人民群眾自己去評判歷史上的是是非非（不是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嗎？那就必須放手讓人民群眾去評判歷史）。而絕不要像三十多年前那樣，單單將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一方集中起來（同時把另一方即文革勢力一方統統以“三種人”的名義趕盡殺絕），召開一個“四千人大會”，去“順理成章”地徹底否定文革，那樣怎么能夠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呢？可笑的是，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黨至今還把自己、也把全國人民緊緊地束縛在那個“決議”之中而不能自拔、不想自拔，不敢越雷池一步。現在才是必須真正解放思想，大批新的“兩個凡是”，還歷史以其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必須堅決地貫徹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的“三不主義”，堅決地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放手讓人民群眾充分地利用一切工具和機會（包括一切主流媒體，包括互聯網，都應該充分地向人民群眾開放），讓人民群眾能夠自由、充分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只是必須強調，任何人在這樣做的時候，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反共、反毛、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行則必須毫不猶豫地堅決予以打擊，而絕不姑息遷就即可。不允許有人再一次利用我們整黨的機會向黨進攻，歷史也不允許我們黨因不得不再搞一次反右斗爭使我們這一次大好的整黨機會再一次地陷入夭折。　　

歷史問題基本搞清楚之后，集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我們完全能夠搞出一個新的《建國六十年來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來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

當然，還是那句話，我們的宗旨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而不是要過多地追究個人的責任。但是，思想和其他一切問題都是一定要弄清楚的，這是前提。然后才談得上“團結同志”。本次整黨，在動員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把歷史與路線問題基本搞清楚后，還要專門拿出一定時間，在黨內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并繼續動員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從中央政治局常委開始，自上而下地，對每一位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逐個“過篩子”，在側重弄清對政治上的思想認識問題的同時，在這一過程中，還要同“財產申報”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考慮到嚴酷的現實，對一切貪污、受賄等問題，只要自己在組織上尚不掌握的情況下主動交代，并公之于眾了（這是決不能含糊的）、積極退賠了（這也不能含糊），就應該允許其過關。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得有“巨額財產來歷不明”的問題，不得有隱瞞財產、隱瞞重大政治問題不報的問題；有了，就一票否決制，毫不猶豫地開除出黨。這是十分艱難的一步，卻是繞不過去的一步。“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一切，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人非圣賢，誰能無過？”共產黨人不是不犯錯誤的人，而是不諱疾忌醫，犯了錯誤能夠勇敢地承認錯誤，并能夠認真改正錯誤的人。“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興旺起來。”對于那些犯了錯誤，甚至犯了罪，又拒不承認的人，則只能將其清除出黨，犯了罪的還必須同時繩之以法。這一環節大體完成后，要向“過關”黨員發放由中央組織部統一印制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證”，并統一登記上網。薄熙來說：“人生真正的財富是什么？是錢財嗎？它害了多少人！”“現在，一些人把金錢的多少看作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標志，令人堪憂！” 他強調，廉潔是黨員干部的底線。守不住底線，即使能力再強，也要“一票否決”。黨員干部都要算好“人生大賬”。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絕不要因財失足，更不能一失足再失足。　　

整黨告一段落后，就應該將黨的領導體制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黨的領導體制改革，最重要的無疑是黨對各級國家機關的領導體制改革。黨對各級國家機關的領導，不應該是站在國家機構之外或凌駕于國家機構之上的領導，黨組織必須同時作為一個特定的國家機關、在整個國家機構之中實施對一切國家機關的領導。我國憲法僅僅規定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原則還是根本不夠的，還必須將黨如何實施對整個國家機關的領導規定清楚。在我看來，我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事實上已經作為國家機關在起作用了，但在憲法中卻沒有規定，這是很不正常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它極易造成兩種極端的現象：或者黨組織成為一切國家機關的太上皇，為所欲為，想怎樣領導就怎樣領導（從而完全違背“人民至上”原則，必然會導致共產黨自身名存實亡）；或者黨組織被完全曬在一邊，成了純粹的擺設。有人可能會說，把一個執政黨的組織設定為國家機關，這在世界上可是沒有先例呀！豈不知這樣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馬列主義早就告訴我們：無產階級不能利用現成的國家機器，并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打碎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右派們賣力地鼓吹“普世”改革，正是企圖要把我們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已經打碎了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重新恢復過來），而用新的機器去代替它。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倒是應該搞好理論創新，而絕不應該動不動就“同國際接軌”。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則是我國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我們的黨中央則應該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參謀機關，是中央乃至各級各類國家機關的協調領導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我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由于作為其組成部分的各位全國人民代表，大多應該來自基層、來自遍布全國各地的各個角落，且大多不脫離生產第一線，而不可能天天集中到首都開會，這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高參。顯然只有黨中央才能起到這樣的高參的作用。同時，各級各類國家機關在其運行過程中，也難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與摩擦，這也需要有一個國家機關出來起到協調領導作用，顯然這也只有我們的黨中央才能堪當此大任。所以，將中共中央確定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參謀機關，和中央乃至各級各類國家機關的協調領導機關，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至于其作為這樣的國家機關的職權，我認為，主要應該包括以下三方面：一、將馬列毛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各時期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并通過包括各國家機關的黨組織和共產黨員在內的全黨去貫徹執行；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制定與修改憲法與重要法律的意見與建議，或直接提出憲法與重要法律草案供全國人大審議；對有關國家的一切重大問題向全國人大及其他國家機關提出決策意見與建議，等等。二、考察和任用干部。向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等國家機關提出各中央級國家機關主要負責人員候選人，提起對這些人的罷免案。三、監督中央和地方各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協調各國家機關之間的工作。同時，黨對一切國家機關的領導，最根本的是要求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從事其行政、司法和其他一切履行其職責的行為，都必須貫徹而不得違背“人民至上”的原則。　　

為了使黨的領導得以進一步加強，通過改革，我認為，黨中央的主要領導同志應該直接兼任各國家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從而實現巴黎公社的一個重要原則：“議政合一”。如果黨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七人組成，我設想，其具體兼職應該是：　　

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常委兼任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　　

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的常委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任中華全國農民協會主席的常委兼任國務院總理；　　

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書記的常委，兼任全國政協主席（還可以同時兼任國家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　　

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常委兼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常委兼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的常委兼任國務院副總理。　　

這樣做的突出好處是，它可以讓人們認識到，不管你在國家機關中擔任什么重要職務，你首先都是一名共產黨員，首先是一位人民公仆，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官老爺，因而必須把人民放到至上的位置上去，時刻不忘履行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具體說來，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常委兼任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理由人們都能理解，這里無須多說；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的常委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就必須經常地深入到工礦企業中去，同各行業工人首先是產業工人一起參加勞動，了解基層工人們生產、生活狀況以及他們的意見和要求，這就會促使人大的各項決策更有利于發揮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作用的發揮；任中華全國農民協會^注①主席的常委兼任國務院總理，他就必須經常深入到廣闊天地中，了解農民兄弟們的疾苦，理解環境保護與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有利于在工作中時刻考慮三農問題，有利于通過政府的工作，逐步消除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體之間三大差別，降低基尼系數，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書記的常委，兼任全國政協主席，更有利于強化我們黨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作用；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的常委兼任國務院副總理，更有利于他時刻想到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政府工作實踐相結合，充分發揮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政府各項工作的指導作用；　　

有人可能對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提到這樣高的位置不以為然，可能懷疑筆者是否為右右們的“法律至上”的叫囂所忽悠。其實，“法律至上”當然是錯誤的，在我國，只有人民至上，而沒有、也永遠不能有什么“法律至上”。但是，依法治國，司法獨立，司法不受行政干擾仍然都是必須堅持的。可依法治國與司法獨立都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因為，司法機關在依法司法的同時，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即必須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進行，必須服從人民的意志，必須體現“人民至上”的原則。而且，這里必須明確，我們的設計，不是要讓當選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人進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是說，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要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員去兼任。這樣做，讓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同國務院總理“平起平坐”，加上我們此前所設想的把財政部從國務院剝離出來直屬全國人大，才能讓司法機關徹底擺脫行政機關的掌控，而只服從法律，只服從黨的領導和人民的監督。至于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常委兼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可以更容易地將黨紀、政紀、法紀監督與法律監督整合到一起，使這種監督的力度更進一步地強化起來，以更有效地遏制違紀違法行為的發生；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常委兼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不僅可使我國整個人民法院的工作更好地服從人民的意志，而且可以使我國整個政法戰線上的工作更好地貫徹依法治國的原則（避免行政機關特別是公安機關出身的人員作政法委書記，易犯以簡單的行政命令指導司法工作的錯誤）。有人可能擔心，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常委兼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會不會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當然不會。因為這是一人兼兩職，而不是要將中紀委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兩大機關合二而一。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常委兼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可以更有利于用馬列毛主義去指導我國政法戰線特別是人民法院的工作，讓法律和司法工作更好地體現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意志。　　

黨的地方各級常務委員會委員的兼職情況，可以比照中央政治局常務兼職情況確定（省委、市委、縣委書記可直接兼任本級總工會主席和本級人大常委會主任，其他略）。　　

為了使黨的領導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打得更為牢固，更好地體現黨內民主要走在整個人民民主的前面的原則，我認為，通過改革，黨的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組織的主要領導同志的任職均應從黨員直接選舉中產生，從根子上取消委任制。　　

人民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制度的基石，而黨內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且黨內民主必須走在人民民主的前面。同時，如果說共產黨是我國的執政黨，那么，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同資產階級執政黨不同的地方在于：資產階級政黨的執政，實質上都是少數政客執政，同這個黨的普通黨員并沒有太大的關系；而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則絕不是少數政客執政，而應該是全黨執政，共產黨人的一切執政行為，都必須體現全黨的意志（實質上就是體現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意志）。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堅定地促使黨內民主形成強有力的制度，是一項必須完成的政治使命。而人民民主，包括黨內民主，都應該由民主選舉、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三個方面所組成。民主決策與民主監督，我們將在下面談，這里先講黨內民主選舉的改革設想。　　

民主選舉，可劃分為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兩類，間接民主絕對沒有直接民主優越。我們國家這么大，情況如此復雜，當然不可能一切都實行直接民主。那么，擔任什么職務的人員應該通過直接選舉產生呢？我認為，越是擔任最重要職務的人員越是應該通過直接選舉產生。一方面因為擔任最重要職務的人員“權力”最大、責任也最大，通過直接選舉產生，才會讓人們在實踐中更深切地體驗到他手中的權力是黨和人民給的，而不是“上峰”恩賜的，他只有權利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沒有權利為個人謀取私利；另方面，如今通過互聯網等媒體的發展，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各級各類機關主要負責人的了解肯定會越來越深入、越來越廣泛，而且越是擔任重要職務的人員，人們會了解得越仔細、越深入，所以，現在實行黨內直接選舉的條件已經具備，只要下定決心，做好輿論等多方面準備，對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主要負責人員的直接選舉工作完全能夠推行開來。就是說，中央政治局常委、地方各級黨委常委、鄉鎮與街道辦事處黨委委員，都應該、也完全可以通過黨內直接選舉的途徑產生。　　

候選人如何確定，是關系到直接選舉成敗的關鍵。為保證候選人的確定真正體現人民和全黨（選舉人）的意志，在本次黨的領導體制改革中，必須賦予每一位共產黨員和每一級黨的組織，都有向黨中央組織部有序推薦包括總書記在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的權力，特別應能保證每一位共產黨員都有要求撤換包括總書記在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的權力，保證每一位共產黨員都有要求罷免包括總書記在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權力（至于保證每一位共產黨員和每一級黨組織行使對地方各級黨委常委選舉與罷免的權力，就更不在話下了）。而且，應該保證每一位共產黨員在向黨組織有序表達上述意見與要求的同時，也同時擁有充分地利用包括互聯網在內的一切媒體去表達上述意愿的權力。只不過在這樣做的時候，必須實行實名制，必須言而有據，嚴禁誣告陷害與無理取鬧（懲辦誣告陷害與無理取鬧行為，也須全程向社會公開，接受全黨、全民、全社會的監督）。這樣做，無疑會遇到許多麻煩。可是，共產黨人連死都不怕，還會怕這一點點麻煩嗎？只要能保證黨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這一點點麻煩又算什么！何況這樣做，將極大地提高全黨同志的革命熱忱，極大地增強我們黨的崇高聲望，有助于錘煉我們黨的隊伍，有助于尚未納入組織部門視野的我黨優秀人才的脫穎而出，有利于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有助于少數害群之馬和無能之輩被及時清退出黨的核心領導崗位，保證我們黨的事業興旺發達，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在此基礎上，黨的相關組織部門要在黨委領導下，經過正確的集中，形成一定的候選人備選方案，進一步征求意見。凡是有眾多黨員與黨組織反對、且反對意見言之成理的候選人，不管其資格多老、功勞多大，都要毫不猶豫地從候選人的備選名單中拿下。而凡是以前有不為人知的貪腐、犯罪行為、本人又沒有主動交代清楚的，一旦發現，則實行一票否決制。經過幾上幾下的民主集中，最終由黨的相應委員會確定正式候選人名單（每一位黨委成員的具體意見要完整地記錄在案，必要時應該將這一記錄公之于眾），并在正式選舉前一定時間之內向社會公布。這整個過程，都必須公開、透明，不允許有任何貓膩存在。正式候選人名單公布后，選舉人（黨員群眾）應該靜下心來，思考自己如何正確行使莊嚴的選舉權，應停止相互串聯，除了確有某人不適合做候選人的真憑實據外，一般不得公開地（包括利用互聯網等媒體）對個別候選人提出不同意見。　　

對于正式候選人的數量，建議一律實行“倍額候選”的原則。即每一個待選委員崗位，都要提兩個（雙倍）正式候選人。從而①使每一個候選人理論上當選的概率都不大于50%，讓落選成為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以有效地避免任何不必要尷尬局面的出現；并使每一位候選人有效地養成“一切服從黨的安排”的信念；也會使少數不符合條件的人，即使“擠”進候選人的行列，仍然難以當選。②它可以切實體現“選舉產生”的理念。選舉沒有結束，任何人都不能確知選舉結果，這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現在事實上的“當選”都發生在選舉之外，選舉尚未開始，選舉“結果”已經生成這極不正常現象的發生，避免“暗箱操作”的發生。③能使選舉一次成功。　　

我們的各級黨委，都應該實行集體領導，所有黨委委員之權重應該一律平等。但是，黨委第一把手的權責，在事實上還是最重要的。因而在直接選舉時，還是應該單獨提出來的。同時，為了使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能更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免受其他勢力不必要的干擾，且更顯得名正言順，也應該單獨提出來選舉。由此，我設想，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由七人組成，總書記1人，可以提2位候選人；中紀委書記1人，也提2位候選人；而總書記與中紀委書記的候選人可以同時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這樣，另提8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總共12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就可以了（不需要“雙倍”的14位）。在全黨的正式選舉時，可以在同意的總書記候選人的“頭上”劃“O”,在同意的中紀委書記候選人的“頭上”劃“Δ”，在同意為其他政治局常委候選人的“頭上”劃“Ｖ”。而劃“O”和“Δ”符號的選票，即統計為總書記（或中紀委書記）的得票數，也統計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得票數（“落選”的總書記和中紀委書記的候選人同樣可以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這就會使得我們整個選舉的最終結果一票搞定。地方各級黨委常委和鄉鎮街道辦事處黨委的選舉可以采用同樣的方式進行。　　

與直接選舉相配套，本著越是重要職務越要靠近直接選舉產生的原則，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紀委常委、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的選舉，我認為，都應該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先后進行，而且應該一律實行倍額候選的原則。為了降低選舉成本，我認為落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仍可提名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候選人；落選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選人也可以提名為中央委員候選人。還可以設想，得票過半數、但在當選名額之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可以直接宣布為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得票過半數、但在當選名額之外的中央委員候選人可以直接宣布為當選中央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與中央候補委員可以不另行選舉。同時，中央軍委委員的選舉也應該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進行。考慮到中央軍委機構的特殊性，中央軍委委員的選舉，可以由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名，實行等額選舉（也可以先實行差額預選，然后等額選舉；當然，如果條件具備，也直接實行倍額候選就更好了）。　　

與此同時，黨中央領導機構，即中央書記處、中央各部部長、各委員會書記、主任等，則都可以由中央政治局提名，在黨的中央全會上選舉產生。實行倍額候選、差額候選，還是等額選舉均可（而須一律取消現在實行的事實上的委任制）。選舉結果出來后，要立即向社會公開。　　

上述制度確立后，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的選舉制度均可以參照建立健全起來了。　　

作為黨的全國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組成人員的各級黨代表的選舉與罷免如何進行，相信在上述設想形成為制度后，自然就呼之欲出了：縣級和縣級以下黨代表當然應該直接選舉。以后要逐步擴大直選范圍；縣級以上黨代表暫時還須沿用間接選舉的方式進行。當然這些選舉都應一律實行“倍額候選”的原則，且更須以廣大共產黨員和各級黨組織的提名為基礎進行，其組成也以處于工農兵學商等基層一線的共產黨員為主體。　　

我想，上述黨內民主選舉制度如果得以建立健全起來，我們黨的建設將會真正上一個新臺階；“黨是領導一切的”，也會領導得更為堅強、有力；國內外資產階級對我們黨所謂不民主的誣蔑、攻擊至少也該歇一歇了。　　

黨對企事業單位的領導體制，也應該是本次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以來，如果說在黨對國家政府的領導上，至少從形式上說，尚未見削弱的跡象（但實質上，取消了階級斗爭這個綱，用“不包括”的特色理論取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所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會名存實亡了），那么，在黨對企事業單位的領導體制方面，由于實行了“一長制”（即所謂廠長、校院長、經理負責制）和董事會制，企事業單位的一切大權實質上統統集中到董事長或廠長、校院長、經理、總裁或什么CEO們的手里，全憑這些人的“一張嘴”、“一支筆”說了算，他們對本企事業單位財產與人員的支配權同一個家長對自己的家庭財產和對其他家庭成員的支配權幾無差別，且幾乎不受任何監督，是名副其實的“老大”。其結果，黨對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則既在事實上和又在形式上都被取消了，黨組織在企事業單位中完全成了可有可無的擺設。與此同時，廣大職工的主人地位自然也幾乎蕩然無存，他們同資本主義企事業單位的雇傭勞動者也變得幾無差別了。這才使資改派們能以“改制”的名義，將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迅速“改制”成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為資本主義在我國的重新復辟打下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為此，我認為，通過改革，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必須實行黨組織領導下職工群眾直接參與的廠長、經理分工負責制，堅決地摒棄董事會制和廠長、經理負責制。廠長、經理負責，職工群眾直接參與，與黨委（或支部、總支）領導三者缺一不可。這里，實行黨委（或支部、總支）領導的根本目的是要保證企業的公有制性質，保證廣大職工群眾在企事業單位的主人地位，因而必須把企事業單位的生產經營決策、主要負責人員的任免、監督、分配等大權，統統奪回到工人群眾手里。①廠長、經理的任免，可由企業黨組織提名，也可以由國家主管部門與企業黨組織協商提名，最后由職工大會或全體職工投票選舉決定和罷免、彈劾；或者先由職工大會或全體職工選舉決定后，交由國家主管部門任命與免職。公有制企事業單位的廠長、校院長、經理均可由單位的黨組織成員兼任，但決不允許搞書記與廠長、校院長、經理“一肩挑”。②企業的生產經營決策、分配方案、其他管理人員的任免等，均可由廠長、經理在廣泛征求職工群眾意見和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提出方案，先同黨組織協商，再交由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最后由廠長、經理負責執行，并在執行過程中接受企業黨組織和職工群眾的監督。③公有制企事業單位的廠長、校院長、經理“一支筆”決定了的任何賬目，單位的黨組織都應該享有隨時組織工會或職工代表查看、監督的權利。　　

黨對在我國境內的一切外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其他私營企業（所謂“民營企業”）等私有制企事業也必須一律有效地實施領導。這不等于說我們的黨組織要直接參與他們的管理活動，也不等于說，它們的一切人員任免與生產經營活動都需要向我們的黨組織匯報。而是說，這里的黨組織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是本企事業職工群眾根本利益的代表，它是代表國家、代表并領導廣大職工群眾監督私有制企事業單位，使之必須依法從事生產經營和其他一切活動的。因此，企事業的一切重大決策和人員變動雖無須企事業黨組織批準，但卻必須向黨組織通報，接受黨組織和廣大職工的監督；黨組織享有要求其撤銷或改變這些決策與變動的權利。黨組織還享有協調勞資關系、代表工人同資方談判、發動和組織工人成立工會（這是必須的）、舉行罷工（萬不得已時才會實施）的權利。這樣一來，社會主義國家的私有制企事業，必然有著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制企事業的顯著特點。這毫不奇怪，因為在我們這里，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一種“普照之光”，即使是資本主義企事業，也應該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一些社會主義的原則來。因此，就像當初“支部建在連上”的要求一樣，任何資本主義企事業單位都必須建立起黨的組織來，最小的單位也要建立黨小組。小得只有幾個人，最低也要有黨代表。如果人員不足，任何私有制的企事業單位都必須接受黨組織派遣的代表進去。當然，這些派遣的人員不一定要安排到管理崗位上去（最好安排到生產一線中去）。在這些企業，八小時以內，由生產經營者說了算；八小時以外，廣大職工可以自愿地參加工會或黨組織直接組織的一切活動，企業的管理者們無權干涉。　　

企事業單位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員，原則上則一律應由本單位的共產黨員按照倍額候選的原則直接選舉產生（候選人可由主管部門黨組織在廣泛征求本單位職工群眾和選舉人意見基礎上提出），并經主管的黨組織批準后生效。書記可兼任工會主席，不論其以前做什么工作，當選后都必須抽出相當時間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去，到生產一線中去參加生產勞動，做工人的知心人。組織委員與宣傳委員可以兼任一定的管理工作任務，紀檢委員則一般應直接從工人黨員中選擇，當選后也不要脫離生產一線。　　

黨對社會各界的領導，要把馬列毛主義普遍真理同社會各界革命與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社會各界的工作提出明確的奮斗方向，制定出基本指導方針，并堅定不移地堅持這一奮斗方向，堅決地貫徹這些基本指導方針。如教育戰線就必須堅持和貫徹“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等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科研戰線要敢于并善于打破常規，敢于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有所發明、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文化戰線要貫徹“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文藝工作要為工農兵服務，不能總讓古人、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更不能允許任何封資修等烏七八糟的貨色污染人們的心靈；衛生工作總的要求是“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不能把衛生部建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體育工作要貫徹“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方針，競技體育要貫徹“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發展國民經濟要“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貫徹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發展農業，要組織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農業學大寨”，貫徹農業“八字憲法”，牢記“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發展工業，要貫徹“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工業學大慶”；人民軍隊的建設，必須把軍民、軍政團結教育放在首位，時刻不忘“提高警惕。準備打仗”，外交工作則必須以毛主席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做指導，堅持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相結合，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與戰爭政策，支援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和一切正義斗爭；……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要時刻牢記，“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　　

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不是那種騎在人民的頭上、居高臨下式的統治與管理，而是站在人民群眾之中，做群眾的知心朋友、做群眾中的一員，對人民群眾進行教育與引導式的“領”與“導”。我認為，這種“領”與“導”，主要包括抓好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教育工作、緊緊地依靠人民群眾進行民主決策、領導人民群眾搞好對黨和政府的監督三個方面。　　

把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這是黨領導人民的首要表現形式。毛主席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事實上，不僅僅是教育農民的問題，教育工人、教育士兵、教育干部、教育知識分子、教育一切人，都是嚴重的問題。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階級，但是，在未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之前，它只是一個自在的階級，只能從事一些自發的、以要求增加工資為主的經濟斗爭，不會去觸動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根毫毛；只有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教育以后，它才會認清自己所處的歷史地位和肩負的偉大歷史使命，從只能同資本家階級進行零星的經濟斗爭，轉向到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政治斗爭，它自己也才會由一個自在的階級成長為自為的階級。農民階級在未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則只是撒開來的“一麻袋土豆”，眼界狹窄，目光短淺，難以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卻極易為一些威脅利誘所左右、為一些小恩小惠所迷惑，而成為一盤散沙。只有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洗禮，才能凝聚成一股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強大力量，成為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而馬克思主義，是不能在工人、農民和一切人頭腦中自發地產生的，必須在長期實踐中通過自覺地學習才能逐步獲得；大量的人則需要從外面灌輸才行。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真理實在是博大精深，不經過從實踐到認識的多次反復，即使能夠熟練地背誦馬克思主義的若干詞句也是難以確切地把握它的。例如，在改造世界的斗爭中，馬克思主義最最重視的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作用問題，早在馬克思主義剛剛誕生時，馬克思與恩格斯就告訴我們，“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然后，“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到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這個革命我們本來正在進行之中，毛主席更是反復強調所有制問題的重要性，可有人一陣鼓噪，竟能讓我們這樣諾大的中國“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這不正是由全國人民沒能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造成的嗎（如果當時我們的工人、農民們奮起反抗，資改派們的陰謀是不能得逞的）！！這就要求我們黨必須有一套強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專門做人的工作。本來，抓好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們黨特有的政治優勢，這是我們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不竭力量之源。可惜的是，毛主席逝世后的改開十年間，我們就把這一優勢逐步丟掉了，終于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八九年的那一場大動亂。鄧小平同志說，這是我們黨的所犯的一項最大失誤。可更為可惜的是，如今，又一個二十多年過去了，這一失誤不僅沒得到糾正，反而愈演愈烈。現在，不僅黨用馬克思主義教育人民群眾的政治優勢已經幾乎蕩然無存了（連學習雷鋒都被“自愿者”所代替了），馬克思主義本身也已經被嚴重地邊緣化了，我們黨本身也面臨著被更名改姓的危險。當務之急，通過黨的領導體制改革，我們必須將黨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重新建立、并不斷地強化起來。毛主席還說，“對于農村的陣地，無產階級如果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一定會去占領”。其實，何止農村的陣地？城市的陣地、工廠的陣地、學校的陣地、政府機關的陣地、甚至中央黨校、中央政治局的陣地，無產階級如果不去占領，資產階級也一定會去占領。這一點，如果說在以前，還僅僅是一種理論上的推導，今天則已經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如今，我們有多少思想文化陣地被資產階級占領了，恐怕沒人能夠說得清——連中央電視臺和中央黨校這樣本該是無產階級一統天下的地方，資產階級也已經可以進出自由了，而無產階級要在這里發聲反而已經變得難上加難了。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怎么得了？！我們必須從最基層到最高層，將思想輿論陣地一個一個地奪回到真正的共產黨人手中，奪回到人民群眾手中，把我們的黨組織建設成能夠帶領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同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那就會使任何違法犯罪行為都無法藏身，黃賭毒黑等社會丑惡現象將很快被一掃而光，各種貪腐行為將受到有效遏制。什么×輪功，什么任何烏七八糟的東西，其一萌芽，就會很快被搞掉，統統都不可能成氣候的。至于社會治安穩定，更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完全沒有必要養活著今天這樣龐大的警察隊伍。“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靠政府抓人不是好辦法”嘛！人民群眾一起來，什么問題能夠難倒我們？！哪里需要經常大喊大叫什么“穩定壓倒一切”？！　　

實現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必須緊緊地依靠人民群眾，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針，實行民主決策。黨的一切方針、政策、決議的出臺，國家一切法律、計劃的制定，都要在充分調查研究、深入廣泛地征求廣大人民群眾意見與建議的基礎上形成；要教育每一位共產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都應該以主人翁的責任感與積極性，充分利用互聯網等各種媒體工具，就黨和國家的一切重大問題，積極地向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直至黨中央以及各級人大、政府等國家機關建言獻策，反映自己的意見與要求；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及一切決策設想一旦決定要付諸實施，都必須立即將它們統統原原本本地直接交給群眾，并在人民群眾自覺地、有組織地參加和監督下貫徹執行。文革中，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的“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現象當然不行，可那種將黨中央的聲音“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傳達、貫徹到人民群眾中去的做法的確值得我們大力提倡，并在新的形勢下不斷地發揚光大。有人不是對“透明”這個詞情有獨鐘嗎？不是對“暗箱操作”痛徹骨髓嗎？除了確實涉及國家重大機密外，那就都應該這樣做。不允許中間環節對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計劃、決策的任何“隱瞞”與“截留”，更不允許“腸梗阻”現象的出現。我們不是都會一再地強調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嗎？那就任何事情都不應該向人民群眾隱瞞（只有成心與人民為敵的人才會對人民隱瞞什么；“隱瞞”、“截留”與“腸梗阻”都是不相信群眾、甚至與人民為敵的表現）。　　

黨領導人民的另一個重大表現，就是領導人民，實行民主監督。“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當年毛主席回答　黃炎培　先生關于共產黨人如何應對“興勃亡忽”周期律時開出的藥方。毛主席在世時，也無時無刻不為“讓人民監督政府”和“人人起來負責”殫精竭慮。可毛主席逝世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人民監督政府”是越來越困難了（如人民監督政府官員的舉報信竟然能夠傳遞到被舉報官員的手里）！更有多少人因舉報腐敗分子上訪而被扣上了“破壞穩定”的大帽子，受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和野蠻報復，有的還被投進了黑監獄。至于“人人起來負責”，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凡是有利可圖，削尖了腦袋也要去“負責”，甚至不惜踐踏黨紀國法；若無個人私利可圖，則千方百計地予以推脫；實在推脫不了，才會去敷衍塞責一下——這種狀況實在令人堪憂。本次領導體制改革，必須下大決心，把黨領導人民實行民主監督的制度建立健全起來。首先，要讓專門負責黨內監督職責的各級紀檢委只向全黨和黨的代表大會負責，不必向本級黨委負責；案件的查處只向上級紀檢委和本級黨代會報告，不一定向本級黨委通報（凡是認為一個案件同黨委主要負責同志有些許利害關聯，就不能向本級黨委通報）；對案件的查處情況黨委成員包括黨委書記都不能主動過問。紀檢委查處案件要充分地發動、依靠黨內外群眾，凡是將案件查處情況泄露給不該知道的人員的，一經證實，要立即就地免職，并終身不得擔任國家公職人員。凡是對舉報人員和紀檢辦案人員打擊報復的，一經查實，也一律就地免職，并終身不得擔任國家公職人員。其次，黨內監督，既應該有上級對下級的監督，也應該有下級對上級的監督。下級對上級的決議、指示當然必須執行，但同時也應當允許下級公開地提出不同意見；下級發現上級黨委成員（包括黨委書記）有錯誤，可直接向上級黨委反映，也可以直接向上級紀檢委反映；下級發現上級黨委成員（包括黨委書記）有違法、違紀行為，可直接向上級紀檢委舉報，也可以越級向更上一級黨委或紀檢委反映或舉報。最后，要發動和鼓勵全黨全民監督。黨內外群眾對黨和政府的各種決議、決定、決策有不同意見、不同看法的，既可以直接向做出決議、決定、決策的機關提出，也可以向報紙、電臺、電視臺、互聯網等媒體投稿。相應的機關應做出相應的答復；媒體則應該開辟專欄，對不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并有一定質量的稿件均應向社會公布。每一位共產黨員和國家公民對黨和國家的領導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違紀行為，都有向有關機關舉報的權利，接受舉報的機關對舉報人相關信息必須嚴格保密，并應盡快組織查處，查處結果要及時向舉報人通告。當然，上述投稿與舉報均應一律實行實名制，以利查處。同時，為了使黨內外群眾的這種監督行為更為有力度，黨更要經常、反復地強調公民享有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等各項權利與自由。因為這是保障人民監督權最后一道防線了。不要再用“穩定壓倒一切”來忽悠了！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共產黨人都不能把專政的槍口對準人民群眾，也不能以任何借口干出阻撓人民行使這些自由權利的蠢事來。　　

總之，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領導，實質上就是馬列毛主義的領導；改革黨的領導體制的根本目的只是為了實現、鞏固并不斷強化人民至上地位。如此而已。

　　

注釋：　　

①我認為，實質上的分田單干以后，原來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民已經重新淪落成個體農民，為了有效地維護農民群眾的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利，如果不能盡快地組織農民走集體化道路，黨也必須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協會，把農民統統組織到農會中去。在讓被黨內直選為地方各級黨委書記的人員以本級總工會主席的身份兼任本級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同時，如果能讓被黨內直選為地方各級黨委常委（鄉鎮黨委委員）、副書記的人員，以農會主席的身份兼任國務院總理、省長、縣長、鄉鎮長，還是十分必要的。　　

參考文獻：　　

⑴《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1月版　　

⑵《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1953年5月版　　

⑶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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