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曾經被輿論熱議“預言”了美國2016年大選結果的中國義烏，近期因美國大選臨近而再次成為國際媒體的焦點。“義烏指數”被追捧的背后，是這座城市多年來對小商品國際貿易的默默耕耘。而在疫情引發“逆全球化”憂思的2020年，義烏扮演了更為關鍵的角色，即以跨境電商行業的一筆筆訂單，繼續維系著全球的互聯互通，甚至在某些領域替代部分發達國家及其跨國企業的作用，成為全球化的重要推動者。

　　本文指出，義烏的跨境電商貿易創造了第三種全球化模式，即中小企業構成的民間商業力量和部分上層組織合作促成的一種“上下聯動的全球化”。有別于由政府、跨國企業和國際組織等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它的核心驅動力來自民間，是基于草根商業力量自身逐利需求而建立起來的。但它又不完全是純粹草根的，它吸納了政府、跨境電商平臺這些組織的參與，在動員整合更多全球化推力的同時，避免了“低端全球化”的標簽及其潛在的污名。作者認為，后新冠時代，部分國家政府與民眾放棄或阻礙全球化時，這一上下聯動的貿易形態，仍有一定的能力推進和維系當下的全球化進程。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4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上下聯動：全球化的“義烏模式”

　　? 錢霖亮 |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化爭議

　　近年來，曾經大力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歐美發達國家政府在經貿問題上集體轉向保守主義，主張貿易保護、設置貿易壁壘、架空推進全球自由貿易的國際組織。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又加重了人們對逆全球化的擔憂。作為上一輪全球化浪潮的受益國之一，中國承接了大量發達國家外包的產業，而這些國家產業回歸的口號使得中國制造面臨重大挑戰。

　　如果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政策繼續深化，我們應當如何應對?事實上，除了我們一般討論的政府、跨國企業和國際組織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above）之外，還存在大量源自草根的商人利用小額資本從事全球貿易的商業活動，它們構成了全球化的另一種模式，即“自下而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這些草根商業力量在政府、跨國企業和國際組織等上層組織的漠視甚至打壓下(尤其出現知識產權、稅務、外籍商人非法居留等法律問題時)，仍能表現出不息的生命力，說明它們具有相對于官方組織及其主導的全球化模式的獨立性。甚至有學者指出，它們的商業實踐會創造出新的全球貿易規則。

　　本文試圖以浙江省義烏市的跨境電商貿易為例提出第三種類型的全球化模式，即中小企業構成的民間商業力量和部分上層組織合作促成的一種“上下聯動的全球化”。具體來說，這一全球化模式可以分解成兩個維度，包括中小跨境電商企業與政府的合作關系，以及這些企業與跨境電商平臺的合作關系。在前一合作關系之中，各級政府為中小企業提供配套的產業政策和線下基礎設施，中小企業則負責擴大出口規模、活躍地方經濟。在后一合作關系中，跨境電商平臺為中小企業提供網絡交易市場、技術服務等線上基礎設施，企業在購買平臺服務的同時也活躍了網絡交易市場。

　　這一模式區別于完全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模式之處在于，它的核心驅動力仍然來自民間，是基于草根商業力量自身逐利需求而建立起來的。而它區別于僅限于草根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模式之處在于，它吸納了政府、跨境電商平臺這些上層組織的參與，在動員整合更多推進全球化力量的同時，避免了“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的標簽及其潛在的污名。筆者認為，在后新冠時代部分國家政府與民眾放棄或阻礙全球化時，這一上下聯動的貿易形態仍有一定的能力推進和維系當下的全球化進程。

　　▍新冠肺炎疫情前跨境電商如何推動全球化

　　2015年2月至2016年3月，筆者在浙江省義烏市調研當地的電商產業發展及其對從業人員日常生活的影響。義烏以商貿立市，擁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也是得益于批發市場帶來的貨源、人員、交通和信息優勢，該市在近十年內逐漸發展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電商產業基地之一。

　　截至2018年，義烏的電商從業人員人數逾20萬，內貿網商密度位居全國第一，外貿網商密度居全國第二（僅次于深圳），外貿網商賬戶數總計超12萬戶。2017年全年跨境電商的交易額近747億元，跨境快遞日均發貨量超120萬單。

　　電商產業集聚產生的巨大效益使得義烏名列由發改委和商務部批準創建的國家電子商務示范城市名單中唯一的縣級市，亦成為全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的試點城市之一。

　　筆者在義烏當地調研時總計采訪了106位賣家，其中有5人專門從事跨境電商貿易，另有10人兼及內貿和跨境電商，所涉的跨境平臺包括全球速賣通、eBay、亞馬遜、Wish、敦煌網等(義烏當地也有少數自創跨境電商平臺的企業，但筆者未能找到渠道采訪)。2018年7月至10月筆者又到義烏回訪，跨境電商此時已成為當地新的經濟增長點，納入了政府的“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規劃，一些賣家集聚的村莊也開始打造“跨境電商村”。

　　在中美貿易戰引發的逆全球化大背景下，筆者意識到這一群體實際上是一股推動全球化的草根商業力量，通過互聯網將中國制造的小商品銷往世界各地，促進了全球商品貿易的聯動。他們的商業活動大體符合先前學者對驅動“自下而上全球化”商業力量的定義，即資源相對有限的商人用小額資本進行跨境商品交易，并且這些交易往往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展開。

　　首先，筆者在義烏遇到的跨境電商賣家大多經營著中小規模的企業，缺乏雄厚的經濟資本。經濟實力決定了他們銷售的產品主要是沒有品牌的廉價小商品，同時這也影響到了他們對銷售平臺的選擇。

　　盡管也有賣家在亞馬遜、eBay等歐美電商平臺上開網店，但更多的人選擇了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跨境電商平臺全球速賣通(簡稱“速賣通”)，該平臺相比于歐美平臺的主要優勢是網店運營成本較低，操作也較為簡單。2015年12月之前，該平臺不收取入駐費，所以初做跨境電商的賣家都會選擇它試手。2015年12月之后，它開始收入駐費，但價格仍比其他平臺低。吸引賣家使用速賣通的另一個因素是它的后臺界面基本復制淘寶網店的后臺。鑒于許多賣家是從內貿電商轉行跨境電商，或者兼營兩者，這種操作上的相似性便利了他們的網店運營，減少了平臺轉換的額外成本。

　　另一方面，平臺的選擇也決定了這些跨境電商賣家的交易對象。亞馬遜、eBay等平臺的主要市場在歐美發達國家，而速賣通的三個最大市場依次是俄羅斯、美國和巴西，其中兩個是發展中國家。此外，白俄羅斯、烏克蘭、土耳其、智利、阿根廷、哈薩克斯坦等發展中國家也是該平臺的主要客源國。具體到這些國家的網購群體，鑒于速賣通走的是低價路線，其消費人群通常也是廉價商品的追逐者，為此他們甚至可以忍受三個月乃至更久的貨運時間。這些特征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其網購群體大多是發展中國家(以及部分發達國家)的中下階層。

　　在具體交易環節，由于速賣通免費提供網頁翻譯服務，語言并沒有成為買賣雙方交流的障礙。不懂外語的賣家可以使用翻譯軟件和顧客交流(通常用英語)，翻譯的精準性也不是問題，正如不少賣家提到：“很多顧客的母語也不是英語，用詞和語法都有問題，但雙方都覺得看得懂就好，反而更容易達成交易。”

　　就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中小賣家通過跨國網絡渠道，將廉價商品銷售給另一些發展中國家或發達國家的中下階層消費者，這個存在于大宗國際貿易之外的商業鏈條以其獨特的方式推動著貿易全球化的進程。

　　但這一電商貿易的全球化并不僅靠賣家的沖勁，沒有跨境電商平臺提供的線上基礎設施和地方政府提供的線下基礎設施，絕大多數的賣家沒有獨立的技術資本成為全球化的驅動力，畢竟他們的生意不像很多非洲商人那樣可以通過人肉帶貨的方式進行跨國交易。也是因為他們需要與跨境電商平臺以及中國各級政府這些推動全球化的上層組織密切協作，最終交織成為上下聯動的全球化。

　　首先，跨境電商平臺在全球市場的推廣活動為義烏（以及更廣泛的中國）賣家和海外買家之間的商品交易打下了基礎。亞馬遜和eBay這些歐美電商平臺企業在西方社會的影響力自不必說，速賣通所屬的阿里巴巴集團在世界各地進行線上和線下推廣的工作也卓有成效，令不少國家的民眾了解到了這個來自中國的電商巨頭和它平臺上價廉物美的商品。

　　以東南亞為例，除了推廣速賣通，阿里還控股了該區域最大的電商平臺Lazada，將淘寶的英文版植入該平臺中，當地的消費者不用懂中文就可以在淘寶下單，通過阿里旗下菜鳥物流的跨國網絡將貨物運送到消費者手中。在越南某些交通不便的鄉鎮，阿里平臺在當地的代理人與政府部門、物流企業合作修建了轉運中心。在馬來西亞的部分地區，消費者可以直接在當地的7-11便利店領取他們跨國網購的商品。而在菲律賓，加油站變成網購商品的轉運中心，當地的快遞員從這里領取貨物派送給消費者。為了更好地培育東南亞的網絡消費市場，提高網購的基礎設施水平，阿里還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新建了大數據中心，利用Lazada建立起類似支付寶的互聯網支付系統。從物流轉運的硬性基礎設施到數據采集分析、線上交易支付這些軟性基礎設施，跨境電商平臺的業務擴張極大地助力了中國電商賣家的全球商業拓展。

　　其次，義烏跨境電商的貿易全球化也與中國各級政府積極推動出口貿易的努力緊密相連。2011年，義烏獲國務院批準成為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城市，跨境電子商務就被列為發展重心之一。2018年，該市又獲批設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國務院和浙江省政府要求下屬部門對該市跨境電商的物流、倉儲、通關等方面進一步簡化流程、精簡審批。例如海關允許跨境電商企業按月集中申報出口商品清單，這一做法極大地便利了后者的通關流程，提高了它們的發貨效率。

　　義烏當地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優惠舉措，包括給一定規模的跨境電商企業減免稅、提供辦公場地、財政補貼和商業貸款等。對于中小規模的跨境電商賣家而言，當地政府設立了10億元的跨境電商產業基金和1億元的電商風險補償基金，用于扶持初創期的電商企業發展。此外，當地政府還承諾加強對跨境電商行業人員的技能培訓，對跨境電商人才的服務保障(包括住房和子女教育方面的優惠政策)，以及對納入海關貿易統計的跨境電商企業每出口1美元給予0.04元人民幣的獎勵。

　　這些利好的政策某種程度上解決了跨境電商賣家的后顧之憂，也激發了他們將生意做大做強的信心。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跨境電商的危與機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極大地沖擊了我國的外貿出口。作為外向型城市的代表之一，義烏2020年第一季度的外貿出口總值僅有510.3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了14.7%，但這已是當地政府和企業爭取時間復工復產的結果。

　　筆者在回訪這些熟識的跨境電商賣家時了解到，那些留在義烏過年或在2月中旬義烏打響復工復產號角后返回的賣家還趕上了一波出口的機會，但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跨境生意處于停滯狀態。這種狀況令許多賣家感到沮喪，但同時也迫使他們思考未來的出路。有的賣家開始全面轉向內銷;有的則一方面利用內銷去庫存，另一方面積極尋找新的跨境電商形式，為疫情結束后繼續外貿生意做好準備。跨境直播營銷是他們想到的新形式之一，有賣家就找來了疫情期間滯留義烏的外商和留學生，通過他們在其來源國的直播平臺上進行產品營銷，吸引粉絲。這一做法通過當地媒體的報道被更多的外貿商家所借鑒，直播活動最后甚至開進了批發市場，成為市場管理層嘗試破解當前外貿僵局的武器。

　　外銷渠道不暢只是疫情期間跨境電商賣家面對的一個困難，有訂單難發貨的情況更令他們頭疼。筆者訪談過一位在疫情期間轉售防疫用品的賣家，疫情在國外暴發后他的網店陸續收到零星的訂單，但由于平臺的海外倉無法入庫，自己找跨境物流發貨成本又太高，最后他不得不讓顧客取消交易。

　　這一困境的背后是以空運和海運為主的全球物流體系的停擺，疫情對這兩種航運方式的沖擊已經有目共睹。各國航空公司和海運公司暫停航線的措施直接導致了物流運輸的大范圍中斷，所剩無幾的運輸倉位費用高企，跨境電商賣家因此不得不面對物流成本的急劇上漲。即便他們愿意付出高價發貨，顧客所在國后續的派送也會成為問題，因為不少國家國內的物流系統也受疫情影響而停擺。有賣家就曾遭遇貨物到了目標國家，物流信息便不再更新的窘況，顧客也沒有收到貨，買賣雙方都不知道包裹在哪里。

　　常規物流運輸停滯的難題迫使人們開始尋找替代方案，地方政府和地方國企也嘗試利用自身的資源幫助外貿商家突破物流瓶頸。筆者了解到，從4月中下旬開始，義烏市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拓寬國際航空物流通道的舉措，市財政將補貼愿意在義烏機場開通臨時貨運包機的中方承運企業，同時也將獎勵使用上述臨時包機發貨的本地或外地來義務發貨的外貿企業。義烏陸港集團等地方國企也積極對接各方物流公司，為其下轄跨境電商產業園區內的企業爭取發貨渠道。例如4月下旬，它們租用了一架飛機承載2.5萬件跨境包裹，從杭州蕭山機場飛往比利時，然后由比利時郵政物流將貨物轉運至德國、法國、荷蘭等歐洲國家。

　　然而更值得關注的還是從義烏始發的“義（義烏）新（新疆）歐（歐洲）”鐵路班列，這條基于“一帶一路”倡議發展起來的運輸通道在疫情期間成為部分跨境電商企業產品外運的生命線，同時也部分緩解了鐵路沿線國家生活和防疫物資不足的壓力。從2020年1月1日至4月21日，“義新歐”班列總共開行116列，發運9692標箱，同比增長了39.25%。在空運和海運通道幾近全線停擺的情況下，具有運量大、運費低廉、人員接觸少等優勢的跨國鐵路運輸實現了逆增長，讓原本因疫情隔絕的各國重新互通互聯。

　　也是借助此次跨國鐵路運輸崛起的契機，中國郵政浙江各級分公司開始將義烏作為全省乃至全國對歐洲運郵的轉運點，依靠“義新歐”班列實現規模化和常態化的輸送。這一舉措無疑會對未來義烏跨境電商企業的對歐貿易產生積極的影響。

　　而在跨境電商平臺的層面，盡管亞馬遜、eBay等也因疫情影響陷入了半癱瘓狀態，產品入庫和物流派送效率大打折扣，但阿里巴巴旗下的速賣通平臺卻逆風而起。

　　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報道指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給阿里巴巴提供了加速實現全球商業擴張的機會。這一方面是因為國外疫情暴發后，各國的消費者很難在本地商場和亞馬遜、eBay等電商平臺上購買到防疫用品，于是他們將目光轉向來自中國的速賣通。另一方面，速賣通背靠“中國制造”完備的產業鏈，尤其是國內疫情控制住之后中國企業快速的復工復產，這為其他國家的防疫工作提供了緊缺的物資。《金融時報》援引第三方數據指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速賣通今年第一季度的客流量分別同比增長了20%和14%。在巴基斯坦，當地人已經開始從速賣通上購買口罩，然后以翻一倍的價格在線下轉售。國外用戶的急速增長令阿里巴巴及其合作伙伴對跨境電商的前景充滿信心，并以淘寶網在“非典”疫情后占領中國市場的勝舉類比此次速賣通平臺在全球市場的崛起。

　　盡管筆者訪談的15名賣家中暫時沒有人直接受益于這一波速賣通的全球擴張，但筆者通過他們了解到義烏跨境電商行業內確有商家因此受益。更重要的是，他們中的不少人相信如果自己能度過眼前的困境，疫情之后的跨境電商會風潮再起，甚至更甚于前——這不僅是因為平臺的全球用戶更多了，在經歷疫情之后更習慣網購了，還因為他們認為后新冠時代如果出現全球范圍的消費降級，那么義烏價廉物美的小商品也將更受歡迎。

　　▍結語

　　義烏跨境電商行業在疫情前和疫情中的實踐顯示，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利用小額資本從事的全球貿易同樣也能推動全球化的進程，并且在中國各級政府和跨境電商平臺的支持下，形成了“上下聯動的全球化”模式。在后新冠時代部分發達國家的政府與民眾放棄或阻礙全球化時，“上下聯動的全球化”模式基于全球市場需求的貿易形態仍會在一定程度上推進和維系當下的全球化進程。

　　目前，雖然有不少學者用歷史經驗、經濟規律和理論模型來論證全球化是不可逆的、目前的悲觀情緒不會成為現實，但這些經驗與規律畢竟來自遙遠的過去或抽象的推演，而本文所貢獻的，是呈現了全球貿易鏈條中的一個個商人是如何用一筆筆訂單維系全球貿易的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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