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作者梁孝，哲學博士，就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研究》一書為“十二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慶祝新中國成立65周年重點出版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研究”叢書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和出版社授權產業人網獨家發布部分節選。　　

　　引言：中國的國家主權、工業化、社會主義是三位一體的。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必然會出現不同于歐美，甚至是“反”歐美的特征。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新型工業化，不管是過去還是今天，都不能忽略全球資本主義的沖擊，不能忽視趕超的歷史進程，不能忽視趕超進程中大國間的博弈，不能簡單地把歐美的發展道路、社會模式、理論框架作為標準抽象地評判中國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在解決工業化所面臨的問題中形成的、發展的。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貧困的農業國。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進行快速工業化，領導人面臨著什么樣的國際環境?有什么樣的國內條件?他們如何運用這些條件，如何創造條件進行工業化?當時的歷史條件又如何影響他們的決策，制約他們的選擇?在解決問題中，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代價，或者說是制度成本?什么是決策錯誤?這些討論自然會遠遠超出單純的工業經濟和技術。　　

　　走向世界的中國制造

　　發達的經濟體要建立在世界分工的基礎上，要面對全球市場。中國工業化離不開世界。在中國完成初步工業化之后，中國工業要繼續發展，自然要參與國際分工，利用豐富的資源，同時也要面對強勁的國際競爭，在一個更廣闊的空間中做大作強。

　　（一）三來一補

　　近年來，出了不少名人原籍糾紛。河南南陽和湖北襄陽爭搶諸葛亮原籍，浙江蕭山、諸暨和紹興爭搶西施故里;安徽渦陽和河南洛邑爭搶老子家鄉。令人噴飯的是，山東的陽谷縣與臨清市居然爭奪西門慶和潘金蓮，還要開發故居。當然，文化搭臺，總是要經濟唱戲。這些不過是地方政府爭打名人牌，以提高知名度來加快經濟發展。在這些爭端中，也有一個沒有引起人們注意的小熱點，這就是廣東珠三角地區虎門和佛山爭奪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的所屬權。

　　所謂三來一補，就是指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定制和補償貿易，簡稱來料加工業務。來料加工是指外商提供原料、輔料，由我國企業按照外商要求加工成成品，交給外商負責出口，我方收取加工費。來件裝配是指我國企業接受外商提供的元件、零件、部件，按照對方要求的質量、款式進行裝配，然后交付外商，我方收取工繳費。來樣制定是指國內生產企業按照外國客商提供的產品樣式，生產加工并出口成品的產業活動。補償貿易是指一方利用另一方信貸，向其購買設備和技術，但并不償付現款，而是等企業投產后，以產品進行償付。

　　廣東虎門相關部門認為，虎門太平手袋廠是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因為太平手袋廠擁有中國工商總局發放的關于三來一補企業的第一個牌照——“粵字001號”。佛山順德的相關部門則認為，順德區的“大進制衣廠”比東莞虎門的太平手袋廠開張要早兩個月，是名副其實的第一家。東莞虎門相關部門承認，大進制衣廠確實要早，但它的批號只是順德號，而太平手袋廠卻是“粵字號”。不過，令佛山順德工作人員相當得意的是，大進制衣廠完好保存了“順德01號”出口登記證，而且現在還在合作經營，而太平手袋廠已經消失了，不僅“粵字001”號出口登記證早遺失了，就是廠房也早拆遷了。[1]

　　是不是第一家要看用什么標準。深圳則不看國家許可證，而是商業協議。1978年11月18日，深圳簽訂了第一份來料加工協議，甲方為深圳輕工工藝品進出口支公司和寶安縣石巖公社上屋村大隊加工廠，乙方為香港怡高實業公司。這是香港電業有限公司的下屬公司。協議的業務是發熱線圈來料加工業務。深圳方面認為，這是全國深圳乃至全國的第一份來料加工工業協議。因此，上屋電業“深圳”有限公司這份協議標志著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誕生。

　　珠海人則認為，珠海香洲毛紡廠是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1978年8月31日，中國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廣東公司同香港永新企業在澳門南光貿易公司簽署合作辦廠協議，并將新廠命名為香洲毛紡廠。這是中國最早以補償貿易形式引進外資興建的來料加工企業。毛紡廠和澳門紡織品公司簽訂了珠海第一個“三來一補”項目，約定為對方提供紡紗。該項目外商投資額高達132萬美元。毛紡廠基建面積有4400平方米，生產設備20臺，均由波蘭、日本、西德、英國引進，先進程度在當時國內堪稱一流。該廠由外商提供設備技術，接受來料加工，屬于用加工費收入補償外商設備投資和利息的市屬集體所有制工廠，按照協議，投產五年內必須完成補償任務。[2]從補償貿易的角度看，珠海香洲毛紡廠是“三來一補”的全國第一家。

　　也許很多人看了覺得很奇怪，這有什么好爭得呢?但是，如果了解了我國工業化的進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就會知道，“三來一補”企業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加工貿易、外向型經濟的最初形式，是我國以勞動力相對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起點，它的積極方面以及消極方面都對我國工業化進程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我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在我國的工業化進程中，以至于現代化的進程中，有它獨特的歷史地位。

　　三來一補企業的出現有其必然性。是當時我國工業化的戰略目標和當時的國內國際條件相結合的產物。這也是其后來迅速發展壯大的原因。

　　前面已經述及，1978年以來，我國大力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并打破成規，通過舉借外債的方式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因此，外匯成為當時中國引進西方先進技術最大的瓶頸。千方百計解決外匯匱乏的問題成為中央政策的重要目標。因此，中國必須大力發展能夠出口創匯的產業。但是，我國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大國，可相對于人口來說，又是一個人均資源貧乏的國家。中國不能像拉美、中東那樣通過出口糧食、畜牧產品和石油來獲取外匯。我國的工業化正在進行和調整當中，工業品，尤其是高科技產品在國際上競爭力有限，很難依靠出口具有科技含量的工業品解決外匯問題。而發揮中國充裕的勞動力優勢，自然而然成為人們的選擇。同時，中國的國際環境大為改觀，亞洲四小龍隨著工業發展，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無以為繼，急需向外轉移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大力發展三來一補因此成為我國一項出口創匯的重要政策。

　　就以深圳第一家來料加工業上屋電業深圳有限公司為例。當時，香港經濟發展很快，加工業勞動力緊缺，成本高。港方企業在香港每人一天100元，每月3000元很難找到工人。而內地農村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上屋大隊人均年收入110元左右。港方給[l1] 村民每月80元就可以招到工人，而[l2] 村民也可以每月多收入80元。[3]這種巨大的勞動力成本差距意味著巨額利潤。再加之考慮交通成本，距離香港最近深圳，大而言之珠三角、東南沿海自然成為三來一補加工貿易的繁榮區。

　　三來一補工業企業就是人們常說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模式。在我國與外商的合作中，外商提供資金、技術、[l3] 工藝、管理和銷路，而我國相關企業只提供廠房、勞動力，負責加工環節，得到工繳費，也就是房租、土地費、管理費和加工費，而不參與最后得利潤分配。在三來一補工業企業中，我國企業的自主性能力差，但企業承擔的風險業小。在我國當時缺少外匯、資本、技術、資源和興辦企業經驗的條件下，為了盡快出口創匯，發展起點低、投資少、見效快的三來一補工業企業就不可避免了。

　　據有關部門統計，到1987年底，三來一補加工廠點達到近3萬家，1987年合同數達84061份。1978年到1987年，全國來料加工進口額從13.3億美元增至116.71億美元，占全國外貿總額的比重從1980年的3.4%上升到1987年的14.1% ;其中，1981年來料加工貿易額為19.48億美元，到1985年達到52.81億美元，占加工貿易比重的70.02%。[4]

　　以三來一補為形式的早期加工貿易快速發展對解決我國的外匯緊缺問題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同時，也吸收了沿海地區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東南沿海成為富裕之地，成為有志青年大展宏圖之地。

　　（二）外向型經濟

　　在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產生了一些有重大影響的發展戰略構想，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價格雙軌制等。其中，國際[l4] 大循環發展戰略構想就是其中之一，它為我國發展外向型經濟，進一步推動工業化提供了比較可行的構想。

　　1987年，王建[l5] 在當年的新華社內部刊物《動態清樣》上發表文章《走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王[l6] 建提出，我國當年處于二元經濟狀態。初步工業化已經完成，重工業面臨升級，而農業則相對落后。重工業升級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會產生資金需求的矛盾。因此，我國可以利用剩余勞動力的優勢，面向國際市場，在沿海地區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創匯，進而為重工業升級提供資金。從而通過國際市場的轉換機制，理順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系，這樣，以外循環推動內循環。進一步推動我國工業化。

　　該戰略設想要點就是要充分利用我國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在沿海地區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大搞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沿海加工業堅持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把生產、經營[l7] 過程中的原材料和銷售市場放到國際市場上去，以此解決沿海與內地的矛盾。走一條先以勞動密集型產業推動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然升級為資金密集型產業，進而推動高附加價值的重加工業發展，最后反哺農業發展。

　　這一建議把我國承接發達國家制造業轉移，發展沿海加工制造業提升到了發展戰略的高度，為中國從重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過渡到發揮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戰略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于王[l8] 建的這個設想，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有很多學者提出了批評。比如，在當時，也有一些學者在當時提出了不同意見，比如，有學者認為，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利潤低，創匯能力差;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無法換回高科技;中國科技人員工資水平也存在優勢，應該相應發展科技密集型企業;過度強調勞動密集型企業會導致中國科技人員閑置。[5]有學者提出，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已經歷過多次,每次調整都是使資本雄厚的發達國家和國際跨國公司占據更大的優勢,從而形成更加牢固的所謂經濟分工和經濟格局。國際大循環戰略構想對此重視不夠。[6]這些批評都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王建[l9] 的“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構想”不是要提出一個完善的理論模型，而是為當時我國工業化面臨的問題提出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因此，不管當時還是現在，批評王建[l10] 所提出的“國際[l11] 大循環”存在的問題是一回事，能否提出比這個構想更可行的發展戰略則是例外一回事。

　　“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構想”對我國當時的工業化面臨的矛盾是非常有針對性。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實行的是重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通過計劃經濟的形式，集中配置資源發展重工業。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從農村抽調資源投入重工業。這樣，就形成了相對發達的重工業體系和落后的農業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際上進入了工業體系調整、起飛階段，重工業面臨著進一步升級的任務，輕工業要大力發展，而農村的鄉鎮企業也正在迅速發展。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是依靠國家投資來推動的。這時，國家就面臨著二難選擇。有限的資源是投入大工業推動升級，還是投入鄉鎮企業，提高農村的生活水平呢?

　　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由于我國引進西方先進技術過于急迫，投資過熱，國家不得不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壓縮投資。在此時，由于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改革，鄉鎮企業異軍，農村釋放出巨大的消費能力，拉動了經濟發展，使我國工業化進一步推進。其間，鄉鎮企業異軍，迅速發展，。

　　但是，到了1988年，我國又形成了新的經濟過熱。溫鐵軍認為，這是我國建國以來第五次經濟危機。所謂經濟過熱實際上就是投資過大，攤子鋪得太大，超越現有的經濟能力，造成各種資源緊缺，物價上漲，進而使很多工業企業陷入困境，生產停滯，甚至下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1987年為11.6%，1989下降到4.1%;固定資產投資：1985年為41.79%,1989年為-8.23%;通貨膨脹：1988全年零售物價指數達到18.5%，工業原材料、燃料、動力等基礎產品進價上升約19%，工業品出廠總價上升15%。全國出現搶購潮，很多商店被搶購一空。為了治理通貨膨脹，國家收緊銀根，大幅提高存貸款利率，很多企業引起陷入三角債之中不能自拔。1988年，國家財政赤字達到300多億，相當于財政收入的14.8%。外匯儲備。1980年，我國外匯儲備為-12.96億，在國家鼓勵出口創匯的政策下，外匯儲備情況好轉1981年為27.08億，1982年為69.86億，1983年為89.01億。隨后，迅速下降，1988年，外匯儲備為33.72億元。而同年外債率超過80%。簡單地說，就是出口創匯100美元，其中超過80美元要來還債。[7]

　　因此，我國當時面臨的急迫任務，第一，解決外匯儲備問題，迅速提高出口創匯能力。第二，解決有限資源的分配問題，保證重工業升級和工業結構調整。第三，解決在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問題。

　　而與此同時，世界經濟結構正在調整。在世界經濟發展中，隨著勞動費用條件的變化，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不斷不斷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總是向勞動費用低的地方轉移。在亞太地區，早期是從美國向日本轉移，以后又向韓國、香港、新加坡發生新轉移。我國沿海地區勞動力素質高，勞務費用低，交通和基礎設施完備，科技開發能力比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強，對發達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吸引力。

　　因此，中央決定發揮沿海勞動力優勢和加工技術的優勢，發展“來料加工”、“進料加工”等加工出口貿易，利用外商帶來的資金、技術、和銷售渠道，發展外向型經濟，有計劃有步驟的走向國際市場。

　　因此，1988年，我國沿海地區進一步擴大開放。將沿海工業區擴大到長江以北地區的山東半島、遼東半島、環渤海地區和沿海其它地區;確定包括5個經濟特區、14個沿海開放城市及其經濟技術開發區和廣大的沿海經濟開放區在內的沿海開放地帶，實行發展外向型經濟戰略。這是我國1979年、1984年之后，第三次采取重大步驟。由此，我國沿海開放地帶由原來的59個市、縣，擴大到293個市、縣，擁有42.6萬平方公里，2.2億多人口。[8]

　　我國以加工貿易為主體的外向型經濟迅速發展。有效地解決了前面所論述的結個問題。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加工貿易已經占有出口總額額的50%。從此，外需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國工業化的重要因素。

　　（三）國際競爭與國際分工

　　2001年11月9日至13日，世界貿易組織第4次部長會議將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與會代表將審議通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最后法律文件。

　　世界貿易組織(WTO)是獨立于聯合國之外的一個永久性國際組織，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世貿組織成立的宗旨是：通過實施市場開放、非歧視和公平貿易等原則，實現推動世界貿易自由化的目標。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中國工業發展的一個新的里程碑。中國成為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平等地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分工。中國將在開放的條件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推進工業化。

　　早在1986年7月，出于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迫切需要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和公正、公平的外貿環境，因此，正式提出關于恢復關貿總協定(WTO的前身，成立于1947年，1995年重組更名為世界貿易組織)締約方地位的申請。但是，要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就必須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游戲規則，中國必須成為市場經濟國家。1992年春天，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首次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可以搞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l12] ，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樣，人們的思想獲得巨大的解放，使復關談判取得了巨大突破。經過15年艱苦談判，中國終于在2001年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

　　談判之所以漫長而艱苦，最重要就在于中國市場開放的限度，中國以什么樣的身份開放市場。這是對我國國民經濟，尤其是正在進行的工業化產生巨大的影響。

　　我國當時正處于工業化的中期，工業水平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我國計劃經濟模式從某種意義上就是與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脫鉤，在國家的保護迅速推進工業下。但是，中國的工業化需要西方的技術和世界資源，不可能長期脫鉤。在工業化達到一定水平的情況下，自然要參與國家分工和國際競爭。如果我國一旦開放市場，我國的工業體系，尤其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必然要受到巨大沖擊。因此，中國堅持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外開放市場，要求必須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國情、實力和發展階段來決定開放的速度、范圍和條件，以及不同產業開放的速度。

　　中國如何在開放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的合作與競爭呢?

　　一些經濟學家把目光聚焦在相對優勢理論上。1994年，《戰略與管理》雜志就“相對優勢戰略”展開討論。林毅夫、蔡昉認為，我國建國以來實行重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這一戰略通過扭曲產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降低重工業發展的成本，并建立相應的計劃體制來配置[l13] 資源，以保證重工業優先發展。這導致中國在人均收入較低的情況下形成了制造業比重較高，第三產業嚴重不足的畸形產業結構，背離了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壓抑了經濟增長速度，無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導致經濟的內向性。同時，由于缺乏激勵機制，導致效率低下，企業缺乏一種內生能力。從二戰以后的發展歷史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趕超戰略”和發展中國家的“進口替代”戰略都失敗了，而利用勞動力的相對優勢戰略實行外向型經濟的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都取得了成功。我國的改革不能停留在微觀層面，其核心應該是發展戰略的轉變，實行相對優勢戰略，利用廉價勞動力優勢發展面向國際市場的外向型經濟。[9]這一思想可以說是“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的進一步發展。

　　這一討論產生了一定影響，即使在現在還有學者在深入研討、爭論。但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早已走在了前面。

　　我國從1978年開始的以三來一補為形式的加工貿易，以及后來以加工貿易為主要內容的沿海外向型經濟，本質上就是以勞動力為相對優勢參與國際分工。

　　加工貿易本身就是一種建立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之上的水平分工和交換方式。“二戰”之前，當時的國際分工與貿易基本上是以獨立的民族國家為單位，以比較優勢原理為基礎。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產品上。比如，農業國提供農產品，資源大國提供礦石石油，工業大國提供工業品，這些產品都在獨立的民族國家內部完成。這些產品往往由單個企業完成，產品出口時一般不存在進口成份。二戰以后，隨著科技發展，出現了跨國公司，形成了跨國公司的產業集群。而且為了最大限度獲得利潤，繞過關稅壁壘，跨國公司開始實行國際化戰略。也就是在世界范圍內統一產品規格，將每個分公司都變成專門生產制成品的某個個別組成部分的單位。母公司負責在世界范圍內研發，協調生產。在哪個國家生產主要取決于該國的比較優勢和物流情況?？傊?，為了獲得最大利潤，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組織研發、技術革新、投資、生產、上市、銷售的全過程。[10]這樣，國家間、部門間的產品間分工，被部門內部和產品內分工所取代。這樣，比較優勢采取了一種新的形勢，即同一部門統一產品在不同環節的比較優勢。

　　我國沿海的加工貿易實際上就是發揮勞動力充足的優勢，牢牢占據產品的組裝環節。我國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有大量工廠，有人稱之為“世界工廠”，也有人為認為中國制造沖擊世界，這些都是錯誤認識，我國這些工廠實際上主要執行的“組裝”職能。

　　在這基礎上，我國以沿海工業[l14] 為主形成了一條新的工業化路徑，即通過發揮勞動力優勢，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提升自身的工業水平。第一，加工貿易產業升級。最初加工貿易主要是簡單加工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手袋、制衣、線圈等，而現在加工貿易主要產品類型是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特別是電子通訊類產品模塊化生產帶來的全球化分工，使我國成為全球主要的筆記本電腦、手機等電子產品出口國。1993年，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分別占同期加工貿易出口的36.7%和14%，到2008年，這兩個比重分別達到78.8%和45.3%;另一方面，加工貿易方式出口也成為我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方式，這一特征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沒有大的變化。第二，我國加工貿易企業在國內的產業鏈不斷延伸，表現為產品增值率上升。1995年，隨著進料加工方式成為主導，加工貿易增值率穩步上升，1998年上升到52.4%，并將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了2001年;2008年進一步達到78.4%。第三，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集聚水平顯著提高，使我國在新一輪跨國投資競爭中處于非常有利的位置。第四，IT等產業加工貿易采用先進技術乃至全球同步技術的比率明顯上升，設立的研發中心、采購中心、地區總部數量大為增加。

　　不過，也要看到，外資企業是加工貿易出口主力。1990年，外資企業出口占加工貿易出口的比重只有28.75%，到2008年已有將近85%的加工貿易出口產品來自外資企業。[11]這也說明，新的全球分工條件下，外資在我國外向型經濟中主導能力正在增強。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未完待續)

　　[1]“誰是中國首家三來一補企業”，東莞陽光網，2011年4月8日，http://news.sun0769.com/dg/sh/t20110408_1010790.shtml。

　　[2]“珠海香江毛紡廠：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中國廣播網珠海分網，2008年10月14日，http://zh.cnr.cn/xwzx/zhxw/200810/t20081014_505122237.html。

　　[3]“三十年前，石巖推開全國‘三來一補’大門”，《南方論刊》，2008年第1期。

　　[4]鄧娜、侯少夫：“中國加工貿易的發展歷程與政策演變”，《開放導報》，2012年第6期。

　　[5]劉云：《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質疑——與王建同志商榷》，《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1988年第11期。

　　[6]魯(中國知網顯示如此，作者注)：“對國際大循環理論的一點質疑”《農村金融研究》，1988年第6期。

　　[7]溫鐵軍：《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頁、121頁。

　　[8]谷牧：《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頁。

　　[9]林毅夫、蔡昉、李周：《對趕超戰略的反思》，《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6期。

　　[10][法]雅克·阿達：“經濟全球化”，何竟、周曉幸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107頁。

　　[11]鄧娜、侯少夫：“中國加工貿易的發展歷程與政策演變”，《開放導報》，2012年第6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