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梁孝，哲學博士，就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研究》一書為“十二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慶祝新中國成立65周年重點出版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研究”叢書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和出版社授權產業人網獨家發布部分節選。

　　引言：中國的國家主權、工業化、社會主義是三位一體的。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必然會出現不同于歐美，甚至是“反”歐美的特征。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新型工業化，不管是過去還是今天，都不能忽略全球資本主義的沖擊，不能忽視趕超的歷史進程，不能忽視趕超進程中大國間的博弈，不能簡單地把歐美的發展道路、社會模式、理論框架作為標準抽象地評判中國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在解決工業化所面臨的問題中形成的、發展的。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貧困的農業國。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進行快速工業化，領導人面臨著什么樣的國際環境?有什么樣的國內條件?他們如何運用這些條件，如何創造條件進行工業化?當時的歷史條件又如何影響他們的決策，制約他們的選擇?在解決問題中，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代價，或者說是制度成本?什么是決策錯誤?這些討論自然會遠遠超出單純的工業經濟和技術。

　　中國工業建設中的“革命化”

　　工業化需要積累資金。朝鮮戰爭后，美國在中國東部建立軍事包圍圈，進行軍事和經濟封鎖。1960年，我國經濟處于困境時，蘇聯突然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并追討債務，以此迫使我國屈服。為了維護國家主權、民主獨立，中國絕不能向美蘇兩霸的威逼利誘屈服。在這種國際環境下，我國的工業化已經失去了任何外部援助。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理想的感召下，發揚高度的主人翁精神，發揚高度的革命獻身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以精神力量彌補物質力量的不足，以勞動代替資本投入，繼續推進中國的工業化，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為國家獨立和發展建立了萬世之基。其艱苦卓絕，其可歌可泣，其大氣磅礴，值得我們后輩永遠銘記。

　　（一）大慶·鐵人

　　2009年，一部名為《鐵人》的主旋律影片上映，受到觀眾和圈內人士好評。該片通過“鐵人”再現了中國工業化的典型——大慶的史詩般的建設歷程。

　　“鐵人”不是一個虛構的典型形象，而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他是大慶油田建設過程中涌現出來的勞動模范，是一個在新中國工業化中涌現出來的英雄人物的代表。

　　“鐵人”真名為王進喜，是一位鉆井隊長，他的豪言壯語，“寧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今天聽來仍然讓人覺得蕩氣回腸。

　　在解放前，中國石油工業及其薄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全國只有西北地區的甘肅玉門、陜北延長、新疆獨山子幾個小油田，西南地區的四川幾個氣田和東北地區幾個人造油廠。油氣產量只有12萬噸，其中天然氣7萬噸，人造油5萬多噸。石油職工總數1.6萬日人，其中油田職工6000余人;各級各類工程技術人員623人，而地質勘探、鉆井、采油技術人員只有172人。[1]

　　更為嚴重的是，美國美孚石油公司的技術人員和日本人在不同時期在中國進行過勘探，無果而終，最后得出了一個“中國貧油論”。他們認為，石油蘊藏豐富的國家地質屬于海相沉積，而中國屬于陸相沉積，海相沉積面積極少。

　　石油是工業的血液，是現代化工的重要原料。石油還是現代軍事的戰略物資，如果沒有石油，汽車、坦克和戰斗機、軍艦無異于廢鐵。

　　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國石油工業有一定提高，并于1955年發現克拉瑪依油田。1957年，全國石油產量達到145.7噸，其中天然油達到86萬噸，人造油59.7萬噸。石油職工14.1萬人，石油勘探方面的工人、干部、技術人員有4.6萬人，技術裝備有所提高。

　　但是，我國東部工業較為發達地區無油，西部有油的地方又人煙稀少，荒僻遙遠，難以運輸。石油消費中，國產油只占38%，進口油高大62%，僅為進口石油花費1.34億美元，占國家外匯總額的7%。

　　雖然石油部門不斷努力，石油產量有一定的增幅。但是，我國的工業化正在迅速展開，石油缺口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1960年，全國原油需要1000萬噸，全國只能生產500萬噸，缺口500萬噸。在當時的國際情況下，進口原油非常困難。也缺少外匯。很多地方燒木炭、酒精，北京的公共汽車背著煤氣包。軍用油品更是完全依賴進口。

　　1960年7月，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中蘇關系破裂。不要說中國缺少資金外匯大量購買石油，就是有，也很難大量買到石油，更不要說軍品油。

　　中國工業化嚴重“貧血”，而且無處“輸血”。

　　好在中國人并沒有坐以待斃。中國人并沒有迷信西方技術人員的“科學”結論，中國地質學者就提出“陸相生油論”。李四光根據自己創立的地質力學，提出石油勘探遠景，認為康滇緬大地槽、阿拉善-陜北盆地、東北平原-華北平原，有可能存在大油田。根據我國石油現實分布和克拉瑪依油田的發現，以及李四光的理論，我國把石油勘探重點東移。經過艱苦努力，終于在松遼平原發現大油田。1960年，石油部長余秋里決定抽調全國石油工業、科研院所的骨干力量，在松遼平原進行石油會戰，以軍事化的方式，爭取一舉拿下大油田。余秋里提出，“松遼石油會戰，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前進，不準后退，就是有天大的困難，也要硬著頭皮頂住”[2]

　　這一決定得到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支持，并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給與大力支持。

　　1960年，千軍萬馬來到松遼平原的薩爾圖。石油系統1.5萬人，其中地方和兄弟部門5000多人，當年轉業退伍兵30000人，參戰隊伍超過50000人。這一年共動用鋼材、設備和其他器材16萬噸，除國家分配、地方和兄弟部門支援的以外，石油系統1959年底的庫存幾乎用光了。

　　薩爾圖當時只有幾處牧場和幾百戶人家。突然間，成千上萬的人來到薩爾圖，從安達到薩爾圖50公里的鐵路線上，到處是機械、設備、物資、材料，人們分散在這片大草甸上，開礦找油。當時既壯觀又混亂。剛開始，后勤供應一片紛雜混亂，沒有吃喝，沒有運輸工具，缺少物資。但是，人們一刻也沒有休息，立即開始投入工作。

　　鐵人王進喜也是在這時來到薩爾圖。一開始鉆機未到，王進喜帶領職工主動幫助卸運物資。自己的鉆機到了之后，在缺少吊車的情況下，王進喜和工友們用撬杠、大繩、木板、鋼管，人拉肩扛加汽車的辦法，把鉆井機設備化整為零，運到井場，再安裝起來。經過七天七夜，立起井架，開始打井。只用5天零4個小時，就打出了一口井，創造了最快紀錄。

　　在王進喜的鉆井隊打第二口井時，出現了井噴事故的苗頭，若不趕緊把井壓住，鉆機就有陷到地球里去的危險，井也要報廢。當時的鉆井作業缺乏重晶石粉，王進喜就要求土方法進行緊急處置——把準備固井用的水泥往泥漿里加。有同事提醒說，泥漿里加水泥有風險，萬一凝固在井筒里井會報廢，還是等領導同志來看一看再說。王進喜沒有猶豫，當機立斷，立即實施。由于沒有泥漿槍，也沒有攪拌器，泥漿攪不均勻，壓不住井。王進喜率先跳到泥漿池里用身子去攪拌。其他人也一個個跟著跳下去，在連續搞了幾十個小時之后竟然把井噴治住了，保住了油井和鉆機。[3]

　　(圖片說明：鐵人王進喜，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代表人物)

　　1960年4月29日，在薩爾圖召開的“石油大會戰萬人誓師大會”上，王進喜作為勞模，騎高頭大馬，戴大紅花，進入會場。余秋里部長在擴音器前帶頭高呼，“向鐵人學習”。學鐵人，趕鐵人的群眾大競賽熱火朝天地展開。

　　薩爾圖草原位于北緯46度，夏短冬長，國慶前后就下雪，冬季最低氣溫零下36度。它是松花江和嫩江的自然泄洪區。在四五月份，大地開化，泥濘不堪，隨即又到雨季。在大慶初創之時，人們住的地方、鉆井的地方，遍地積水。人們戰天斗地，經常在風雨里餓著肚子堅持施工，在攝氏4-5度泥水里工作，有時只靠辣椒水取暖。人們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艱苦奮斗。

　　這里有成千上百的“鐵人”!

　　經過奮戰，全年共鉆進91口，試井63口。全年共生產石油97萬噸，年底日產水平達到7000噸。

　　1964年12月，周總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宣布，“我國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論在數量上或者品種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給”。

　　1965年年底，全國煉油加工能力達到1423萬噸，原油加工量突破1000萬噸，汽油、柴油、煤油、潤滑油四大產品產量達到617萬噸，產品收率達到56.9%，石油產品品種累計達到494種，石油產品自給率100%，產品質量優良，合格率全部為100%。我國可以自己研制、自己設計、自己制造設備、自己安裝、建設大型煉油廠，并形成了產、運、煉、銷的協調發展的產業布局。[4]

　　大慶作為中國最大的油田，作為當時世界大油田之一，居功至偉，成為中國工業化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象征。

　　(二)解放軍也是建設者

　　2008年5月12日，我國四川省汶川地區發生特大地震。中國人民解放軍迅速投入，抗震救災。由于雇傭兵歷史源遠流長，西方媒體對于中國解放軍不是作為職業軍人拿起武器維持秩序，而是全部投入救災，大惑不解。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一支人民的軍隊，革命的軍隊。在革命戰爭時期，它擔負著戰斗、生產、宣傳、組織等多項任務。新中國成立后，它繼承了這種光榮傳統。人民解放軍既是新中國的保衛者，也是新中國的建設者。在新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做出了巨大貢獻。它們總是出現在最艱險、最艱苦的地方，寫下了工業化濃墨重彩的一章。

　　建國初期，由于國家建設需要，有幾十萬解放軍轉歸其他部門，成為建設者。1953年9月，中央軍委決定組建鐵道兵領導機關。鐵道兵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的一個工程技術兵種，包括鐵路、隧道、橋梁、建筑、舟橋、通信工程等部隊，它擔負著工程保障任務。戰時，擔負戰區的鐵路搶修、搶建任務，保障軍隊的機動和作戰物資的輸送，和平時期，主要參加國家鐵路建設。1954年年2月28日，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簽發命令，任命王震為鐵道兵司令員兼政治委員。3月5日，鐵道兵司令部正式在北京成立。編制10個師1個獨立團、1所學校、2所文化速成中學，兵力10萬人。鐵道兵后來發展到3個指揮部、15個師、3個獨立團、2所院校，總兵力達到40余萬。1960年大慶石油會戰時，由于石油工業實力弱，勞動力不足，石油部長余秋里找到當時的參謀總長羅瑞卿，要求給與支援，參謀總部把當年3萬退伍兵直接轉為石油工人。這些解放軍戰士沒有放棄解放軍一不怕死，而不怕苦得的精神，在會戰中發揮了巨大貢獻。三線建設時，大西南地區基建任務繁重。一般的建筑工人需要解決家屬問題和子女上學問題。但三線建設具有戰略性、長期性特征，一些問題難以解決。為此，當時負責三線建設的谷牧提出，要實行兵役制，組建解放軍基建工程兵。通過軍事化來解決這個問題。解放軍基建工程兵要“勞武結合、能工能戰、以工為主”。1966年8月，解放軍基建工程兵正式成立，最多時，32個支隊，156個大隊，共49萬人。承擔繁重的基建任務。[5]

　　(圖片說明：成昆鐵路象牙微雕。成昆鐵路是西南地區大動脈，以地形險峻、地貌復雜著稱)

　　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我國的工業化建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成昆鐵路建設。

　　鐵路是工業時代的象征。鐵路的延伸代表著一個國家工業化的深度和廣度。

　　1958年7月，成昆鐵路開工，它是大西南的交通樞紐，是工業大動脈，能夠一舉盤活西南各省經濟。

　　但是，成昆鐵路所遇到的困難極其艱巨。成昆鐵路跨越地質斷裂帶。全長1100公里，有500多公里位于烈度7至9度地震區里，200多公里在8-9度的地震區內。沿線有沉積巖、巖漿巖和變質巖，受地質構造影響，大多支離破碎。

　　鐵路途經高山大川，懸崖峭壁。成昆鐵路除1次跨過金沙江外，13次跨越牛日河，8次跨越安寧河，47次跨越龍川江，16次跨越舊莊河。成昆線全線共有橋梁991座，總延長106公里，占線路總長的1/10。其中200米以上的大橋113座，1000米以上的特大橋2座。比橋梁更多的是隧道。

　　成昆鐵路海拔落差大。從海拔500米的成都平原出發，沿大渡河及其支流牛日河上到海拔2280米的沙木拉達隧道，再順著孫水河、安寧河一路下降到1000米的金沙江干熱河谷，接著溯龍川江上行到海拔1900米的滇中高原。為此，不得不修建馬蹄形“盤山鐵路”。成昆線上的白果站至越西站，直線距離8公里，海拔差200米。火車走這個高坡，必須先走馬蹄形轉180度繞過去，再180度螺旋狀180度過來。兩條隧道間竟有8條隧道、5座橋梁，占這條路長度的72%。

　　地質條件復雜，施工難度大，再加之隨后的三年困難時期，成昆線修修停停，進展極其緩慢。在投入1.1億元后，只建成10公里隧道，5公里橋梁，只有成都到青龍場的61.5公里鐵路鋪軌通車。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

　　1964年，成昆鐵路成為三線建設的重點工程。為了戰備，加快工程速度，中央決定，由鐵道兵來負責修建。18萬鐵道兵與鐵道部第二、第四工程局組成30萬筑路大軍，開進崇山峻嶺。

　　1969年5月12日，周恩來總理指示，非常時期，成昆鐵路建設由鐵道兵實行軍管，統一指揮，加速施工。

　　鐵路沿線不僅有懸崖峭壁、激流險灘，還有種類繁多的不良地質現象：滑坡、危巖落石、崩塌、巖堆、泥石流、山體錯落、巖溶、巖爆、有害氣體、軟土、粉砂等等，而且數量很大。有的地方土石松軟，一觸即碎，有的地方堅硬如鐵。在這樣的地方鋪路架橋，其艱險可想而知。

　　就以打隧道為例。

　　當年鐵道兵打隧道并沒有現代機械，絕大多數是鋼釬鐵錘。只有千米以上的隧道才有風鎬。戰士們要先在山巖上打洞，埋入炸藥進行爆破，再用小車把土石一車一車地運出來。埋入炸藥的鉆孔一般需要直徑4厘米的，深度110厘米。戰士們一人掌鋼釬，一人揮霸王錘，就這樣掄起大錘，一錘一錘在堅硬德山巖上打洞。連續不停，兩天才能打成一個鉆孔。戰士們要一連氣打六個小時，一天下來，手抖得端不住飯碗。為了趕工期，部隊每天4班倒，晝夜不停。即使這樣，一條幾千米的隧道，雙向開工，要一兩年才能開通。很多戰士，往往打通一條隧道，也就到了離開的時候。

　　就是這樣，鐵道兵和助戰的鐵路工人、民兵，共打通427座隧道，總延長345公里，其中長度在3000米的超常隧道9座。成昆鐵路隧道接近總長度的1/3。[6]

　　修建成昆鐵路不僅有汗水，還有犧牲。一千多鐵路工程兵戰士長眠在這里!

　　今天，成昆鐵路已經為大西南的鐵路樞紐，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鐵路之一，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1973，中國象牙雕刻作品《成昆鐵路》被作為中國贈送給聯合國的國禮之一，這件象牙雕刻作為征服自然的象征，獲準永久陳列在聯合國總部。

　　向在中國工業化中流汗、流血的鐵道兵致敬!

　　（三）勞動·資金

　　工業化是世界發展的潮流。就一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而言，工業化是必須的。但是，就現實而言，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能夠完成工業化的。中國是人口過億的第三世界大國唯一個初步完成工業化，建成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中國為什么能夠突破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化的瓶頸呢?能夠以社會主義理想感召起人們的精神力量，最大限度地彌補物質匱乏，最大限度地以勞動代替資本，不斷地進行工業積累，是一個絕對不可忽視的原因。

　　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號召工業交通系統學習解放軍的政治工作。毛澤東在冶金部建議學習解放軍的一份報告上批示，“看來不這樣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 起整個工業部門(還有商業部門，還有農業部門。)成百萬成千萬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 的……國家各工業部門學解放軍，都設政治部、政治處、政治指導員”[7]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提出“要鼓起勁來，所以，要學解放軍，學大慶，石油部在大慶搞了一個大油田，投資少、時間短、收效大。”“每個部門都要學習解放軍，高等學校也要學解放軍…… 要學習解放軍，學習石油部大慶油田的經驗，學習城市、鄉村、工廠、學校、機關的好的典型，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8]

　　如果結合前面所說的大慶會戰和成昆鐵路建設的歷史，就可以看到，毛澤東要求工業戰線學大慶，學習解放軍的政治工作，是要以政治工作推進工業建設，是通過有效的政治工作發揚革命傳統，使建設者革命化，保持和發揚革命精神，不是在外部的利益刺激下進行生產，而是以革命精神，具體說，就是為了共產主義理想，為了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而主動地投入生產建設，以主人翁精神，以高度的自覺性、主動性投入工業建設，不怕艱苦，不怕犧牲，建設新中國。

　　當年人們常說的“又紅又專”、“革命加拼命”，“革命化”，這并不是如“極左”思潮那樣以政治活動代替生產建設，不是用政治活動組織生產，而是要建設革命化的工業隊伍，保證生產建設。只有這樣，才能在物質極其匱乏的情況下，以勞動代替資本，最大限度地推進我國快速工業化。

　　工業發展需要資金積累。快速發展就需要保持高比例的積累。我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工業發展極度落后，又飽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經歷了長期的國內戰爭，一窮二白，發展工業的資金極度匱乏。中國要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快速發展為一個現代工業國，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奠定工業化的基礎，就必然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工業發展。但是，同時，重工業投資周期長，收效慢。這就意味著，中國人民必須最初長期勒緊褲帶進行工業建設。最初，中國政府積極爭取外援，從蘇聯獲得約3億貸款。抗美援朝后，中國真正被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所接受，獲得了一定貸款，援建的“156項”。我國的重工業快速發展。但是，1960后，中蘇關系破裂，中國不但不能獲得蘇聯援助，而且要在經濟極度困難時向蘇聯還債。美國則對中國進行經濟、軍事封鎖。在中國工業發展資金極度稀缺的情況下，不僅無法獲得援助、貸款，寶貴的資金還在不斷地流出。

　　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來說，從純粹經濟的角度看，已經無法對工業進行大規模投入，尤其是投資大、周期長、見效慢的重工業。

　　而中國則是以勞動代替資本，繼續推進中國的工業化。不管是大慶油田的石油工人建設還是解放軍工程兵，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勞動代替資本。

　　我們以大慶油田建設為例。

　　一個工人的工資在正常情況下，最少應該包括該工人的衣、食、住、行的費用，同時包括一定家人生活的費用，尤其是撫養、教育子女的費用。當然，這些費用中一部分可以通過福利的方式來表現。

　　但是，按照這種通常的標準來衡量，大慶油田初建時期的工人工資是極低的。國家投入的資金，更多地是投在了機械設備上。對參加會戰的人的衣食住行投入不多。在三年困難時期，甚至連住宿和吃飯都無法解決。

　　大慶油田會戰所在地薩爾圖草原位于北緯46度，夏短冬長，4月份解凍，國慶前后就下雪，冬季最低氣溫零下36度。大慶石油會戰是一種非常規的工業發展。五萬人和大量的設備迅速涌進薩爾圖。會戰初期，工人居住的是簡易帳篷、木板房、牛棚，連修理設備的廠房都沒有。面對冬季嚴寒，工人必須要有住處，機械必須要有廠房，蔬菜必須有地方儲存。可是，如果建職工宿舍樓，需要幾十萬平米，既沒有資金，也沒有建筑材料、施工隊伍和設備，而且時間也來不及。如果在冬天撤走職工，實際上一年只能開工6個月，工期就會大幅度拖延。

　　最后，大慶會戰指揮部決定模仿當地東北老鄉，大建“干打壘”。

　　(圖片說明：干打壘既解決了住宿問題，又為國家節省大量的建設資金)

　　“干打壘”是薩爾圖當地老鄉住的房子。它除了門框和房檁需要少量木材，幾乎全部用土筑成。墻壁就地取土，裝入活動木夾板內，用木槌、鐵釬分層夯實而成。房頂不用瓦，而是把當地的羊草和蘆葦編成草把子做墊子，再覆上堿土泥巴，抹平而成。取暖則用火墻或土炕。這種房子樣子土氣，卻墻體厚實，結實，冬暖夏涼，適合居住。

　　大慶會戰指揮部先組織青年團員，搞“共產主義義務突擊隊”，突擊搞“干打壘”。然后組建專業隊伍，又號召廣大職工自建“干打壘”。在正常石油開采之余，經過120天的奮斗，全油田完成30萬平方米干打壘，實現人進房，機進房，菜進窖，車進庫。

　　建“干打壘”節約了巨額的建設資金。土就地取材，勞動是義務的，從勞動力中擠出來的。“干打壘”造價每平米30元，30萬平米投資900萬元。如果是宿舍樓，每平米至少需要200元，30萬平米需要6000萬元。僅此就節省5000萬元。[9]

　　這個5000萬元是個什么數字呢?為了支持大慶會戰，國家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在1960年給大慶追加2億元建設經費。從1960年-1963年，國家在大慶共投資7.1億元人民幣。一個“干打壘”，當年節約國家追加投資的25%，節省了總經費的7%。

　　再說吃飯問題。

　　1960-1961年是我國經濟最困難的兩年，尤其是糧食供應緊張。1960年，大慶油田浮腫病人不斷增多，最多達到4000千多人。1960冬到1961年春，大慶工人苦熬苦撐，但仍在繼續生產。

　　1961年，參加會戰的職工已經達到5萬，還來了2萬家屬，糧食問題亟待解決。余秋里提出，“與其苦熬，不如苦干，自己動手，生產農副產品，這才是積極的辦法。”[10]大慶油田指揮部決定學習延安的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開墾荒地，大搞農副業生產。一手抓石油生產，一手抓農副業生產。

　　油田指揮部組織各單位開始有組織地開荒種地，建立農副業基地，共開荒種地2萬多畝。主要有三種形式：企業建立農副業基地，組建專業隊伍，集中領導，統一規劃，分級經營，獨立核算，統一分配，等價交換;機關科室、廠礦井隊班組，可根據情況就近開荒種地，集體經營，收獲歸集體分配;職工家屬可以在“干打壘”前后自行種植，誰種誰收，不準平調。

　　1961年底，糧食作物總產量達到304萬斤，蔬菜總產量1316萬斤。還產了豬牛羊肉共十幾萬斤，捕了24萬斤魚。薩爾圖土地肥沃，有的單位收獲的最大的土豆重一斤半，最大的大蘿卜8斤半，大白菜超過10斤，大倭瓜二三十斤。精打細算，可以吃到1962年5、6月份。

　　1962年，農副業生產規劃。播種5萬畝，產糧1000萬斤，產菜1800萬斤，扣除種子，職工人均糧食150斤，除補助定量外，人均留機動糧50斤，蔬菜爭取自給。年底完成任務。

　　1963年，大慶開荒11.5萬畝，相當于關內17萬畝，當年播種10萬多畝，產量2700多萬斤。職工補助糧[l12] 160斤。除定量外，每人每月可吃補助[l13] 5斤，油5兩，肉五兩、豆腐6斤。[11]

　　實際上，農副食品應該是國家投入的，但大慶職工卻自己解決。這也為國家節約了一大筆建設資金。

　　什么是以勞動代替資本?

　　就是本應該由國家投入的建設資金，如大慶工人的住宿、糧食副食，由于資金有限，國家暫時無力解決，最后，工人們通過義務勞動，自己解決。工人用自己的勞動代替了國家的資金投入。這樣，最寶貴的資金能夠最大限度地投入到技術和設備上。

　　解放軍也是如此。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最多時都達到了30-40萬人，為我國鐵路建設和三線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尤其是極其艱苦的三線建設。這是通過兵役制的形式，解決了普通工人的家屬問題、子女教育問題，節省了資金投入。在資金投入極少的情況下下，直接投入千千萬萬解放軍戰士的艱苦勞動來參加工業化。

　　(圖片說明：成昆鐵路建設中的女民兵)

　　但是，以勞動代替資本投入是需要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高度的政治覺悟，高度的主動性，高度的主人翁精神，高度的奉獻精神，總而言之，就是當年說的革命精神。

　　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一項重要原則，投入一定的勞動，就應該獲得相應的報償。這本質上是一種等價交換原則。換成老百姓的話，就是拿什么錢，辦什么事。但是，如果是這樣，大慶油田、成昆鐵路也許根本就無法進行建設，中國的工業化也會極其緩慢。

　　大慶精神實際上是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一種更高的要求，它要求的為理想、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能夠無私奉獻，甚至犧牲生命。

　　大慶建設者正是以這種精神來艱苦奮斗，排除萬難。

　　在大建“干打壘”中，人們要在上班八小時之后，下班又要義務大干幾個小時。在農村勞動的人都知道，挖土、和泥、脫坯，都是實打實地重體力活。但是，大慶各級領導干部，來自城市的高級知識分子、專家教授、工程師，都以參加搞“干打壘”為榮，卷起袖子和褲腿，動手打夯挑土，挑水和泥，脫坯抹墻。整個油田，就是一個大工地。每到夜晚，挑燈夜戰，人聲鼎沸。

　　在解決糧食問題，大力開荒是時，一開始沒有拖拉機、沒有犁，大家用鋤頭、五齒耙、鐵鍬、十字鎬之類工具進行開荒，有的從老鄉那借來犁，用人拉犁。在集中開荒時，每天要抽出業余時間兩個小時，無論什么人，一齊上陣。干部也積極參與勞動，石油部長余秋里親自拉犁開荒。就這樣戰春旱，斗夏澇，抗蟲災，直到收獲。

　　大慶人是在一定程度上自己解決吃，自己解決穿的情況下，戰天斗地，在荒原上建成大慶油田的。

　　如果沒有革命精神，很難想象大慶，想象成昆鐵路，想象攀枝花。

　　也許從工業積累的角度上，我們才能理解“革命化”的意義，理解毛澤東號召人們學習解放軍，加強政治工作的含義。革命化，就是不斷繼承、發揚革命精神，就是以主人翁精神，為了把我國從落后的農業國快速發展為現代工業過，進行無私奉獻。

　　（四）中國人毫無感知的三大危機

　　中國人民繼承、發揚革命精神，以勞動代替資本，在計劃經濟時期完成了初步工業化，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

　　但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第三世界卻出現了一次大分流。中國工業化繼續高速發展，而第三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工業化卻陷入困境。大分流的原因是1973年以來國際經濟相繼發生了石油、糧食和債務三次大危機，很多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就此終結。中國則安然渡過了這三大危機。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這改變第三世界發展軌跡的三大危機幾乎沒有留下什么痕跡。

　　只有在第三世界工業化的歷史廣角鏡中，我們也許才會更深刻理解中國獨立自主，以勞動代替資本推行高速工業化的意義。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有一些耳熟能詳的口號：“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備戰、備荒、為人民”。

　　中國的工業化是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與發展的長期戰略目標服務的，它要建立完整的重工業體系，為未來的發展奠定基礎，它又要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為國家的獨立自主，為國家安全奠定基礎。因此，別人有的我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在這一時期，中國要面對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國家安全面臨極大威脅。因此，中國的工業化充滿憂患意識，立足于獨立自主，立足于備戰，立足于長遠，立足于趕超，快速發展。這樣的工業體系似乎過于“封閉”、“自給自足”，不符合純粹的經濟模型，但是，它可以有效地應對外部發動的侵略戰爭，自然也可以有效地應對外部的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沖擊。

　　前面講過，大慶在國家財力困難，投入有限的情況下，工人自己蓋“干打壘”，自己開荒種糧，養豬養羊，革命加拼命，硬是在大荒草原上建起了大慶油田。從1960年至1964年，中國石油能夠自給。而且，中國石油工業在借鑒國際先進技術的基礎上，自己研究、開發，建立了完整的鉆探、運輸、冶煉體系。

　　全國各行各業學習解放軍，本質上也就是學習大慶精神，既要現代化，又要革命化。

　　而“農業學大寨”，則是強調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拋開具體的細節，“農業學大寨”的本質就是要農民組織起來，在國家財政有限，優先發展重工業業，在農村投入有限的情況下，農民們在人民公社這一組織下，利用集體的優勢，興修水利，開墾荒山，平整土地，提高糧食生產，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利用集體可以發揮集中起來興修水利，合理規劃土地的優勢，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糧食生產，保證了農村和國家的穩定。

　　可以說，中國人民在重工業投資大、周期長、收益慢的情況下，從長遠利益出發，實行高積累、低消費，以發揚革命精神，發揚主人翁責任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推進工業化。

　　我們經常說戰略機遇期，實際上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其含義。

　　從今天回頭看，中國當時實行的趕超戰略，高積累、低消費，就是一次工業發展的急行軍，抓住了戰略機遇期。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石油生產國組成石油輸出國組織，對西方實行禁運，石油從不足每桶3美元迅速上升到13美元。隨后，又不斷攀升。雖然是針對西方發達國家，但是，真正陷入困境的卻是第三世界非產油國。

　　二戰以后，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都致力于工業化，且都有不成程度的發展。拉丁美洲諸國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非洲新獨立國家的工業化，以及亞洲各國的工業化，都搞得有聲有色。但是，石油危機后，非產油國必需拿出原來4倍的外匯儲備來購買石油。這樣，這些國家只好用原來進口技術、設備，發展農業的資金進口石油。石油暴漲，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赤字隨之暴漲數倍。比如印度。印度1974年有外匯儲備6.29億美元，如果按照原來的油價，印度只需要3億美元進口石油，還剩下3億多美元的結余。這筆錢可以進口技術、設備。但是，油價暴漲后，印度需要用12.41億美元進口石油。突然間，印度從盈余3億多美元變為6億多美元的赤字。這個缺口幾乎等于它的全部外匯儲備。這樣，像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就不得不大額度舉借外債購買石油。[12]

　　更糟糕的是，1974-1975年，世界糧食大減產，一些國家又不得不舉借外債進口糧食。

　　在當時出現了“石油美元循環”。石油暴漲，石油輸出國組織獲得巨額石油收入(石油以美元結算，這是沙特與美國結盟的協議)，這些收入存入歐美大銀行，又被以貸款的形式借給第三世界國家。這些國家用這些借款購買石油、化肥、糧食等。這樣形成“石油美元循環”。其結果就是第三世界國家債臺高筑，債務累累。還有一點被很多人所忽視，這些貸款中的私人銀行商業貸款占有很大比列，是浮動利率。

　　1979年6月，為了解決持續多年的通脹，撒切爾夫人政府把銀行利率從12%提高到17%。在這之后不久，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把美聯儲短期利率從10%提升到15%，最后升到20%。由于第三世界國家商貸與美聯儲基準利率掛鉤，發展中國家債務暴漲。美國利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第三世界國家就要多付40-50億美元利息。不久，新興經濟體墨西哥、阿根廷宣布無力還債。第三世界國家陷入債務危機。[13]

　　如果說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在危機一開始還是貸款買石油、糧食、機器設備，那么，隨后就是債務延期，借新債還舊債，而到了最后，就只能不斷借款還原來的債務利息。不管是用陰謀論解釋，還是用西方精巧經濟學理論進行解釋，總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劫難逃，被“債務”這根繩子吊了起來，繁榮富強的工業化成為南柯一夢。

　　而中國，在此時則開始調整工業結構，隨后進入工業起飛階段。

　　這里，我們設想，如果當時國人迷信“中國貧油論”，沒有大規模勘探油田，如果沒有“寧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革命加拼命精神，沒有大慶油田，沒有非常規超高速發展石油工業，如果沒有糧食基本自給，沒有“備戰”、“備荒”“為人民”，沒有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財政平衡的家底，我們該如何應對這三大危機，我們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會如何呢?

　　(未完待續)

　　[1]余秋里是當時的石油部長，大慶石油會戰的組織者，親歷者，他的回憶更具權威性。因此，本節內容除特別注釋外，事件、數據均摘自《余秋里回憶錄》。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5頁。

　　[2]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5頁。

　　[3]王進喜：《為革命艱苦奮斗一輩子》，《大慶人學哲學(第一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頁。

　　[4]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36-837頁。

　　[5]谷牧：《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頁。

　　[6]趙耕：“抹不掉的記憶：成昆鐵路建設紀實”，《新長征》，2009年第1期。

　　[7]谷牧：《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頁。

　　[8](《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頁

　　[9]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46-548頁。

　　[10]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9頁。

　　[11]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64-567頁。

　　[12]參見[德]威廉·恩道爾：《石油戰爭》，趙剛、牧野等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頁。

　　[13]參見[美]杰弗里·弗里登：《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衰》，楊宇光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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