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革命者總是跋山涉水在艱苦的歲月中艱難斗爭著，身體上多多少少都會遇到一些問題，可是在缺醫(yī)少藥的年代，想要緩解病痛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李鼎銘這個名字也漸漸進入了大家的視野，不僅是因為他醫(yī)術高明，而且在面對這個世界時，他同樣還有著很深的思考，也因此能夠成為毛主席的好朋友。
而誰能想到，曾經醫(yī)學博士對于毛主席的病癥都束手無策，但李鼎銘4副中藥下去就治愈了。
毛主席的黨外朋友
在辛亥革命之后，李鼎銘的思想境界便獲得了飛速提升，他也對新世界充滿了幻想，卻一度走上了魯迅相反的道路：棄文從醫(yī)。
由于他本身就是一個有思考的人，在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道路中，他還當過兩次區(qū)長，也做過民政科科長等職務。
可時間一長，他就發(fā)現了一個令他傷心的問題：封建官僚主義被推翻之后，又有新的官僚出現，他們危害百姓，還有不少貪污之輩。
思來想去，他就再未一心一意撲在政治上，反而回頭在米脂縣城開了一家醫(yī)館。
由于治療的“疑難雜癥”越來越多，李鼎銘的名氣與日俱增，在當地也漸漸有了影響力。
待到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開始四處“搜捕”共產黨人，李鼎銘也算半個“業(yè)內人士”，不過他并未聽信國民黨單方面的反動宣傳，對共產黨提出的各項綱領保持著觀望態(tài)度。
可有一件事改變了李鼎銘的態(tài)度：他的兒子李力果在讀書時接受了馬列主義理論，也果斷加入了中共，投身于革命，李力果每次回到家中的時候，都會向父親講述自己所接受到的思想。
在這種直接的宣傳下，李鼎銘開始研究起了馬列，可他還是保持審慎的態(tài)度思考著這個主義到底是否適合中國國情。
1934年，李鼎銘還救助過陜北紅軍游擊隊的隊員，那時他的出發(fā)點依舊是“醫(yī)者仁心”。
待到西安事變爆發(fā)，李鼎銘也有些震驚，他認為共產黨方面肯定會想要利用起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借張學良之手除掉蔣介石，那么今后的抗戰(zhàn)之路還得多走很長一段時間。
可他沒想到，待到延安方面的代表抵達西安之后，蔣介石竟然被毫發(fā)無損地釋放了。
在那種強烈的求知欲下，李鼎銘想方設法搜集到了大量關于當時的資料，最終在了解到周總理主張的相關材料后突然恍然大悟，他也從心底里開始佩服共產黨的高瞻遠矚。
李鼎銘能從“認識”共產黨到走進毛主席的眼中，或許還是從1941年開始。
那時已經到了抗日戰(zhàn)爭的中后期了，國民黨方面出于自身的考慮停發(fā)了軍餉，使得共軍部隊也在無奈之下只能靠著當地老百姓來養(yǎng)活，很多老百姓的家中也沒有余糧了，基本生活都面臨著巨大的考驗。
對于這種情況，本就“仁心”的李鼎銘更是覺得他應該站出來幫助中共一起尋找解決辦法了，時值毛主席也提出了“實行黨外民主合作”的口號，李鼎銘更是決定把自己的建議全部說出來。
他在邊區(qū)第二屆參議會大會上提出：“頭大腳小的行政機構，應迅速調整，否則不能建立親民政治，一切工作都要深入民間，不然就是空的，該有計劃地推行精兵簡政的工作。”
這番話也正好切合了毛主席心中所想，他早就觀察著政策施行后的各種反應，聽到李鼎銘竟有如此高明之見，立即站起來帶頭鼓掌，還對“精兵簡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而且，從當時國民黨的態(tài)度來看，李鼎銘這種“黨外人士”在提出積極觀點的時候本來就是比較危險的，容易遭到當局針對。
還有一些同志不善于聽取黨外人士的意見，認為他們不了解實際情況，這些都是李鼎銘的阻礙。
面對壓力，李鼎銘卻直接說：“現在是強敵逼境，最主要的就是‘團結’，先把中國給救下來！”
后來，在毛主席領導下的各項發(fā)展也讓李鼎銘看到了極大的希望，在有了這樣的想法之后，李鼎銘干脆帶著全家遷往延安，直接投身于革命。
首先是南泥灣，八路軍359旅從1941年就開進了這里，他們披荊斬棘開荒種地，在“保衛(wèi)黨中央”的口號下迅速掀起了生產的熱潮。
僅僅過了兩年的時間，這里就已經實現了百分之百的自給率，積累起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將荒無人煙的南泥灣改造成了“陜北好江南”。
有一張老照片也顯示：李鼎銘同毛主席、朱德總司令一起視察了八路軍359旅。
那會，359旅辦的打鐵廠、家屬紡織廠等附屬產業(yè)也漸漸有了起色，毛主席還夸贊道：“你們組織起來了，生產自給自足，很了不起，這些工廠雖然小，不過解決了大問題，給同志們吃的穿的用的都比過去好了不少。”
此外，李鼎銘在會上提出的“精簡”方案也不斷被推行開來，陜甘寧邊區(qū)從1941年到1944年這段時間，先后進行過3次的精簡，不斷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矛盾，減輕了人民群眾的負擔，并且增強了部隊的戰(zhàn)斗力，這些都對于鞏固邊區(qū)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面對如此復雜的情況，毛主席的果斷作風也讓李鼎銘十分感慨，他也認準了毛主席將來必然能夠領導革命的勝利。
李鼎銘的收入來源也是由業(yè)余行醫(yī)收入以及津貼所共同構成，他的鄉(xiāng)村知識分子形象，也得以徹底地展現出來。
本就是個文人的他，還寫下了一部《中國哲學思想體系與民族傳統概念》的書稿。
另一邊，李鼎銘的“老本行”其實也沒有被他拋棄，他對于醫(yī)術十分精通，特別是中醫(yī)。
毛主席的關節(jié)炎就是讓李鼎銘調理的
毛主席本就博學多才，早在1913年，他便在讀書筆記《講堂錄》中記述了這樣一句話：醫(yī)道中西，各有所長。
后來，毛主席也將這樣的想法一直維持了下去。
在陜北的那些年里，一位名叫馬海德的美國醫(yī)學博士因滿懷理想信念而到來，他也在這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yè)當中，結合他的個人所長，也為邊區(qū)醫(yī)療衛(wèi)生建設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而且，在1937年，馬海德就因為工作突出，被吸納為中共黨員。
他還說：“在這里，我能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為一個客人的身份置身于偉大的解放事業(yè)當中，我也感覺到非常愉快。”
對于很多疾病，西醫(yī)也都有著立竿見影的效果，馬海德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為了廣大戰(zhàn)士們所信任的“馬大夫”。
更有趣的是，由于當時“高尖端人才”的數量并不多，有著各種經驗的馬海德也因此成為了“百科全書”，他還能經常幫助戰(zhàn)士們修理鋼筆、眼鏡、打火機等等，在軍中備受好評。
對于這位醫(yī)學博士，組織上更是不愿意“放過”他了，也將中央領導人的健康工作安排給了他，馬海德也盡心盡力去完成這些任務。
有一次，周總理騎馬時不慎跌落還將自己的右臂給摔傷了，馬海德立即組織起醫(yī)生進行了會診，幫助周總理制定好了康復措施。
對于毛主席，馬海德也更是盡心盡力，他知道毛主席日夜顛倒的工作方式后，還為他制定了生物鐘；在發(fā)現了毛主席患有風濕性關節(jié)炎之后，也積極尋找對策，還專門帶著毛主席外出散步。
可是，在西醫(yī)的治療方式下，毛主席的風濕性關節(jié)炎并沒有得到妥善處理，只要是疼痛發(fā)作的時候，他連胳膊都沒辦法抬起來，藥片是吃了不少，可仍然沒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有一次，毛主席的胃病和風濕性關節(jié)炎同時都發(fā)作了，李鼎銘得知情況后立即打了報告，說他那里有藥方。
李鼎銘也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他給毛主席診脈之后，當即就開出了四副中藥，還很自信地告訴毛主席：“第一服藥吃完胳膊就能抬起來，第二服吃了胳膊能轉動，第三服吃了胳膊就自由了，最后一服藥吃完就完全好了。”
可毛主席吃什么藥這件事，毛主席本人是沒有辦法做主的，還得經過中央政治局的同意。
結果這消息很快就給傳開了，那會大家比較相信西醫(yī)，對于中醫(yī)都保持著一定的懷疑態(tài)度。
還有人說：“要是中醫(yī)讓毛主席有了什么不測，那李鼎銘就完蛋了，毛主席要有閃失了，革命都將要夭折。”
在這種壓力之下，毛主席能不能吃李鼎銘開的藥經過了層層上報，可別說八路軍衛(wèi)生部了，后來報送到周總理那里，周總理都不敢做主，不過，周總理對于李鼎銘是極為信任的，他知道李鼎銘無論如何都不會害毛主席。
所以，周總理這邊做的批示是：讓毛主席自己定奪吧。
就這樣，報告層層上報最后還是報到了毛主席這里，毛主席并沒有多想就同意了下來。
李鼎銘也有壓力，為此他也決定自己親自動手來包藥，送到毛主席的駐地去煎藥。
有一位西醫(yī)聽說了李鼎銘正在煎藥，于是就來到了藥房看看，在聞到了藥后，西醫(yī)立即搖頭制止。
可毛主席早都給給警衛(wèi)員打好招呼了，所以警衛(wèi)員很容易就將西醫(yī)趕走，之后，警衛(wèi)員端著藥要去給毛主席喝，那個西醫(yī)又不知道從哪里冒出來了，他還嚴肅地告訴警衛(wèi)員：“這是關系到我們革命前途的大事，不能去害了毛主席。”
他也很快發(fā)現自己改變不了結果，于是干脆自己端起來去喝了一口，馬上就嘔了出來，還叫道：“太苦了太苦了！”
不料，門口的聲音也驚動了毛主席，毛主席出門后，將警衛(wèi)員手里的藥拿了回來便一飲而盡，然后笑著對西醫(yī)說：“良藥苦口利于病呀！”
在4副藥全部吃完了之后，毛主席身上的病痛癥狀也很快消失了，從此他心里對于中醫(yī)更是有了很好的看法。
之后，毛主席還決定破除延安中西醫(yī)之間的隔閡，改變幾家醫(yī)院全部是西醫(yī)為主的局面。
他還為此專門找到了李鼎銘，想要聽聽他的看法。
李鼎銘也是想到什么就說什么的類型，他當即表示：“中西醫(yī)各有長處，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求得進步。”
毛主席再度肯定了李鼎銘的意見，并說：“你的這個想法是很好的，以后中西醫(yī)一定要團結起來。”
有一次會議上，毛主席則分別談到了中西醫(yī)的好處，稱贊李鼎銘醫(yī)術高明，要求人們尊重中醫(yī)和支持中醫(yī)，提倡西醫(yī)向中醫(yī)去學習，實行中西醫(yī)相互結合的方式。
在這樣的新背景下，“中醫(yī)科學化，西醫(yī)中國化”的口號也被直接提了出來。
李燕軍是李鼎銘的孫子，對于這位有著杰出貢獻的祖父，他的內心中也很敬佩。
他曾回憶說：“祖父從1941年開始便在陜甘寧邊區(qū)擔任副主席，有6年時間，他在合作抗日、建設邊區(qū)、保衛(wèi)邊區(qū)等工作中做出了很多有益的貢獻。”
在革命的形勢發(fā)生了全新變化后，李鼎銘同樣在不斷克服困難。
也正如毛主席所說，困難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只要大家動手征服了它，它也就低頭了。
在1947年，由于國民黨進犯延安，李鼎銘也隨著政府機關向北轉移，那會他的年齡也漸漸大了，行動起來也不夠方便，可他依然采用拄拐杖和騎毛驢的方式在崇山峻嶺當中行走著，很多年輕的戰(zhàn)士看到后都肅然起敬。
遺憾的是，這一年12月李鼎銘還是因舟車勞頓而突發(fā)腦溢血病逝，享年66歲。
邊區(qū)政府為他舉行了一場隆重的追悼會，毛主席、林伯渠等領導也來了，紛紛對他表達了哀悼之情。
在新中國建設時期，中醫(yī)也獲得了極大的發(fā)展，這些都離不開李鼎銘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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