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春初一場新冠疫情突襲中國，在全民抗疫中，中醫藥以其獨特優勢取得了優良的防治效果，贏得了社會廣泛贊譽。之所以如此，關鍵在于中醫藥以生命-生態性的復雜系統思維方式，對治疫古方化裁而成具有特效的“三藥三方”，整體性而又個性化地診治患者，具有無可置疑的更為先進的科學性。中醫藥這種生命、身心和天人整體觀及其預防診治康復技術體系有來自于具有同樣世界觀和方法論、價值觀的中華文化母體，而且二者母子連心、基因一致、血肉一體；作為“醫藥實學”生于并融于中華文化，既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化寶庫的鑰匙，是中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內容。因此，我們要遵循中醫藥文化的本質和規律，適應時代特點和中國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需要，推進中醫藥文化的守正“雙創”，使之造福全人類，不斷增強中華文化軟實力。

　　2020 年從公歷元旦至農歷春節， 一場新冠肺炎疫情借助春運高峰從武漢蔓延全國，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人民團結一心、凝心聚力，經過兩個多月奮勇抗戰，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決定性勝利，經濟社會秩序迅速恢復正常狀態。回顧這次抗疫斗爭的勝利，毫無疑問，每個中國人心里都堅定而清晰地感受到了，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堅強而英明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5萬多勇敢“逆行”馳援湖北的醫護、軍人和志愿者們所充分彰顯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難以驚喜的是，中醫藥及其健康養生文化在抗疫中的表現優異、貢獻突出，這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以中醫藥文化為載體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巨大自信。于是，復興中醫藥文化、加強中醫藥文化創新發展，就成為我們增強中華文化軟實力、助力中華文化偉大復興、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任務、重要內容和實踐途徑。

　　一、效果顯著：中醫藥阻擊新冠病毒廣受好評

　　抗疫伊始，中央的戰略部署中就蘊含了中西醫并重、中西藥并用的思想，這促進中醫藥深度介入診療全過程，及時推廣有效方藥和中成藥，有效減少輕型和普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發展，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據報道，抗擊疫情期間全國中醫藥主要開展了三方面工作。一是4900余名中醫藥人員馳援湖北，約占援鄂醫護人員總數的13%，其中有院士3人、數百名專家，援助隊伍規模之大、力量之強前所未有。二是輕癥治療和恢復期治療中醫藥早期介入，重癥、危重癥實行中西醫結合，制定了相應的治療規范和技術方案。三是篩選出金花清感顆粒、連花清瘟膠囊、血必凈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湯、化濕敗毒方、宣肺敗毒方等有明顯療效的“三藥三方”。

　　效果怎么樣呢？據央視網報道，2020年3月2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新聞發布會，國家衛生健康委領導介紹，全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0.6%；臨床療效觀察顯示，中醫藥總有效率達到90%以上。這一突出成效受到國內人民和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和積極評價。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總結這次抗疫斗爭經驗時說：中醫藥是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點。在沒有西醫特效藥和疫苗的情況下，注重發揮中醫藥治未病、辨證施治、多靶點干預的獨特優勢，首次大范圍有組織實施早期干預，首次全面管理一個醫院，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區，首次中西醫全程聯合巡診和查房，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探索形成了以中醫藥為特色、中西醫結合救治患者的系統方案，成為中醫藥傳承創新的一次生動實踐。國際社會高度評價，“中西醫結合的方式是抗擊疫情的重要方案，正為全球抗疫作出貢獻”。這實際上告訴世人，中醫藥在此情況下承擔了治療新冠肺炎“特效藥”的職能。是否真的如此？隨著我國抗疫趨于收尾，各種治療措施的效果正在總結梳理之中，純中醫藥、純西醫藥、中醫主導西醫輔助以及西醫主導中醫輔助的不同方案治療效果的對照研究陸續展開。這些研究結果將讓人們非常欣喜地看到中醫藥的威力。

　　據新華社報道，仝小林院士團隊的研究中，最終進入分析的721例，寒濕疫方組430例，對照組291例，主要的結局指標是新冠肺炎病情加重率：寒濕疫方組為0例（0.0%），對照組為19例（6.5%），差別有統計學意義。患者總體年齡的均數為48.5±14.4歲，中位年齡為48歲。有合并基礎疾病的例數為334人，占46.3%，合并使用中成藥的例數為452人，占62.7%。研究表明：在社區推行寒濕疫方對控制新冠肺炎病情的加重具有保護作用。武漢市中西醫結合醫院所有住院新冠肺炎病例1476例，其中，重癥/危重癥新冠肺炎患者662例（中藥湯劑組484例，非中藥湯劑組178例）。分析其中重癥/危重癥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亡風險，結果顯示，共病亡71例，其中中藥湯劑組病亡15例；未用中藥湯劑組病亡56例。統計分析表明，中藥湯劑組的病亡風險下降了87.7%，與未用中藥湯劑組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據仝小林介紹，以年齡、性別和病情程度這三個影響因素為匹配變量，采用傾向性評分最終匹配成功的病例為312例。病亡49例，其中，中藥湯劑組病亡13例，未用中藥湯劑組病亡36例。多元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中藥湯劑組的病亡風險下降了82.2%，差異仍具有統計學意義。

　　另據新華社2020年3月20日報道，中央指導組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3月18日在武漢與美國同行連線交流時說，本次新冠疫情防治中，中醫藥的參與度與廣度前所未有，截至目前，在全國確診的病例中，中醫藥參與治療的病例達到了92.58%，其中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參與比例分別為91.86%和89.4%。新華社報道，在3月23日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黃璐琦研究員說，臨床顯示，宣肺敗毒方在對照觀察中可將淋巴細胞恢復率提高17%，臨床治愈率提高22%；化濕敗毒顆粒更被國外稱為“Cure14”，指由14味藥組成的治愈解藥。北京中醫院院長劉清泉教授說，已經顯示金花清感和蓮花清瘟這兩個藥，臨床上治療新冠肺炎的輕型和普通型有非常確切的療效，尤其是在武漢應對新冠肺炎的整個救治過程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血必凈注射液針對炎癥風暴、凝血功能紊亂等治療也有很好的療效。抗疫經驗告訴我們，由于中醫藥的全程深度介入，“顯著降低了由輕癥轉為重癥的比例，患者治愈率從初期的14%提升到93%”。

　　一年多來的中外抗疫的無數事實證明，在中醫隊伍只占13%，并面臨種種有形無形阻力的情況下，這“三藥三方”如此療效，該是中醫人付出多大代價才取得的！這些工作和效果果，以及一年多來的中外抗疫的無數事實，毋庸置疑地證明，在西醫藥特效藥缺席的情況下，源于中華醫藥古方化裁而成的“三藥三方”就是治療新冠肺炎的特效藥。這些事實不僅直接回擊了那些“黑中醫”和“廢中醫”的論調和行為，更向公眾展示了古老中醫藥文化的青春活力，為新時代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帶來新的希望！

　　二、生命-生態性復雜系統思維：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

　　中醫藥文化跟其中華文化母體一樣底蘊愈厚、韻味愈醇。這一文化形式確實古老，其表達方式難以為現代人們從容接受，但作為中華先賢關于人的生命整體、身心奧秘和人與外界關系的一種世界觀、方法論、價值論和實踐論高度統一的認知范式、文化體系及完整的預防-診治-康復技術體系，卻有著超越僅有二百余年歷史、源自西方文化的近現代醫學的先進之處，正如習總書記所說：“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

　　第一，中醫藥學的認知范式遵循復雜性系統思維的規律。

　　它把人的生命、整個身心乃至身心整體與外界環境（自然、社會等）之間的關系視為一個復雜的超巨系統，這個系統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其結構-功能的整體性、質-能-信息關聯運行的開放性。復雜性、系統性、整體性、開放性思維是中醫藥學及其相關文化最為典型的思維方式。復雜性是說人的生命系統（身）、意識或精神系統（心）、人的身心系統，以及這個整體與外部一切環境系統及其因素之間的關系（可稱為“天人系統”）都是開放性的復雜系統，既具有符合生命規律的某些宏觀-中觀層面的確定性、必然性，也有著中觀和微觀層面的不確定性、隨機性、偶然性等，因此，同樣的疾病在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發病原因（“病機”）和機理（“病證”），或者不同的疾病在同一個人身上也會有相同或相似的病機和病證，甚至在不同的環境、條件、時間、地點、生活行為等影響下，不僅會有顯著的個體化差異，而且還可能會有微妙的時空差異（時辰、方位等）。因此，有人稱中醫為“時間醫學”、“功能醫學”等，確有其道理。復雜性的基礎是系統性，系統性的本質特征是整體性，后者決定了中醫“頭疼醫腳”的診療方法論的合理性。中醫藥學看待人的系統性和整體性，不僅是外觀視角的實體結構上的，而且更是內在關聯性視角的系統性和整體性。它有一整套術語、概念和表達方式來幫助人們理解這一系統性，比如陰陽、五行、經絡、穴位、臟腑等。不僅不同的人有陰陽（男女）之分，而且同一個人內、外陰陽而又各有陰陽。人的生命系統中各個實體性要素無不有陰陽，比如心陰心陽、肝陰肝陽等。一般而言，臟為陰腑為陽，而在不同功能側面則臟腑之間又互為陰陽。經脈也有六條陰經六條陽經。說人有三寶精氣神，實際上人身上任何實體性的器官、組織也都有精氣神三個層次，而精氣神又各有其陰陽。比如，心臟之“精”比較接近現代解剖學上的心臟器官，心之“氣”即所謂心氣（通常所謂心陰心陽多指的是心之氣的陰陽），心之“神”即所謂心神（亦有心之陰神、陽神之別）。再比如，肺臟之“精”相當于解剖學上的肺臟實體，肺之“氣”即肺氣，乃肺臟之功能動力（不是肺主呼吸的那個空氣），肺之“神”即是肺臟所藏之“魄”（五藏之一）；等等。與此相關，“治未病”就是通過調節人之身心的精氣神的內在關聯性使之實現陰平陽秘或結構與功能的平衡、時間與空間的適應、內部運動與外部環境的協調等，這就是養生保健的道理。同樣，四診（望聞問切）合參、八綱（陰陽虛實寒熱表里）辨證診治疾病的技術方法也無非是從這些方面入手。

　　第二，中醫把人的身體看成一個有生命的即活的系統。

　　即使持有機械唯物主義思維范式的現代科學也初步了解到，生命現象本身就是一個在整體性層面突現出來的功能性現象，而并非機械還原的基因、堿基對、核苷酸等能夠揭示其整體性功能機理的。生命是活的，這個道理西醫也懂，但無法落實到診療技術上，中醫則從“治未病”到“治已病”始終貫穿“活”的原則。“活的”生命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病毒附著在一塊鋼板上，不多時就會失去活性，不再有“毒”，這是因為鋼板是“死的”；但一個病毒在一個活的宿主身上，便會隨著宿主生命的運動而發生變化，并在適當的細胞、組織、器官里存活下來并不斷吸收宿主的生命能量而復制自己、發揮毒性活力，以此方式破壞宿主生命的整體性、內在要素相互關聯的協調性、平衡性等，從而導致宿主得病甚至死亡。“活的生命”是一個同義重復的說法，生命就是活的，活的就是生命。但是病毒似乎不是完整的生命單位，卻具有生命的活力，而其活力（即對宿主生命的解構力和破壞力）也只有在活的宿主生命體內才能彰顯出來。西醫實際上注意到了病毒的活性，把它放到營養液中進行培養觀察，以發現其活性規律并最終找到“滅活”它的辦法（特效藥等），但是它忽略了宿主的生命系統的客觀存在，特別是其整體性和復雜性；盡管做了一些動物試驗，但其最終目的是要在人身上發揮殺滅病毒的作用，所以還是有很大差異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病毒在培養液中的活性表現和在宿主復雜的生命體中的活性表現是大不相同的。不過，僅此還遠遠不夠，還要針對“人”本身。而中醫恰恰特別注意人的生命活性，它既沒有精準地捕捉到病毒并把它放在特殊的培養液中，也沒有把它放在實驗動物體內，而是根據它的天人整體觀，按照它所特有的天人相應理論，在精氣神合一、天人合一和八綱辨證的意義上去直接做人的整體性診斷和治療。“活的生命”是中醫藥一切診療的絕對前提，疾病發生于活的生命體，發展于活的生命體，當然也要在活的生命體中遏制它的惡性變化，最終拯救這個活的生命體，并使之活得更好。另一方面，“活的生命”不僅是一個生命系統，而且是一個生態系統。以細菌在人體內的生存為例，據研究有幾百種細菌寄宿于人體這個生態系統的不同臟器和組織，居于不同的生態位，參與人體的正常生命活動。如果由于飲食不當或外邪（比如與人體沒有共生性的細菌）入侵導致這些細菌群落失衡，便會使人的八綱失衡、氣血失常，人的身體就會呈現病態（癥狀）。以作為外邪之一的病毒入侵而言，作為外來之物，總要受到人體天然免疫系統的鑒別和改造，如果病毒的活性與人體生命運動規律相一致，那人體就能和病毒和諧相處，或許疫苗就起到這樣一種作用；但是更多的時候，病毒會把人體作為宿主而寄生于某些器官或組織，通過與其正常細胞的相互作用（更多的是對這些細胞的侵入、掠奪、破壞或解構）而營造適合自己生存繁衍的微環境，從而導致這些器官的衰竭、組織的崩潰，最終致使人的身體不可逆地走向死亡。所以，針對病毒性傳染病的預防和治療，主要就是防止病毒入侵人體，并通過改善人體內的微觀生態環境來破壞適合病毒生存的條件和環境，使之自然“死亡”或不能夠發揮作用，如此徹底阻斷病毒在人體內的生存繁衍。中藥的作用，用西醫的話說就是，改善人的免疫系統功能，提高免疫力，以及增強免疫系統對病毒的“滅活”效率；用生態學的語言講就是，通過改善人之生命體內的生態環境而根除作為外來邪物滋生繁衍的土壤。病毒邪物即使侵入，由于沒有生存繁衍的條件環境而無法發揮其毒性傷害人體，此正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西醫如果不能把人體作為一個復雜的生命-生態系統來對待，那么它對病毒性傳染病的治療技術和手段就永遠跟不上病毒本身之變異的步伐（這個變異是目前生物科學所無法預測、無法掌控的，或可說自然界中的病毒、特別是跟人關系密切的病毒之變異無規律可循），疫苗研制的速度何以跟上病毒變異的速度呢？中醫則用增強正氣（改善內微生態環境、增強免疫力）來“以不變應萬變”，就如同我們通過改善生態環境來最大限度避免自然災害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威脅一樣。

　　第三，中醫還把人的身體看成是一個有意識的生命體。

　　這是更為重要的一點，揭示了人的生命體與其他動物之生命體的本質區別，因而把人的生命跟小白鼠或實驗室里的培養液等區分開來了。中醫盡管沒有細菌、病毒這些實體性科學概念，但它知道，病毒細菌作為“外邪”“外淫”“異氣”“戾氣”等進入有意識的人體之后，其功能態是根本不同于它們在單純實驗室（甚至無意識的活體小白鼠體內）或純自然環境里的功能態的，因此同樣的藥物對它們的作用是不同的。這一點的核心或靈魂是“有意識的”生命體。人的生命不僅是活的，而且是有意識的，包括了人的七情六欲，或者怒喜思悲恐（五志）、或者魂神意魄精（五藏），這些意識性或精神性的東西（古人稱之為“情欲”“情志”等），毫無疑問對人的生命體的影響是客觀存在，并且常常是相當顯著的。因此，人的生命體實際上是一個身-心統一體，簡單說是生命系統和意識系統相互作用而構成的超級復雜系統，亦即一個精氣神相互作用的超級復雜巨系統。眾所周知，對健康而言，意識系統的調整似乎更具有主導性的意義，比如人們常說陽光的心情帶來健康的身體，或簡單說“心態決定身態”（身體或生命狀態）；這就是中醫理論中“喜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悲傷肺、恐傷腎”等道理。既然如此，我們身體的生命活動、意識活動及其對生命活動的影響若違背人的生命規律，必然傷及五臟六腑、四肢百骸，阻礙經絡暢通、氣血運行等，就會導致生命系統運行失常，身體患病。據此，中醫不僅有清心寡欲的養生之法，有調暢情志的舒心之方，還有根據五臟六腑與情志之關系的理論而形成的養生治療康復方法，比如“五字訣”以五種聲音調節情緒而對治臟腑之疾，音樂療法也是如此。在這次抗疫斗爭中，我們看到很多醫護人員與患者一起唱歌跳舞、娛樂游戲、打太極、練八段錦等都起到了很好地改善人體內微環境從而促進康復的作用。人的精神情志（神）對戰勝疾病的作用，也是通過改善氣機和氣血的運行狀態（氣）來發揮對于臟腑病灶（精）的改善作用，即所謂“精氣神”系統的內在關聯性，使得“神-氣-精”的反作用規律發揮效能。總之，人這個有意識的生命體，作為精氣神的統一體，具有小白鼠之生命體所不具備的獨特功能，因而診治疾病，實際上就是診治人的精氣神整體狀態而不只是患病的病灶部位（精）。通俗地說，是“治人”而非“治病”，“人”好了“病”也就好了，而不是相反。如此可以發現西醫在這方面的明顯缺陷。

　　第四，中藥制作遵循生命-生態的系統化規律，并非僅發揮單純“有效”化學成分的作用。

　　中藥無論是湯劑還是顆粒或膠囊，都是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則配伍炮制而成的，是針對癥狀及其病證（包括季節氣候飲食及患者體質等不只是外表病象）展開的整體性、系統性及內在增強性的生態性、生命性治療，并配之以情志調節。生命性、生態性是中藥配伍的根本特征，“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則體現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辯證關系的原則理念，是根據矛盾特殊性、針對患者個性化特征的配藥用藥原則。一般而言，“君藥”就像國王或皇帝，是統領性和決定性的，是針對病證病機的根本之藥；“臣藥”就像丞相是皇帝的左臂右膀，具有執行皇帝命令的職能，把君藥的指令信息傳達到全身，發揮整體性的調節作用，增強君藥的功效；“佐藥”主要是輔助君藥和臣藥，除了增強對治功效，還能制約君藥和臣藥的毒性、治療其他關聯性病癥（所謂“綜合癥”）；“使藥”除了對調和君藥臣藥佐藥之功效外，還能把各種藥物之性（寒涼平溫熱）味（酸苦甘辛咸）引入相應的經絡，使之發揮調節氣血、舒達臟腑的作用。顯然，這是一種比附的說法，體現的卻是一個生態系統的理念，一副中藥君臣佐使各歸其位各司其職、相互配合相互協調，共同發揮整體性調節治療作用。顯然中藥的功效是多靶性、全方位的，是在生命-生態系統的意義上發揮作用的。不僅如此，中藥大多來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生態環境的產物，由于特殊地質與水文氣象環境的差異，不同產地的藥物呈現的性味也有很大差異；與此類似，同一藥物的不同部位也由于復雜的內外原因而呈現不同的性味特征和功效，因而可以治療不同的疾病。比如橘子，作為中藥，其實包含了多味藥物，其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性味，名之為桔梗、青皮、橘皮（放一年后即陳皮）、橘肉、橘絡、桔紅、橘核、橘葉等，入不同的經絡，治不同的病癥。這跟西藥的方法論和技術路線幾乎截然相反。西藥單純關注以確定的化學成分精準地修正病毒或細菌的基因結構甚至某幾個堿基對，這是一種典型的機械唯物主義、原子主義和還原性甚至降階性、損傷性的診治技術路線。西藥的機械性體現在它對人體病灶部位的精準靶性，似乎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但是它對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而不去區分不同的人有著非常微妙復雜的個體差異，所以就出現“感冒通”“感冒靈”之類絕對的、普適的藥物——實際上我們知道這些藥物對于感冒此類最為普通的疾病還真做不到“通”“靈”，原因就是它忽略了不同經絡和氣血類型的人表現為同樣癥狀的疾病卻可能有著完全不同的發病原因和機理。中醫有所謂“同病異治”“異病同治”“內病外治”“外病內治”等在西醫看來不可思議的治療方式：只要病機和病證是相同或相似的，不管什么人就可以相同或相近的方子來治療；相反，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似乎得了相同的病，但由于病證和病機不同，那也要采用不同的方子來治療。這也告訴我們，研究中藥不能著眼于中藥中有哪些起作用的化學成分，然后把這些化學成分提取出來做成西藥片劑等，這個中藥化學化的思路是違背中藥本質和規律的。事實證明，這樣提取出來的中藥片劑已經不再是中藥而是西藥，療效當然還有但是比具有生命-生態整體性的中藥方劑要差得很遠了。這些年來中醫藥之所以受排擠、被邊緣化，除了科學技術及其相關政策法規的原因以外，這種把解構中藥方劑之整體性的化學化、西藥化的研究和推廣應用，不客氣地說，就是一個錯誤的技術路線；或可說中藥西藥化是解構中醫藥、降低中醫藥療效的一條歧路。這次抗疫斗爭中，中藥開出的“三藥三方”不是千篇一律對所有的新冠肺炎患者都一樣，而是針對不同病期病癥的患者，每天通過多次的望聞問切進行即時性的診斷，進而在三藥三方相對穩定的君臣佐使配伍基礎上，進行化裁變通、適當微調，形成個性化的藥方，同時也確保了中藥方劑的整體性，是較為典型而純粹的中藥療法，因此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治療效果。

　　第五，中藥使用著眼整體調節而不存在精準靶性治療所帶來的倫理風險。

　　中藥直接在人身上使用，并沒有必不可少的動物實驗、人體試驗等環節，這是否涉及危害人體的倫理問題？的確，中醫不做小白鼠試驗和人體試驗，不牽扯太過復雜的倫理問題。它的前提和對象都是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的人，一切疾病都在這樣的活體及其內微環境與外部自然和社會文化環境的相互作用中發生，因此調節這些關系是對治疾病的關鍵和靈魂——中醫的陰平陽秘、五行生克、五臟六腑、經絡氣血、穴位感應等及其決定的辨證論治和藥物性味歸經體系，都無不歸宗于此。如前所述，中藥的生產有著非常獨特、非常符合唯物辯證法的生命-生態性的個性化配伍技術和方法，它已經是在遵循人的精氣神整體功能性規律的基礎上生產出來的，那么，使用時只要通過診斷確定患者的病證病機而辯證用藥即可，另須講求用藥的不同時辰，根據不同時辰不同臟腑之不同經絡的運行狀況而針對性地用藥，效果就更為突出。中藥方劑的生命-生態整體性針對的恰恰也是人的身心或精氣神的整體性，因此辯證地配伍炮制、恰當地處方使用，中藥的副作用就會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顯然，西醫藥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恰恰缺乏這些最本質的東西。西藥的單一靶性決定了它針對精確病灶的顯著有效性，不過由于藥物化學成分要在人的生命-生態系統整體中通過循環運行才能到達病灶靶點，因而在此過程中對其他臟器、組織、細胞往往會造成較為顯著的副作用，甚至引發其他并發癥。所以人們常說西藥是一把雙刃劍，在治療病灶的同時也傷害了其他健康的部位、威脅到整體的生命功能。非典時期針對SARS病毒的激素療法在殺滅SARS病毒的同時給患者留下了其他的臟器損傷后遺癥，就是如此。機械唯物主義的原子主義世界觀和分析還原方法論是包括西醫藥在內的近代科學的基本哲學基礎。由于不符合基于現代復雜性系統科學的唯物辯證法，其對人體生命的副作用實際上體現出形而上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嚴重缺陷。嚴格遵循中醫藥理論方法的中藥療法卻很少有這樣的副作用。中醫藥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且與現代科學中基于復雜性系統科學和生態科學的整體主義世界觀和系統整合方法論相一致、相貫通。由于符合人之精氣神及天人合一整體性的本質和規律，其副作用就趨于最小化。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藥治療實踐也證明：中藥的安全性是西藥所無法比擬的。這使人想起，毛澤東主席曾說，“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醫學中醫，而不是中醫學西醫”，這是非常有道理的。西醫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相比于中醫來講確實是落后的，當然應該向中醫更為先進、更為科學的世界觀的和方法論學習，否則畸形發展的西醫只能越來越多地給人的健康和社會進步帶來傷害和阻礙，而不是給人幸福并助推社會進步。

　　以上所述，只是大致借用了一些現代科學術語混搭著論述了中醫藥顯效機理的“科學性”。從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原則看，千百年來、數十億人的診療實踐證明了這樣一種醫藥體系對人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合理性、有效性。如果用僅有二百年歷史的西方醫藥學來判斷和衡量中醫藥學，那就是拿錯了尺子、用錯了標準。一種醫藥學體系的真理性、價值性的判斷標準只能是診治實踐及其療效。能否真正養生保健、預防疾病、治病救人、完形康復，提高人們的身心健康水平和生命質量，這是唯一標準，也是最高標準，而不是它是否符合某種醫藥體系；更不能因為它的發現發明方法及其表述方式不符合某種語言和文化體系或一些人的理解方式和能力，就把它作為陳舊落后甚至愚昧迷信的東西拋棄掉。當然，中醫藥的顯效機理并非本文所述這么簡單，筆者也無意貶低或排斥西醫藥，只是在持續多少年排斥和邊緣化中醫藥的整個大環境中，欲說明一點：既然承認系統科學、復雜性思維、生態學乃至生命科學、身心科學（有人甚至加上量子科學）等是最先進的科學，那么如果能夠把這些現代科學綜合起來，或許能成為我們理解中醫藥奧秘或魔力的科學基礎。如此看來，中醫藥與現代科學并不矛盾，它的科學性、現代性（乃至后現代性）及面向未來和全人類健康的實踐價值等都毋庸置疑，絕不負“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這一美譽。

　　三、中華文明的實學精髓：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中醫藥學凝聚著深邃的哲學智慧和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此話寓意深刻，值得反復玩味、深入探究。這里，我們立足中華文化大母體的高度來分析中醫藥文化及其地位和意義。

　　第一，中醫藥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其中盡為人知的儒釋道三家文化構成中華文明的主體架構，展開來說諸子百家中還有墨家、名家、農家、武家、兵家及雜家等。人們往往忽略掉的，也是更重要的還有“醫家”。它滲透在儒釋道兵武農各家之中，甚至形成儒醫、道醫、佛醫、武醫等各具特色的中醫流派，加上具有基本相同的生命、身心和天人整體觀的其他各少數民族醫學，中醫藥文化可謂蔚為大觀。之所以說醫家往往被忽略掉，那是因為看看各大高校的國學院、傳統文化研究機構等，有多少中醫藥文化及相關學科的影子？另一面，再看看各大中醫藥院校，除了偶有中醫藥課程的點綴外，一半以上的學科、課程是生物學、化學和西醫藥領域，各類外語之聲盈滿校園，中華儒釋道墨農武各家文化的聲音卻相當沉寂。似乎國學（中華傳統文化）與中醫是兩個陌路人、互不相識、了無關聯一樣，研習國學的不知道中醫藥，研習中醫藥學的不了解國學，這在孕育了中醫藥學的中華文化母國，豈不是咄咄怪事！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在西方文化沖擊下，在“科學主義”、“機械主義”等“工具理性霸權”的淫威之下，我們的相關政策、法規、制度及大多數人的深層觀念，大多有形無形、有意無意助長了這種怪事的滋長蔓延甚至泛濫成災。于是，經典意義上的中醫藥文化的衰落和中醫藥后備人才的緊缺及其造成的后果，隨著老一代國醫大師的相繼離去，隨著生態系統的長久失衡和人們生活方式的“現代化”“高科技化”“非自然化”等，日益凸顯出來。2020年春新冠疫情的突襲從另一個角度看確實為我們敲響了這個警鐘！——中醫藥已被戰疫實踐證明是特效藥，但是如果我們的中醫藥人才和資源儲備更加充足，那就可以避免更多的病亡、挽救多少家庭的幸福。可喜的是，近些年來，隨著文化覺醒和自覺程度的提高，我們中國人民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認同也在迅速提高，而且隨著綜合國力的日益強盛、深深植根于中華文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愈益被更多國家和人民所接受，我們弘揚包括中醫藥文化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內外氛圍也在日益濃厚和改善。如果說中國硬實力的增長必然帶來中華文化軟實力的強大，那么這次中國人民以凸顯中醫藥獨特優勢的抗疫斗爭的勝利，則實實在在地為弘揚中醫藥文化、進一步彰顯和增強中華文化軟實力，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

　　第二，中華文化與中醫藥文化母子連心、血肉一體。

　　那么，中醫藥學（文化）與中華文化到底是什么關系呢？前面已經初步提到，中醫藥文化是在中華文化的母體中孕育出來的，它們之間有著最為深層的“遺傳基因”和血脈聯系，可以說它跟中華文化在精氣神各方面都是一體的。不僅中醫藥的生命整體觀、身心整體觀及其天人整體觀，都與以《易經》《道德經》《論語》《莊子》等古典文獻的世界觀高度一致，而且在中醫藥經典比如《黃帝內經》、張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葛洪《肘后備急方》、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孫思邈《千金方》和《千金翼方》等，以及宋代多部百科全書式的中醫藥經典薈萃，元明四大家特別是對瘟疫或溫病的著述，等等都充分體現了中國儒釋道思想的哲學智慧。古代文人有“不為良相，即為良醫”的人生追求，除了“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沉醉于“杏林”之中，或游走于民間懸壺濟世、拯救黎民、撫慰百姓，無所他求。直至近代，眾多國醫大師的人生閱歷告訴我們，飽讀中華詩書經典，轉而學習中醫則非常易于入門，比如民國四大家之一的施今墨。反之，中醫藥從業者也首先應該是國學愛好者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和踐行者。中醫藥文化永遠要吮吸著中華文化母體的乳汁保持自己獨特優勢的發展，并把它跟時代和現實需求相結合，來推動中醫藥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進而推動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反過來，中華文化的“兩創”也能夠為中醫藥文化的“兩創”營造更好的文化氛圍、提供更好的文化滋養。

　　第三，中醫藥文化作為“醫藥實學”是中華實學的典型代表。

　　從更深層次看，中醫藥文化既為獨立的中華文化形態，又是具有一定輻射性、滲融性的文化要素。它不僅輻射到中華文化的其他所有領域，甚至成為中國人特有的一種思維方式，比如習總書記就曾借中醫術語和思維方式來說明國家和生態治理的道理等；所謂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不僅說的是醫道醫術水平之高低，而且說的是中醫學的世界觀、價值觀、修養論、認識論、方法論、實踐論等，可以應用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甚至可以成為治國理政的思想寶庫和智慧源泉。中醫藥文化無時無刻不在接受著中華文化其他領域和要素的思想或智慧滋養。中醫藥體系中的認知和診療模式源于中華文化的世界觀、方法論、價值觀、修養論和實踐論；中華文化借助中醫藥文化的實踐致用性，成為具有“學以致用”“知行合一”實踐理性特征的實學文化。中華文化本質上就是“中華實學”，中醫藥文化就是中華實學中的“醫藥實學”，是關于人的生命整體、身心整體及天人整體的實養實煉、實修實證、實察實驗、實感實悟、實診實治的理論和方法體系、學理和技術體系、養生保健體系、預防康壽體系和診斷治療體系等。中華實學不僅包括常說的理學實學（又稱實理實學）、氣學實學（又稱實氣實學）、心學實學（又稱實心實學），以及事功實學、實測實學（或科技實學）及“啟蒙實學”等，更包括旨在確保人的生命安全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的“醫藥實學”——中醫藥學及其養生健康文化。醫藥實學之“實”，恰在于它來自于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數十億人養生保健、促進健康、診治疾病的實踐，在于它實實在在的“治未病”和“治已病”的效果，挽救了多少黎民百姓的生命、極好地延續了中華民族的人種血脈，在于它對于人的生命整體、身心整體和天人整體之生成奧秘的直覺把握和深刻洞察，在于它穿越千年而能夠自如地應對人與外部環境相互關系的變化所帶來的種種不適與失衡——2020年春西醫藥束手無策的新冠疫情也能在古藥先方的基礎上化裁出種種針對性的“特效藥”來，這不是奇跡，而是必然，是它對人的身心奧秘和天人合一之深刻洞察、整體直覺的結果。有人總是要求中醫藥診治疾病要講出道理來、要做小白鼠實驗、要做雙盲實驗、要做循證調查等等，否則就是偽科學，就是騙子；這種說法過于武斷而且充分顯示的是對中醫藥文化的無知與偏見。幾千年來一部部中醫藥經典著作，從《內經》到《傷寒論》再到《本草綱目》《溫病論》等，無不頭頭是道、理論清晰，只不過中華先祖特有的表達方式有人看不懂罷了。看不懂就說沒道理或是偽科學，豈有此理？千百年來無數中華民族的先人們，現在曾經和依然受惠于中醫藥的人們所經歷的治療、康復和健康促進的實際效果，為什么不比僅僅有動物實驗或少數樣本支撐的所謂“實驗”“實證”更有說服力呢？難道檢驗醫藥學真理的標準不是大多數人或越來越多人的養生保健和診治實踐，而是少數專家的動物和幾個病例樣本的有效性實驗嗎？

　　第四，以中華思維、中華價值特別是中醫藥是為和中醫藥價值對待中醫藥文化。

　　以上論述表明，中醫藥文化只有在中華文明范式的框架內才能獲得合理的闡釋和精到的理解；相反，領悟了中醫藥文化的世界觀和思維范式，也就初步摸到了中華文明的精髓之所在。因此，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中醫藥文化無愧為中華文明的瑰寶和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這實際上告訴我們，那種試圖在西方文化框架內或在西醫藥科學范疇內闡釋和解讀中醫藥文化的做法，可能具有一定學術意義，但對中醫藥文化的發展未必有本質層面的意義，甚至有可能是把中醫藥更加邊緣化、去特質化、去優勢化的一種方法；用中醫藥的態度和方法來對待中醫藥，用中華文化的思想智慧來推進中醫藥的生存和發展，才是符合中醫藥本質和規律的恰當做法。中醫藥作為能夠打開中文化文明寶庫的鑰匙，是萬萬不能被號稱“科學”的西醫藥文化的機械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所解構和熔化的；充分理解中華文化與中醫藥文化的母子連心、其間在精氣神各層次各方面的血肉聯系，是正確把握中醫藥文化的本質及其獨特優勢的基礎和關鍵。

　　四、守正“雙創”：推動中醫藥文化發展增強民族文化軟實力

　　時至2020年4月，正值中國抗擊新冠疫情取得決定性勝利之時，世界各國卻開始了疫情的瘋狂肆虐，迄于7月初尚未見消失跡象。本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為了世界人民的安康，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愿意與世界各國分享抗疫經驗，其中包括中醫藥抗疫的成功經驗。在前半年外事活動中，無論是習近平總書記，還是其他黨政部門，在多種場合頻頻提到中醫藥抗疫的方法和效果，這引起了世界各國的贊譽和重視，中醫藥及其健康養生文化走向世界、挽救世界上更多的患者、造福更廣大的人群，就顯得愈益迫切、意義也更加突出。但是這需要我們自己有充分的、高品質的中醫藥物力和人力資源，不僅滿足國內人民對于健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能滿足世界人民的健康需要，這就要求我們在戰略高度推動中醫藥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首先，內心里真正認同并切實增強對中醫藥文化的自信。

　　毛澤東同志曾講，“中醫問題，關系到幾億勞動人民防治疾病的問題，是關系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在這方面習總書記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他不僅一直堅持中西醫并重的原則理念，體現了一種深刻的文化自信，而且在多次外交場合他也特別自豪地向外國人講到，“傳統醫藥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在促進文明互鑒、維護人民健康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中醫藥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以其在疾病預防、治療、康復等方面的獨特優勢受到許多國家民眾廣泛認可。”在這次抗疫斗爭中，他也多次向國內外強調，要戰勝疫魔，必須堅持中西醫并重、中西藥并用，甚至講到中醫藥抗疫斗爭從古代防治溫病的“隔離”到種“人痘”再到種牛痘和開發疫苗的歷史，鼓舞人們更多更好地運用中醫藥來提高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其次，我們要把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中醫藥寶庫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深入挖掘中醫藥寶庫中的精華，充分發揮中醫藥的獨特優勢。

　　中醫藥文化博大精深，中醫藥寶庫資源豐富，中醫藥經典部部厚重，中醫藥思想極富智慧，中醫藥理論遵循辯證邏輯，中醫藥實踐救扶黎民百姓，真可謂功德無量，因此，毛澤東同志這樣教導我們：“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西醫要向中醫學習……要尊重我國有悠久歷史的文化遺產，看得起中醫，也才能學得進去。”“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閑視之。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毛澤東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世界各國都要用它。”“重視中醫，學習中醫，對中醫加以整理，并發揚光大，這將是我們祖國對全人類貢獻中的偉大事業之一。”他把挖掘、傳承、弘揚中醫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奉獻于人類的一項偉大事業，可見中醫藥文化之珍貴、傳揚它的重要意義和深遠價值！

　　再次，堅持古為今用，努力實現中醫藥健康養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

　　中醫藥文化誕生于小生產和手工業的農耕經濟時代，其文化的家族秘傳之法，有其獨特的優越性，但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某種意義上影響中醫藥文化的發揚光大以造福更多的人民；其理論表達方式的確令今人難以盡快掌握其精華和訣竅，影響了普及推廣和普惠應用。因此，根據時代的特點、環境的變遷、世界的實情、世人的需要等等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具有客觀的必然性、緊迫的必要性。但是，正如總書記所說“要遵循中醫藥發展規律，傳承精華，守正創新”，這個創造、創新一定以守正為前提，是守正轉化、守正發展，而不是解構性、破壞性的；一定是在中華文化系統中的，而不是以另外的文化做標準來評判和剪裁；一定是保持其中醫藥生命整體、身心整體和天人整體之質的規定性的，而不是把它變成另外的東西或者非中非西、非鹿非馬的東西。毛澤東曾十分關注這個問題，他認同1959年1月21日《人民日報》社論《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里的說法：“不要對于中醫治療辦法中暫時還不能作出科學解釋的部分輕易加以否定”。可見，中醫藥創新發展的前提是“守正”，既要避免曾經出現的“中西醫匯通派”以西醫為標準、為先進及以西醫教育方法培養中醫人才的做法，也要避免固守中醫藥經典、局限于家族代際秘傳的保守做法，而要將經典學活，借鑒家族傳承培育高超醫道醫術人才的實質性經驗，推廣到現代化的中醫藥教育體系之中；同時將中醫藥經典理論通過種種通俗而實用、合理而合規的方式加以傳承和推廣普及，能夠使最為廣大的人群切實養成衛生養生、保健預防的習慣，從而促進健康、延年益壽，提高現代人的生命質量、生活品位、人生內涵、人格境界等。

　　最后，建立健全法制政策標準體系，發揮中醫藥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療、疾病康復中的重要作用。

　　要落實習總書記指示，建立健全中醫藥法規，建立健全中醫藥發展的政策舉措，建立健全中醫藥管理體系，建立健全適合中醫藥發展的評價體系、標準體系，加強中醫古籍、傳統知識和診療技術的保護、搶救、整理，推進中醫藥科技創新，加強中醫藥對外交流合作，力爭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有所突破。這涉及到國家層面的中醫藥政策體系和制度建構問題，也是關于中醫藥創新發展造福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問題。筆者認為：在即將到來的振興、復興中醫藥的過程中，不能用機械唯物主義（分析還原-科學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構中醫藥理論體系，堅拒用轉基因技術改造中草藥種質資源，這是毀掉中草藥療效的釜底抽薪之舉，要有高度警惕性，因為中醫藥最講求順從自然，講求天人合一；不能把高等中醫藥院校辦成西醫藥教育為主、中醫藥教育“特色”點綴的學校，而要切實用符合中醫藥文化體系本質和規律及其核心價值觀和方法論來培養真正的中醫藥人才；不能把西醫藥的執醫標準機械照搬到中醫藥領域里來，因為這兩個是截然不同的標準——中醫藥應以療效為中心建立獨立的中醫藥標準體系；不能忽視乃至歧視世家傳承的“民間中醫”富礦，通過合乎倫理無違法規的途徑和方式，把散落于田間地頭、街頭巷尾的萬萬千千身懷絕技的“民間中醫”充分地挖掘出來，使他們合法地、體面地從事扶死救傷、懸壺濟世的偉大事業，根據中醫藥自身的發展規律、人才成長規律和執醫診療規律來支持、鼓勵、引導其合理合情合法發展；不能按照西醫藥資本化、產業化的思路，把中醫藥事業完全市場化、商品化，成為資本賺取無止境利潤的所謂占GDP多大比重的“支柱產業”，因為中醫藥事業本質上是養護生命、守護健康的文化事業、科學事業、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金錢至上、資本邏輯必然腐蝕中醫藥文化的靈魂，中醫藥歷史上的“大醫精誠”以生命至貴為圭臬，資本、利潤跟權勢、地位一樣都會扭曲中醫藥文化的價值觀，最終徹底毀掉中醫藥。

　　中醫藥文化只有保持其質的規定性并在其本質和規律的軌道上傳承、弘揚、創新、發展、推廣、運用，才能愈益充分地彰顯其獨特的預防診療康復優勢。如此真心弘揚中醫藥文化，在不斷夯實健康中國之文化根基的同時，更加自信地“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充分發揮中醫藥防病治病的獨特優勢和作用，為建設健康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這也是中華文化軟實力得以流光溢彩、普照全世界、惠及全人類的時候！

　　【引文注釋略，完整版請參照原刊原文；基金項目：“科學認識和防范化解意識形態風險研究”（項目編號：19BKS179）和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與中華文化‘兩創’研究”學術團隊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中華文化的現代轉化；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原文刊于《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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