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新一輪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斗爭中，我國特有的中醫藥防治再次以其顯著功效，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重視。為此，本號授權連載林治波同志關于中醫藥的一組文章，以饗讀者。已發文章見【相關閱讀】，此為第十篇。

　　中醫的由盛而衰，走向低迷，與時代的背景和國運的衰落相聯系，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中國人尤其是精英階層失去了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由于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遭受西方列強入侵，我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屢戰屢敗，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遭受巨大打擊，民族失敗主義形成，民族自卑心理彌漫，崇洋媚外之風盛行，包括中醫藥在內的傳統文化被很多中國人尤其是精英階層視為不科學的封建糟粕，追隨精英的部分公眾也對中醫藥喪失信任。

　　特別是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后，很多中國人羨慕日本的成功，掀起了學習日本的熱潮。日本的明治維新，根本宗旨是“脫亞入歐”，其中有一點，就是全面禁止中醫而改行西醫。現在有不少人認為，日本傳承中醫做得如何如何好，這是不符合歷史真相的。事實上，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是立法禁止中醫的，對中醫動手比中國還要早。當然，后來日本禁止中醫的政策有所松動。但總的來說，經過明治維新對中醫的打擊，日本的中醫（被稱之為漢醫）已經被徹底邊緣化了。

　　我們自己喪失了民族自信，加之積極學習日本，而日本也廢除了中醫，所以國內也就必然地發出了廢除中醫的呼聲。第一個站出來呼吁廢除中醫的，是國學泰斗級人物俞樾。1879年，俞樾在其撰寫的《廢醫論》中首次明確建議廢除中醫，認為中醫的所有理論均建立在陰陽五行之上，輔之以一些肺腑經絡的學說，這是一件非常荒謬且愚昧的事情。　　

　　【俞樾】

　　俞樾何許人也？清末大學者、文學家、經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是紅學家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吳昌碩和日本的井上陳政皆出其門下，堪稱中國文壇學界的泰山北斗。人緣時會，他的這一倡議一經發出，頓時得到了一大批學者的齊聲響應，比如著名學者、《天演論》的譯者嚴復就認為，中醫“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也就是說當時的學者對于中醫的質疑基本上來源于對中國古代“玄學”“巫術”，屬于“迷信”，根本不科學。梁啟超也激烈地抨擊中醫，甚至聲稱中醫乃“學術界之恥辱，莫此為甚矣！”

　　此后，一大幫接受西方文化的官員、學者、科學家，也紛紛對中醫進行抨擊，或表達否定態度。比如，曾國藩、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衛、嚴復、梁啟超、胡適、林語堂、余云岫、梁漱溟、陳寅恪、傅斯年、吳汝綸、劉文典、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郭沫若、巴金、丁文江、錢玄同、宋美齡……都起而否定中醫。而名人里面，明確支持中醫的，唯有毛澤東等為數極少的幾個人。

　　陳獨秀更是在《新青年》報上撰文，嘲諷中醫“不解人身之構造，不事藥性之分析，惟知附會五行生克寒熱陰陽之說，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在陳獨秀看來，“殺人以中醫與弓，有以異乎？”意思是，中醫殺人與弓箭殺人沒有兩樣。魯迅思想犀利，洞徹事理，但也對中醫抱有極大偏見，曾經講過很過頭的話：“中醫都是有意或無意的騙子。”

　　對于魯迅的英年早逝，人們一直心存疑竇。上世紀80年代末，上海多位醫學專家會讀魯迅的胸部X光膠片，一致斷定魯迅不是死于當年所說的肺結核，而是被肺氣腫奪命。也就是說，當時給魯迅治病的日籍醫生須藤，誤將肺氣腫當成肺結核導致的哮喘，采取不當治療才導致了魯迅的悲劇。當時，中醫高手很有把握治愈肺氣腫，且救治患者無數。　　

　　【梁啟超】

　　與魯迅不同，梁啟超向來身體強壯，誠如其長子梁思成所云“體質素強，疾病極少”，只是因梁啟超嗜煙如命，貪杯好酒，又常常熬夜等不良生活習慣，導致其年僅45歲時就患上了嘔血病。1923年，在上海的梁啟超請法國醫生檢查身體，確診已患心臟病。三年后又尿血不止，住進了洛克菲勒家族創辦的北京協和醫院，查出腎臟有病，于是開刀切掉了右腎。不久，媒體披露，本應切除左腎，因值班護士用碘酒在梁的身體上標錯了位置，執刀者又未核對，結果錯切好腎。出于維護西醫聲譽以利大局的自以為的“善意”，梁啟超忍著病痛自覺隱瞞這起醫療事故。直到半年之后，梁啟超在《給孩子們書》中才說出真相：“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由此，真相大白于天下。靠病腎維持生命的梁啟超，健康開始急速惡化。1928年9月，他的痔瘡突然發作，便血不止，又匆匆住進協和醫院。出院返回天津后，被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梁啟超，在給梁思成的信中說：“這回上協和一個大當，他只管醫痔，不顧及身體全部，每天兩杯瀉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晚年的梁啟超，著力于對辛棄疾的研究，《辛稼軒先生年譜》只編到辛五十二歲，便因病重而被迫擱筆。由于病情太重，需要繼續就醫，但其弟梁啟勛依然不肯將其兄送診于中醫，又將他送至協和醫院，不久即于1929年1月19日辭世。一直關注梁啟超病情的京城“四大名醫”之蕭龍友，當時就一針見血地批評協和切腎乃處置不當，指出梁氏“乃心房漏血之虛證，用心則有，靜養則無，何病灶之有，此病灶之錯誤也”。　　

　　【京城名醫蕭龍友】

　　其實，北洋總統袁世凱也是死于法國醫生的誤診誤治。袁冒天下之大不韙稱帝后，遭到舉國聲討，因精神壓力巨大而患上癃閉之癥，一日不溲，即尿路遇阻，撒尿不出。法國醫生診斷，謂病灶在腰部，聲稱有淤血阻塞溺道，出其血則溺自通。于是在腰際注射六針，取出血汁六小杯，而溺仍不通，一夕而亡。蕭龍友對此療法持否定意見，曰：“不知此乃化源已絕之病，從何處而取溺哉！”

　　由以上事例可知，在晚清和民國時代，否定中醫是民國官場與學界的共識，幾乎已成為一種政治正確，不否定中醫，就極可能被視為保守落后。那些堪稱頂級精英的官員、學者，在弱勢的國運里，幾乎完全喪失了民族自信，而對包括西醫在內的西方文化尊崇有加，深信不疑，而對本土文化充滿了時代的鄙視和偏見。這種鄙視和偏見，折射了時代的局限性。由于反抗西方列強屢屢失敗，我國精英驚嘆于西方的先進科技與船堅炮利，敬佩仰慕西方文明之情油然而生。換言之，我國精英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華文明的批判和否定，是激于反抗侵略的義憤，是出于捍衛祖國的熱情，是基于見賢思齊的心理，因而是可以理解和寬容的。只是這種局限性所導致的對傳統文化不分青紅皂白的否定，引發了無數的悲劇與損害，其副作用延續至今，仍在發酵，令人痛心。

　　民國時期官場、學界對中醫的否定態度，對制定醫學政策自然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中醫教育在整個民國時期都被排除于高等教育體系之外。人數眾多的中醫群體對此非常不滿，于是頻繁發起抗爭。當時，有許多中醫聯名上書教育部，要求大學增設中醫課程。1913年，當時的教育總長汪大燮竟然公開表態：“吾國醫毫無科學概要根據。”汪還公開表示：“余決意今后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指將中醫納入教育系統）一節，難以照準。”這是當時政界對“廢除中醫”最為直接的表態。后來，中醫自己開辦了一批中醫學校，但卻無法得到教育部的承認。1925年，中醫發動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要求將中醫納入正規教育系統，但依然遭到教育部的嚴詞拒絕，其給予的回答是：中醫“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辦”。民國時期，政局動蕩，教育部的官員不斷更換，但一直到1949年民國垮臺，中醫都沒能進入正規教育系統。　　

　　【汪大燮】

　　1928年，當時的英國派員到中國考察，發現中國竟然沒有衛生部，很是驚奇，國民政府聞知洋人意見，趕緊成立一個“全國衛生委員會”。接下來，就遇到了一個問題：有了衛生部，就得管醫生吧，可哪些人才能算作是醫生呢？1929年，首屆“全國衛生委員會”委員們齊聚南京，開會商討此事。一番激烈的討論之后，根據余云岫的提案得出一個結論：醫生需要一定的醫學、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微生物學知識，而中醫從業者嚴重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因此中醫不具備醫生資格，國家應該逐步廢除中醫。但考慮到目前國內西醫數目有限，難以承擔全國的醫療衛生職責，因此決定不搞一步到位，以40年時間為限，逐步廢除中醫。

　　公開表示“廢除中醫”，自然招致中醫的激烈抗議。國民政府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表示“廢除中醫”的提案雖獲通過，但暫時不會執行。當然，打壓中醫的行為，并沒有中斷。不久，教育部和衛生部就聯合發布通令，禁止中醫參用西藥及西醫器械，將中醫學校降格為中醫傳習所或中醫學社，不準其使用學校名稱，不得列入學校系統，中醫醫院必須改稱醫室。

　　1933年，中醫界強烈要求國民政府仿照《西醫條例》制定《中醫條例》，目的是要求政府表態承認中醫的合法地位，但被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等人否決。汪精衛認為，頒布《中醫條例》，“不但有關國家人民生命，亦有關國際體面，若授國醫以行政權力，恐非中國之福”。

　　由于中醫界的持續抗爭，國民政府于1936年很不情愿地頒布了《中醫條例》。可是，《中醫條例》對中醫作出了苛刻的規定：中醫資格的認定，須從中醫學校畢業獲取證書；而中醫學校，特指在教育部備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機構立案的學校，而教育部一直是將中醫拒之門外的，中醫根本拿不到其所要求的證書。這就等于說，中醫依然沒有執業行醫的資格。因此這個《中醫條例》的主旨，依然是廢除中醫。

　　到了抗戰期間，在激烈艱苦的抗戰之余，國民政府依然沒有忘記廢除中醫的事情，特地成立了一個“審查國醫資格委員會”，由政府組織對中醫進行考試，未通過者不許行醫，一番審查下來，一度使絕大部分中醫從業者喪失了執業資格。

　　二是中醫在野，西醫當權。西醫在中國的壟斷地位，是中國人喪失自信、崇洋媚外的結果，這種結果又反過來進一步壓制了中醫藥的發展。毛主席早在五十年代即指出的“中醫在野，西醫當權”的極不合理的局面，長期以來始終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上至衛生部、衛健委，下至各級醫院和醫學院校，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西醫或西醫出身的人居于領導地位，擁有決策權和話語權的絕大多數也是西醫出身之人。他們當中雖然也有不排斥中醫的人，但為數并不多。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受西化思潮蔓延的影響，特別是受國內外資本的打壓，數千多年來為中華民族生存繁衍、健康養生立下過汗馬功勞的瑰寶——中醫藥更加處于被動甚至危險的邊緣。

　　網上流傳的一個帖子，是這樣說的：“外國人把200年的西醫帶進了中國，中國人把5000年的中醫養生帶到了國外。于是，很多外國人在養生，很多中國人在輸液。外國人拿著我們5000年的中醫養生文化在賺錢，中國人則拿著200年的西醫在忽悠自己。中醫把人當人醫，治病健康調理；西醫把人當工具修理，哪里不行割哪里！生了病，就用三素一湯：毒素、激素、抗生素，輸液。”　　

　　【著名中醫、衛生部原中醫司長呂炳奎同志】

　　已于2003年去世的衛生部中醫司第二任司長呂丙奎生前說：建國53年來，黨中央和中央政府對中醫藥一直是十分關注和保護的，誰反對和要消滅中醫藥學，就會給予嚴厲批評、直至撤職處分。……但是，這并未將中、西醫在行政管理權上給予分開，使得中醫在衛生部內長期受到西醫的排斥和壓制。可以說，中醫被西醫統治了50多年！因為有了王斌、賀誠被撤職的前車之鑒，反對中醫藥的勢力，轉而采取了打著發展中醫藥學、弘揚中醫藥學、中醫現代化的旗幟，進行著反對和消滅中醫藥學的行徑。由于衛生部長期以來均是西醫掌權，其消滅中醫藥學的進程一直在進行著，已經獲得節節勝利。2002年11月6日，中國中醫藥報刊登了《中藥現代化發展綱要》，呂炳奎先生認為，這個綱要將中醫藥學徹底地破壞了，是西醫消滅中醫藥學的重要證據，也是它蔑視中醫藥學的一塊恥辱牌。因此呂丙奎向中央建議，由當時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市場司司長駱詩文把中醫藥管起來，但未能如愿。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的《2018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末，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數997434個，而中醫類醫療衛生機構占比僅為6.09%；全國衛生人員總數1230萬人，中醫藥衛生人員占比僅5.81%。

　　在西醫和西醫思維的管理下，中成藥的審批極其艱難，中成藥的使用限制很多，中醫藥處于苦苦掙扎的境地。

　　中醫地位低下，而民間中醫更是猶如孤狐野鬼，備受歧視，沒有出路，他們掌握的祖傳秘方與絕活因無法獲得合法地位而無法招生和傳授，因而大量失傳。

　　三是中醫收費低，利潤少。中醫是一個廉價醫學，這本是一個優勢，但在市場化條件下，廉價反而成為一個劣勢。舉一個例子：喻德元，1942年出生，江西省南昌市人，第二十代武當道家醫術傳人，行醫50多年，被譽為當代唯一能夠根治腦梗塞、腦萎縮、老年癡呆、股骨頭壞死、老年人膝關節退化等疾病的大中醫。以下是他文章中的一個段落：

　　有一次，原南昌市委副書記問我：“老喻，你知道你們醫院那些人為什么跟你過不去吧？”我說：“書記你說說看。”副書記就一邊笑一邊說：“你能看好老年癡呆，神經內科的主任全部沒有了；你能看好心臟病，心血管科的主任全部沒有了；你把病人股骨頭壞死治好了，骨科主任的權威就沒有了。這些科主任還不聯合起來搞你啊？再說了，你們中醫科的收入在醫院里是最低的，影響醫院的收入。你如果不是技術好，那些省長書記離不開你，你早就被趕出醫院了。”中醫是一根針一把場，我就是憑著一爐丹藥一雙手，看好了很多疑難雜癥，但是掙不到錢吶。我曾經工作過的一家醫院，院長是骨科主任，看一個股骨頭壞死的患者，院長說要換骨頭，我說不換就能治好，會影響領導的權威。中醫可以不換骨頭就能治療好，但能掙到多少錢？而西醫換骨頭治療能收10萬！我調進江西省人民醫院工作的時候，第一個病人就是省委組織部長。當時部長痛得在床上滾，幾十個專家會診都沒有辦法。院長派人把我叫過去，我倆個指頭捏了一會兒，就好了。當時部長就發脾氣，罵他們全是狗屁，什么東西搞這么久，人家就兩個指頭捏一下就好了。但是我倆個指頭捏一下，能收到錢嗎？那么多醫生會診，醫院收費會是多少？年前，我在浙江一家醫院工作，醫院有個院士工作站和我負責的名老中醫工作室。院士工作站做了一年多，沒有治好一個病人，也不愿將患者轉到我這里治，我向院長提出這個問題，院長也不答復。我估計，讓我這個中醫治，治好了也會影響醫院的收入，而放在院士工作站，治好治不好都會增加收入。　　

　　【江西名中醫喻德元】

　　喻先生后來離開了這家醫院，醫院也并不挽留。因為，能不能治好病并不要緊，創收才要緊。由此看來，費用低廉本來是中醫的一大優點，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反而成了一個大缺點。那么，如果把中醫醫療價格人為地提升上去又會如何呢？恐怕更不行。一是廣大患者早已習慣于中醫藥的低價格，如果提價，患者會更少；二是人們普遍高看西醫，低看中醫，不認為中醫治療值得付出高價格。

　　四是中藥材品質顯著下降。現在的野生中藥材大幅度減少，種植的藥材成分不足，農藥殘留卻很多，市場上的假冒藥材也多。以至于藥方很好，療效卻常常打了折扣。中藥材的劣質化，已經成為中醫藥發展的巨大瓶頸。現在，還出現了一個新情況：許多中藥材已經被暗中轉基因了。這個危險趨勢，必須加以制止，否則中藥不但不能治病，還會成為慢性“毒藥”，毒性大于藥性，加重患者的病情。

　　五是中醫教育西醫化，不利于培養優秀中醫人才。西醫是大工業時代的產物，加之西醫實行不區分個體的標準化用藥，因此很適應大課堂教學。而中醫則不同，中醫是小農時代誕生的經驗醫學，因人施治，對于不同人的同一種病也采用不完全相同的治療方案，因此中醫教學必須恢復師徒制，耳提面命，口傳心授，才能把學生帶出來。現在的中醫院校也如西醫教育一樣采用大課堂教育模式，加之國學古漢語底子薄弱，對中醫典籍的研究學習不深不透，只能培養出不會看病的中醫理論教授、中醫理論博士，這種人即便投入臨床，也只能是看不準病、治不好病的庸醫。鄧鐵濤先生說：“中國幾十年沒有培養出真正的中醫。”裘沛然老中醫說：“國內中醫院校培養不出來合格的中醫，培養出來的簡直就是廢品，連庸醫的水平都達不到；庸醫也懂一些中醫的湯藥方劑的。可現在培養出來的學生，對中醫的理法方藥根本不懂，這是中醫教育很大的失敗……中醫教育已走入歧途”。中醫教育不成功導致的結果是，占據中醫教育殿堂和中醫臨床崗位的，許多是沒有掌握中醫精髓的人；加之統御我國醫療界的，絕大多數是西醫，而占領中醫正統地位的部分中醫素質又不夠高，這對于中醫藥的發展來說就猶如雪上加霜了。　　

　　【中國國醫大師、上海中醫藥大學和上海市中醫藥研究院終身教授裘沛然先生】

　　六是中醫還有一個劣勢：貌似“不科學”。西醫的各種精密儀器的大量使用和各種精確數據的顯示，以及外科手術的先進手段，無不給人以科學的、高大上的感受；相比之下，中醫既無精密設備，也沒有精確數據，靠的只是一個坐在那里的“白胡子老頭兒”。在科學崇拜、科學迷信的今天，患者自然會“以貌取人”，覺得西醫科學、先進、精密、準確，而中醫簡陋、落后、不科學、不靠譜。這是患者的直覺，而中醫在理論思維上的先進性以及中醫望聞問切的功夫，患者以自己的直覺是感受不到的。至于中醫黑指責中醫不科學，則是從西方本位邏輯出發的。他們把西醫視為真理，視為科學的化身，作為標準來衡量其他醫學，中醫無論在理論還是方法上與這些標準自然是不相符合，因此就被視為不是科學。其實，中醫藥不是不科學，而是太科學了，科學得許多人理解不了。正如鄧鐵濤先生所言：

　　“中醫是后現代的醫學，中醫不是落后，而是跑得太前了。西醫落后，所以看不懂中醫。西醫看你這里不好，就鋸掉一點，那不好，就再給你鋸掉一點。”　　

　　【廣州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全國名老中醫鄧鐵濤先生】　　

　　七是中醫黑對中醫藥持續不斷地妖魔化。中醫黑的背景，不是一般的不相信中醫這么簡單，而是西方文明的優越感和西方壟斷資本作祟，前者體現為文化欺凌，后者則是商業陰謀。打著科學的幌子，對中醫實施“西化”，進而消滅中醫，實現西醫對中國醫療市場的壟斷，不但可以鏟除傳播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平臺，而且可以借助西醫的壟斷地位大發橫財，可一舉多得。這是美國洛克菲勒財團早在1927年就策劃的一個資本陰謀。這些年來十分活躍的丁香園，實際上是一個打著科學幌子一面傳播西醫的所謂先進性，同時極力抹黑中醫藥的一個目的十分明確的網站。

　　張伯禮院士說：

　　“原來我不太信，這次通過武漢抗疫才知道，還真有海外的跨國集團在收買一些中國人故意抹黑中醫藥，為什么？利益！中醫藥的產業已經一萬億了，中醫藥健康產業三萬億，對西方的一些跨國集團生產的化藥，分了他的蛋糕，動了他的奶酪，所以他就要花出一點錢來收買我們的一些敗類，去故意抹黑中醫藥！你發一條，然后就給你能拿到多少錢，發一條就能得多少錢，所以讓人感到很悲痛！自己的國人怎么能做這種事？”

　　因為他們時時刻刻打著科學的幌子，以自己作為科學的化身，所以已經在醫學界乃至社會上取得了很大的影響力。就連在新冠疫情中死去的李文亮醫生，也是丁香園的粉絲，不認同中醫。反中醫的著名人士，還有方舟子、棒棒醫生、張功耀等，他們大多具有國際背景。一個叫@王新軍的丁香園專欄作者聲稱：“我建了二十多個反中醫群”，“閱讀量越大，你的勞務費越高”，“有國外資金支持”，“裴洪崗很多文章可以拿上萬元”。　　

　　現在的狀況是，西醫院占據中國和全世界醫療市場的絕對統治地位，病人越治越多，花費越來越大，政府與民眾均不堪重負。1973年，以色列全國醫生大罷工，全國死亡率反而下降了50%。這個嘲諷性的結果無情地說明了當今醫院的性質與作用。應該指出，當今西醫主導、資本控制的醫療體系，已經到了不得不進行根本改革的時候了。

　　八是以西律中，中醫西化，將中醫藥的發展導入歧途。現在，研究者普遍在實驗室里研究中醫藥，中醫藥的研究課題都是運用分子生物學，把中醫藥的四氣五味、升降沉浮、溫涼寒熱等都放棄了，這還是中藥嗎？中醫藥的主流研究已經到了全盤西化的地步，大部分中醫都是用西醫的思維來開中醫的處方。中醫西化，還體現在相關政策中，如藥典中規定，每種中藥飲片其有效成分在分子水平上的含量是多少，這是用西化的腦袋去制定中醫藥典的標準，按這種標準生產出來的中藥，和原本意義上的中藥，已相去甚遠，療效更是無法保證。從診斷和治療環節看，也是西醫在先，中醫居后，診斷數據、治療標準乃至康復評估基本上圍繞西醫體系而運轉，中醫的發言權很有限。

　　結語：綜上所述，中醫的低迷不振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相應的，要想改變這種低迷的局面，也就必須多管齊下，綜合施策。其中，提高文化自信是最重要、最基礎性的因素，其他各方面的舉措都需要在樹立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實施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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