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新一輪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斗爭中，我國特有的中醫藥防治再次以其顯著功效，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重視。為此，本號授權連載林治波同志關于中醫藥的一組文章，以饗讀者。此為第三篇。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直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壓迫，我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屢戰屢敗，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遭受巨大打擊，民族失敗主義形成，民族自卑心理彌漫，崇洋媚外之風盛行。包括中醫藥在內的傳統文化，被很多中國人尤其是精英階層視為不科學的封建糟粕，追隨精英的部分公眾也對中醫藥喪失了信任。在這種情況下，西醫迅速崛起并占據了中國醫療的主導地位，而中醫則命運多舛，日漸式微甚至面臨被廢除的厄運。

　　（一）

　　日本明治維新之后，很多中國人羨慕日本的成功，掀起了學習日本的熱潮，有條件的青年紛紛赴日留學。

　　現在有不少人認為，日本傳承中醫做得如何如何好，這是不符合歷史真相的。事實上，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是立法禁止中醫的，對中醫動手比中國還要早。日本的明治維新，根本宗旨是“脫亞入歐”，其中有一點，就是全面禁止中醫而改行西醫。當然，后來日本禁止中醫的政策有所松動。但總的是來說，經過明治維新對中醫的打擊，日本的中醫（被稱之為漢醫）已經被徹底邊緣化了。而留日歸來或受日本影響較深的學者，正是中國廢除中醫的主力。

　　我們自己喪失了民族自信，加之積極學習日本，而日本也廢除了中醫，所以國內也就必然地發出了廢除中醫的呼聲。第一個站出來呼吁廢除中醫的，是國學泰斗級人物俞樾。1879年，俞樾在其撰寫的《廢醫論》中首次明確建議廢除中醫，認為中醫的所有理論均建立在陰陽五行之上，輔之以一些肺腑經絡的學說，這是一件非常荒謬且愚昧的事情。　　

　　【俞樾】

　　俞樾何許人也？清末大學者、文學家、經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是紅學家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吳昌碩和日本的井上陳政皆出其門下，堪稱中國文壇學界的泰山北斗。人緣時會，他的這一倡議一經發出，頓時得到了大批學者異口同聲的響應，比如著名學者、《天演論》的譯者嚴復就認為，中醫“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也就是說當時的學者對于中醫的質疑基本上來源于對中國古代“玄學”“巫術”，屬于“迷信”，根本不科學。梁啟超就也激烈地抨擊中醫，甚至聲稱中醫乃“學術界之恥辱，莫此為甚矣！”　　

　　【嚴復】

　　中共主要創始人陳獨秀，對中醫也持反對態度。他在《新青年》上撰文，嘲諷中醫“不解人身之構造，不事藥性之分析，惟知附會五行生克寒熱陰陽之說，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在陳獨秀看來，“殺人以中醫與弓，有以異乎？”意思是，中醫殺人與弓箭殺人沒有兩樣。魯迅思想犀利，洞徹事理，但也對中醫抱有極大偏見，曾經講過很過頭的話：“中醫都是有意或無意的騙子。”

　　此后，一大幫接受西方文化的官員、學者、科學家，也紛紛對中醫進行抨擊，或表達否定態度。比如，曾國藩、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衛、嚴復、梁啟超、胡適、林語堂、余云岫、梁漱溟、陳寅恪、傅斯年、吳汝綸、劉文典、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郭沫若、巴金、丁文江、錢玄同、宋美齡……都起而否定中醫。而名人里面，明確支持中醫的，唯有毛澤東等為數極少的幾個人。

　　（二）

　　對于魯迅的英年早逝，人們一直心存疑竇。上世紀80年代末，上海多位醫學專家會讀魯迅的胸部X光膠片，一致斷定魯迅不是死于當年所說的肺結核，而是被肺氣腫奪命。也就是說，當時給魯迅治病的日籍醫生須藤，誤將肺氣腫當成肺結核導致的哮喘，采取不當治療才導致了魯迅的悲劇。當時，中醫高手很有把握治愈肺氣腫，且救治患者無數。　　

　　【魯迅】

　　與魯迅不同，梁啟超向來身體強壯，誠如其長子梁思成所云“體質素強，疾病極少”，只是因梁啟超嗜煙如命，貪杯好酒，又常常熬夜等不良生活習慣，導致其年僅45歲時就患上了嘔血病。1923年，在上海的梁啟超請法國醫生檢查身體，確診已患心臟病。三年后又尿血不止，住進了洛克菲勒家族創辦的北京協和醫院，查出腎臟有病，于是開刀切掉了右腎。不久，媒體披露，本應切除左腎，因值班護士用碘酒在梁的身體上標錯了位置，執刀者又未核對，結果錯切好腎。　　

　　【梁啟超】

　　出于維護西醫聲譽以利大局的自以為的“善意”，梁啟超忍著病痛自覺隱瞞這起醫療事故。直到半年之后，梁啟超在《給孩子們書》中才說出真相：“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由此，真相大白于天下。靠病腎維持生命的梁啟超，健康開始急速惡化。1928年9月，他的痔瘡突然發作，便血不止，又匆匆住進協和醫院。出院返回天津后，被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梁啟超，在給梁思成的信中說：“這回上協和一個大當，他只管醫痔，不顧及身體全部，每天兩杯瀉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晚年的梁啟超，著力于對辛棄疾的研究，《辛稼軒先生年譜》只編到辛五十二歲，便因病重而被迫擱筆。由于病情太重，需要繼續就醫，但其弟梁啟勛依然不肯將其兄送診于中醫，又將他送至協和醫院，不久即于1929年1月19日辭世。一直關注梁啟超病情的京城“四大名醫”之蕭龍友，當時就一針見血地批評協和切腎乃處置不當，指出梁氏“乃心房漏血之虛證，用心則有，靜養則無，何病灶之有，此病灶之錯誤也”。　　

　　【京城“四大名醫”之首蕭龍友】

　　其實，北洋總統袁世凱也是死于法國醫生的誤診誤治。袁冒天下之大不韙稱帝后，遭到舉國聲討，因精神壓力巨大而患上癃閉之癥，一日不溲，即尿路遇阻，撒尿不出。法國醫生診斷，謂病灶在腰部，聲稱有淤血阻塞溺道，出其血則溺自通。于是在腰際注射六針，取出血汁六小杯，而溺仍不通，一夕而亡。蕭龍友對此療法持否定意見，曰：“不知此乃化源已絕之病，從何處而取溺哉！”　　

　　【袁世凱】

　　由以上事例可知，在晚清和民國時代，否定中醫是民國官場與學界的共識，幾乎已成為一種政治正確，不否定中醫，就極可能被視為保守落后。那些堪稱頂級精英的官員、學者，在弱勢的國運里，幾乎完全喪失了民族自信，而對包括西醫在內的西方文化尊崇有加，深信不疑，而對本土文化充滿了時代的鄙視和偏見。這種鄙視和偏見，折射了時代的局限性。由于反抗西方列強屢屢失敗，我國精英驚嘆于西方的先進科技與船堅炮利，敬佩仰慕西方文明之情油然而生。換言之，我國精英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華文明的批判和否定，是激于反抗侵略的義憤，是出于捍衛祖國的熱情，是基于見賢思齊的心理，因而是可以理解和寬容的。只是這種局限性所導致的對傳統文化不分青紅皂白的否定，引發了無數的悲劇與損害，其副作用延續至今，仍在發酵，令人痛心。

　　（三）

　　民國時期官場、學界對中醫的否定態度，對政府制定醫學政策和教育政策自然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中醫教育在整個民國時期都被排除于高等教育體系之外。人數眾多的中醫群體對此非常不滿，于是頻繁發起抗爭。當時，有許多中醫聯名上書教育部，要求大學增設中醫課程。1913年，當時的教育總長汪大燮竟然公開表態：“吾國醫毫無科學概要根據。”汪還公開表示：“余決意今后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指將中醫納入教育系統）一節，難以照準。”這是當時政界對“廢除中醫”最為直接的表態。后來，中醫自己開辦了一批中醫學校，但卻無法得到教育部的承認。1925年，中醫發動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要求將中醫納入正規教育系統，但依然遭到教育部的嚴詞拒絕，其給予的回答是：中醫“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辦”。民國時期，政局動蕩，教育部的官員不斷更換，但中醫一直都沒能進入正規教育系統。

　　盡管民國精英大多貶斥中醫，但僅限于言論而已，真正拿中醫開刀的，是留日歸來的余云岫。　　

　　1916年，留學于日本大阪醫科大學的余云岫，從日本回國。在日本喝了點洋墨水的他，認為中醫“是占星術和不科學的玄學”，“中醫無明確之實驗，無鞏固之證據……不問真相是非合不合也……”總之，中醫被余云岫說得一無是處，甚至被詬為“殺人的禍首”。因此，余云岫主張堅決消滅中醫，如不消滅中醫，“不但妨礙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國際地位的“遷善”也無從談起；“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可見其對中醫的偏見，已經到了視若仇寇、上綱上線的地步。這種偏見，就是他后來竭力廢除中醫的思想基礎。

　　1928年，當時的英國派員到中國考察，發現中國竟然沒有衛生部，很是驚奇，國民政府聞知洋人意見，趕緊成立一個“全國衛生委員會”。接下來，就遇到了一個問題：有了衛生部，就得管醫生吧，可哪些人才能算作是醫生呢？1929年，首屆“全國衛生委員會”委員們齊聚南京，開會商討此事。一番激烈的討論之后，得出一個結論：醫生需要一定的醫學、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微生物學知識，而中醫從業者嚴重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因此中醫不具備醫生資格，國家應該逐步廢除中醫。但考慮到目前國內西醫數目有限，難以承擔全國的醫療衛生職責，因此決定不搞一步到位，以40年時間為限，逐步廢除中醫。

　　余云岫以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海分會會長的身份參加了會議。會議討論了余云岫起草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障礙案》。這一提案除了“一個‘醫學外行’次長和一兩個參事抱懷疑態度外，其余是滿場一致通過”。隨后，中央衛生委員會特刊公布了“廢止中醫案”。　　

　　【余云岫提議的《廢止中醫案》原文】

　　這個著名的“廢止中醫案”，共六條：

　　1、施行舊醫登記，給予執照方能營業，登記限期為一年。

　　2、限五年為期訓練舊醫，訓練終結后，給以證書。無此項證書者停止營業。

　　3、自1929年為止，舊醫滿50歲以上、在國內營業20年以上者，得免受補充教育，給特種營業執照，但不準診治法定傳染病及發給死亡診斷書等。此項特種營業執照有效期為15年，期滿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報介紹舊醫。

　　5、檢查新聞雜志，禁止非科學醫學宣傳。

　　6、禁止成立舊醫學校。

　　上述六條的核心是禁止一切有關中醫的書刊出版，禁止中醫辦學校培養新中醫，目的就是通過嚴厲禁止的辦法，徹底廢除中醫。提案被當局通過，同年2月，上海《新聞報》首次披露此事，引發全國中醫界激烈反對。中醫界空前大團結、大覺醒，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廢止風潮。上海市中醫協會首先發起召開上海市醫藥團體聯席會議，邀集神州醫藥總會、中華醫藥聯合會、上海中國醫學院、醫界春秋社等40余個中醫藥團體的代表商討對策。會上決定籌備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定會期為3月17日。1929年3月17日，全國17個省市、242個團體、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會場上懸掛著“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等巨幅標語，高呼“反對廢除中醫”“中國醫藥萬歲”等口號。大會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公推陸仲安、隨翰英、蔡濟平、陳調五、張梅庵五人為大會主席團，隨后又選派謝利恒、隨翰英、蔣文芳、陳存仁、張梅庵五人組團赴京請愿，要求政府立即取消余云岫議案。　　

　　【1929年赴京請愿團。后排左起：張梅庵、張贊臣、蔣文芳、岑志良。前排左起：陳存仁、謝利恒】

　　上海中醫藥界全力支持大會，罷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時，全國總商會、中華國貨維持會、醫藥新聞報館，以及南洋華僑代表等紛紛電請保存國醫。海中醫藥界為了表示對大會的支持和擁護，全部停業半天，并在藥店門前張貼了許多醒目的標語，如“擁護中醫藥就是保持我國的國粹”“取締中醫藥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對衛生部取締中醫的決議案”等等，一時間群情激憤，聲勢浩大，頗似五四運動在中醫問題上的重演。可見，廢除中醫是何等地不得民心。

　　公開表示“廢除中醫”，自然招致中醫的激烈抗議。國民政府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表示“廢除中醫”的提案雖獲通過，但暫時不會執行。當然，打壓中醫的行為，并沒有中斷。不久，教育部和衛生部就聯合發布通令，禁止中醫參用西藥及西醫器械，將中醫學校降格為中醫傳習所或中醫學社，不準其使用學校名稱，不得列入學校系統，中醫醫院必須改稱醫室。

　　1933年，中醫界強烈要求國民政府仿照《西醫條例》制定《中醫條例》，目的是要求政府表態承認中醫的合法地位，但被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等人否決。汪精衛認為，頒布《中醫條例》，“不但有關國家人民生命，亦有關國際體面，若授國醫以行政權力，恐非中國之福”。

　　由于中醫界的持續抗爭，國民政府于1936年很不情愿地頒布了《中醫條例》。可是，《中醫條例》對中醫作出了苛刻的規定：中醫資格的認定，須從中醫學校畢業獲取證書；而中醫學校，特指在教育部備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機構立案的學校，而教育部一直是將中醫拒之門外的，中醫根本拿不到其所要求的證書。這就等于說，中醫依然沒有執業行醫的資格。因此這個《中醫條例》的主旨，依然是廢除中醫。

　　到了抗戰期間，在激烈艱苦的抗戰之余，國民政府依然沒有忘記廢除中醫的事情，特地成立了一個“審查國醫資格委員會”，由政府組織對中醫進行考試，未通過者不許行醫，一番審查下來，一度使絕大部分中醫從業者喪失了執業資格。

　　應當說，無論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對待中醫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而這種態度和民國精英們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貶斥是一致且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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