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面臨復雜而巨大的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問題。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不能不建立在社會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之上，不能不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去尋找今天中國的治理方案！就研究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目的而言，《尚書》可以被視為關于中國原始社會后期（堯舜禹）和奴隸制社會（夏商周）的無上之書。相對其它典籍，《尚書》對這兩個時期統(tǒng)治者在哲學、經(jīng)濟、政治、教育、刑法等方面的思想、文告、典章制度、實踐的記錄是最完整的，也是最系統(tǒng)的。實際上，《尚書》可以看作圍繞民本思想來展開的。由于它高度簡練，抽象掉了諸多因素，民本主義對于國家的穩(wěn)定、安定、安全的作用凸顯了出來。因此，是它，而非其它典籍，成為中國民本思想的總源頭。

　　自堯時代，中國就出現(xiàn)了后、帝與民的對立統(tǒng)一。“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而且，在后、帝與民之間，還有一個臣、吏的等級。后、帝、臣、吏作為一個等級，“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尚書》的民本思想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至今依然存在的社會結構中展開的。

　　《尚書》中頻繁出現(xiàn)“民”、“天”、“德”。就“民”而言，《尚書》中形成了用民、重民、生民、養(yǎng)民、憐民、保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愛民、親民、敬民、裕民、新民、顯民等概念。就“天”而言，《尚書》中形成了天心、天命、天道、天戒、天德、天牧、天紀、天胤、天時、天罰、天象、天吏、天休、天災、天位、天威、天佑、天降、天性、皇天等概念。在《尚書》中，“天”有兩個義項。一是指自然意義上的宇宙，如在《堯典》中出現(xiàn)的“光宅天下”、“欽若昊天”、“像恭滔天”、“浩浩滔天”，一是指神、上帝之類的概念，如在《大禹謨》中出現(xiàn)的“皇天眷命”、“天之歷數(shù)”、“天祿永終”、“惟德動天”、“時乃天道”、“日號泣于旻天”，在《太甲中》中出現(xiàn)的“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在《咸有一德》中出現(xiàn)的“惟吉兇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等。就“德”而言，《尚書》中出現(xiàn)的褒義詞有慎德、允德、慚德、敬德、積德、含德、正德、昭德、敏德、懷德、奉德、受德、施德、見德、訓德、承德、嗣德、懋德、享德、崇德、明德、用德等?！渡袝氛J為，德又可以細分：“行有九德”、“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渡袝凡粌H多方面闡述了德的好處，如“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而且探討了“德”的數(shù)量變化：“有容，德乃大”、“朝夕納誨，以輔臺德”、“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且提出了重要的主張：“稽我古人之德”、“樹德務滋，除惡務本”，還強調(diào)了德的作用：“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四海之內(nèi)，咸仰朕德”?！渡袝分邪?ldquo;德”的貶義詞有蔑德、昏德、荒德、爽德、亂德、敗德、遠德、喪德、不德、兇德、惡德、滅德等。“離心離德”、“同心同德”的成語也來自《尚書》。

　　《尚書》認為，“民”為“天”、“德”之里，“天”、“德”為“民”之表。從唯物主義的角度看，這是因為民心、民力、民智可用，非用民心、民力、民智不可以為政。而欲用民力、民智，必先得民心，后順民意。只有重民、生民、養(yǎng)民、憐民、保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愛民、親民、裕民、新民、顯民，能得民心，才是檢驗“德”的實踐標準。只有有德之人，才能順天用民。應該正是基于“后”與“民”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關系，《尚書》才形成“天其命哲，命吉兇，命歷年”、“天不可信”的觀點。這與《詩經(jīng)·大雅》“天命靡常”意思幾乎是一樣的?！渡袝芬舶训屡c民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認為，“德惟善政，政在養(yǎng)民”、“德無常師，主善為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xié)于下，惟明后”。

　　“天”、“德”、“民”的表里關系在《尚書》之后的典籍中體現(xiàn)得更為明顯：“民，神之主也”，“恤民為德”，“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很顯然，在統(tǒng)治者需要得到幫助時，只有“民”是最可靠的。而能得到民心、民力、民智的統(tǒng)治者無疑是有德的，得到上天佑助的。脫離了民心、民力、民智，“德”就將無存，“天”就不可依靠。

　　一、《尚書·虞書》“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的形成

　　《尚書》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較之后者，《虞書》雖然篇幅不大，篇章不多，但民本思想已經(jīng)形成，而且與唯物主義的聯(lián)系更加突出。《尚書·虞書》第一篇《堯典》以一種帶有先驗主義色彩的筆法總結了堯帝治理國家的基本經(jīng)驗。堯帝一生，簡拔百官，知人善任，以成其事；制作歷法，以授民時，播時百谷；詢事考言，歷試諸難，巽位虞舜，真可謂“帝德廣運，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堯典》第一句話概括了堯帝的性格修養(yǎng)和作為：“聰明文思，光宅天下”，第三句話中的“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是對第一句話的補充。雖然它們都是概括堯帝的性格，但從根本上看，實際上反映了堯帝的民本思想。

　　從《堯典》可以看出，在《堯典》成書的年代，中國至少已經(jīng)形成了（貴族）家庭（九族）-社會（百姓）的政治結構?！兑骛ⅰ酚涊d禹說，“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丹朱是堯帝的兒子?？梢?，堯帝自身確實是一個大家族的族長了。而《堯典》中的“黎民于變時雍”，以及緊隨其后的“乃命羲和，……，庶績咸熙”表明，堯帝在制定歷法上做了系統(tǒng)的安排。歷法之所以重要，因為它關系到農(nóng)時，關系到黎民是否能夠有在當時條件下能夠獲得的生活資料。所謂黎民，鄭玄解釋為眾人，朱熹解釋為黑發(fā)的人，楊綺如解釋為特指黎族之人，但更合理的、唯物主義的解釋是持犁種黍的農(nóng)民，應該把這作為它的本義。堯帝要通過制定歷法（以及安排鯀、禹治水）來提高黎民的生產(chǎn)效率，無疑會根本性地改善黎民的生活。這決不是那種“好行小惠”的民本思想所能比擬的。在上古時代，統(tǒng)治者似乎還沒有來得及橫征暴斂?！俄n非子·五蠹篇》說：“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這都反映了中國古代一種相當純粹的民本思想。這種思想在后世如孫思邈、張仲景、華佗、李時珍那樣的名醫(yī)中依然得到精準的傳承。

　　《尚書·虞書》第二篇《舜典》記載的舜帝的活動比《堯典》記載的堯帝的活動更多，但舜帝的活動主要是政治活動。在“受終于文祖”之后，舜帝齊政、覲岳、班瑞、巡守、協(xié)時、同律度量衡、修制（“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考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州、封山、浚川、典刑、修政（禹平水土、棄掌后稷、契敷教、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舜帝雖然政治活動居多，但政治活動在相當程度上與生活資料的獲取也有聯(lián)系，而協(xié)時、同律度量衡、禹平水土、棄掌后稷、益作虞等就更與生活資料的獲取直接相關了。舜帝年輕時就很謹慎，經(jīng)過多年的政治實踐，對于治理國家更是體會深刻了?！渡袝?middot;大禹謨》記載了舜帝基于自身經(jīng)驗對大禹的告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蓯鄯蔷?？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帝從其廣泛的政治實踐中看到，真理的獲得是有難度的，人心是叵測的，統(tǒng)治者只有以民眾為依歸，才能守邦有位。這與他年輕時“于父母，負罪引慝”的經(jīng)歷非常吻合！

　　根據(jù)《尚書·虞書·大禹謨》，大禹在回答舜帝的提問時闡述了“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德惟善政，政在養(yǎng)民”的道理。舜帝說，按照這個道理來執(zhí)政，就可以達到“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的理想狀態(tài)。“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歡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大禹“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主張意味著大禹進一步發(fā)揚了堯帝的唯物主義，因為水、火、金、木、土都是當時的生產(chǎn)資料，而谷是人們的生活資料。它們共同構成了今天所說的生產(chǎn)力，而德、用、生則大致構成了今天所說的上層建筑、生產(chǎn)關系。《左傳》把金、木、水、火、土加谷合稱“六府”。很有可能，在大禹時代，圍繞生產(chǎn)資料，已經(jīng)設立起官府來加以管理。

　　與對堯舜的記載不同，《尚書》記載了大禹的兩大實踐。一是治水，二是伐苗。《尚書·夏書·禹貢》說大禹“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結束了自堯帝時代就“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的局面，解除了依水而居的古代先民所面對的最大生存威脅，這是民本主義的最鮮明的體現(xiàn)之一。得到舜帝徂征有苗的命令后，《尚書·虞書·大禹謨》說，“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勛’”。所以，即使是對外戰(zhàn)爭，也是打著民本旗號進行的。

　　堯舜禹不僅確立和遵從了民本思想，而且將它貫徹到了具體的政務工作中去。“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根據(jù)《尚書》的記載，在堯舜禹時代，在具體政務中貫徹得最為徹底的應該是從事政法工作的皋陶。皋陶總結堯帝以來統(tǒng)治者的修養(yǎng)，提出了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這九德實際上是講統(tǒng)治者對待人民的態(tài)度，其標準是知人安民、“洽于民心”。統(tǒng)治者“欲左右有民”、“宣力四方”，怎么可能不知人安民、“洽于民心”呢？據(jù)《大禹謨》，大禹時代，皋陶總結了舜時期政法工作經(jīng)驗：“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這也就是說，要慎用法律。

　　很顯然，堯舜禹都已經(jīng)把滿足人民的需要作為了執(zhí)政的基石，認為這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的根本之策。就這樣，《尚書·虞書》的《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以先驗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相結合的手法令人信服地樹立了堯舜禹等中國上古先人的民本思想。

　　二、《尚書·夏書》和《尚書·商書》的民本思想

　　1、《夏書》的民本思想

　　《虞書》中既然已經(jīng)形成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夏書》中就成為謨訓了。雖然夏朝延續(xù)約471年，但《尚書·夏書》只有4章?！段遄又琛酚涗浀?ldquo;太康失國”或“后羿代夏”是《尚書》從而也是中國典籍所記載的第一個因違背民本思想而失國的案例。“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尚書·夏書·五子之歌》通過“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從反面，從而更加令人信服地論證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昆弟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nèi)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郁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這就清晰地把民本思想與王朝統(tǒng)治的安危聯(lián)系起來了。

　　2、《尚書·商書》的民本思想

　　《尚書·商書》有17章。夏由商代是中國第一個因違背民本規(guī)律而王朝更替的案例。成湯代夏，據(jù)《商書》第一章《湯誓》記載，是因為“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侍旄ケ＃O(jiān)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成湯“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成湯的民本思想如此深刻，以至于他放桀于南巢后，“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臺為口實”，于是有《仲虺之誥》、《湯誥》來申明成湯代夏的理由和國家治理的方針。

　　伊尹歷事成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輔政五十余年。伊尹出身卑微，但多才多藝，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民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商初擁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渡袝?middot;君爽》引周公語說“伊尹格于皇天”。他輔佐成湯得到政權。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圣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圣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這是對太甲的忠告。“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伊尹放逐太甲開創(chuàng)了通過放逐君主來教育君主的先例。太甲得到教育而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jiān)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侍旄ケ?，監(jiān)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兇。惟吉兇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xié)于克一。’”這里，眷求一德、咸有一德，實際上就是講君主的思想必須統(tǒng)一在民本思想之上。伊尹反復闡明了民本思想對于君主的重要性。

　　商朝末年，統(tǒng)治者逐漸丟棄了民本思想，而周部落逐漸興起。周文王父親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脩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yè)，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本來，在君臣之間，要求“無面從，退有后言”。可是，當君丟棄了民本思想，就有大臣不僅不面從，而且要造反了：“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臺？’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其實，大概在紂王當政不久，箕子就基于民本思想有了不好的預測?！俄n非子·說林上》說：“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铏，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圣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三、《尚書·周書》的民本思想

　　《尚書·周書》有30章。民本思想體現(xiàn)在以周代商的合法性、對殷民的統(tǒng)治、彝倫攸敘以及國家治理實踐中。

　　1、以周代商的合法性：吊民伐罪

　　民本思想為以周代商提供了合法性?！吨軙?middot;泰誓上》說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周書·泰誓中》說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吁天，穢德彰聞”；《周書·泰誓下》說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斫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周書·牧誓》說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周書·武成》說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周公認為，殷失天下，周代殷商，是因為失德，民與之離心離德，于是“天降喪于殷”。周取代殷，是因為與民同心同德。這就把“民心”抬到比“天命”還高的地位。“殷鑒不遠”的成語流傳至今。

　　2、對殷遺民的治理

　　周朝建國以后，殷商遺民的威脅在長達幾十年中都存在著，甚至直接關系到邦之安危。民本思想如何用于處理殷商遺民呢？周朝統(tǒng)治者明白，被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普遍有“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心態(tài)。而殷商遺民尤其屬于一種特殊的被統(tǒng)治階級。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馀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而且，在周朝統(tǒng)治者內(nèi)部也有矛盾：“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以至于聯(lián)合武庚作亂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后，作《微子之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告訴康叔治理殷地，要“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做《多士》”。多士的意思是殷商遺民中還有許多很懂政治的人物需要鎮(zhèn)撫。周朝還是以民本思想為武器花費了36年的時間化解了周朝與殷商遺民的矛盾。其中，周公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低跽f：“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康王還說：“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xié)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

　　3、周朝的治理框架

　　從《周書》來看，周朝的國家治理除了吸取前朝的系統(tǒng)經(jīng)驗之外，尤其注意對各個小國的治理和對于官員的治理。

　　第一，對前朝系統(tǒng)經(jīng)驗的吸取。武王伐紂經(jīng)歷了兩次行動。“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guī)?，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rdquo;。想必武王對于牧野之戰(zhàn)勝利之慘烈一定印象深刻。這種勝利其實來自于民心的向背。在殷商的統(tǒng)治下，紂王與黎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成周代商后，主要矛盾就將發(fā)生在周朝統(tǒng)治者與黎民之間了。

　　在東征勝殷，武王誕膺天命后，“惟天陰騭下民，相協(xié)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于是向箕子詢問。這是武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的戰(zhàn)略舉措?；踊卮鹫f：“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洪范》記載了箕子對彝倫（即法律倫理等國家治理體系）的九個方面的敘述：五行（金、木、水、火、土）、五事（貌、言、視、聽、思）、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五紀（歲、月、日、星辰、歷數(shù)）、皇極、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和六極（兇、短、折；疾；憂；貧；惡；弱）。”

　　周公作《無逸》勸告周王（應該是成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自時厥后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后，亦罔或克壽?；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穆王擔心自己“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而“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因而“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諛，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只厥辟，惟予汝辜。”

　　第二，對各個小國的治理。武王伐殷大會于孟津時，自稱“小子發(fā)”，稱不期而會孟津者之八百諸侯為“友邦”：“肆予小子發(fā)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可見，在伐殷時，周與各個諸侯的關系還是較為平等的。待到“乃反商政”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后，周與其它諸侯的上下級關系才建立起來。到周成王時，已經(jīng)可以稱原來的諸多友邦為庶邦了，而且這時的庶邦似乎并沒有完全接受周朝的統(tǒng)治，而是比較懷念舊殷，而且“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zhàn)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可見，“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還是以民本思想作為夏失天下、殷失天下的解釋：“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這可以證明，民本思想實際上是殷商時代被諸侯普遍接受的國家治理思想。

　　《蔡仲之命》反映了周成王任命蔡仲為諸侯時的教誨：“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這個教誨是緊密圍繞民本來展開的。

　　第三，對官員的治理。《周書》對于官員治理的記載要遠遠多于《虞書》、《夏書》和《商書》。夏商時期官員數(shù)量已經(jīng)多于堯舜禹時期。“子曰：‘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朝的官員的數(shù)量應該更多于夏商。這就使得對官員的治理成為一個大問題。

　　“凡人未見圣，若不克見；既見圣，亦不克由圣，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官不必備，惟其人。”“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周朝的統(tǒng)治者看到了官員的經(jīng)濟地位對于官員的政治思想的侵害。“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余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啟監(jiān)，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周成王大概是提出“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的第一人。成王對官員的勸告是“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yè)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后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雖然周朝時期的公私與今天的公私有所不同，但在那個時代，能夠提出“以公滅私”的主張是相當革命的。

　　《周書》中對于防止大臣逸、酒、游、色、侈、田、慢、虐、傲做了細致的論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nèi)税病韬?！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周公說：“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在法律實施上，“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康浩》說：“敬乃明罰。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這些為官之道的提出無疑也是以民本思想為基礎的。

　　四、《尚書》民本思想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發(fā)展

　　《尚書》中的民本思想，說到底是對在階級社會形成過程中和形成以后的統(tǒng)治者關于國家治理的政治經(jīng)驗的總結，是統(tǒng)治者必須遵循的根本規(guī)律和基本道德。周朝末年，原來的一些“庶邦”逐步坐大、分化，形成了春秋五霸、戰(zhàn)國七雄的局面。而這種“國際競爭”局面的形成無不與民本思想有著這樣那樣的緊密聯(lián)系。由于與實踐具有緊密的聯(lián)系，這使得管仲相齊和商君變法中的民本思想尤其具有特殊性。

　　管仲認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士農(nóng)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爭天下者，必先爭人。……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欲修政以干時于天下”，必“始于愛民”。“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后，則民殖矣。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xiāng)建賢士，使教于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管仲建議桓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饑；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治國》曰：“善為國者，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何以富民？重農(nóng)方可富民”。“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饑弛而稅。”

　　管仲以一種功利主義的方法來使用民本思想，可能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他輔佐的桓公志在稱霸。他也確實一時達到了目的。比他稍后的沒有多少機會如他那樣參知政事的儒家、墨家學者更加忠誠于《尚書》的民本思想傳統(tǒng)?！妒酚洝氛f：“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孔子不只是“序書傳”、“編次其事”，而是還有升華之功。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孔子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甚至在《尚書》基礎上發(fā)展了以德省刑的觀點。《孔子家語·刑政》記孔子回答仲弓之問說：“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言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プ?，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孔子“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以《論語》記載的他的日常講話多是從正面論述民本道理。而他的傳人們從負面來論證民本思想的言論就非常突出了。孟子說：“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直接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睹献?middot;離婁上》：“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盾髯?middot;大略》提出了“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的判斷。荀子從其前人的教訓中總結出這樣的歷史經(jīng)驗：“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荀子認為，人的社會地位是可以轉(zhuǎn)變的，即貴族子孫、庶人子孫之身份并非永恒。他指出：“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孔子傳人多從負面論述民本思想，應該是孔子死后，世界更加混亂的緣故使然。“學儒者之業(yè)，受孔子之術”而又反對儒家的墨子，基于“古者王公大人為政于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的前提，主張“在農(nóng)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這與《尚書》是相通的，而他的“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就是主張禪讓制了。

　　奠定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物質(zhì)和制度基礎的商鞅的內(nèi)心多半也是崇尚民本思想?！妒酚?middot;商君鞅》記載：“孝公既見衛(wèi)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jiān)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jiān)以讓衛(wèi)鞅。衛(wèi)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shù)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于殷周矣。’”其高度強調(diào)“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的主張實際上也完全繼承了上古先王的民本思想?！渡叹龝啡募s24000字，“民”字共出現(xiàn)525次，占比2.2%，形成了一種“民本”思想一以貫之的農(nóng)本社會政治思想體系：安民是基礎，勸民、教民、養(yǎng)民是手段，治民是保障，使民是目的。《商君書》重本逐末，鼓勵農(nóng)事：“圣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nóng)。歸心于農(nóng)，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zhàn)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這種政治思想體系對于今天的中國也是基本適用的。——今天的中國應該重視工業(yè)，而不是重視服務業(yè)。

　　秦始皇嬴政大概是天生異稟，又少年坎坷，掌握了一個有著深厚的法家傳統(tǒng)的國家的政權后，自然要“任法而治”。從個體行為學的角度看，嬴政任法而治的想法如此強烈，以至于他要把他制定的法律推及六國。而秦國所積累的軍事實力也確實為嬴政實現(xiàn)這個理想提供了條件。嬴政本人也算是個知識分子，不然，他不會看到韓非的著作發(fā)出“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服膺法家學說，并不意味著嬴政就沒有民本思想，因為法家也深深懂得民本的重要性。韓非認為，“雖有堯之智，而無眾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戴之，故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奉子楚為王從而使嬴政得以施展抱負的呂不韋集客人之論20余萬字，稱《呂氏春秋》。《呂氏春秋·貴公》中說得非常清楚：“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呂氏春秋·順民》說：“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眾哉？此取民之要也。”《呂氏春秋》可以看作是呂不韋基于秦國歷史和現(xiàn)實矛盾所做的民本思想理論總結。這種理論總結盡管與秦始皇的治國哲學有抵牾之處，但很顯然，由于秦朝滅亡的教訓，它的理論精華是被西漢的統(tǒng)治者所吸取了的。

　　五、結  語

　　《尚書》無疑經(jīng)過了許多人的加工。但可以想見，民本思想確實是國家治理的核心理念。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尚書》源流如何，這些許多人的加工并沒有對民本思想加以根本的改變。從這種意義上看，《尚書》是可信的。中國上古先人就總結出民本思想作為治國的根本理念，是難能可貴的。這體現(xiàn)了，也塑造了中華民族善于總結經(jīng)驗的民族理性特質(zhì)。上古先人之所以總結出民本思想，固然有其“聰明文思，光宅天下”的個人特質(zhì)的因素，但主要是在階級分化的條件下，被統(tǒng)治階級的階級反抗這一達摩克利斯之劍所形成的威懾。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道出了國家治理的實際與民本思想之間的距離。《左傳·莊公十一年》中臧文仲說：“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統(tǒng)治者即使知道民本思想，如果無法加以實踐，國家就混亂了。由于階級社會中統(tǒng)治階級與黎民階級的對立，在一個朝代之內(nèi)，隨著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人事更替，民本思想越來越被拋棄，然而，那些意欲獲得統(tǒng)治權的人無不是以民本思想為理論依據(jù)，來實現(xiàn)朝代更替。因為造反的人都多多少少是受統(tǒng)治的人民的一份子。

　　民本思想的價值并不因歷朝歷代對它的違背而受損，反而因這種損害所造成的惡果顯得尤為深刻。唐貞觀后期，魏征在著名的《諫太宗十思疏》中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意思是說：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人心背離。水能載船也能翻船，所以應該高度謹慎，遵循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成為秦朝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后直至清朝中國古代有為官員“上報社稷，下安黎民”的從政理念。它是今天中國的國家治理應該遵循的道理，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diào)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堅守人民立場的一個歷史基因。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