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昨天看到群里轉發了一篇評商鞅變法的文章，文辭生動，邏輯自洽，讀起來十分暢快有趣，但是它表達的觀點卻讓人十分驚異。

　　文章的核心觀點就一個：商鞅這伙人太暗黑了，其所著之法的邏輯就是以殘暴酷吏去統治愚民弱民。

　　說簡單點就是一邊扶植奸人酷吏，一邊采取愚民弱民的政策，然后通過這些奸人酷吏用殘暴之法，去統治像機器一樣愚昧的農民，使農民沒有自己的思想，只知道耕田種地，這樣國家就富有和強大了。

　　這一結論聽上去可不就暗黑嘛，這種思路就好像武俠小說里邪派人物修煉速成武功一樣，往往是通過自殘自損的方式來快速釋放潛力，但是邪派武功往往會埋下巨大隱患，且不可持續。

　　所以，照這個觀點去看，商鞅之法自然是暗黑無疑了。

　　這一結論首先聽上去是很反常，商鞅變法沿襲六世，把一個已經淪為諸國眼中的“戎狄之輩”，連諸侯會盟都不允許秦國參加的弱國，搖身一變變出了一個一統六國的大秦帝國，這顯然不可能是簡單地依靠殘暴手段和愚民弱民的方式就能夠實現的。

　　更何況后來漢承秦制，秦雖二世而亡，但是秦法卻又被漢朝沿襲和繼承了下來，并在西漢時期大放異彩，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部暗黑之法能完成的使命。

　　然后我上網找了很多商鞅變法的話題一看，這不得了，暗黑之法的觀點簡直呈現出壓倒性的優勢，什么馭民五術：弱民、貧民、疲民、辱民、愚民；什么奸法酷吏，什么涸澤而漁，統統指向這部商君之法就是一部黑法，好像非要將其按翻在地，跺上幾腳才能解恨。

　　當然， 反常的東西并不代表就是錯誤的，商鞅之法到底是黑法還是良法，需要從體現商鞅變法的那部著名的《商君書》，以及當時的變法在秦國的實際運用中結合著去看才行。

　　大家有時間的話，一定要去看一看那部《商君書》，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發現那哪是什么暗黑之法，那簡直就是一座思想寶庫，全文非常短，現留存下來的有24篇，但是你不要看它短，里面卻處處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即使放到今天，毫無不夸張的講，里面很多思想依然處處散發著它的真理性。

　　而那些能從《商君書》里總結和提煉出馭民五術，即弱民、貧民、疲民、辱民、愚民的人只可能有兩種：

　　一種是只看了24篇里的弱民篇和說民篇的人，如果只看這兩篇，確實容易得出馭民五術的結論，但是你只要把24篇通讀之后，就會發現，商鞅所說的弱民和愚民根本不是我們常規理解的那么回事兒，這一點我們后面專門解釋。

　　另一種，就是故意忽略全文，忽略秦法的實際變革史，然后從其中的說民篇和弱民篇里截取一部分，抹黑商法的人。

二、

　　且不管商鞅之法暗不暗黑吧，我們先來看看商鞅變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兒。

　　這事還得從商鞅見秦孝公說起。

　　商鞅本來叫公孫鞅，是衛國公室后裔，也叫衛鞅，后來在秦國變法立功，又在軍事上統率秦軍收復了河西之地，所以被秦孝公賜予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因此得名“商鞅”。

　　商鞅在遇到秦孝公之前屢不得志，原本想在魏國干一番事業，但是人家魏王不吃他那一套，今天看來，商鞅那一套確實不太有國君敢買賬，因為人家都是要改革，要變革，結果商鞅那一套完全不是變革，一上來就要革命，你說哪個國君敢輕易采納。

　　那時正逢秦國弱勢，處處被其他大國排擠和鄙視，要說秦國當初在秦穆公時期那也是春秋霸主之一，結果兩百多年傳下來，變得積貧積弱，人家幾個大國開個會都不給你吱一聲，軍事上處處受欺壓，所以到了秦孝公這里，他是深感“常痛于心”，想要重振秦穆公雄風大業之情不可謂不切。

　　于是即位當年，就下令國中：“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這是要把天下拿出來與能變法強國之人共享啊，當然能不能享得了，要做另說，但是孝公變法圖強之心那是誠懇之致了。

　　于是就有了商鞅入秦，與秦孝公探討變法強國的一幕。

　　一開始的時候，商鞅大抵也不確定秦孝公會不會吃他那一套，畢竟革命這事太激進，不是誰都一下子接受得了，所以他準備了三套方案，分別是“帝道”、“王道”、“霸道”。

　　這三套方案名字聽上去都很威武霸氣，但內涵所指卻完全不同。

　　所謂”帝道“，是道家學派的一種政治學說，主張君主應“無為”、“不爭”，既然是“無為”和“不爭”，那自然就要減少稅收和刑罰、慎重出兵，消極對待政治競爭。

　　這有點像什么呢？像今天西方主張的自由主義，國家別干預，少調控，減稅減負，任由大家自由發展，少管少做，就是無為和不爭。

　　秦孝公一聽，這不扯犢子嘛，本來秦國現在就是貧弱無力，人家刀都指到我們鼻子上來了，然后你還讓我減稅減負，放任自由，那不是任人欺凌，越過越窩囊嗎？

　　不行不行，你這套方案明顯不適合我國國情。

　　于是商鞅又拿出第二套方案，就是“王道”。

　　這個“王道”指的是儒家的一派學說，主張君主要實施仁政，應“為政以德”，用德治治理國家，對人民以柔和的方式進行教化，通過規范人們的道德倫理觀念重建社會秩序，從而實現天下一統井然有序的美好社會。

　　這一套方案一拿出來，秦孝公直接懷疑這個商鞅名不副實，也太水了。

　　現在是什么年代，紛國戰亂之年，百姓貧困，吃不起飯，國家積弱，打不贏仗。諸侯國的鐵蹄入秦而來，難道你還叫我去告訴我的子民，讓他們溫良恭儉讓？

　　這玩意是能吃飽，還是能打仗？

　　不是說它沒用，道德的教化放在和平年代，用來規范社會秩序，培養個人才學品質是很有用的，但是戰爭年代，秦國又處于弱者地位，這顯然不能成為秦國的主要國策和方向。

　　其實，從我們今天的視角去看，這套孔子的儒家主張，在戰國時期是嚴重脫離實際的，他的許多話，都是些好話，就是拿到現在來看，許多話也都是好話。但是，面對現實社會中各種錯綜復雜的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民族矛盾，它解決不了多少實際問題，所以又都是些空話，廢話。你回避承認和解決春秋戰國時期各種復雜的社會矛盾，過分強調個人修身養性，又有多大用呢？所以孔子當初周游列國，到處不受歡迎，用他自己的話說，猶如喪家之犬。

　　修身養性，個人品質的塑造，主要是和平年代的事情。就好像當初蔣介石搞那個新生活運動一樣，軍閥混戰、帝國欺壓的條件下，民眾都吃不起飯，穿不起衣，看不起病了，你還去跟他說要勤洗手，愛健康，要講禮貌，樹文明，能起什么用？

　　就好像讓今天的貧困者把閑置的房子租出去，開車去跑滴滴一樣，太脫離群眾了。

　　秦孝公一看，這又是一個不符合秦國國情的方案，比那個“帝道”還扯淡。又否決了這個方案。

　　這時候商鞅看出來了，這個秦孝公是識貨的，搞不好他能接受我那套革命的方案，于是就把壓箱底的第三套方案拿出來了，這就是后來把秦國推到一統六國的大秦帝國的商鞅變法。也就是當時的那套“霸道”的主張。

　　應該說，這個方案在此時應該還是個草案，但是它的思想和方向卻完全吻合了秦孝公的意圖。

　　這套商鞅變法是有哲學基礎的，它的哲學思想可以用商君書里的一句話來概括：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商君書•更法篇》

　　這句話意思很簡單，就是說所有的法令、制度、變革都要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和實際條件去制定，而不是拘泥于古法舊制。

　　在當時，人們尋找治國之法，往往一定要從先人舊典里尋找點理論依據，必須從古人法典里去找答案和主張。這大抵是因為那時候尊古敬孝的文化風氣的影響，另一個原因可能也是因為理論文化不發達，思想還很禁錮，所以只能從古人法典里去找辦法。

　　而商鞅此時便提出了，變法必須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古典出發。這種思想像我們今天的什么思想？

　　是的，絲毫不用懷疑，它就是我們今天“實事求是”最早的原始版本，這一思想距離馬克思關于實踐的認識理論，足足早了兩千年。

　　當然，那個時候的“便國不必法古”的思想，還沒有把人民群眾的實踐提到主體地位的這一高度，但是就當時的歷史條件，那已經是極大的思想解放了，到今天依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輝啊。

三、

　　在“便國不必法古”的實事求是原則下：商鞅根據秦國的國情，提出了重農、重戰的革命方案。

　　所有的改革，都是圍繞著重農、重戰的思路展開的。

　　這時候我們馬上就能明白，商鞅所說的愚民和弱民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先說說所謂的重農，就是要重視農業的生產，而所謂的重戰，那就是要重視軍事建設。

　　秦孝公這一聽，立馬來了興致，這才是他迫切想要的改革方向嘛，重農可以發展生產，可以富民；而重戰，可以加強軍事建設，可以強國。

　　富民強國，這才是當時條件下秦國最迫切的愿望，道德教化和不爭不言趕緊先放一邊去。

　　可是重農重戰，聽上去很簡單，要如何實現才是最重要也最關鍵的。

　　戰國處于奴隸時代解體的歷史階段，常年戰禍不止，這就導致了流民四散，土地和商業、手工業又都集中在老士族和官僚國戚手里，這些奴隸主就是死了還動不動就要拉人殉葬，這不嚴重損傷勞動力嘛。秦國子民生活水生火熱，在有限的資源里掙扎，自然就會為了爭奪屁大點東西常常大打出手，不是今天你挖了我家墻角，就是明天他偷了你家谷子，矛盾都被轉移到了群眾那里，搞得整天群眾斗群眾，越斗就越弱，越弱就越斗，陷入惡性循環。

　　那時候秦國境內民間私斗現象屢禁不止，大大破壞生產力，原因就是因為僧多粥少，那么多人搶那么點資源，能不打起來嗎。

　　所以，要重農重戰的核心關鍵在哪？在所有制。

　　那時候又沒啥技術進步，唯一的進步就是簡單地改進一下勞動工具，增產不了多少糧食，因而當時條件下的社會矛盾靠技術是沒法解決的，只能靠改變所有制來解決。

　　改變所有制，那就是要革老士族的命，革官僚國戚的命，這怎么革？

　　太難了，這是要秦孝公刀口向內，觸碰官僚士族的利益，觸動利益可比觸動靈魂難多了，弄不好革命沒革成，卻使秦國統治階級內部先亂了起來，那不是更糟糕？

　　看上去簡直毫無頭緒和辦法，這時候商鞅驚人的智慧就凸顯出來了，這套辦法看上去簡單，但實際巧妙程度，令人嘆為觀止。

　　商鞅是怎么做的呢？

　　核心是兩步：第一步先把群眾組織起來。

　　商鞅制定了嚴格的戶籍登記制度，采取軍事化的管理方式，頒布“令民為什伍”的法令，什伍即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五家相互監視，形成一個個的集體組織，將全國人民都編入戶籍，“生者著，死者削”。

　　這樣一來不僅僅是減少流民四散，而且有了被組織起來的群眾監督，那些打架斗毆、尋釁滋事的；坑蒙拐騙、偷搶淫掠的；私下逃到鄰國的，自然就大為減少。

　　在這種集體組織下，社會不安定現象自然得到了一定緩解，保護了生產力，減少了民間私斗現象。

　　為了保障這種集體組織成立和規范，自然就要用到另外一個手段——那就是重刑。集體互相監督，如有叛逃、私斗、破壞生產力的人，一個逃跑，剩下五家就要被同樣追究責任，這就是連坐。

　　后來的史學家們把連坐批得罪惡滔天，罄竹難書，但是回到當時的那個秦國條件下，如果不用重刑，這種組織根本不可能被短期建立起來，連坐的目的不是為了罰人，它是一種手段，目的是為了組織群眾，而事實是果然被組織起來了。

　　這是符合商鞅變法要因地制宜的思想的，不同的歷史條件和階段下，用處理當時問題的法律而已，只是后來有人不知變通，只是單純批判連坐，用后來的標準評價當時的制度，這就有些虛無主義了。

　　當然，后來秦孝公死了，商鞅遭到報復，想要逃出去，卻恰恰又是因為這個戶籍制度和群眾監督，使得他最終沒有逃出去，身受車裂，不得不說這是一種變法的犧牲和代價，但又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真的起到了管理群眾的作用。

　　群眾的眼睛，就是當時最先進的監控設備。

　　但是說到這里，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大家一定發現了，如果光光只是有這一條，其實治標不治本，它僅僅可以監督秦國子民不逃走，不斗毆，不破壞生產力，能保障一時的社會治安。

　　可是最關鍵的革命問題，還沒有觸及到，僧多粥少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也就是說所有制的問題沒有解決，群眾還是在屁大點資源里互相爭奪，矛盾遲早還是要爆發，甚至可能會爆發的更加猛烈。

　　于是另一項能夠徹底扭轉秦國國運，改變秦國命運，奠定帝國基礎的變法制度出來了，這就是軍功爵制。

　　這就是第二步：實行軍功爵制和軍功賜田制，獎勵公戰，嚴禁私斗，鼓勵人們為國家作戰。

　　這個軍功爵制原理非常簡單：就是誰打仗打得厲害，戰功多，就給誰相應的爵位、土地、榮譽。

　　有軍功就可以受爵，并獲得與所受爵位相應的特權待遇，即“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

　　商鞅在秦國建立起嚴格的二十等級爵制，得爵一級就可以“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能獲得軍功。受爵一級就可以在原有土地基礎上增加授田一傾，爵至六級以上就可以按等級食邑食稅，爵至七級就能與縣令同等待遇，爵至九級則可以“稅邑三百家”。

　　當然，這里面得一甲者，未必是得對方一個首級，應該是有專門的計量方法。

　　但是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以前靠出生，生在什么家族，就是什么命運的局面被打破了，現在是誰能立戰功，誰打仗勇敢，誰就能翻身，誰就能改變命運。

　　在軍功爵制下原來的宗族等級制度被破除，“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意思就是如果沒有軍功即使是宗室貴族也不能超越規定標準占有田宅、資源和爵位。

　　那時候秦國正處于貧弱邊緣，受人欺辱，商鞅提出來按照軍功受爵的變法方案，那些老士族雖然心里不滿，但是嘴上可不敢說，對吧，人家都快打上門來了，鼓勵軍功的制度，誰還敢說反對？

　　這就為當時軍功制的實現提供了可能性，雖然還是要經過殘酷的階級斗爭，還是要觸碰倒老士族的利益，但是起碼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既不生內亂，又可以改變所有制。

　　這樣一來，回到上一個改革措施，我們就會發現，這兩個制度簡直完美銜接了起來。

　　農民可以通過打仗分到土地，這一方面使得軍事立刻變強了，農民踴躍參軍，勇敢作戰，軍事大大加強。而士兵打了好仗，又可以分到土地，分到爵位，還可以享有社會的榮譽，這就使得原本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的資源，開始通過軍功爵制向農民手里轉移，農民可以獲得更多土地。這樣資源的所有制問題自然就解決了。

　　資源集中在貴族手里的所有制問題解決了，農民手里有了土地，資源，甚至爵位，那么群眾的組織和互相監督制度就能穩定下來，那么自然就可以保護生產力，維持社會秩序，使農民能夠更好地發展生產。

　　這樣一套循環操作下來，立刻就把原來群眾斗群眾的惡性局面打破了，這簡直是天才操作，所以為啥我說《商君書》里充滿了智慧。

四、

　　以上就是重農、重戰的核心關鍵，也是商鞅變法的根本原理，而重農和重戰又是相互連接，相互促進的，這就是最早的矛盾統一法則的運用啊。

　　所以要說起辯證法的運用，商鞅絕對是最早而且最首屈一指的。

　　而重農重戰解決的核心問題首先是什么？就是所有制的問題，要使集中在少數奴隸主、貴族、老士族手里的資源，通過軍功分配給農民，這樣就能發展生產力，能富民強國。

　　而回到最初我們說起的那個問題，為什么《商君書》里的弱民篇和說民篇里，會有要愚民，弱民的說法呢？

　　這與秦國的實際變法是密切相關的。

　　我們都知道，一切變法的核心關鍵都是所有制問題，而其他的相關配套的變法手段都是圍繞著所有制展開的。

　　這個我們上一篇文章剛好說明過，改革的盡頭是所有制，所有制的方向是公有制。

　　商鞅變法也不會有例外，所有制的問題是經濟基礎的問題，隨之與其相輔相成的是上層建筑問題。

　　軍事作為上層建筑里的國家機器，暴力組織，執行政治任務的工具，也通過軍功制度得到了解決。

　　伴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動，以及軍事斗爭的需要，必然就要有一套保護經濟基礎的法律上層建筑，于是倒逼法律層面的改革，這樣我們就看到了重刑、連坐、以及種種法制的改革。

　　這些可以說都是圍繞著所有制的問題展開的，是為了保護和適應改革了的所有制關系的，比如上面說的你要組織農民，就自然出現了連坐之法。再比如：你給有軍功的農民授了爵位，給了封地，那么就自然出現了一種通過軍功誕生的新的行政組織，這時候老貴族的那種分封制就要瓦解，于是新的郡縣制就會被普及起來。

　　當然，郡縣制并不是商鞅時期出現的，但是卻是通過商鞅變法，所有制改革以后，才被普及出來的，而隨著郡縣制的普及，中央集權的一系列制度又重塑了起來，以便適應郡縣制。

　　這就是我們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但是這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上層建筑領域的改革，沒有這個改革，已經改變了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是不會鞏固的，這個改革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上層建筑改革。

　　什么意思，就是要把重農、重戰的思想深入農民心里，把貴族用“古典”、“禮樂”、“奴化”等思想宣傳麻痹農民的民間文化給掃除出去。

　　但是在貴族階級、奴隸主階級看來，他們可不會說古典教化、禮樂文化、奴化思想是麻醉劑，他們會說這是對農民的教育和提升，是對農民的文化教養，是對道德的普及。

　　在貴族階級的眼里，只有通過他們的思想教化過的農民才是“智民”，才是“強民”，才是“好民”。

　　這就跟今天的資本家一樣，在他們眼里，只有經過消費主義、享樂主義、自由主義、服從主義馴化過的群眾，才是他們眼里的好群眾，不服從他們的意識形態的群眾，那就是愚民，弱民，次民。

　　所以后來，有人提到這個時候，就批判商鞅，說他不讓秦國的農民聽音樂，不讓秦國的農民享受教育，不讓秦國的農民學文化，所以他愚民，弱民。

　　這些大哥些是真不知道中國的義務教育是哪年才開始的普及的吧，秦國的時候，你讓普通農民聽音樂，學文化，受教育，你這是跟我開玩笑呢吧。

　　所以商鞅的愚民，弱民說的是什么？？

　　他說的意思只有一個：就是沒有被奴隸主階級的文化和思想所馴化的農民。

　　農民的腦子里裝的應該是老秦人艱苦奮斗，樸素踏實，勇于作戰的思想和意識，而這樣的農民，卻是老貴族口中的愚民和弱民。

　　既然如此，那么商鞅認為，我們要的恰恰就是這樣的“愚民”、“弱民”。

　　所以，商鞅要把原來那些意識形態里的舊文化，舊禮樂統統廢除和拋棄，尤其是那些專屬貴族階級的享樂文化，詩情畫意，剝削愚弄，麻痹群眾的文化。

　　這就是商鞅弱民和愚民的真實含義，結果這一招被后來的統治階級抨擊為不讓農民思考，不讓農民學習，最搞笑的是說不讓秦國的農民聽音樂。

　　你們咋不說不讓秦國的農民看電影呢？？

　　關于這一點，即使是在《商君書》的說民篇里，也就很好的闡述。

　　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虱，有虱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國強；富者貧，三官無虱。國久強而無虱者必王。——《商君書•說民篇》

　　簡單翻譯下吧，一個國家，農民貧困，那么國家就弱，而富人卻又驕奢淫逸，驕奢淫逸就生出禍害，禍害一生，國家就弱。所以要通過變法，通過制度使貧者富，富者貧（這里的富者當指貴族階級，否則不符合軍功制的變法實際），治國之舉，就是要讓貧的人富裕起來，讓富裕的人能貧下去（自然也是指貴族階級）。貧民富裕了，國家就強了，貴族階級貧了，驕奢淫逸就少了。國家持續強下去，又沒有驕奢淫逸那些東西，必然就要稱王。

　　果然，商法六世之后，大秦帝國誕生了。

　　這哪里是什么所謂馭民之術的弱民，愚民、貧民？？？

　　要說這思想，妥妥的就是今天的共同富裕思想，商鞅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來了。難怪毛澤東評價商鞅：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所以我說大家有時間絕對值得讀一讀《商君書》，里面有寶藏。

　　回到文章提出的那個問題，商法到底是黑法還是良法？

　　我看這個問題沒什么難的，就是看你是秦國的農民，還是秦國的貴族而已。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