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80年代，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一系列重要發現引發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熱潮，又經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織“中國文明起源研討會”的推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華文明探源中的應用。在“文明”的定義上，當時普遍接受“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說法。關于“國家”的標準，有學者堅持柴爾德提出的城市、金屬和文字“三要素”說，認為中國在殷墟時期才出現國家，形成文明，考慮到殷墟時期各種文明因素均已經成熟，或可上溯到與史載第一個王朝夏代相當的二里頭文化時期。但更多學者提出只要有足夠的反映“國家”“實質”的考古證據，就可以認定國家的出現，文明的起源。

　　另一方面，將中華文明作為一個文明體和政體的結合體，探尋其起源和發展一直是中國考古學的使命。1979年，蘇秉琦指出：考古學“必須正確回答下列諸問題，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等等。”“這樣，我們就有可能對‘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做出自己更多的貢獻”。

　　因此，正如張光直指出的，討論中國文明的起源，既要關注“文明”，又要關注“中國”。中華文明起源的標準，應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進化論視角下的社會發展方面的標準；二是以歷史時期多民族統一國家和文明體為參照的文化共同體形成方面的標準。

　　二、文明定義的兩重內涵

　　從進化論的角度觀察，文明可以定義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

　　在西方語言中，civilization（文明）一詞起源于拉丁文civilitas，指的是公民的品質與社會生活的規則等。此概念起源于18世紀法國的百科全書派啟蒙思想家，他們認為文明是指人類社會將要達到的那種有教養、有秩序、公平合理的高級發展階段。19世紀以后，考古學和民族學的發展，產生了對文明的新的看法，即文明不僅存在于現在和將來，也存在于過去；不僅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世界范圍。在這種意義上，文明為人類社會的開化狀態。美國進化論學派人類學家摩爾根在其名著《古代社會》中就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劃分為蒙昧、野蠻和文明三個大的階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更加充分地論述了這一觀點，指出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

　　從世界文明多樣性的角度觀察，文明是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綜合體。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認為，文明對應著特定地理區域內的人類社會，有自己的人口和經濟生活，有共同的集體心態，即具有共同的價值觀、思維方式，以及由此主導的行為方式。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和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都將文明視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湯因比提出：“能夠予以認識的歷史研究單位既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也不是人類整體，而是我們稱之為一個社會的人們的某個群體”——即文明。美國學者亨廷頓同樣認為“文明是一個最廣泛的文化實體”；“文明是對人最高的文化歸類，是人們文化認同的最廣范圍”。這些學者均將人類社會劃分為多個文明體進行研究。

　　兼顧普遍進化意義上的社會發展和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兩個方面，我們可將中華文明定義為：中華民族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創造的、具有獨特文明基因和發展道路的燦爛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的總和。

　　三、中華文明形成的標準

　?。ㄒ唬﹪H學術界關于文明標準的主要觀點。文明起源研究中，關于社會發展程度方面的標準的討論更加豐富。

　　摩爾根提出在野蠻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出現冶鐵技術，而文明社會“始于標音字母的發明和文字的使用”，以生產力的發展和文字的出現為文明的標志。恩格斯提出因鐵器的使用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引發社會分工的加劇、商人的出現和階級分化，“國家”因此產生，提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經典論述，以“國家”為文明形成的標志遂成為世界學界的通識。

　　對于“國家”的標志，恩格斯認為主要有兩個：一是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地緣關系在政治組織中超越血緣關系；二是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的設立，產生了強制性權力機構。

　　英國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V.Gordon Childe）則提出城市、金屬和文字的國家形成“三要素”說，影響深遠。但隨著考古資料的日益豐富和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深入認識，這一標準受到了挑戰。

　　中美地區諸文明自奧爾梅克文明至瑪雅文明均未使用金屬，以黑曜石為主要工具材料。同時代南美地區文明已經有發達的金屬工藝，制造金、銀和青銅飾品及工具，中美地區文明對此也有所了解，但并未引進。說明金屬并非文明的必要物質元素。

　　世界幾大原生文明中，僅有關系密切的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文明形成之初，便發明了較完備的文字書寫系統。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上雖然有較復雜的符號系統，但至今仍未被認定為文字。中美地區的奧爾梅克文明有類似文字的符號，也未被認定為文字。隨后的瑪雅文明雖然有了復雜的文字系統，但與之有密切交流的墨西哥高地的特奧提瓦坎文明是否有文字目前未有定論。南美地區諸文明直至印加文明時期仍然沒有文字。

　　城市應該是文明共有的特征，但在各文明中的表現形式和具體功能均有差別。

　?。ǘ┲腥A文明形成的標準。中國考古學界根據中國考古資料反映的史前社會發展和各地區的互動與融合，不斷提出適合中華文明起源實際的文明形成標準，目前達成的共識大致包括以下內容：

　　1.生產力獲得發展，出現社會分工。在農業顯著發展的基礎上，出現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并且部分手工業生產專業化（如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級陶器、冶金等）。

　　2.社會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社會階層分化顯著，少部分社會上層精英壟斷社會管理權，形成王權、軍權和神權，岀現最高統治者——王，形成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及維護社會等級制度規范的禮制。權貴控制鹽、銅等重要的經濟資源及高等級手工業制品的生產和分配。出現埋葬王和高等級權貴階層的專門墓地和隨葬高等級禮器的大型墓葬。

　　3.人口顯著增加和集中，出現都邑性城市，并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岀現反映王權的高等級大型建筑和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興建的大規模公共設施。岀現明顯的城鄉分化。

　　4.出現王權管轄的區域性政體“古國”和“早期國家”，構成地緣關系和血緣關系密切結合的政治組織。形成凌駕于全社會之上、具有暴力職能的公共權力。戰爭、刑罰和殺戮等暴力行為成為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祭祀等禮儀活動在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5.各地區在社會發展的同時，發生密切互動，形成“中國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國”，奠定了歷史時期中國的基礎。

　　四、中華文明的起源

　　依據上述標準，中國考古學界普遍認為，距今5000多年前，中華文明已經形成。

　　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國各地區同步進入跨越式發展的燦爛轉折期。在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現隨葬品超過百件的大型墓葬。在長江下游，安徽凌家灘遺址出現祭壇和隨葬大量玉器的大型墓葬；江蘇東山村遺址發現目前崧澤文化最高規格墓葬。以晉陜豫交界地帶為核心的仰韶文化進入廟底溝類型時期，出現100萬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河南靈寶西坡遺址發現占地面積達500余平方米的“宮殿”式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出現遼寧牛河梁遺址群，是專門舉行宗教儀式活動的“圣地”，在方圓50平方公里范圍內，集中分布著祭壇?冢墓和“女神廟”，高等級墓隨葬玉豬龍等有特殊內涵的玉器。

　　這些考古發現表明，各地區已經出現蘇秉琦定義的“高于氏族部落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古國”。這些“古國”在地域范圍、聚落結構、社會組織及治理方式等方面已經具備了夏商周三代時期“國”的基本內涵。

　　“古國”如“滿天星斗”熠熠生輝，各類型政治構想被廣泛實踐，各地區的“撞擊”不斷迸發新的火花，造就出更具雄心的領導者。在此形勢之下，距今約5300年前后，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的領導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動下，有目的地借鑒各地區“古國”的興衰經驗和“領導策略”，首次完成了構建早期國家的政治實踐。

　　浙江良渚遺址群為良渚政體的核心區，其中良渚古城分為三重，內城面積約300萬平方米，中心為人工堆筑的面積達30萬平方米的莫角山，上有35處大型建筑基址，為中國史前最早的宮殿區。遺址群中的反山和瑤山墓地發現高等級墓葬，隨葬品中包括精美玉器、象牙器、精致陶器和漆木器。琮和璧等玉器上有達到微雕水平的神人獸面和神鳥等精細刻畫圖像，蘊涵宇宙觀和宗教信仰，表明神權的突出地位；大量隨葬的玉鉞和石鉞反映了王權和軍權的形成。陶器上出現被認為與文字起源密切相關的復雜的刻畫符號系統。

　　古城周邊有規模龐大的水利設施，包括阻擋山洪的土筑水壩和引水渠道，水利調節面積達100平方千米以上。古城內倉儲區發現稻谷遺存195噸，附近的茅山遺址發現5.5萬平方米稻田，反映了稻作農業的高度發展和國家對農產品的掌控。古城周圍玉器作坊的發現則表明國家控制的特殊物品手工業的發展。良渚文化分布的環太湖地區，聚落等級清晰，以玉器為物化載體的宗教信仰及禮制系統具有廣泛的一致性。

　　因此，學界普遍認為良渚社會基本符合上述中國考古學對于“文明”社會發展程度的定義，形成了比一般“古國”更加成熟、可以稱作“早期國家”的高級政體。2019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表明世界學界對其文明發展水平的認可。

　　中國史前社會在上述多元發展的同時，各地社會上層為獲取遠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識以宣示自己擁有超越本地民眾的特殊能力，努力開展遠距離交流，形成連接各主要文化區的交流網絡。交流內容包括原始宇宙觀、天文歷法、高級物品制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當時最先進的文化精粹。交流催生了一個在地域和文化上均與歷史時期中國契合的文化共同體，張光直稱之為“中國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國”。至此，中國史前時代形成了“多元一體”式文明演進的宏大格局。

　　踴躍參與區域間交流的社會上層應該采取了親身遠距離旅行的方式，并以某種方式記錄見聞，勾畫最初的“山海經”和“九州圖”，積累“最初的中國”的地理范圍、山川形勢和物產人文的知識，代代相傳，逐漸形成對“最初的中國”的共識。

　　日益豐富的考古證據充分揭示，中國史前各地區在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發展形成如“滿天星斗”的“古國”；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年前后形成早期國家并持續發展；各地區相互交流碰撞形成可以被稱作“最初的中國”的文明體。據此，中華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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