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迄今公布的三星堆文物上的文字，大都是以數字組合和圖畫形式出現，這些就是前輩古文字學家唐蘭所說的“數字組合文字”、“最初的文字是書契，書是由圖畫而來的；契是由記號而來的。”在未考察這些文字之前就先入為主地認定“三星堆沒有發現文字”， 是造成三星堆謎團層出不窮的內因。無視或矮化三星堆文明遺存中的文字，是上西方中心論雙重標準的當，使三星堆之謎成為永遠無解的歷史大懸案。為不再上這個當，請你與你的所有群和朋友通過此文看到：

　　三星堆文明遺存中，文物與文字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的實物證據依文字證據鏈才能整合成如山鐵證直接證實：三星堆文明的創造者——羌夏盟族先民，是炎黃子孫中的一支冠軍團隊，在世界各國青銅文明競爭中蟬聯千多年世界冠軍！厲害了，我們的蜀方國！一切“外星文明”、“域外文明”論及“三星堆沒有發現文字”的自欺欺人之談，皆可休矣！

　　(一)蜀方國的文字與人口構成及其聯夏抗商

　　與入主中原的夏商周三代同期而在四川成都平原廣泛分布的三星堆文化，作為已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文明，曾行用和發展羌夏部族歷代流傳下來的數字卦原文字和卦象文字。盡管迄今三星堆遺址發掘后公布的出土文字材料不如其他地區考古學文化那樣多，但現已公布的三星堆文化器物上，就有其歷代流傳的數字卦、數字卦的簡化體或美術體，和由數字卦與卦象符號組成的文字。如現已公認的“三星堆現在已發現的7個刻劃符號”中，就有數字卦的簡化體“×”、“∧”，美術體組合“SZ”，“∧ ”的美術體“∩”及其同不同象形符號組成的文字（阿余鐵日 2007），這些都是蜀方國早期原文字和前甲骨文字行用到晚期向成熟化發展中的文字，就像古彝文的成熟化一樣，走的是在本部族傳統語言環境中獨自發展的道路，以致其成熟化文字，既脫離了原來的數字卦原文字和前甲骨文字形態，也不同于甲骨文和漢字。后世散落于蜀地民間諸多文物上的成熟象形文字就是這類文字。

　　蜀方國早期文字中還有一些因不認識而忽視的數字卦原文字。如三星堆二號坑青銅C型 銅人首額頭上，有“H”形符號，也是神農時代以來各地居民在天文觀察中用來做記錄的數字卦“∣一∣”。還有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銅鑄塑象和兩件牙璋上的S紋和山形的符號，不僅顯示了早期蜀文化居民對黃帝時代流行的數字卦“ ˇ”和“↑”、“↓”之美術體的忠實繼承和運用，而且將這些數字卦作當時行用文字的內涵昭告于世。彝族古文字學者們已在探索用古彝族文字來破譯三星堆文化刻符，并發現三星堆文化與彝族文化在器物、文字等方面的相似性和同源性。其實，三星堆刻符與古彝文的相似性和同源性，就在于它們同源于數字卦。對此，本書系第一卷第四冊有詳論。

　　只需將拙著第二卷第四冊證明的鯀族（Z）、夏禹族（ˇ）和羌族（Y）及羌族的一個分支氐羌族、后世稱姜戎族（××）的族號及其圖案畫，與三星堆文化各地遺址出土器物上的族號文字相對照，就可發現這些部族的族號被標記到很多器物、特別是一些重要器物的重要部位，如圖1.3.4所示的這些器物，就以其標記的族號及其圖案畫，宣告了當時以三星堆遺址為中心之方國人口構成的多個族屬。

　　圖1.3.4中的1-3圖所示的“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是夏文化的重要標志，也是自鯀部族與羌部族于距今4300年間在關中地區結盟，隨之到陜北石峁遺址筑“三仞之城”（《淮南子•原道訓》），對以晉中陶寺遺址為中心入主中原的唐堯王朝發起挑戰而招致接連失敗后，逐漸遷移到甘青地區，將當地馬廠文化轉變成齊家文化，而發展成夏羌盟族再度向中原王朝奪權之根據地的重要標志。銅牌87GSZJ：36 上排列的雙列“Z”形紋（圖1.3.4.1），是夏禹部族父輩部族族號Z 的圖案畫；其另一銅牌87GSZJ：16（圖1.3.4.2）每層雙眼以上的幾何紋實呈V形，都是夏至日出入方位數字卦簡體“ˇ”的圖案，配上其間環繞的云象紋，同上述前甲骨文“ˇ龍”字一樣，是以夏禹為首之夏后氏的族號和族徽。三星堆遺址東北部的倉包包出土的銅牌突出兩個“Y”形紋豎向重疊圖案（圖1.3.4.3），顯然是羌族的族號。因此，銘記這三大部族族號的銅牌，在三星堆文化中的出現明顯宣告了：三星堆文化的主人，于距今4100-2400年間，憑著夏羌聯盟為基礎的夏王朝這時向外擴張的強勢，由分布在岷江上游的夏羌部族聯盟的一個分支遷移而來。這既合乎楊雄《蜀王本紀》關于蜀人始祖“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的記載；也一致于考古學家家們以玉器、銅器和陶器演變特征對三星堆文明來源的論證（劉新生 2016，彭燕凝 2016，朱乃誠 2020）。

　　至于金沙B型玉戈上的古數字“××”組合所代表的氐羌族號（圖1.3.4.4），既同上述三星堆遺址二期陶罐上刻劃的“×”形族號簡體相類；也與石峁遺址出土器物和夏文化遺存出土銅器上標記的同樣族號一樣（蘇榮譽1995），表明曾與鯀氏族為首的有夏族結盟創建石峁方國、與禹氏族為首的有夏族結盟創立夏王朝的氐羌族的后裔中，也有些人來到蜀地，參與了羌夏盟族蠶叢分支主導的建都立國活動。這也佐證了金沙遺址的主人依然屬于羌夏盟族的族屬。

　　金沙遺址出土的這件青銅牛首“額上飾菱形紋”，實為數字卦組合“∧×Y”（圖1.3.4.5）。其中的數字卦“∧×”， 曾在陶寺遺址出土的偏壺上以朱書的形式出現過，本書系第二卷第四冊已釋讀為甲骨文前文字“文”，有表示“經天緯地”之義，那里堯部族的人將其與卦象文字“堯”連用，表達“堯文王”之意。這里的主人用此字與羌族號“Y”連用，同樣，有表達“羌文王”之意；且這個文字組合刻鑄在象征神農炎帝族團的牛首上，顯然，是在強調自己是神農炎帝族團下屬的羌文王。

　　陜西城固出土的這件青銅戈上銘記的“Y”羌族號，在表明它是蜀戈的同時（圖1.3.4.6），也表示了當時羌族軍隊為捍衛和發揚其祖先榮譽而戰的意志；段渝（1996）判它為“形制略類于蜀戈”，與他斷為蜀戈的第三種戈一起，都存于“商文化”中、“是蜀戈向北擴散的結果”。作為蜀國出師北征商國戰爭中留下的武器，它們見證了蜀方國與商王朝之間的敵對關系。這與甲骨卜辭所載的夏人、羌人與商人之間長期爭戰的史實相符。

　　(二)蜀方國的文字與其作為成熟文明特征的宗教(略）

　　(三)蜀方國的文字與其王朝及其助周滅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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