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的中國古代傳統的基本觀點　　

——跨越“卡夫丁峽谷”啟示（13）　　

   李約瑟是研究生物化學的專家，所以他了解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人類社會的本質；李約瑟是資本主義發展最早最完全的英國人，所以他了解資本主義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無法克服的；李約瑟是系統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第一人，所以他把中國古代的各種特點和西方資本主義進行比較，得出了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傳統。李約瑟認為，正是中國古代傳統的作用使得中國能夠存在幾千年不變化。正是中國古代傳統的作用，使得中國沒有進入資本主義，正是中國古代傳統的作用，使得中國人民有了認識自己的標準。　　

   有人說，你一再地強調中國不需要資本主義，事實是資本主義已經在中國占統治地位，說這些有何用呢？李約瑟用科學的事實證明中國不會產生資本主義，對中國來說資本主義是外來的。歷史已經證明：外來的東西在中國總是要被同化的！蒙古人進入中國建立了元朝歷時近90年，蒙古的文化并沒有在中國占統治地位而是被中國古代傳統同化了！滿清人進入中國建立了滿清政府男人都留上了長辮子長達267年，滿清的文化并沒有在中國占統治地位，而是被中國古代傳統同化了！八國聯軍占領中國十幾年，并沒有把中國變成殖民地而是被中國古代傳統同化了！因此，資本主義在中國占統治地位才不過三十年，按照歷史的經驗，因為它是外來的東西所以一定會被中國的古代傳統同化！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規律！　　

   李約瑟為我們揭示了中國的古代傳統，并用事實證明了毛澤東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實行農業上的人民公社制度，工業上的全民所有制制度，計劃經濟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制度，民主集中制度等等都不過是中國古代傳統的自然延續，而不是新的創造！所以了解中國古代傳統了解我們的老祖宗是怎樣生活的對我們建立新的社會具有現實的意義和歷史的意義。　　

第一，古代官僚專制主義體制的傳統　　

   李約瑟用官僚封建主義（這是中國人的說法）代替馬克思的亞洲生產方式（亞細亞所有制）立即聲明“在歷史上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同西方社會完全不是等同的，雖然也不無相似之處。”“在過去兩千年中，從廣義上說，中國還不曾有過像西方那樣的軍事貴族統治的封建主義。”“不管叫什么名稱，中國的制度確實和歐洲人所知道的任何制度不一樣。”“我有一個想法，覺得中國的制度，從來沒有任何中間的封建主階層。整個國家只有一個封建主，即皇帝統治，而由一個極其龐大的機構掌握管理；這個機構就是‘文士貴族’中任用的非世襲的文官系統或官僚系統，或官吏系統，這一體系是否可以稱為階級那是很成問題的。因為這個體系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程度的流動性。很多家族可以上升到‘文士貴族’的地位，而重又墜落下去。那些家族如果不能產生優秀的子弟通過科舉考試選拔為官吏，就只能在社會的上層至多存留一代或二代，不久就沒落了。”士即文士官僚，就是這個國家兩千年來掌握文學和行政的優秀知識分子。不管在那一個時代，文士式的官僚和那么貪得無厭的商人相比，他們的道德準則總是迥然不同的。可見，非世襲的文官制度是古代中國的基本事實，它和現代中國發生的情況之間有相互聯系。“在現代社會中（指毛澤東時代）那種舊式的專談理論脫離實踐的公務人員或官僚已經不存在了。現在的優秀知識分子必須要有充分的實踐知識，自己參加生產勞動同時執行行政任務，才符合于新的道德觀點。換句話說，從古老原始的儒家學說的基礎上產生共產主義的社會倫理觀點新動力，從而形成了對今天和明天的行政官員和人民領袖的基本要求。”　　

第二，排斥資本主義的傳統　　

    中國傳統的封建官僚制度確實是從古代以來的社會體系中最穩定不變的一種形式。自秦到清“那個制度對于保證中國文化的延續性一直起著主要的作用。但是那個制度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在于，它（像在印度一樣）阻止了資本主義在本國的發展。這種官僚制度的統治是非常成功的；它抑制商人，使他們不能上升掌握國家權力；它限制商會的范圍使它只能起福利互助的作用；它扼殺了資本積累的萌芽；它對礦業課以重稅使它不能生存；它對航海事業和對外貿易施加壓力徹底摧毀（如15世紀鄭和逝世后的情況）；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制度兩千年來搜羅了社會各階層中最優秀的人才為之效力。只是憑最后這一點，就可以有力地說明，為什么西方封建制度不得不讓位于資本主義制度，而中國的官僚封建主義卻可以平安無事地一直保持下來。西方貴族世襲的原則不能使最優秀的人才登上最有權力的位置。當社會上最聰明能干的人不走教會統治集團的捷徑，而從事商務貿易或者成為皇室顧問時，西方的封建制度就頻臨末日了。在中國則不然，因為行政官吏都是從那個時代最優秀的人才中選拔出來的，就不會像西方社會那樣，由于貴族后裔的懦弱無能而引起人民強烈的不滿和反抗；這是導致西方封建制度崩潰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今天西方人必須認識，對中國人來說，資本主義在本質上完全是外來的東西。由于西方人在短短幾個世紀中僥幸地發展了現代科學技術從而憑借軍事力量強迫中國人接受資本主義。中國人和西方接觸之初，資本主義并未隨之而來。十六世紀的葡萄牙商人和十七世紀的耶穌教會教士雖然各方面都給中國人帶來很大影響，但是在經濟方面卻絲毫沒有觸動。直到19世紀鴉片戰爭發生后，才使中國文士貴族感覺到工業化確實是不可避免的了。”大官僚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開展洋務運動辦起了官商合營的兵工廠和制造廠，從外國請來了工程師。“這種企業當然不具備西方企業公司長期積累的經營管理經驗，無法和西方競爭。”“因此，在大半個世紀中，中國政府和官僚們覺得還是做出讓步，讓那些熟悉業務的外國人去辦。其結果就嚴重遏制了中國人自營企業的發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外國人放松了在中國的營利活動，中國資本家的自營企業才得到了一個發展的機會，這些自營的企業家人數是極少的，不能稱為一個階級。他們過去大多以買辦的身份與外國廠商有聯系，因此他們能夠將現代的金融管理方法應用于中國企業。但是即便如此，他們所占有的領域還是極小的，沒有超出輕工業的范疇，而大部分的工礦企業、重工業和鐵路運輸企業仍掌握在外國資本家手中。他們與外國資本家仍然結合在一起，共同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同時為了提高自己的聲望，他們必須要同國內最受尊敬的知識官僚家族結合起來。國民黨無非就是這種內在的社會本質的表現形式而已。”而國民黨的鎮壓手段是十分嚴酷的，因為歸根結底，資本主義這種社會制度是中國人民從來不習慣的，不需要的，而且越來越不愿意接受的。“國民黨所日夜憂慮、夢魂不安的一個問題就是：歐洲的‘黑暗的魔鬼作坊’時期那種無限制發展資本主義的方式顯然不是通向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唯一的道路。另外有一條康莊大道，通行無阻。”　　

第三，官僚體制“提取回扣”的傳統　　

傳統的官僚制度最重要的一種表現形式，我稱之為“提取回扣”的特征。和朋友談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表現最起勁的就是貪污勒索。一個縣官告訴我：“過去的狀元當上八府巡按，到了各州各縣，都要盛宴款待，所有的碗筷杯盤都是銀子做的，吃完了就送到他們的行邸去。幾個世紀以來一向如此，已成慣例。這就是他的‘回扣’”這個辦法是通行無阻的，已經成為社會運轉規律的一個部分。中國老話說“升官發財”就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傳統準則。　　

中國自古以來，捐稅都是以實物方式從各地征收，以大批船只滿載著糧食、絲綢等運往京都。而且歷朝政府向例給各省官吏的薪俸都不足以維持生活。所以，官僚們要保持自己的排場，唯一的辦法就只有提取百分之十的回扣了。他們一直是這樣做的。　　

之所以想說明以上各點，想說明“隨著社會和工業的變化，在行政‘道德’觀念上也必須要有深刻的變化。否則，舊社會就不可能轉變為現代化的新國家。”　　

第四，    中國人尚文不尚武的傳統　　

    官僚封建主義另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在中國社會中形成了一種尚文不尚武的社會風氣。古代縣官們的統治基本上是依靠文教感化，而不是靠武力鎮壓。這一點在中國傳統社會里是極其重要的。自有人類以來，一切社會都依靠武力，中國也不例外。但我們絕不能忽視另外一個重要的特征：中國傳統社會幾千年來從來沒有執行過貴族統治的原則。所謂貴族，概括地說，只是包括統治皇室的親屬；那些貴族的成員往往被看做是爭奪皇權的嫌疑人物，因而受到嚴密的控制，不得參與官僚政治；到朝代更迭的時候，貴族也隨之消滅了。他們完全不準許掌握軍隊。“我認為中國尚文不尚武的精神仍將繼續保持下去，并且預示著今后幾個世紀中基本上和平發展的前景。”　　

   第五，統治者和人民結合的傳統　　

   在中國社會中有某些特性是非常牢固不變的。在中國統治中“一貫強調人民之間的團結和領袖與人民的統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古代皇帝和大臣們每年都要舉行禮節性的耕田。皇帝就是天子。他受命于天，治理天下萬民。自古以來，皇帝負有保持日子繁榮昌盛的責任，尤其他要負責選擇適當時令進行耕作。他既是君主，又是宇宙守護神的祭司。他代表天下萬民向上天祭獻，不但要為萬民祈福，而且要以自己的行動祈求上天降幅。他必須以上天的意志行事。因為皇帝有君主和祭祀的雙重使命，所以中國的老百姓對皇權產生了深厚的愛戴之情。“從而形成了一種觀念，認為政府不是單純地依靠人的力量構成的，并不是由于某一個人比其他人強而組成了政府。政府是整個宇宙運轉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六，國家管理水利工程和公共建設事業的傳統　　

在現代中國的社會歷史背景中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特征。關于中國官僚專制主義的起源，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論點，認為那和中國古代水利工程超越一切的重要性是有關系的。水利之所以重要可以推源于中國的地理以至地殼結構的特征。農業方面需要灌溉渠道以進行集約耕種，需要筑堤以防止水災，需要開掘運河為朝廷運進各省的貢賦。這一切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一貫重視大規模的公共事業的傳統。這一傳統至今仍占著重要的位置。　　

第七，國有化生產的傳統　　

中國人有國有化生產的傳統。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紀元前四世紀。但是正式頒布命令則在紀元前120年。到了紀元前81年就出現了令人驚嘆的偉大著作《鹽鐵論》。這是一本爭論記錄的書，核心是鹽和鐵的國有化問題。當時的辦法是把鹽鐵生產收歸國有，由政府派官吏管理。在全國各地成立了許多鑄鐵局，進行冶煉和鐵器制造。中國在紀元前2世紀鑄鐵技術已相當進步，而世界其他地方在公元14世紀才掌握了這門技術。鑄鐵局的一個任務就是鑄造農業工具如犁鋤耙鍬等等。到了漢朝后期國有化的范圍更擴大，釀酒工業也歸國家經營了。“顯然，現代中國的國家占有生產資料的思想，在中國的歷史背景中早已存在。”所以，國家統制的概念在中國并不是什么大膽的革命思想，而是根據中國歷史發展的自然趨勢。在這一方面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思想觀點有極大的差別，因為西方人在過去三百年中已滲透了資本主義的個人企業發展的思想。中國現在的企業的原動力是社會主義的合作互利的精神，而不是個人主義的擴展或謀利的精神。　　

第八，社會等級排列的次序的傳統　　

與國有工業生產有關的就是中國社會等級的排列次序的問題。這里等級不是階級。古代歷史上是士農工商。這種排列順序在中國人思想深處是經常存在的。這句成語自從紀元前3世紀封建結束，帝國統一之時起，幾千年來一直廣泛流傳著。中國人一直把商人放在末等地位，對于兵士也有類似的看法。今天這仍然反映著中國人一種類似直覺的心里特征。“國民黨之所以崩潰主要是自然要歸咎于他們的銀行家、買辦、商人集團所做的種種罪惡勾當。”中國的知識分子　和大學　教授對于不學無術的國民黨從來沒有寄予任何幻想。他們絕對不相信國民黨的資本主義是代表中國文化演進的必然道路。他們口頭上高談什么封建道德，提倡什么新生活運動。而他們自己卻大量搜刮財富，這和他們的倡導的新生活教條完全不相符合。　　

   國民黨暗示的次序是“商士工農”。共產黨排列的次序是“工農士商”。　　

   第九，中國以農為本的傳統　　

   在中國歷史上，農業一向看作是國家的根本，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農民自古以來就占相當高的位置，僅次于士。在中國文化中常體現出對農村的深厚感情。因為，歸根結底，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中國的文化含有一種顯著的農民的（或者自耕農的）精神氣質。中國文學中常常有“歸田廬 ”的題材。許多詩人譜寫詩篇歌詠歸田之樂 ；要辭去官職，脫離塵網，回到自己的祖先的田園中去，葉落歸根。“今天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力量的來源，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黨員都是在農村里成長的，和農民生活在一起的。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具有‘農村黨’的優點，既是革命家又是農民，一身而二任，這只有在中國才能取得成功。但是，這也是在農村中取得和保持領導權的一個主要因素。”　　

  第十，尊重勞動的傳統 　　

  同這種尚農的傳統觀念相聯系的就是中國歷史上一貫的尊重勞動的觀念。這種觀念可能在文學中并不占統治地位，但是歷代詩人卻是不斷歌頌勞動的。杜甫、白居易、等偉大詩人所以至今受到熱愛，就是因為他們在詩篇中總是歌頌農民，譏諷官僚和譴責黷武的軍閥。所以形成這種風氣，其部分原因可能就是由于有些政府官員必須掌握水利工程，公共建設以及交通運輸方面的技術知識。但是另一方面，脫離勞動和實踐的現象在中國也很普遍，因為，歸根結底，行政人員的修養主要還是在文學方面。　　

   一切國家的文化都具有理論脫離實踐的傾向。但是所有最偉大的思想家、實驗家和藝術家們都知道：每個人只要把體力和腦力（或智力）勞動結合起來才能夠達到人類成就的最高境界。這種結合無論在理論科學或技術發展的歷史上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由于兩者的結合，才產生了先蘇格拉底時期許多唯物主義的設想，才形成了亞里斯多德學說的精藝，才啟發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工程師們的聰明才智，而以達。芬奇的成就達到最高峰。在以后的幾個世紀中出現的瓦特、斯蒂文斯、愛迪生等也是這樣。更進一層說，理論與實踐結合不但使我們能夠真正地認識自然，而且還可以使我們與社會底層的人民建立更深厚的感情，因為他們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仍然以體力勞動為主。　　

  有人認為在中國勞動是一種懲罰性的勞役，那是某些作家出于誤解的歪曲宣傳，令人深感遺憾！　　

   第十一，道德陰謀權術的傳統　　

   在中國歷史上到底有多少虛偽奸詐的成分呢？不消說，這種成分是很大的，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都是如此。但是，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成分可能比我們所想象的要少一些，因為幾千年來歷代最優秀的知識分子都忠誠附庸儒家崇高的道德觀念。歷代的詩人都歌頌這種道德觀念，而在中國，最大的詩人本身也都是官吏。歸根到底，中國歷來就有一套我們不妨稱之為標準的管理人民的藝術，例如，頒發各種恩惠、互惠義務、例行榮典等。此外說服教育的藝術在中國生活中有悠久的傳統。這一特征也許是在中國文明初創時期由于一些偶然性的特殊技術條件而形成的。中國在周朝封建時代，諸侯貴族的防御武器設備是很薄弱的，而平民百姓卻善于使用一種堅強的武器，弓弩。因此，說服教育作為一種社會統治的藝術就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另外，還有一點，生活簡樸是一般公認的美德——在非工業化的社會里大都如此。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也有帝王驕奢淫逸，生活糜爛，但其結局總是悲慘的。中國人的精神一向反對無原則的權謀，不正直的行為和奢靡的生活。爭奪和攫取的行為是品德高尚的人所不愿做的。君子和人民是結合在一起的，正如梁山“好漢”的領袖們，他們是在人民之中，而不是在人民之上，發揮其領導作用。　　

  第十二，監督官僚的公眾輿論的傳統　　

   有人說在中國中古世紀公眾輿論是不存在的。這是錯誤的。中國的文士貴族，特別是那些文官體系或官僚系統中擔任公職的，他們的影響是很大的，他們監督官吏也監督皇帝（諫官）。這些文官們都是堅持傳統的教義。當和皇帝發生沖突的時候，他們并不妥協，因此他們一再放放逐或處死，但并不因此平息儒生們的抗訴。因此，在各個朝代中，文官體系中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在京師的知識分子，往往形成廣泛和明智的輿論勢力，而他們一般也能反映廣大平民百姓的意見。　　

   第十三，社會團結力量的傳統　　

   在任何一個文化體系中，這都是在生活和思想上有根本性重要意義的一個方面。首先我們必須談一談中國的大家庭制度。在中古時期，它確實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有許多情況是和大家庭制度分不開的。例如，提倡不妒的美德；崇尚禮儀的風氣；“顧全面子”的普遍現象，這是出于一種不要使別人難堪的意愿。大家庭的維系力量主要就是依靠容忍。1958年我在中國到處看到的是人民自覺自愿，滿懷熱情，共同努力提高生產和實現現代化；對古代文化的自豪感促使他們努力爭取在現代世界上取得應有的地位。在公共衛生、社會服務、工業建設以及各種福利事業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是我們親眼目睹的。“而這一切成就如果沒有不同年齡，不同種類的體力和腦力工作者真誠自愿的合作與團結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　　

   談到商人之間的關系，一般認為中國是有商會的，但是中國的商會從來沒有起過像西方社會的商會哪樣重大的作用；從來沒有在國家政府中取得權力，從來沒有侵犯過皇家官僚行政體系的權力。這是因為官僚政府故意限制了商人的勢力。“從這里，我們就可以找到答案：為什么中國社會后來沒有發生歐洲那樣的文藝復興，因而也沒有出現現代的科學？”　　

西方人認為城市是人民合法的安全保障。在中國人看來這是難以理解的。“中國的城市在根本上是皇家行政系統的一個環節。在西方國家，城市中往往由‘市參議員’或‘商業巨頭’獨立管理市政，公然對抗貴族而直接和統治的皇室掛鉤。這種情況中國人從來沒有聽說過，也是難以理解的。”　　

第十四，高度互助合作的傳統　　

在中國人民的生活中還有不可忽視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在農民中間一向有高度的互助合作。在各個朝代，“村”一級的合作成分總是存在，雖然有時多一些，有時少一些。所以中國現在政府成立初期所提倡的互助合作運動，其實并不是前所未有的，暫新的東西。在中古世紀，各縣的行政長官（縣丞）對于各個村子的事往往不大過問，只要各村的村長能夠按時完成上交租稅和征集壯丁的任務，他們就完全有權和當地的族長們共同商討決定有關村上的土地使用，道路橋梁修建，以及其他有關公益的事務，這就是土地公有制下的村社自治傳統。　　

至于人民公社，在我看來，這不過是目前中國已經普遍實施的合作社制度的進一步擴展。在原則上，這是符合中國社會的傳統精神的。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中國勞動人民是能夠接受的。　　

第十五，中國民主的傳統　　

雖然中國的傳統并沒有受到著名的希臘文化的任何影響，但是在中國文化中卻深深蘊藏著一種天生的民主氣息。對于有才學的人，不論出身高低一律受到尊重；在儒家理論中有深刻的人道主義精神；對工人農民一貫尊重其人的尊嚴。“所有這一切在我們同中國人的交往中，以及在中國人自己相互關系中，都可以生動地體會到。此外我們不能忘記，兩千年來中國主要的社會哲學學派的一條基本原理是：人民有權利和義務‘反對不符合儒教精神的君主’，這比歐洲的宗教改革者提出的類似論點還要早將近2千年。我想，我們可以斷言：雖然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從來沒有西方國家所說的那種‘代議制’的民主政體，但是中國也絕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樣一個純粹的專制獨裁的國家。中國是一個高度立憲化的國家（憲法是不成文的），是依靠風俗習慣進行統治的。”　　

   第十六，中國人的唯物主義傳統　　

   現代中國人如此熱情地接受辯證唯物主義，在許多西方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他們想不明白為什么這樣一個古老的東方民族竟會如此毫不猶豫、滿懷信心地接受一個初看起來完全是歐洲的思想體系。中國學者說：“真是妙極了！這不就是我們自己的永恒哲學和現代科學的結合嗎？它終于回到我們的身邊來了。”永恒哲學就是中國的非二元論的、有機的宇宙觀。　　

  歐洲人一直在神學的唯心主義和機械的唯物主義之間搖擺不定。歐洲人要想達到兩者之間的平衡，那是多么的困難啊！一方面是原子傳統，另一方面是唯心主義傳統。這種二元論的沖突反映在無數無數的矛盾之中——必要和自由的矛盾，物質與精神的矛盾，情欲與禁欲的矛盾，現實與理想的矛盾——這一切就好像在一個宇宙性的大戰役中的許多局部的交鋒。這種情況在中國是從來不存在的，因為，在中國，人世間的皇帝既是君主又是牧師。天子就代表天上的北斗星，一切星辰都圍著它運轉。　　

   中國文化深刻的一元性不但有利于中國人接受辯證唯物主義，因為他們把它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永恒哲學的一種全面發展的形式；而且這和一黨專政國家概念也是非常適合的，中國歷史傳統向來就是如此。　　

  第十七，沒有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和神學的傳統　　

  在中國文化中缺少某一種思想，最明顯的就是它從來沒有唯心主義思想的堅強傳統。從莊子的著作中沒有形而上學的思想。從整個說來，我認為更多的是神秘主義而不是形而上學。佛教思想對于中國的思想的發展來說，其影響是微乎其微的，佛教思想被看作是異端邪說。　　

  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塵世并不是虛幻的；賢明的政府和公正合理的社會是可以實現的；男女之間的關系正常的家庭生活是自然的人生之道；人類可以通過自己的力量獲得拯救。因此，在中國也從來沒有出現過強有力的神學思想。造物主和上帝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宇宙體現著一種天然的秩序，完全排除了法律概念。　　

  第十八，中國人討厭法律原則的傳統　　

  在中國歷史上一貫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反對編撰法典和討厭法律原則的傾向。中國人有一種深刻的信念，認為任何案件必須根據它的具體情況進行裁判，也就是說，就事論事。雖然從漢朝后期每個朝代都有法學家編了不少的判例匯集，而且每個朝代都有欽定的法規。但是總的來說，這些法規從來沒有起過像歐洲的查士丁尼法或其他偉大法典的作用。而且在中國人思想上“公正”的觀念比“成文法”的觀念要重要得多。同樣地中古世紀的中國社會還有一種不喜歡法律訴訟的傾向。老百姓盡可能避免到那個要錢的縣衙門去。　　

  第十九，中國科學應用的傳統　　

  只有研究了中國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制度，才能夠理解為什么在上古時代中國的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有驚人的發展，而在十七世紀后，現代科學在中國卻沒有發展。從廣義來說，在紀元前3世紀至公元十五世紀之間，中國比歐洲的科學技術要進步得多。但是從文藝復興以后，歐洲的科學開始占領先地位了。這是因為“歐洲有許多特殊因素必須考慮進去；歐洲歷史發展的具體條件，歐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歐洲重商主義和工業化的建設日益增長的需要，希臘人從先蘇格拉底時期以后對歐洲文化歷史一貫的推動和促進作用——所有這一切以及其他類似的因素都足以說明這個問題。”“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把現代科學在歐洲的產生和成長歸之于什么歐洲精神的神秘命運或者歐洲人的天賦才能。”　　

  為什么現代科學的勃興發生在歐洲而不是發生在東方文明中？在中國古希臘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因為它不是封建社會。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對于現代科學的勃興起著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國，商人的利益一貫受到抑制的。此外還有思想意識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家族祖先體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內在的“道”使他們自然地達到和諧；而另一方面則是原子作用和機械推動的理論。現代方式的自然科學的產生似乎需要有一種啟發性的自然純樸的因素，而這種因素恰恰是中國天賦的智能所缺少的。　　

中國人能夠更好的把科學應用到人生事務上，這方面要比西方高明得多。中國早在紀元前2世紀就習慣用澆注法制造農具了。　　

西方人必須認識，在中國人看來，科學并不是出于基督教傳教士的慷慨恩賜，并不是在中國自己的文化里毫無根基的。相反地，科學在中國文化中有光輝燦爛而深厚的根基。這一些中國人現在越來越清楚地認識了。　　

   第二十，中國人有虛心聽取意見的傳統   　　

以上各節所述，其目的是想通過一個對于偉大的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研究者的目光為考慮現代中國問題提供一些歷史背景知識。我沒有任何企圖想貶低現在中國政府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對于改善中國老百姓的命運所取得的驚人的成就。同時任何一個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現代中國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須要懂得悠久的中國文化傳統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這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識貧乏得可憐。確實中國自己的學者有時為了論證新生的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往往會貶低自己過去的歷史，過分強調了過去婦女備受壓迫，地主貪殘兇狠等等陰暗方面，而低估了幾千年來哲學和藝術方面的偉大成就。這種情況只能說是自暴自棄吧！事實上，世界上其他各國都需要滿懷虛心地向中國學習，不但向現代的中國學習，也要向歷史上的中國學習，因為從中國人的智慧和經驗中，我們可以獲得許多醫治現代病的良藥，以及推進今后人類哲學發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勞動者　2011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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