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科治療，西醫忽悠了中國人一個多世紀

——關于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思考

潘德孚

2011年8月29日

2008年,中國人體學專業委員會召開原創中醫復興論壇，我作了《生命的定義與生命的特性》的介紹后，余興未盡，聽眾要我繼續講幾分鐘。于是，大會主席林中鵬先生說在第二天，再給我講一小時。但是到第二天，要求講的人太多了，最后便被減到了15分鐘。人有了一些思想，總想要說給別人聽，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但我這準備了一小時的講演，如何壓縮為15分鐘的呢？只能走著瞧了。我寫這幾句說是把我最想講的話進行壓縮，而且壓縮得讓自己也覺得比較滿意的，因此寫出來讓大家一起欣賞我的奇文吧！

關于市場醫學這個概念

當時，我說：“我認為，現在的醫學稱為市場醫學。市場醫學是個怪物。因為醫學是要命不要錢的；市場是要錢不要命的，結合起來不就成了怪物嗎？我認為，醫院里的內科醫生不是醫生，因為，醫生是看病的。但他們是不會看病的！你一去，他們就給你開檢驗單，叫負責儀器的給你看病。這不是明著告訴你：“我是不會看病的。你要先去給這些儀器看，然后我給你開藥方。”看病看錯了，跟他沒一點關系；天底下哪有這樣病給看錯了與看病醫生沒關系的便宜事呢？因為病不是他看的，而是儀器看的。吃藥吃死了人也跟看病的醫生沒關系，因為藥是制藥公司供應的，醫生是不知道這藥是怎么生產出來的。這樣的一個圈套，我們中國人鉆進去一個世紀茫然而不覺，實在好笑。一個自譽為東方聰明絕頂的民族，陷進了一個設計極簡單的圈套而不自覺。

外科醫生也不是醫生，他們只是一些技師，是負責做手術的。這個手術做好做壞是他們的責任；但是，這個手術做對做錯，跟他們沒關系。這就是你上醫院去看病，外科醫生總是要你做手術的道理。”在外科醫學全面把控的醫院里，做手術的越來越多，不該做的都給做了，本來進醫院是好手好腳舉動敏捷的，一下子就變成殘廢了。猶可，送了命也可能，但你已經簽了合約，跟他們沒關系。當然，殘廢也有很多是因為使用抗菌素造成的。因此，我們的社會，每年殘廢人要增加400萬。這是因為，我們弄錯了一個概念，把技師稱為醫生。這個概念的錯誤，為什么會增加殘廢率呢？因為，醫師的責任是維護生命與健康，而你生了病便去問外科專家，專家為了生意，便會“創造”種種理由說服你做手術。你一上當受騙，上了手術臺，就下不來了。因此，我奉勸患者，術前細思量是最重要的。醫療的陷阱深著呢！

再說抗菌素。盡管抗菌素在它的歷史上對外科手術，尤其是戰爭、地震災害、車禍等做過重要的貢獻。但是在現在這樣和平的年代，外科手術和抗菌素的使用過度，因而都大部分地變成了災害。我十分贊賞鄒紀平先生的勇氣，他竟然敢于倡導反對把西方醫學作為醫學主流，堅持中國傳統醫學為主的觀點。（傳知行雙月醫改學術研討會——中西醫之辯）我相信只要全民都能知道鄒先生的創議，破解民眾的看病貴看病難問題必迎刃而解。

關于中國的最大醫托

中國人有句話叫“三代出名醫”，此話蘊含的深意沒人掂量。究其實，這話內涵極其豐富。名醫就是有名的醫生。醫生有名有兩層意義：一是說治病的本事好；二是說周圍群眾中名氣大。有名是不是就等于治病的本事好呢？不見得。過去有個故事寫上海小兒科名醫徐小圃，治自己的兒子的病幾乎束手，卻被祝味菊一劑救活了，所以，民間又有一句話叫“一味單方，氣死名醫。”可見，歷史上很多第一代中醫，名氣都不大，第二代、第三代才逐漸大起來的。這既說明中國歷史上人們對醫療的謹慎；也說明醫療經驗的積累的困難。

醫學到了現代，在西醫全面控制了醫療系統后，名醫再也不用三代廝守了，只要利用醫托，你就是剛剛畢業的學生，也可以馬上成為名醫。西醫內科只有一百年的歷史，還沒有多少治病的經驗，就馬上讓醫學專家遍布全國。萊恩爵士想出了一個用切除結腸減少腹內細菌的辦法，就成為世界名醫。問題是成千上萬的人為了預防內科病切除了結腸后，從此變成了永久病人不久于人世。病灶感染論的創始人亨特爾于1910年說“貧血、胃炎、結腸炎的最重病例，不明原因的發熱、紫癜、各種神經疾病（從精神抑郁到脊髓的實質病變）、慢性風濕病、腎臟病的最重病例，都起源于或并發于口腔敗血癥（口腔的感染）。”（《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第84頁）例子還很多，就在上個世紀初，西醫的內科病理學還十分幼稚，而不到50年就全面控制中國的醫療權力靠什么？現代有個最好的名詞叫醫托。這個最大的醫托就是衛生部。所以，醫改的困難不是因為它復雜，而是因為我們所托非人。

為什么注銷65歲以上老中醫開個體診所的資格？

中醫之所以能治疑難病，是因為中醫學的理論基礎建立在生命研究之上，而不是像西醫學建立在尸體之上的。尸體的沒了生命的身體，西醫設置了解剖學。但生病的是活人，是有生命的人，尸體是不會生病的。所以，研究尸體治活人的病，實際是開生命的玩笑。這種開生命玩笑的醫學，竟然能迅速壓倒中醫，是什么道理？這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本文省略。如果讀者有興趣，可以網上查筆者的《醫學社會學》。

一百年來，西醫以科學的名義，全面壓倒了中醫。全國的醫療被西醫全面控制，雖然還有那么幾個中醫院。但這些中醫院，不用西醫西藥就活不下去。因為，西醫西藥具有價格上的優勢——能掙錢。可是，沒有人知道他們用西醫西藥治病究竟治好了幾個病人。醫院的集體性，決定了醫生的責任心不會像個體（診所或醫院）那么強。但是，任何一次醫療事件，都是醫生對病人的個體負責行為。我這里只指內科治療。治病的結果如何，誰都沒有絕對把握，靠的是醫生個人治療閱歷的增加來提高治療能力的，這才是老中醫受到重視和歡迎的道理。說明老中醫的存在，是對西醫的最大威脅，因此，才有了注銷65歲以上老中醫開個體診所資格的文件。

這是一個由市衛生局出面的文件，我過了65歲后接到這個文件。我在溫州市，是最早開個體診所的。看了這個文件心中極是不滿。于是我去衛生局質問，答復我的是個女的醫政科副科長。她說，65歲沒有民事行為能力了，所以，不能擔任個體醫療機構的法人了。身體好的人，可以去醫院或集體診所。據知這個副科長是個護士出身的，才會講出這樣一點水平也沒有的話來，像個大學畢業的嗎？我覺得自己到這樣的年齡，還只是剛踏進辨證論治的門檻，就不給干了還說是要發展中醫呢！于是，我就上北京告狀，通過關系找到醫政司的副司長，她攤攤手說，這些都是下面的事，她們管不了。

我覺得奇怪的是，后來出了張悟本綠豆湯之事，衛生部竟然為此召開了專家座談會，狠批張悟本。張悟本的芝麻綠豆湯的事衛生部要管，事關中醫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們卻不管，這不是明擺著的：衛生醫政部門對中醫干的是明里支持，暗里消滅之事。因為，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從上至下都是西醫掌權了，中醫只不過是他們應付上級和應付民族的一個花瓶子——擺飾了。為什么現在呼吁成立中醫部？就是因為衛生部實際就是西醫部，中醫如上所言是被西醫專政了。

現代的中醫院和集體診所，都已成了消滅中醫的場所。因為，醫療是醫學的實踐行為。醫學是通過醫療實踐而得到發展的。醫療是醫生與病人個體對個體的負責行為。這一行為的特點說明，醫學具有極強的個體性。也就是醫學靠個人的治療經驗積累、總結，發展起來的。那些集體單位，卻是消滅個人經驗積累的地方。古代有名望的中醫，都來自民間，而不來自廟堂。

真正的科學醫學是治好病的醫學

近一段時間，拿現代醫托的個人來說，方舟子是最大的醫托了。他有沒有拿美國制藥公司的錢我沒依據，但他所做的，比一個醫托的生意要大得多。他不是在為某個醫生拉病人，而是為西方醫學拉病人。這里的醫托只是一個代詞罷了。照理說，拉病人的醫托是只說自己的好，不說別人的壞，方舟子做得突出的是不僅說西醫的好，更大的重點在說中醫的壞。

一百年來，我國的“廢除中醫”之聲不絕。2007年，方舟子在美國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辦了個新語絲網站，出版了《批評中醫》一書，在著名的《中國青年報·冰點》上發表文章，并組織了一些人，號召簽名廢除中醫。方先生也實在是太不識時務了。現在還發表這些內容十分陳舊的文章，不是自討沒趣嗎？自非典之后，事實已經證明了中醫的內科治療遠勝西醫。要不，醫院里很多聰明的內科醫生和護士，就不會把疑難病推給中醫了。其實，醫療上沒有勝不勝的問題，而是正確與錯誤的問題；關鍵在是能不能把病治好。不能治好病的西醫，與能治好病的中醫，不是醫學的科學不科學，而是醫學的是與非。

為什么說西醫不能治好病？因為，西醫用藥治病，而藥物的研制被制藥公司控制了。麥克塔格特說：“醫學研究不公正的一個最大原因就是大多數研究是由某些公司資助的，而這些公司在不同結果上存在利益差異。這些藥物公司不僅支付研究者薪水，而且經常決定研究是否發表、在哪里發表。必須記住，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企業在疾病健康上存在巨大的利益：如果某個藥物公司只是發明一些快速治愈的藥物，而不是終身‘維持’治療，那么它將很快破產。”（《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9頁）這說明西方的藥物研究是由制藥公司主導的，因為它出研究的錢，因此它得到的回報是研究出來的藥物，不能把病治好，而是要終身維持治療。你進醫院看它的各個科室，糖尿病科、心血管科、腎病科、泌尿病科……反正，不管哪個科，都是要你終身維持治療的。別以為醫生在治你的病，他們實際上是在替制藥公司賣藥；他們沒有治好你的病的藥，因為他們不是制藥公司。

筆者讀了方先生的著作后，感觸甚深，經歷過文革之劫的老年人都目睹紅衛兵運動。如果把方舟子比之紅衛兵，有過之而無不及。紅衛兵只是一些年齡輕輕的小青年，打老師、燒圖書，而方舟子是個戴著生物學博士帽的專家，何況“冰點”是《中國青年報》的一個專欄，很有號召力的，也確實會蠱惑一些小青年。這樣被方舟子利用起來不是“相得益彰”嗎？不過，即使如此，方舟子仍不能撼動中醫半分。因為，這科學醫學的醫院里，凡是治不好的各種內科病人，醫生、護士，就會推給中醫，而且，有很多給中醫治好的。

用一輩子的藥就不是治病的藥

我剛認識了一個叫吳仁君的朋友，坐在我診所里說笑。他說自己從未生過病，什么都不懂，四年前，那天檢查身體，醫生說他得了糖尿病，要他馬上住院。住院后問醫生：你們準備給我用什么藥？醫生說：用胰島素，這藥效果好。他就問：既然這藥效果好，那要用多少時間能把病治好。醫生說：這藥是要用一輩子的。他覺得不懂，就問：既然要用一輩子的，那為什么要我住院？總不會住一輩子的院吧？這不是說明這病你們是治不好的了。于是，他決定不治而出院。出院后，去吃中草藥，現在痊愈已四年了。我想，所好他沒用上胰島素，上鉤者，想再擺脫就難了。

糖尿病在醫院里設有專科，也就是有專門治糖尿病的專家。然而，沒有人質疑這些專家：既然當了專家，這一輩子治好了一個糖尿病人沒有？答案當然是：一個也沒有！專家當然比普通醫生要好，如果沒有治好一個病人的醫生可以升為專家，那么，升為專家的條件就不是治好病，而是別的什么了。醫生升級，不是看治好病人有多少，而是看他的論文，可見這論文的價值了。現在醫院的的科室越來越多，專家當然也越來越多了，基本上都是靠不是治好病的論文升級的專家，而不是治好病人多的專家。那么我們便會明白為什么醫院里的醫生，都要病人吃藥吃到死為止的原因了。

把疾病分為內科、外科還有話可說，但是，分成幾十個科目就不能算是治病的了，除了做手術，沒別的用處。所有的疾病，幾乎都是內科病。明代陳實功，寫了本《外科正宗》中說“氣盛兮，頂自高而突起；血盛兮，根腳束而無疑。高腫起者，忌用攻利之藥，以傷元氣；平塌漫者，宜投補托之劑，以益其虛。內熱甚者，量加消毒清劑；便秘燥者，必須通利相宜；使臟腑得宣通，俾氣血自流利……冬要溫床暖室，夏宜凈幾明窗。飲食何須戒口，冷硬膩物休餐。癰疽叫屬外科，用藥即同內傷。脈虛病虛，首尾必行補法；表實里實，臨時暫用攻方……”雖說是治外科病的，句句都是內治法。這說明，中醫不管病生在身體的哪里，都是看作生命的整體生病，看整體產生的信息，都是通過辨證論治進行整體調整，而不是把它看作僅僅是體表皮膚上某處的疾病，不是以為只要用手術切除了就完事。

現代醫學可以無病造病

人是最聰明的動物，但也是最容易受騙的動物。否則就不需要做廣告了。君不聞，全國有無數的人在喝含有三聚氰氨的牛奶嗎？君不見我們一進醫院，醫生就給你開檢驗單嗎？這不是告訴你：我是不會看病的，你去給那個機器看吧！那么你找這個醫生干什么？這檢驗單，你自己不會開嗎？單子你開，他開，只是填了個名字，誰不會呢？只不過，他有一個醫生的牌子。牌子遮住了你的眼睛，你才以為你不會他才會的。所以，我說，人是最容易受騙的動物。無怪乎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說：“宣傳會把魔鬼變成天使。”

“你不信，反正我信。”別以為這話說錯了，我倒以為王勇平沒錯，他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說法。因為社會上人多了，復雜了，有千奇百怪，才有萬紫千紅。之前，很多人都在嘔吐，他們吃了用燕兒糞、豬皮和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做起來的血燕窩。最近，這內幕被揭穿了。雖然，有的人想起來就會發生惡心、嘔吐、泄瀉，頭腦敏感的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人則悶聲大吉，還是忘了的好。所以，洪昭光不怕有人罵他，如果他不說一杯牛奶救了一個國家，也許把三聚氰氨喝到肚子里的人和因此而生了腎結石的孩子就少得多。所以，文章千古事，有一點名氣，就拿出來賣，自己得蠅頭小利，干了害人一輩子的壞事就是給人做藥品或營養品的廣告，實在不值得。

一個姓董的腎病專家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有的人小便驗出來帶有紅細胞，一定要去檢查檢查看，否則你得了腎病將會是很危險的。如果都查不出來的話，可以做腎穿刺，或可能是犯了叫隱匿性腎炎的。我當時看了這篇文章就好笑：因為，沒病的腎，給穿刺一下，把它刺破了，不就成了有病的嗎？西醫怎么會培養出這樣沒頭腦的專家呢？這個主意還真不錯，可以把一個好好的不生病的腎，變成生病的腎了。我經常碰到有年青人拿驗尿檢單來，單中尿有隱血的不是少數，而且這些人不吃藥后來又不見隱血了，這是何故？我認為，尿有少數隱血并不是什么病，或者即使有一點小毛病也能自愈。自愈了尿檢就沒隱血了。很多正常健康的年青人，也會驗出少數幾個紅細胞來的，那怎么能叫生病呢？一個腎好好的，是什么病驗不出來，你一定要知道生什么病，于是，這個腎病專家給你出個主意說，你把腎用針刺一下，挖出幾個細胞做活檢，不就知道是什么病了嗎？你如果不認真想一想，好的腎經過了穿刺，不就給破壞了嗎？它就不是好的腎了，病不就驗出來了嗎？無怪乎有一個人懷疑自己得糖尿病，但尿檢、血檢都正常。于是，那糖尿病專家說，你打幾針葡萄糖針，血檢不是就超標了，不就可以證明你得糖尿病了嗎？

有病就要去醫院嗎？

現在人們只要有病，都認為要去醫院。家里有人病了，親戚、朋友們會來探望。他們無一不是給你出主意，這就是，到醫院里去。因為沒有宣傳，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么一回事：美國、加拿大、以色列的醫生罷工，死亡率減少了。要問：減少多少？按罷工時間計算：罷工的時間與死亡率的減少成正比，也就罷工的時間越長，死亡率減少越多。也就是說，如果你到醫院里去，醫生給你看病的次數越多，你死亡的可能性越大；如果醫生一次也沒有給你看病，你死亡的可能性最少。這個消息美國知道的人最多，所以，美國現在有很多人不愿意進醫院看病了；這個消息在中國沒人知道，所以，家中有人生病，親戚朋友便上門勸說病人上醫院，卻不知道這樣做雖然是好心，并不是辦好事。

早幾年前，我學生的女兒發燒，在溫州第三醫院、兒童醫院轉了一圈，退不了燒，于是去上海大醫院，看不好，醫生說，這是在溫州退燒使用了地塞米松的緣故，給開了一些中藥回來。前后用了兩個月。于是，有一朋友出于好心說：“數月發熱不退還了得！我在一醫有個熟人當主任，可以馬上給你安排住院檢查，看得的是什么病。”孩子的爺爺是我的朋友，也約我去看看。他知道素來反對住院。事先跟我打招呼：“不要阻止。”我診察后認為這病還是不要住院為好，只兩帖藥，孩子就退燒了。

我認為醫院的醫生對治不好的發熱，叫住院就會做骨穿。骨穿如果檢查不出什么病，那就白給抽了骨髓；如果能檢查出來的，那不是白血病，就是骨髓異常增生綜合征，兩種病都是必死之癥，對孩子治療來說，檢查沒一點實質性的意義。治病不是為了檢查，而檢查是為了治病。現在的骨穿檢查，不是為了治好發熱，而是為了知道是什么病卻不知道怎么治。這樣做骨穿，有什么意義？我見過好幾個因發熱在醫院退不了熱的患者，醫生便給他做了骨穿，然后告訴他此病無藥可治。他們是走進醫院的，做了骨穿后下肢痿軟被抬了出來，因為不能走了。為了知道是不是一個不能治好的病名，醫生拿病人的下肢痿軟為代價，這像話嗎？依我的看法，這樣做，醫生不是在治病，而只是為了告訴你我為什么退不了燒。

美國醫學博士門德爾松行醫30年后，才知道“沒有比冒失地走進醫生的辦公室、診所、醫院，更為危險的事情了。”這是門德爾松在他的著作《一個醫學異教徒的自白》的“序言”上寫的。我們把醫院當作生病救命的地方，卻不知道它的另外一個作用是“送命”。否則，為什么醫生罷工，死亡率反而減少？而且減少的數目，聽起來十分嚇人——50%。統計的數字不只出自美國一個國家，而是美國、加拿大、以色列等三個國家。這應該不會錯！這個數字的背后一個數字表明每死亡的兩個人中，有一個是自然死亡（就是壽終），有一個是治療夭折的。這也反過來證明，去醫院的危險性。

內科醫生只是外科醫生的業務員

為什么去醫院的危險性很大呢？因為，西醫是根本不會也不能治內科病的。我這話，必有很多人反對，但我不得不說。因為，我研究了整個西醫醫學的發展歷史，治療方法，我認為我說西醫不會治內科病的依據是有理由的。正因為它不會治內科病，這才有儀器看病的活劇。醫院里設置的內科，實質是給外科醫生做“業務員”的。不相信，你想一想，為什么你去看內科，醫生立即給你填檢查單，讓你先去檢查。這檢查，就是查出身體上的病灶。而其藥物書中的分類，不是消炎，就是退熱止痛，跟病灶沒有關系。

醫生看病，把跟治愈這病沒有關系的病灶檢查擺在首位，這算什么意思？這說明醫生要你檢查，得到的結果，是沒有用藥物治療打算的。因為，西醫的所有藥物是針對病理不針對病灶的。那些藥物的作用，叫做消除病理。病理與病灶是兩碼事：病理大多數是指病人的感覺；病灶是指生病的部位。所以，檢查是知道病灶，治療是消除病理，兩者風牛馬不搭界。所以，看病的醫生給你開檢查單不是為了治病，而是為了解釋你的病，或者給外科醫生介紹業務。例如醫生用了藥，病理消除不了，這位內科醫生就說：“那只能用手術了。”內科醫生不是成了外科醫生的業務員了嗎？

不過，對西醫來說，內科病是指身體某處有病灶。這純粹是一種故意的誤導。這種誤導，又形成一個迷宮似的體系。我們被迷惑竟然如此之深。我們的孩子到醫學院里讀書，首先就把解剖學作基礎。其實，這種基礎，對治療內科病來說是毫無用處的。因為，儀器檢查出來的病灶，只是疾病的結果，不是疾病的原因，對治療毫無好處。如果東檢西查處還是查不出來，醫生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做骨穿或活檢。骨穿、活檢所造成病人的痛苦，那是無法形容的。但得到的仍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就治療而言，除做外科手術可作參考外，一點用處也沒有。把一點沒有用處的病灶檢查，作為治內科病的第一要著，不是太欺侮人了嗎？

筆者碰到了一位76歲的患者，發熱住院退不了燒，醫生要他做骨穿，進醫院是行動自如，生活都可以自理，做了骨穿后，兩腳就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問他為什么做骨穿？他說醫生的回答是查一查是不是得血液病。抽了一大筒骨髓后，兩腳痿軟不能站立了。做骨穿的目的是檢查是犯白血病或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對治療來說卻毫無用處，因為西醫根本沒有藥物治療這兩種病。現在他們用病人的生活不能自理換自己知道病人得什么病，良心是不是大大的壞了？這就是所謂的“科學醫學”！也許有人問：病人為什么不阻止？答案是：現代醫院里，病人是沒有任何發言權的。醫生要怎樣就怎樣。這就是病人動不動就受到醫生或護士訓斥的原因。

說內科醫生不會治病是給西醫抹黑嗎？

因為，內科病是指因生命的活動而產生的疾病。如果生命活動終止了，疾病也就消失了。所以，我是說，是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病。或許，因生命的終止，疾病會在身體上留下痕跡，而不是疾病本身。可是這三百年來，西方醫學理論家有意或無意地把內科醫學引入誤區。我的朋友鄒紀平的《反思西方醫學》提示了這個問題。

“有人會說，這種推測是往西方臉上抹黑。沒有誰給他抹黑，西方醫學臉上的黑全是他自己抹的，這已經是歷史事實了。中醫學的‘人痘’經驗，傳到歐洲以后，被英國的愛德華·琴納改善成‘牛痘’。琴納經過多年研究，有實例、有操作、有方法，還寫成冊子。他還預言：牛痘接種法實踐的最終結果將是天花的絕跡。這種‘無病’思維立即遭到‘大病’思維的激烈反對。不僅拒絕他的著作，還嗤笑并諷刺他，甚至危言聳聽地編造謊言，說種牛痘的人頭上會長出牛角來。你看西方醫學的表現，態度多么鮮明！所以說只會走手術植皮的道路，不會走根除疾病的道路。”（《反思西方醫學》第54頁）鄒先生這樣借琴納發明牛痘后的遭遇，寫出了西方醫學的目的，他們的醫學家從那個時候起就不愿意根治疾病了，一心想的是如何發展外科的生意。因為，給做過手術的，就會變成老“客戶”，很少不經常找醫生的。所以，我說西方醫學不是往自己臉上抹黑，而是往自己的心上抹黑！

友人南萍今天（2011/8/19）來講了一個故事。她的一個親戚82歲，CT檢查說得了腦癌。醫生們會診認為一定要做切除手術，反正醫生們認為這樣的手術現在很容易。我想大概他們覺得手術的位置較好吧。老太太經多天思考，最后決定不僅不做，還交代子女今后如果碰到她出現昏迷等急需搶救的情況，就不要進行了。她認為人總是要死的，到這個歲數了，誰都會有那么一天，何必一定要醫生們忙東忙西不算，還要給下代增加麻煩增加負擔。可惜有這樣想法的老人不多，為什么沒人想，即使醫生很有本事，也救不了天數已盡的生命。有的人寧可插上三五條管子熬著巨大的痛苦離開人世，而不愿意快快活活地離開，人為什么這么不愿意直面死亡？就因為這個態度，這才給了現代醫學制造了發死人財的機會。

中醫能治癌癥但不給治

我說中醫能治癌，但這癌不是西醫說的癌由所謂的癌病毒、癌細胞或癌基因制造出來的癌腫塊。而是人的生命因為了排毒，而產生出來的腫塊。西醫說的癌，連病因都還在不斷更改的醫學病理，卻把治癌全部“包干”。這種包干的方法就是分科治療各科的腫塊。而中醫不能做外科手術，是管全身的，所以就分不到了。

生命既然是個整體，那當然不能分成那科那室的疾病。這些科室把一個整體的生命，分成眼睛管眼睛，耳朵管耳朵的，能治好什么內科病呢？多少肢體健全的人，經過治療后變成是了殘廢？生命是整體的。整體的意思就是指頭痛可以從腳上治；腳痛可以從頭上找；左病治右側，右病可以在左邊治……這就是生命的整體性。現代西醫對生命的研究卻一無所知，怎么能治療內科病呢？人們到醫院里去治內科病，醫生除了做手術，就叫你吃藥吃到死，這難道是治病嗎？這里當然涉及生命是什么的問題，有興趣者請閱筆者所著的《人體生命醫學綱要》。

我作為一個老中醫，就經常碰到這樣的推薦，醫院里有治不好的疑難病，醫生、護士就推薦給我治療，或者，有的患者是到醫院里治不好的，然后自己來找我。這些病，我當然也有治好，也有治不好的。因為，疾病千變萬化，作為一個老中醫，越是見得多，就越覺得自己的知識太有限。尤其是那些被常用抗菌素、類固醇類激素吃壞了的，更難治。而病人卻是慕名而來的，把我們當成了神仙，巴不得馬上給他治理痊愈。其實，我們經常碰到的何止是疑難病，還有被判了死刑的艾滋病、癌癥。我雖然不認為存在著艾滋病和癌癥，但病人是把西醫的診斷當回事的，心理上已有了陰影。要說服他們擺脫這心理的陰影，也需要很多時間和話語，

有許多癌癥病人，首先必須由西醫治療，在手術化療后，奄奄一息了，醫院為減少在院直接死亡的人數，就推給中醫。反正，中醫已經成了西醫的“垃圾桶”。最有意思的是我的一個朋友的妻子，在某醫院中醫科當醫生，接收了一個癌癥病人，后來給治死了。于是，院里便從領導到各科室，口誅筆伐，搞得熱鬧非凡。最后還要扣除獎金，意思當然是你中醫為什么狗抓耗子？這癌癥病人是中醫管的嗎？

附件:2011年7月23日《參考消息》載：

《每年數百萬人死于醫療處置不當》：

[埃菲社日內瓦7月21日電]世界衛生組織今天發布報告指出，每年全球有數百萬人死于各種醫療事故或護理不當導致的感染，因此去醫院比坐飛機更危險。

剛被任命為世界衛生組織患者安全世界聯盟負責人的利亞姆·唐納森指出：“在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你明天被送進醫院接受治療的話，那么遭遇醫療事故的風險幾率為十分之一，因護理不當導致死亡的幾率為三百分之一。

唐納森指出，與之相比，空難死亡幾率為千萬分之一。“這證明全球的醫療護理工作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每年全球都有許多人因醫療護理不當導致感染而死亡。患者必須參與到醫院的決策過程中，有權提出疑問。這個過程必須遵守基本的衛生標準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為此制定的“手術安全核對表”。

如果醫務人員能在接觸患者以前使用清水、肥皂和酒精類消毒液洗手的話，全球有一半以上的感染病例是可以事先避免的。

世衛組織指出，每100位住院患者中，由于護理不當導致的感染人數在7人和10人。對于較長時間住在重癥監護病房的患者來說各種醫療設備都具有高感染率，如導尿管和呼吸機。

世衛組織還指出，在美國每年有170萬人在醫院被感染，其中約10萬人因此死亡，這個比例遠高于歐洲國家。在歐洲每年在醫院被感染的人數為450萬人，但死亡人數只有3.7萬人。

唐納森指出：“醫療護理是一項高風險業務，由于患者人數眾多及技術十分復雜，現代醫療護理始終處在高壓環境中，只能提供快速的服務，而且需要的人手也多。”一個心臟手術可能需要一支60人的醫療團隊，幾乎等同于運行一架大型噴氣式飛機需要的人手。

唐納森說：“感染牽涉的問題很多，住院后的感染更為嚴重。盡管也許只是一個很小的傷口，也很有可能導致死亡。”

在發展中國家風險性更大，大約15%的住院患者都會被感染。在醫院的某些高感染率區域風險性尤其高，特別是加護病房或新生兒病房。目前，全世界執行世衛組織制定的“手術安全核對表”的醫院大約有10萬家。如果這個標準在全世界得到普遍推廣，每年則可以減少50萬人死亡。

唐納森表示：“坦白地說，如果明天我要做一個手術，我絕不會選擇一家不使用該核對表的醫院，因為我認為它一定是不安全的。”

西醫的治病方法是與病人的生命對抗

陳樹禎先生在他的《順勢療法》一書中，給西藥學作的分析很到位，實在是一針見血。他說：“傳統西方醫學常用的藥物分類有：

消炎藥（anti-inflammatory）、抗生素（anti-biotic）、止痛藥（pain-killer）、退熱藥（anti-pyretic）、止吐藥（anti-emetic）、止瀉藥（anti-diarrheic）、等多種。從《Webster's英文大字典》對anti這英文詞頭（prefix）的定義來看，anti的實際意思是against、hostile to和rivaling，中文的翻譯是：對抗、敵對和競爭；而biotic的中文翻譯為生命的，killer的直接中文翻譯為屠夫、殺人者或兇手，所以上面藥物效能分類的正確翻譯應為：對抗炎癥、對抗生命（anti-biotic）、屠殺疼痛的兇手（pain-killer）、對抗發熱、對抗嘔吐、對抗腹瀉等。從以上字面翻譯可見，常用的西藥實際上進對炎癥、發熱、嘔吐等身體固有保護功能作出了敵對、競爭和對抗的作用。在另一方面，傳統西醫的實際英文名稱是Allopath，即對抗派，而所使用的治療方法則稱為Allopathy，即對抗療法或對抗醫學。”（《順勢療法》第34頁）

從上面所說的的內容里，我們該領會西方醫學為什么會治死這么多人，它的根本道理就在于借對抗疾病的名義與病人的生命對抗，那么，病人治病就非死不行了。在中國，醫學沒有通過行政組織進行推廣和采用強制措施的。這就使得醫生必須不斷提高自己的醫療能力，也就是治愈率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擴大業務范圍。而西醫就不一樣，只要你是個被批準的醫生，進了那個被批準的醫院，你就是沒一點能力，一輩子沒治好一個病人也不要緊，你照樣能拿工資賺飯吃；能逐步升級，從主治醫師到主任醫師。更有意思的是，人們并不知道有許多科室，主任醫師與普通醫師一樣水平——一輩子沒治好一個病人，開的藥方完全一樣，沒多一樣，也沒少一樣。

這些事實就表明西醫內科是不會治病的。我認為，內科病必須是立足于生命的研究，中醫的理論書《黃帝內經》開卷就向我們說明維護健康渡完天年的道理，而西方醫學從未涉足生命的研究。我說的生命研究，不是指蛋白質、胰島素等生產或合成，不是指基因或DNA，這種研究只是有機化工分析的研究，不是生命的研究。生命是個整體，它的定義、特性、結構……等，以及它與自然、社會的各種動態變化的關系。這些問題都涉及生病的原由，現代醫學卻對它一無所知，拿不出一篇文章來，難道自然、社會的變化與生病沒有關系嗎？這一切都沒有交代，怎么能治病呢？

西醫內科治病采用對抗療法的危害

研究西醫的內科治病的歷史，不能不涉及西醫的古病理學。但西醫的古病理學，并不起源在古代。它的奠基人之一的馬克·阿曼德·魯弗（1859—1917）將“古病理學定義為，能被遠古人類和動物化石證實的疾病科學。古病理學提供了關于古代群落的健康、疾病、死亡、環境及文化的信息。”（《醫學史》第2頁）這個記述表明，古代西醫沒有建立起醫學理論，它的理論是在19~20世紀之間建立起來的。這之前，近代的醫學病理學早就有了。不過，這只是一種說法。我認為馬克的古病理定義是按現代的“科學標準”制訂出來的，這個標準是不適合的。

古代西方同樣有醫生治病，醫生也要根據一定的道理來給病人治療，這個道理就是病理。西醫學令人奇怪的就是，古病理的定義不從古代的醫學文叢中找，而是由今人根據現在的要求來寫，這怎么能叫古病理呢？這有點像電視劇中的中國古代皇帝穿中山裝不像話。這種不像話的話在西方醫學史里出現，不是與皇帝穿中山裝一樣好笑嗎？其實，如果大家都能認真捉摸西方醫學，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的笑話。鄭志國先生在他的《文明之魂論》一文中說:

“西方世界的藥物學知識、尤其是內服藥物知識，傳到工業革命時代之時，被其整個文明區域的人們看為不甚重要的醫藥成果，因此恩格斯認為歐洲近代史之前的醫藥學只有一個“放血療法”是有效的，而專門研究醫學史的卡斯蒂廖尼則總結為外科“截石術”是其最主要的醫藥學歷史成果。當然，西方世界的人民——歐洲、阿拉伯、北非等區域的人民，直至當代，其原有的、自古以來的內服自然藥物的知識系統也還存在和繼續延續，但卻始終不是其醫藥衛生學體系的主流技術和具有決定作用的發展因素。而外科技術直到今天，仍是其主流技術和具有決定作用的發展因素。”

從“恩格斯認為歐洲近代史之前的醫藥學只有一個‘放血療法’是有效的”這話中，我們可以想得到的是近代的西方醫學是沒有什么醫療技能的。醫學需要一個實踐到理論，再由理論返回到實踐的過程。這個過程西方沒有。為什么西方產生不了這個過程呢？因為，西方不像東方能夠建立起這樣一個穩定的大國。而要使醫學得到這樣一個過程，就需要幾千年的穩定的時間。

在近代史之前，西方還只有一個被稱為有效的“放血療法”，而療法只是醫學的具體實踐。放血療法在西方醫學的具體實踐中，是古代西方醫學用于治療發熱病人退熱的。事實上，恩格斯稱之有效的放血療法用現代的研究來看，并非真的有效，不僅無效，而是害死了不少人的。1798年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死于放血療法。19世紀醫學家路易斯在30年代進行過療效的比較，后來才變得不那么風行和不那么常用，然而并未完全放棄。“1912年，當時最有影響的導師和路易斯的崇拜者，奧斯勒在他的內科學教科書第八版上寫道：‘如果病人年青而健壯’，他們患肺炎的早期，仍可推薦用靜脈放血療法。”

現代研究的真實情況是：“發燒是人體免疫力清除有害物質的信號，是人體自我改善的表現，是人體免疫系統對侵入人體的病毒細菌或滯留在人體的毒素發起戰爭的信號。在高溫環境，外源侵入的細菌病毒無法工黨復制，從而喪失大量繁殖的能力，這時是人體殺滅這些病毒細菌的最好時機。另外，發燒可以清除滯留在骨骼中的毒素。發燒可以促使人體加快代謝速度，可以將滯留在人體的毒素轉變成能量，被人體所利用……”總之，發燒的好處無與倫比。然而想想，我們現代醫院里的醫生，或者農村里的所有西藥使用者是如何對待發燒的？再想想，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全世界死亡2000萬至5000萬人，難道是因為流感死亡的嗎？顯然，這不是流感的錯，而是放血治療的錯！

以上所述，我認為不是放血療法的錯，而是把發燒認為是我們的敵人而采用退燒方法的錯。我也采用過放血療法。但是，我不用它來退燒，而是對待下肢瘀血滯留導致靜脈曲張或下肢腫脹用的。而且，不是像華盛頓治感冒放手肘彎的靜脈血，而是放下肢的微細靜脈管。治療的對象不同部位不同。所以，讀者們應該知道療法沒有錯不錯的，使用它的方法是有對與錯的。如果你碰到的醫生沒有醫學的知識，而只有治療的方法，那是十分危險的。但是，在西方醫學中，從來只傳授醫療的方法、技術，而不傳授醫學的知識。

疾病致人死亡，就是使人的生命消失。既然如此，就病人而言，都是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病。所有的疾病除外傷外，都是內科病。迄今為止，人們并不知道生了病，人的生命（一個未活完天年的生命），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就會如上所說，發現了身體的血液中有毒素或者病毒細菌，就用發熱來維護自己；如果如果有痰液堵塞氣管，就用咳嗽把痰液咳出來；如果發現胃里吃進了壞東西，就會發生嘔吐；如果發現腸道里有污穢的東西，就用拉肚子的方法把它排出來。所以，現代西醫醫學中讓人痛心疾首的方法就與與這些表現對抗：發燒了——退燒；疼痛了——止痛；咳嗽了——止咳；腹瀉了——止瀉……最有意思的是妊娠反應：惡心、嘔吐、頭暈等等，都用藥給止住，于是發明了反應停。孕婦使用了反應停，可是，不幸的事降臨了，好多婦女臨產，都生出了怪胎：海豹胎，孩子沒可手和腳。

“發生這場災難之后，在兔子和猴身上進行實驗，證實反應停引起它們的后代發生畸胎。在適當的時間內，給孕猴一次劑量的反應停，就可以使其后代100%發生海豹肢畸形胎。這樣就肯定反應停引起畸胎。西德衛生部隨后發出文件，指出懷疑反應停是引起海豹肢畸胎的主要原因。在報紙輿論和西德衛生部的壓力下，格侖南蘇藥廠不得不從市場上撤回這種藥。連茨教授估計，從1956年出售后的六年間，僅在西德就曾引起6000—8000個畸胎。世界很多國家也報告了數以百計的病例。其他一些國家的制藥公司和衛生部不顧公眾的意見，沒有及時采取措施。走在最后的是日本，在1963年初才從市場撤銷這種藥，比西德遲了一年多。日本由于反應停也引起1000個畸胎。每個國家在禁售反應停9個月后，即畸形嬰兒娩出后，這種流行病才停止。”（《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第19—20頁）

這個事件表明西醫采用的對抗療法，實質就是與人的生理反應對抗，是極其錯誤的。有的國家的制藥公司和衛生部，為了利益會不顧公眾的反對，用各種方法拖延時間，使群眾遭受的損害擴大到無法忍受時才采取措施。然而醫療錯誤的損失是無價可算的，它是人們的生命或健康。可見，衛生部門的草菅人命是社會上最大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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