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場人民文化保衛戰

                                             俞金龍

前段時間，趙半狄發起了抵制《功夫熊貓2》的活動，以“一個人的戰斗”來警醒更多的人意識到這種“洗腦”式的文化入侵。北大孔慶東先生稱贊這種“以公開的方式向好萊塢宣戰”的形式，在我看來這其實也是一種魯迅先生所說的“敢為最先”的精神，所以孔先生說趙半狄“就像一個巴基斯坦的小男孩，對著以色列的坦克，扔出一個石子一樣?！?/p>

遺憾的是，對于美國文化的入侵，我們很多人還尚未覺醒，所以我們有必要在此再次發出呼吁，要警惕美國早已發動的文化戰爭。

這個時代，戰爭早已不僅局限于熱兵器，什么坦克、飛機、導彈之類，而更多的表現為金融戰、意識形態戰、文化戰、生物戰（基因戰、病毒戰）、網絡戰、教育戰等形式。戰爭的目的是遏制、消滅敵人，并攫取相應的物質經濟利益。所以，我們需從文化戰略高度來把握文化產業，比如新聞媒體、影視、文學創作等，因為這些都是關系到我們民族根本生計的領域。教育也是一樣，因為教育的本質其實就是民族不遠的將來，今天我們怎樣教育我們的孩子，明天我們的民族就是怎樣的民族，我們的國家就是怎樣的國家。在教育和文化問題上的短視，是在對民族進行犯罪。

毛澤東主席曾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新聞媒體、影視皆成文化戰工具

從歷史來看，美國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就是采取了文化戰、意識形態戰等多種形式的斗爭。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認為“從長期看，我們可以鼓勵蘇聯內部的和平演變”，并且“我們將獲勝，而且是不戰而勝”。杜勒斯說：“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本質，使（他們的）藝術家疏遠它，使他們不想去描寫和了解人民群眾內部發生的事情，讓（他們的）文學、戲劇和電影都來表現和頌揚人的最鄙劣的情感；我們要千方百計地支持和鼓勵那些往人的意識里灌輸崇拜暴力、色情和叛賣行為的思想，簡言之，灌輸崇拜各種不道德行為的思想的所謂藝術家。”美國國會的一份文件這樣寫道：“電臺、廣播是足以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唯一手段。”可見新聞媒體在西方對社會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戰略中的重要地位。為實施和平演變戰略，西方各發達國家設立了美國之音廣播電臺、自由歐洲廣播電臺、自由廣播電臺、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英國廣播電臺、德意志廣播電臺等。到今天，網絡日益取代廣播成為西方文化戰的工具。Google被美國中情局控制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而我們很多的網站比如騰訊、百度、搜狐、新浪等在美上市，其控制權也都轉移到美資的手里，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要采取措施逐步收回控制在外國人手里的股份，比如可以用水分越來越多的美債專門成立一個機構來收購這些股份，從而更好的引導輿論，影響人們的觀念。

在影視方面，好萊塢通過它拍攝的電影營造了一種特殊的“美國形象”。對于世界各地的人們來說，他們大多數人所認知的美國，往往是通過大眾傳媒的宣傳而獲得的。經由好萊塢電影、肥皂劇、新聞、廣告等文化鏡像的折射，“流氓國家”、“強盜國家”——美國——成為了一個象征著所謂自由、平等、民主的啟蒙理念的國度。

美國學者恩道爾曾指出：自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好萊塢實際上特意支持、合作于五角大樓、美國政府機構，來把美國的某些形象投射給世界…我們在慢慢習慣美國的生活方式，什么樣的車酷，應該去購買，年輕人穿什么樣的衣服，等等，這些都被好萊塢機器，或者音樂電視頻道MTV上的麥迪遜大道廣告等等，投射給整個世界。

縱觀美國電影，其著眼點豈止是利潤，它在跨國促銷所獲甚豐之外，還在意識形態上把整套的美式文化、美國生活方式推銷給其它國家。在歐洲的一些國家，早就對美國的這種“文化侵略”有所警惕，并采取措施，首先限制美國電影的任意涌入。所以，影視方面我們更要引起重視，抵制并不是最好的辦法，真正的好辦法是我們自己要創作出真正能夠代表中華文化精髓的，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精彩的影視作品和戲劇作品，這需要我們有責任感的影視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同時我們的宣傳部門、文化機構要給予更多的引導和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文化外交有明顯政治目的

美國的對外文化交流都有著非常明確的政治目標。即使是對于各國留學生的資助，都或多或少帶有明顯的政治痕跡。

    從美國對外文化交流的歷史和現實來看，其目標主要有：

    一、影響和改變人們的道德觀念和政治態度，以促使其他國家順從并接受美國“領導世界”。早在1925年，卡內基基金會的負責人巴特勒就提出“通過跨國界的接觸和交往改變人們的道德觀念，灌輸新的、具有世界性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使人們用新的‘國際性的大腦’代替‘民族主義大腦’處理問題時，不會感到慚愧。”他認為，文化交流是進行這種“再教育”的“最適當的工具”。美國歷屆政府都很重視通過文化交流來為這一目標服務，肯尼迪曾提出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增加文化、科學與教育的交流和增加各方面的代表團的相互訪問”，“通過援助、貿易、旅行、新聞事業、學生和教師的交流”來實現這一目標。里根也曾宣稱美國的目標是“按照美國的思想去影響事態的發展。”二、通過思想文化滲透，培養西方價值觀念的“運貨人”和“自由的種子”。早在本世紀初，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士在1906年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聲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薄吧虡I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币虼怂卮倜绹扇〈胧┩ㄟ^吸引中國留學生來造就一批為美國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的領袖。于是才有了庚子賠款，才有了后來的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大學。二戰期間，耶魯大學拉爾夫.特納教授明確提出了“培養具有現代文化素質的‘運貨人’”的觀點。美國在其他國家培養親美勢力，重點放在知識界和決策層。美國在知名人士互訪的政策上，重點是邀請對方“在國內輿論有直接影響的人”。美國特別重視通過文化交流，為別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培養“未來的領導人”。艾森豪威爾在談到邀請蘇聯學生去美國學習的意圖時說：“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將會在蘇聯掌權，我要努力爭取的正是這樣一代?！比?、通過廣泛接觸，加速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即資本主義化。1960年，美國參議院曾鼓吹：“為了促進蘇聯的制度和共產主義集團內部的演變，我們應當提倡與共產主義社會進行最廣泛的接觸”，“美國應當設法同共產主義集團中的知識分子，最后同中上層政治家建立廣泛的聯系，以期逐漸影響他們對意識形態的擁護”。據俄羅斯聯邦反間諜局的報告，當今世界約有500個國際政治研究中心在對俄羅斯進行研究并進行廣泛滲透。僅美國就有200多，包括蘭德公司、索羅斯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哈佛大學俄羅斯東歐中心、保護人權協會等等，美國國會、五角大樓、國家安全委員會、美國海軍學院是這些團體活動和學術中心的主要贊助者。這些學術團體為蘇聯的中央和地方高官，報刊媒體高管，學術界重量級人物提供經費，邀請他們去西方講學、訪問。他們還積極地到蘇聯境內活動，以討論、講學之名在各類問題上傳播西方的觀點。還搞各種國際研討會，如當時風行的美蘇學者圍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人權、裁軍、對外政策和歷史問題等主題舉行的“圓桌會議”等，推動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各界、各層次往來，借以宣傳西方的所謂人權、民主、自由觀念，從而使得“西化”成為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蘇聯時期社會思想的主流。這些顛覆活動的黑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它還成立了許多基金會，進行各種交流和宣傳活動。前段時間寫文章污蔑毛澤東主席的茅于軾，其背后的金主就是福特基金會。茅先生倒是很坦率，說“我拿了美國人的錢，那就要為美國人辦事嘛！”但他忘了他是哪國人，他也忘了朱自清先生寧可餓死，也不去領美國的救濟糧。中華民族的子孫應該有起碼的氣節。如果為了錢，什么事都去做，那跟動物有什么區別？

    新自由主義是和平演變武器

美國攻擊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所采取的新政策武器，涉及了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等各個領域，其核心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

    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來源是“凱恩斯革命”以前的傳統自由主義。20世紀30年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蕭條”，證明私人市場經濟不能自動維持經濟的均衡，宣告了傳統自由主義的破產。這給西方經濟學界以重大影響，西方經濟學家開始出現分化組合：以凱恩斯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對傳統理論產生懷疑，并掀起了一場針對傳統自由主義的“凱恩斯革命”；另一些經濟學家則繼續堅持自由放任，但對傳統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修改，從而以新的面貌出現，形成了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當時的新自由主義有四個中心，它們分別是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德國的弗萊堡大學，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和英國的倫敦大學。在新自由主義者之中，鼓吹私有制、反對公有制最起勁的，莫過于倫敦學派的哈耶克了。哈耶克認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他還把私有制同“自由”、“自由選擇”聯系起來，認為有了私有制，才能充分發揮個人的積極性，才會有美好的社會。他甚至主張廢除國家貨幣制度，用私人銀行發行的貨幣來代替國家貨幣。另一方面，他又堅決反對公有制，認為用實行公有制或限制私有制來組織經濟，用統一的中央行政命令代替市場機制的作用，不僅會導致個人積極性受挫，經濟效率低下，資源配置失調，而且必然形成集權主義統治，限制個人自由，使個人受到“奴役”。他不僅激烈攻擊社會主義和公有制，污蔑公有制是產生集權政治的基礎，也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改良，抨擊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因此在西方，哈耶克等人亦屬于極右翼學者。

    20世紀70年代，美國為了打擊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制造了新式國際戰略政策武器，釋放市場盲目力量制造經濟危機，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被奉為至寶。哈耶克所掌管的蒙特普列基金會，獲得了英國壟斷財團的大量資金，哈耶克本人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在華盛頓開會達成了工識，提出了一系列經濟自由化政策主張，包裝成所謂的經濟理論和改革方案，以權威機構建議和貸款附加條件形式，竭力強加給經濟轉軌國家和第三世界，給拉美、非洲和前蘇東國家，造成了貧困不斷加深的巨大社會災難，使其經濟命脈落入西方壟斷資本控制之中。尤其是80年代，哈耶克積極參與西方對蘇聯的文化滲透，重點資助一批蘇聯學者到西方進修，積極培訓蓋達爾、丘拜斯等人（此二人均為哈耶克得意門生），極力向蘇聯傳播新自由主義思想，推行所謂的休克療法導致蘇聯經濟的崩潰。正如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茨所說，美國和IMF、WB等國際組織達成的所謂“華盛頓共識”“主張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往壞里說是誤導”，“這既是不良的經濟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與市場運作有關的立論之上，這些立論甚至在發達國家也是不成立的，更不用提發展中國家了”，而且在拉美、俄羅斯、亞洲的實踐證明是災難性的。

    至于說到計劃經濟必然導致經濟效率低下的問題，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沒有永恒的霸權》一書中的數據可以給予有力的駁斥。該書提到，以1913年的工業產量為基數，到了二戰前的1938年，美國的工業生產增長了43%，而蘇聯的工業則突飛猛進了757%，其增長的速度竟然比美國快17倍之多，以至于二戰期間，蘇聯生產的坦克數量，相當于德國的數倍之多，這樣才確保了衛國戰爭的勝利，否則人類的歷史都可能被改寫。

由此可見，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絕非簡單的學術理論，而是忠實的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服務的工具，是為金融大財閥服務的工具，是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文化戰，實施和平演變的武器。在這里順便說一句，據何新考證，經濟學的開山之作——推崇自由市場經濟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是在共濟會的授意下，秉承大銀行家的旨意而寫的，據說斯密晚年曾想把這本并非符合他創作本意的書燒掉，但最終未能如愿。

美對我文化進攻戰略

在美國，文化戰的總司令部為中情局，用坎南先生自己的話來說：“我們這個國家沒有設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不得不盡其所能來彌補這一缺陷”。

中情局對中國人民的空前的文化進攻的戰略是怎樣的？這不僅可以在其臭名昭著的《十條誡命》和新增加的戰略內容中得以顯現，也可以在其雇用的漢奸的行為中得以顯現。

為了打擊我們民族的自信心，他們極盡誹謗絞殺之能事。比如，在可能的第（九）十顆行星的發現問題上，他們對劉子華博士進行瘋狂地誹謗（現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已還劉子華博士以清白，并給誹謗者以處罰），因為劉子華博士的成果有利于民族自信心的確立。為了打擊祖國的科技自主創新，他們把我國幾十項帶有原始創新性質的科研成果打成偽科學，就連獲得國家科學進步一等獎的《澄江動物群與寒武紀大爆發》科研成果也沒能幸免（參見方舟子的在美國辦的的網刊《新語絲》）。為了剿滅祖國的民族文化，他們把中醫學誣蔑成偽科學。把中醫學誣蔑成偽科學，可謂一石三鳥：其一，他們打擊的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中國哲學，黃帝內經是中國哲學的生動表達形式，打倒了中醫，自然也就打倒了作為中醫精髓的陰陽五行思想，從而也就打倒了中華文化；其二，中醫學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也是以形象邏輯為核心的科學方法——東方獨創的有別于單純的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成功運用的典型案例，中華民族要想復興，只有在吸收西方思維方式并結合我國傳統的思維方式的基礎上才可望實現，這是我們民族最諳熟的科學研究方法，打倒了中醫學，也就打倒了剛剛有復興趨勢的東方獨有的科學方法，從而從根本上扼殺中國的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其三，中醫的復興以及中醫在海外嶄露頭角，使得西方醫療和醫藥行業十分恐慌，只有打倒中醫學，西方的醫療醫藥經濟才能保持壟斷地位。

毛澤東的被妖魔化

正如蘇聯的文化防線被攻破進而亡黨亡國開始于斯大林的被妖魔化，而中國的文化防線被攻破則開始于毛澤東的被妖魔化。也許若干年后，如果我們總結中國亡黨亡國的根源，那一定是“妖魔化毛澤東”。毛澤東去世后，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從而干擾、影響、主導中國改革，進而殖民地化中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要戰略任務。改革開放以來，中情局“十誡”已經在中國大面積實踐——大大小小的詆毀毛主席形象的造假書籍、文章不斷在海外及國內的報紙、刊物、網絡上廣泛流傳。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為了推倒擋在他們面前的巨人毛澤東可謂煞費苦心。

多年以來，他們炮制了諸如：毛澤東導致了蘇區肅反擴大化（反AB團與富田事變），毛澤東的奪權陰謀導致西路軍的失敗、皖南新四軍失敗，毛澤東不會打仗、紅軍全靠朱德，毛澤東打勝仗全靠情報準確，毛澤東與賀子珍結婚后使用陰謀導致楊開慧被害，《沁園春.雪》作者是胡喬木，大躍進期間有三千萬人被餓死，毛澤東鼓動了大躍進期間的浮夸風共產風，毛澤東女友眾多生活淫亂，毛澤東反右是引蛇出洞，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爭奪個人權力，毛澤東使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被迫害要為此負責，毛澤東挑起了文革期間的武斗，毛澤東的稿費高達億元，毛澤東的身高才1米72等等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謠言，將毛澤東的整個一生全面顛覆。毛澤東在主流媒體鋪天蓋地地宣傳下，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暴君，毛澤東時代成了最黑暗的年代：為了個人利益不擇手段，生活腐化，荒淫無恥，屠殺了幾千萬無辜百姓，迫害了幾億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

只有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共產黨，妖魔化毛澤東時代，漢奸洋奴集團才有出賣國家、投靠美帝的借口。

當最偉大的毛澤東被妖魔化后，其他的幾代領導人也必然失去光彩。既然之前共產黨奠基者毛澤東的偉大與神圣都是謊言與騙局，那么后續的漏洞頗多、實踐起來問題種種的“特色”理論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光彩之處，也只能是個騙局。孔夫子早已腐朽，而毛澤東業已被妖魔化，在改革年代里，共產黨這個符號就不再與任何高尚、神圣、偉大的東西相關聯。妖魔化了毛澤東，金錢就成為這個社會唯一的信仰。而西方壟斷資本家們，才是金錢的主人。

西方壟斷資本集團通過“妖魔化毛澤東”也獲利頗豐。

第一、 催化了大量共產黨干部的腐敗墮落；第二、瓦解了社會主義的文化與經濟；第三、催生了中國的洋奴漢奸集團，并把中國逐步變為西方殖民地。

總而言之，美國敵對勢力推動的“妖魔化毛澤東”工程，在思想文化層面打開一個缺口，攻破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防線，培養了一個勢力龐大的漢奸洋奴群體，在官員、知識分子、軍隊內部布下大量戰略間諜與戰術間諜，一步一步將中國推向殖民地的深淵。

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歷史功績

對于毛澤東和他領導的共產黨的歷史功績，我們不妨來看看以下一些有識之士的評價。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絕大部分歷程中，中共遭遇的是最為惡劣的國際封鎖，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間，中國卻是世界上現代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國民收入（以不變價格計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64.5%，大大超過了德國、日本和蘇聯在發展高峰期的增長速度。

阿瑪蒂亞·森的研究顯示：新中國遭遇的國際封鎖和壓力，比幾乎同時獨立建國的印度要大得多，但在1952—1978年，中國比印度少死了一億人口，而這不過是中共創造的諸多奇跡之一。

出身于國民黨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承認：中共毫無疑問“創造了歷史奇跡”，而黃將這種奇跡歸結為：近代中國遭遇的是高度險惡的歷史環境，即“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共必須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應對這種“非常的環境”。

他說：“毛澤東恰是這樣非凡的人物，在異常的時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對抗反常的局勢。”

北大著名教授韓毓海深刻指出：“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層，在基層與人民群眾建立起了血肉聯系，把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掠奪的剩余奪取過來，一方面分給廣大基層群眾，一部分有組織地用于國家的發展與建設，從而一舉結束了國將不國的‘江湖’局面。而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也就是革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命，特別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級政治的命，中國革命的根本目標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國人民的真正解放?！?/p>

文化戰可不“戰”而屈人之兵

早在幾年前，岳撼先生就已在《大公報》的專文中指出：我國所遭受的文化打擊不再停留在經濟層面，已經進入民族自信和科技自主創新，以及民族的社會構成——文化的剿滅階段。所謂經濟層面，主要表現為厭棄民族文化和盲崇美國文化，從而造成國人對民族文化的逆反心理，從而造成國貨的負廣告狀態和洋貨的自動廣告狀態，從而造成民族產業的非經營競爭劣態。所謂負廣告狀態，就是這樣一種商品狀態：商品未做廣告時該商品處于嫉惡態，而做廣告后才可望進入自然銷售狀態。所謂自動廣告狀態就是商品未做廣告就具有已做廣告銷售效果的一種營銷狀態。所謂非經營競爭劣態就是在非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劣勢條件下，企業未發生經營失誤就自然處于競爭劣勢的一種競爭態勢。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西方的企業通常是“不戰而勝的”。在經濟層面之外，海外敵對勢力自己及其所收買的漢奸在強大的財政支持之下，對我國的科技自主創新、民族自信心以及民族文化進行著瘋狂地打擊和剿滅，對科技自主創新人士和民族自信以及民族文化的捍衛者進行殘酷地絞殺。

今天的局勢是越來越糟糕了。他們又批判“民族英雄”郭德綱、說什么小沈陽是“偽娘”，還借李一事件來否定道教等等等等，所以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尤其重視。

魯迅先生曾說“中國根底全在道教”，美國人看得很清楚的，道家里的整體觀、辯證法思想、養生文化，跟中醫是很類似的。而相聲、評彈、京劇、評書等則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傳承形式，在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廣大農村，老百姓很少看書，而是聽評書、相聲來接受文化的傳承。《大染坊》里的陳六子就是聽評書長大的，包括金庸筆下的韋小寶也是這樣。所以我們說，郭德綱事件、李一事件的背后其實是文化戰，即使李一有問題，也應該把他和道教分開來看，這就像如果有人在學雷鋒日強奸女人干壞事，這能怪罪于雷鋒日嗎？我們要善于透過現象看到事情的本質。
    民族的存在絕不僅僅是DNA的延續。DNA標志的僅僅是生物學意義，而人則是生物的人和社會的人的耦合和，而社會的人的行為依據的核心又是民族文化，因此，我們說，民族存在還必須有另一個指標，那就是民族文化。也正是基于這樣一個道理，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民族戰爭的最深層較量是文化。

一般說來，迅速見分曉的戰爭打的是計謀和軍事實力；再久一些見分曉的戰爭打的是經濟；而再久一些的戰爭打的是政治；而相對最久的戰爭打的則一定是文化。因此，文化戰是最深層、最全面和最徹底的戰爭。所謂“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論斷不過是對這一原理的中級認知。文化戰是最徹底的戰爭，文化戰可不“戰”而屈人之兵。對于民族戰爭，文化戰不僅可以“兵不鈍而利可全”，文化戰還可以是武力戰的前導，而且還是最節儉、最有效的前導。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沒有理由對海外敵對勢力對中國的空前規模的文化戰掉以輕心，任何掉以輕心的做法都是對民族的犯罪，任何在文化戰中充當漢奸的行為都是罪不容誅的犯罪。

什么是文化

文化之重要，其實大家已經達成共識。但什么是文化，至今仍眾說紛紜，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里我談一談個人陋見，就算是拋磚引玉吧。

文化實際上是社會的人的核心，人是什么？就是自然的人和社會的人的耦合和。什么叫耦合，就是它們交互作用的一種和，不是簡單相加。那究竟文化怎么定義？我們認為，作為定義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歷史一致性原則，要跟歷史上同類的概念盡可能一致；第二是概念的建立，一定要對人類有好處，或者叫滿足趨利避害的要求。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日益發展的社會歷史文明以觀念、語言、習慣、習俗、作風等形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投影。這里我們先解釋一下什么是文明。這個世界實際分成兩部分，一種是自然的，一種是人然的。自然的，山川河流等就是自然，而人然是人類產生之后，人類加工、改造，所產生的東西。文明就是人然的留下的物化的東西，虛化的東西不是。比如半坡文明，那里的灰燼、魚鉤、瓦罐等就是人留下的，這就是人然，就是文明。

我們也在研究貨幣銀行學，那大家想，黃金為什么值錢？其實這是由觀念維系的。毛澤東時代出生的人，很多一見到黃金，就會和陳腐不堪、老死聯系起來，并不覺得有多么金貴，但我們現在的人就不這么認為，我們覺得黃金很值錢。要是有某一個五花八門的宗教，說黃金是最不吉利的，若大家處于這么個觀念，黃金馬上就變得沒人要了。什么叫人的主體性？其實就是人的不同觀念導致我們對同一個事物的判斷大相徑庭，甚至截然相反。人都去追求他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價值觀就是觀念的一部分。

語言跟人生長的環境有很大關系，不同環境的人使用不同的語言，雖然很多人學外語，但只要外語沒到一定程度，母語就還發揮著根本作用，這并不僅僅決定我們一張嘴講的哪種語言，更重要的是它決定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它對我們的觀念等很多東西都發生作用。杜維明就說，到了國外，一下子就覺得跟別人不一樣，怎么裝都沒用。

在世界文物市場，比如拍賣畫，國畫從來就不能跟油畫相比。不管是齊白石的，還是任伯年的，或者展子虔的，都不行。但如果我們真研究藝術，國畫藝術的深刻程度，油畫是根本比不了的，這就像畢加索所說：“西方人原來不懂畫，西方人現在有點懂畫了，那是從日本人那里學的，而日本則是在中國人這里學的。”藝術是為審美，那么審美就應該追求審美最大化，國畫已經發展到可以按照審美規律來塑造形象了。

比如齊白石畫荷花，姿態婀娜，然后陽光照下來，在水邊留個影，而小蝌蚪就去吃荷花影當中的花瓣，西方人會說這怎么可能呢？蝌蚪在水里并看不到影，水面就像一面鏡子一樣，我們在地面上看，能成個虛像，但在水中根本沒有虛像，那蝌蚪怎么會去吃呢？外國人就談出這樣的笑話來。我們說國畫就是這樣，它只要是按照審美規律，只要能實現審美最大化，它已經可以脫離原型了，所以齊白石在畫論當中講，他說“大寫意要在似與不似之間，似而俗，不似而非?！?/p>

在這里大家可以看到，生在不同民族，就有不同的文字語言，就有不同的藝術語言，等等等等，這些都不是我們能選擇的。語言里邊本省就包含著思維方式，從小我們接受了一種語言，除非接受另一種語言體系是一種強化的，長時間的，如果不是這樣，我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都受語言的影響。

習慣、習俗、作風就不解釋了，這大家都很清楚。

那什么叫生理和心理上的投影呢? 其實這也很簡單，比如說作風這類東西，它就是在生理上的投影；比如說觀念這些東西，那就是在心理上的投影。

大家再細細想想，我們人除非刻意，如果我們不刻意，我們的動機都是由文化決定的。一個人有什么樣的文化，他就產生什么樣的動機，當然這里指的是社會動機。所以文化就這么厲害，它是深入骨髓的東西。

我們的文化是一個博大精深的體系，尤其是它有注重精神生活的內容，這是非常值得我們驕傲的。

中華文化就是北溟神功

升級版魯迅孔慶東先生曾說“金庸小說從文化角度確立了中國的民族國家形象，建立了一個磅礴宏偉的‘文化中國’，從而贏得了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價值觀念的最大多數讀者。這是金庸小說的決定性魅力。金庸小說大力’弘揚傳統文化’，以傳統中國繼承者的面貌吸引了香港、澳門、臺灣和東南亞等所謂“中華文化圈”的大量讀者，實際上成為大陸以外的一個’中華凝聚力’中心?！?/p>

孔和尚這段話是講得非常深刻的。而中華文化是什么呢？我覺得，其實中華文化的特點就是北溟神功，包羅萬象，海納百川。比如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它就慢慢被融入了中華文化，成為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峙卢F在的基督教也會是這個命運，慢慢被中華文化所消融，文化沖突其實也是一個文化碰撞、文化融合的過程，最終會生長出一個更具內涵、更加廣博，更有益于人生幸福的文化來。

從歷史來看，沒有一個文明像中華文明這樣，綿延不衰，它可以被暫時打敗，但最終都絕地而起，取得最后的勝利，笑到最后。

之所以這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華文化特別關注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的意義其實就是在于使人幸福。所以我們說，中華文化是高度發達的文化系統。

對藝術有研究的朋友清楚，國畫藝術的深刻程度，西方的油畫是根本不可能比得了的，這就像剛才我們引用的畢加索所說的那樣：“不要說法國巴黎沒有藝術，整個西方，白人都沒有藝術！”“真的，這個世界上，談到藝術，第一是你們中國人有藝術，其次是日本的藝術，當然，日本的藝術又源于中國，第三是非洲的黑人藝術，除此以外，白人根本無藝術！”藝術的本質是為審美，也就是為滿足人的精神享受，那么既然是為審美，就應該追求審美最大化，國畫已經發展到可以按照審美規律來塑造形象了。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看石濤、八大山人、張大千、吳冠中、潘天壽、李苦禪、范曾等的畫作就明白了。

                                                 吳冠中：江南水鄉

還有就是中國的文人動不動就會來個書法什么的。書法，其本質就是國畫，只不過其筆法更簡練，色彩較單一罷了。比如毛澤東的一幅書法作品《沁園春.雪》，那就是一張大寫意畫啊。

另一個就是詩詞，《紅樓夢》里邊探春不是邀請寶玉他們一起作詩填詞嗎？她的邀請函怎么寫的？“......今因伏幾憑床處默之時，因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于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就是說中國人有個傳統，興致所至就“豎詞壇”、“開吟社”，后來黛玉、探春、寶玉他們不是搞了一個海棠社，一個桃花社嗎？東晉的時候，也就是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到蘭亭的河邊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詩。作完了詩，大家把詩蒐集起來，合成一本《蘭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這時王羲之已醉了，他趁著酒意，拿起鼠須筆，在蠶繭紙上，揮起筆來。這篇序文，就是后來名震千古的《蘭亭集序》。所以，吟詩賦詞，這是中國文化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當然我絕不是說中華文化沒有糟粕，否則我們也不會到今天這個樣子，比如關于知識分子的問題，毛澤東就提出了問題，即光說不練、文人相輕、與群眾相脫節，也提出了解決的辦法，理論與實際相聯系，批評與自我批評，密切聯系群眾。再比如柏楊先生所講的死不認錯、窩里斗，等等等等，大家還可以去查查，在各個民族中，無論日耳曼也好、法蘭西也好，世界上有哪個民族出奸的比例有我們高，我們要勇于承認這些東西，更要善于改造和重建我們的文化，以真正實現我們民族的復興。

只是在今天這個文化戰的時候，我們要更多的看到我們文化的優點，這樣子可以增加自信，增強斗爭的勇氣。

加強全民族對文化戰的認識

胡錦濤同志曾高屋建瓴地指出“誰占據了文化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能夠更好地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令人可喜的是，在胡錦濤總書記的領導下，在全國有責任感的文化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們的文化領域出現了很多好的現象。比如前不久，中國民間發起了“孔子文學獎”和“孔子國際藝術獎”的評選，以期逐步取代被薩特稱為頒給“東方叛徒”的臭名昭著的諾貝爾獎，并以此來占據世界文化發展的制高點，成為全球文化發展的標尺。還有包括《毛澤東在西柏坡的暢想》、《這是最后的斗爭》、《尋找李大釗》、《四世同堂》等優秀話劇的演出、重慶衛視《記憶》《品讀》《信念》等欄目的播出、姜文、馮小剛的電影、郭德綱和他的德云社的演出、趙本山的《不差錢》《捐助》等小品及本山傳媒組織拍攝的系列電視劇《鄉村愛情故事》、《星火》《毛岸英》《恰同學少年》等電視劇的播出和反映漢字發明史的電視劇《倉頡密碼》的籌備拍攝等等這些都是非常有意義，也是極具榜樣作用的。而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加強全民族對文化戰的認識，為建立強大的文化大軍和打好文化保衛戰做充分的準備，我們的文化保衛戰將是一場人民戰爭，它將把一切對祖國進行文化侵略的敵人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它也將為祖國的新的文化革命拉開序幕！

文化革命是中華民族的鳳凰涅槃

關于文化革命，在這里也簡單說上幾句吧。

從1840年以來的歷史來看，這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歷史。1840年那個時候我們這種社會制度和文化還能茍延殘喘，至少到1860年也還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到了光緒年間想茍延殘喘都不行了，這個時候才出現“公車上書”，明顯提出了改良，要救亡圖存了。從那個時候到六君子被殺，再到孫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到共產黨，到今天，我們不是在走一條救亡圖存的路嗎？在這個過程中，之所以基本都不成功，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的革命家和革命工作者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對于中國問題的核心沒看準，折騰了半天都不對勁。比如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提出，當時連文化都沒講，所謂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爭論的僅僅是西方的科學技術到底有沒有用，前者認為西方只有科學技術還算好東西，后者連這個都認為是“奇技淫巧”。其實這種改良根本就沒涉及到文化問題，所謂中學為體就是還要用中國的文化，那樣的革命當然不可能成功。孫中山進行的民族民主革命，首先是利用了民族情緒（驅逐韃虜），同時他的革命帶有大量的西方思想。雖然孫中山對文化問題沒有過多的研究，但他在夏威夷讀了西方的很多書，從而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思想，所以他的革命就自然而然帶有文化轉型的特點。但這種方式帶有很大的盲目性，沒有考慮西方文化如何融入中國國情的問題，孫先生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共產黨內能悟到文化問題的也不多，只有毛澤東對文化問題領悟極深，這就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很多人說文化大革命是搞權力斗爭、整人，那真是小人之見、愚人之見、庸人之見，太缺乏歷史常識了。毛澤東說文革是靈魂深處的一場革命，這跟政治斗爭有什么關系。我們要把文革本身和文革期間發生的事區分開來。這就像3.5學雷鋒，有人強奸了女人，這是學雷鋒日發生的事，但跟學雷鋒這件事本身沒有任何關系。但我們有些“學者”就是那么可憐，連這么簡單的道理都搞不明白，究其原因，他們某些人是情緒上接受不了，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是文革的受害者，還有一些本身就是無知分子和無恥分子，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就把自己的良心給買了，做了學術妓者。所以，尊重事實這一點起碼的做學問的態度，他們就不顧了，真是有失學者風范，令人噴飯！

由于共產黨本身的素質有限，由于中華民族的文化中所積淀的惰性很大，僅僅進行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顯然是不夠的。研究過文化革命的人才會知道，人類的根本進步就表現在文化革命上，政治革命不過是文化革命的末梢而已。從整個人類史來看，中國曾領先了世界幾千年。西方經歷了一個漫長的中世紀，窮困潦倒、殘酷反動，而中國那時相當發達。我們中國人一談就說強盛的唐朝，這沒有問題，說腐敗無能的清朝，這也沒有問題，我們處在強盛的唐朝時，當時德國人的主體還處在游牧階段，雖說宋朝內憂外患始終比較弱勢，但當時中國的經濟比世界其他國家的總量還要大，即使到了1860年，中國的農業總產值仍占世界的四分之一。

那么為什么中國衰落了呢？就是以1640年西方產業革命為標志的社會化經濟取得了對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的壓倒性優勢。這里又有個問題，為什么資產階級革命沒有在當時更強盛的中國發生，而在相對落后的西方發生了呢？這是因為西方自1500年前后，開始進行了大規模的文化革命，這場革命持續了一百多年。我們只知道文藝復興，我們只知道啟蒙運動，但我們不知道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實際是一場文化革命。文藝復興是從感性階段開始，啟蒙運動是以理性結束。正是因為這一百多年的文化革命，才給西方的騰飛奠定了基礎，老的文化底子是不能實現社會騰飛的。所以我們說社會進步的根本是文化革命，政治革命不過是文化革命的掃尾而已。回過頭來看，西方的文化革命用了一百四十年，毛澤東領導的文革只用了十年，所以對毛澤東不要過分苛求。

    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意義在于調整中華文化，使之與社會化經濟相匹配，從而促進整個中華民族的騰飛。人類經歷過三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時期，這一次思想革命為整個中華民族的農業文明奠定了基礎，至今我們還在享受它的好處，這次文化革命是自發的，誕生了孔子，老子，孫子等等一大批巨人；第二次則是在歐洲，也就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剛才我們已經談了，它為資本主義的誕生、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出現了諸如莎士比亞、但丁、達.芬奇、盧梭、伏爾泰等一大批巨人，這次文化革命是自覺的；第三次就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它是自為的，是毛澤東對于人類的巨大貢獻，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這次文化革命尚未結束，中國必須進行徹底文化重建才能真正實現偉大復興，否則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都將注定是一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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