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借助“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的特定內涵,得出了東方社會具有獨特發展道路的結論。筆者更傾向于將 “亞細亞生產方式” 解讀為一種可以直接過渡到現代意義的社會主義的準社會主義形態或農業社會主義形態。在這樣理解之前，先讓我們弄準馬克思的原意。　　

馬克思最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使用了社會形態這一術語,把它劃分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資產階級所有制四種形式。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他進一步把社會形態的實質歸結為社會經濟形態,從而將其演進的幾個時代劃分為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等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的基本輪廓。　　

后來，馬克思一度避開了“亞細亞”的提法。如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敘述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狀況,揭示了共產主義勝利的必然性。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把社會形態確定為一定生產力發展階段上生產關系的總和,并把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劃分為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其中古代社會指古希臘羅馬的奴隸制社會。　　

然而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馬克思又明確提出了“亞洲社會”概念,借以與西方社會相區別。他的“亞洲社會”有如下若干基本特征:　　

1.沒有土地私有制；　　

2.全國分成許多孤立的、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農村公社；　　

3.中央集權政府的存在；　　

4.長期停滯,沒有內在發展的動力。　　

這里請注意,馬克思把“亞洲社會”看作是一種古已有之的、一直存在到18、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以前的、與西方社會完全不同的、地域性的、特殊的社會形態，大體接近筆者所謂的“準社會主義”形態。　　

在《1857年一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繼續發展了“亞洲社會”這一思想。他把東方社會所特有的這種地域性的社會形態確定為一切文明民族歷史的起點,分為亞細亞的、古代的、日耳曼的公社所有制三種類型。在亞細亞類型中,由于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城市(鄉村)和土地的結合,公社單個成員一直處于與公社的客觀的經濟的關系中,他與公社牢固地長在一起,因而共同體本身也就非常固定,保持的時間最長久。在此認識基礎上,馬克思于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和使用了“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用以表述古代東方社會,并試圖把它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第一階段。　　

在《資本論》中, 馬克思繼續把“亞細亞生產方式”(或原始東方公有制)當作是社會形態演進過程的第一階段,指出其以個人尚未成熟、尚未脫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緣聯系的臍帶為基礎,而古代社會則是以奴隸制為基礎。他還根據商品生產發展的不同階段把人類社會分為四個階段,仍把包括“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內的原始共同體作為第一階段。　　

“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的提出，標志著馬克思已經把史前社會與奴隸社會區別開來,并把“亞細亞生產方式”中的無私有制抽象出來從而把它作為社會的原始形態。這里的難題是:一方面,“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存在著的君主專制制度，它與作為社會原始形態的無私有制、無階級、無國家的性質是不相容的；另一方面,作為原始形態,為什么在現實中（如印度和俄國）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并存?　　

鑒于此，馬克思后來部分放棄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具有普適性的這種“理論假說”。但他在晚年仍借助于“亞細亞生產方式”所包含的特定涵義繼續對東方社會深入研究，認為它具有研究社會形態發展規律“活化石”的作用。　　

馬克思在談到俄國農村公社時指出,它一方面擺脫了牢固而狹隘的血緣關系的束縛,以土地公社所有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為基礎；另一方面,各個家庭獨立占有房屋及園地、小土地經濟和私人占有產品又促進了個人的發展,造成了與較古的公社不相容的力量。農村公社這種天然的二重性既使之長久保存下來;又可能逐漸成為公社自己解體的萌芽。農村公社的這種二重性以及現存狀況，可以使我們窺見它與社會的原生形態（氏族公社）的關系，弄清與社會的次生形態（包括建立在奴隸制或農奴制基礎上的社會）之間的進化機制，還可以展望其與社會的再生形態（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的千絲萬縷的聯系。　　

借助于“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馬克思提出了包括俄國在內的東方社會具有獨特發展道路的思想,展示出東方革命的前景。即：　　

雖然農村公社解體后一般發展到次生形態,但這絕不是農村公社的必然后果。由于三類早期公社各自獨特的社會結構,也就有各自的發展道路。如果說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公社進化到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絕不能由此推斷出東方農村公社也必然如此。由于它自身的二重性,或者私有原則戰勝集體原則,或者是后者戰勝前者,二者必居其一。如果私有原則勝出從而導致公社的解體,那末它會隨著俄國社會的發展而滅亡，但絕不能歸結為西歐的封建化過程。如果集體原則勝出,那末公社將繼續存在。但這不是簡單地保存以致造成自身的停滯和毀滅,而是注入了新的因素,其中土地公有制賦予它以集體占有的自然基礎，與資本主義并存的歷史環境又給予其以大規模組織起來合作勞動的現成物質條件。　　

馬克思最后的結論對于現今中國意味深長：如果農村公社在現在的形式下被引導到正常狀態，那它就能直接變成現代社會所趨向那種經濟體系（共產主義）的出發點，不必自殺就能獲得新的生命,成為新社會的復興基礎。　　

在馬克思上述語境下，筆者將 “亞細亞生產方式” 解讀為一種可以直接過渡到現代意義的社會主義的準社會主義形態或農業社會主義形態，應該不算突兀。如是，對中華文化的復興就有著重大理論指導意義。對此筆者將另辟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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