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分析了中西文化人性善惡思想有相對和絕對之根本區(qū)別，那么這是什么原因？
這就要思考哲學最根本的范疇，即主體精神和客體精神，以及它們相互關(guān)系。
所謂主客體精神關(guān)系，就是人對周圍世界絕對精神認識的關(guān)系。
主客體是一對矛盾，而思想就是產(chǎn)生于對矛盾的認識，比如人類作為精神主體，只有承認和重視客體，對客體有認識興趣，才能由相反相成（矛盾）的認識途徑，最終認識自己的主體精神，即具有了自我意識和自知之明。
客體就是人類身邊的外部世界。
客體的概念可以推導(dǎo)認為：人類是渺小的，因為它不過是客體世界的一部分；
客體的概念也可以推導(dǎo)認為：人類是偉大的，因為人類能把自己從客體中獨立出來，和客體平起平坐的去認識客體。
笛卡爾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仔細深入分析，這句話把主客體關(guān)系的兩種意義，都概括進去了。
首先，它把“我”即主體的存在，樸素的看作是客觀世界一部分，這是不言自明的前提。因此，“我”（主體）所具有的一切概念認識，也都是客觀世界一部分，這時候，我（主體）和客觀世界（客體）實際上沒有區(qū)別。
第二，“我”（主體）開始獨立思考，我對一切以往的人類經(jīng)驗和知識都表示懷疑，這種懷疑的意義，和中國老子把一切看成虛無從而否定存在的意義根本不同，它不是想要否定一切，它是要打破一切概念的偶像，它不盲從任何思想權(quán)威，任何權(quán)威思想概念都沒有特權(quán)逃避“我”（主體）對它的重新審視。
因此，“我”（主體）是完全獨立的，“我”（主體）只有徹底獨立，“我”（主體）的認識對象客體也才能有同等的完全獨立的條件，因此主客體各自徹底的獨立，就意味著主客體徹底的分離。
只有主客體徹底分開，“我”（主體）對客體的認識才因為獨立而具有真實的意義。
為什么要建立主客體的概念？
因為人類要認識自己，不能關(guān)起門來自我分析和欣賞，僅僅去認識和爭論人的七情六欲的本性，這種認識永遠也改變不了人的本性，因此這種認識文化永遠也不會進步。中國文化就是如此，所以孔子以后的儒家都熱衷于古籍考據(jù)，或者是流連于文學詩歌的感性精神奢侈消費，因為他們在理性精神領(lǐng)域沒有了突破和創(chuàng)造的可能。
人類文化必須尋找自己的對立面，沒有對手，就沒有進步。
人類存在的特點是精神性，那么人類尋找的對手也必須是精神性的，也就是人類必須承認除了人類精神存在，世界上還有其它精神的獨立存在。
世界上如若只有人類具有精神，人類沒有其他精神伙伴，人類精神豈不是非常寂寞？人類精神豈不是失去了認識對象？因為精神的認識對象必須是精神，如同人只能跟人交流人生經(jīng)驗。
人類有了精神性質(zhì)的認識對象，也就是人類有了獨立于自身之外精神的比較，人才有條件去認識自己的精神，因為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
人類的精神叫主體，獨立于人類的精神叫客體。客體精神也稱之為絕對精神，因為它獨立于人類精神，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所以它是絕對的。
有了主客體的區(qū)分，人類的精神獲得了平衡，因為客體精神是一面鏡子，人類要正確認識自己精神時，就要拿起這面鏡子照照自己。
這就好比“官”和“民”這對矛盾，如若心中沒有“民”，“官”也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即沒有自我意識；“官”或者是糊里糊涂的“官”，或者是魚肉百姓的“官”；如若“官”的心中有了“民”，懂得和尊重“民”，“官”才知道應(yīng)該做個什么樣的“官”。
為什么西方哲學精神、科學精神、上帝精神會成為普遍的社會文化，這些精神其實都是客體精神文化，即絕對精神文化，西方文化區(qū)別了主客體，把對主體的認識建立在對客體的認識基礎(chǔ)之上，這是西方絕對精神文化不斷發(fā)展普和提高的根本原因。
西方民主法治文化，來自于主體獨立的精神，而主體精神的獨立，又必然是和對絕對精神的認識追求緊密的站在一起。
因此西方文化，不僅僅基督教有絕對精神，而且西方的哲學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最優(yōu)秀思想代表，無一不是充滿著對絕對精神的追求，比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盧梭、雨果、斯密，等等。
有了絕對精神信仰，脆弱的、主觀猶疑的人類，如同獲得了定海神針，面對險象環(huán)生的驚濤駭浪而堅信天佑，從容鎮(zhèn)定。
“我思故我在”就是從主客體區(qū)分的獨立懷疑開始，到主客體精神認識的絕對一致，這是絕對精神文化的一個典型例子。
那么中國文化有沒有主客體的區(qū)分？回答是基本沒有。
從《易經(jīng)》陰陽規(guī)律的“道”開始，中國文化的興趣主要放在人的物質(zhì)欲望和社會道德關(guān)系上面，這種思想認識實際上是在主張，仁愛的道德應(yīng)該支配人類物質(zhì)追求的意志，即君子物質(zhì)和精神上的“自強不息”，應(yīng)該服從于“厚德載物”的君子原則。
因此歸根到底，中國文化是追求物質(zhì)的文化，只是要求物質(zhì)的分配要依據(jù)“德”性，這就是中國道文化的根本。這種“德”性，實際上是指物質(zhì)分配要趨向公平。
中國文化就是如此單純。
但是，中國文化由于沒有建立客觀的精神認識對象，沒有為代表正義、公平的“道”建立絕對獨立于人的客觀文化體系，因此中國文化的“道”（正義、公平、善的象征）就沒有獨立地位，而徹底的委身于人類，而人類是有君主的，因此中國文化的“道”最終又是依附 于 君主，也就是“道”的解釋 權(quán)歸屬 君主。
如此一來，中國文化的“道”，實際上變成居無定所的流浪漢，因為中 國 君主（最高政治權(quán)力）不斷更迭，因此盡管中國“道”的文化有幾千年歷史，但是今天絕大部分中國人對“道”文化的認識，或者一無所知，或者七嘴八舌、相互矛盾。
“道”是中國文化核心，“道”概念的糊涂，帶來了中國文化方方面面的糊涂。
有人說，老子的“道”代表絕對精神，但是老子的出發(fā)點，是消滅主體精神（老子希望人類主體成為無知無欲的嬰兒），因此老子的所謂客體絕對精神，還是一種主體的主觀愿望精神，老子希望主體在客體中泯滅掉，主體與虛無的客體合而為一。
客體“道”思想，不過是老子的道具，如同借助鐘馗來打鬼，老子用虛無的“道”（客體）作為道具，來痛打人類（主體）無窮無盡貪婪欲望這個鬼。
老子用“道”勸告人類，任何欲望追求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只有使人類的希望變?yōu)榻^望，才能使人類迷途知返，回到人類的起點嬰兒狀態(tài)，回到無知無欲的混沌的自然世界當中（客體）。
老子沒有研究客體精神的興趣，他把宇宙看作矛盾的虛無，客體的絕對精神認識又從何談起？
客體是矛盾虛無的認識態(tài)度，徹底的關(guān)閉了客體精神的認識大門。虛無代表著沒有任何意義，因此人類精神只能聽天由命的順其自然，這就是老子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導(dǎo)向。主客體區(qū)分和矛盾都也因此而不復(fù)存在。
孔子是中國現(xiàn)實主義文化的代表，孔子對經(jīng)驗以外的東西不感興趣，孔子的仁愛思想旨在實現(xiàn)社會公正，而在經(jīng)驗世界做到公正，必然要憑經(jīng)驗擺平各種利害關(guān)系，因此經(jīng)驗總結(jié)性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成為孔子的道德思想核心。
比較蘇格拉底和孔子很有意思，他們兩人都是大談道德，但是孔子談?wù)摰赖露际墙?jīng)驗性的將心比心，是一種此一時彼一時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偷羊的故事，孔子認為兒子揭發(fā)父親偷羊是不對的，宗法關(guān)系的道德應(yīng)該是“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這個問題歷史上一直在爭論，的確在經(jīng)驗世界，不會有絕對的正確回答。
蘇格拉底舉了很多經(jīng)驗中的道德例子，比如討論誠信好不好，討論騙人難道就不可取嗎？最后他一個個指出這些道德在經(jīng)驗世界的自相矛盾，然后推翻經(jīng)驗世界道德絕對價值成立的可能性，最后把人引向絕對善的理念世界，即絕對精神世界。
比較了孔子和蘇格拉底兩個人，就明白了中國的道德是非價值，為什么是中庸模糊而變通靈活的，西方為什么是“認死理”一樣的清楚而堅定的。這是東西方文化因為在主客體關(guān)系上的不同認識態(tài)度，而形成不同文化個性的生動思想典型。
這種根本文化區(qū)別可再舉一例：毛澤東說，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而蘇格拉底則會反駁，無緣無故的愛才是真正的愛。
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南宋陸九淵說“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他們雖然是孔子的后學，但比孔子多了一份“狂妄”。
孔子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覺得自己沒有資格談天說地。孔子曾說，他對人的問題還沒有認識清楚，因此沒有時間去思考鬼神問題。（“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樸實是后人學習榜樣。這也說明孔子并不輕易否定有獨立客體精神的存在。
但是孟子和陸九淵以為，人類具有了主觀意志（主體性）的真理精神，就能主宰外部客體世界的精神，事實上由于對主體精神自信無比，把把它等同為全知全能的上帝，事實上也是只承認人類主體有獨立精神，而否定了客體精神的獨立性。
老子思想聲東擊西用客體泯滅主體的方式來片面的表達主體精神愿望，而孟子等不客氣的直接用主體取代了客體。
以上，是對中國文化客體精神歷史性的銷聲匿跡的簡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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