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麟齋主人曰：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發展方向或發展方法問題。一方面，我們是在有兩千年儒文化傳統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拋開這一客觀實際空談社會主義不是實事求是。另一方面，我們是在社會主義中國研究儒家思想，而不是在大明朝或大清朝研究儒家思想，拋開這一客觀時代環境空談儒家學說，也不是實事求是。從地域文化方面講，我們是在儒學的中國搞社會主義；從社會時代方面講，我們又是在社會主義中國研究儒家思想，這是兩個基本點。所以，我們一方面要用馬列主義唯物史觀來研究儒家思想，做到于時俱進，實現儒家思想的現代化；另一方面又要用儒家思想來豐富馬列主義的內容，實現馬列主義的中國化。

  子虛先生曰：馬列主義主張階級斗爭，儒家思想主張社會調和，二者猶如水火不能相融，如何實現兩家學說的大融合？

   伏麟齋主人曰：馬列主義主張通過階級斗爭建立革命政權，儒家學說也提倡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兩者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在革命時期，共產黨是革命黨人，所以在革命斗爭中取攻勢，所以主張階級斗爭；在建設時期，共產黨是執政黨，在革命建設中取守勢，所以提倡和諧社會，這就是所謂的攻守之勢異也。漢高帝可以馬上打天下，卻不可以馬上治天下；共產黨可以通過階級斗爭取天下，亦不可以依靠階級斗爭治天下，兩者的道理是一樣的。階級斗爭是馬列主義，建立和諧社會也是馬列主義。儒家的“禮之用，和為貴”理論，十分適合建立和諧社會的需要。當然，社會調和并不是簡單的妥協，而是建立在人民為本的基礎上的利益公平。是通過政策調節和法制建設，促使利益集團向人民妥協，使人民享受到更大的改革成果，實現最大可能的社會公平；而不是人民向利益集團妥協，認可社會不公，認可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和諧社會，本質讓講，就是公平社會，也只有社會公平，才談上和諧社會。

   子虛先生曰：儒家思想強調民本主義，馬列主義則主張社會主義民主，兩者是否是同一的？

   伏麟齋主人曰：所謂的馬列主義的中國化，主要的就是要借鑒儒家的民本主義來豐富馬列主義的內容，實現儒家思想與馬列主義的歷史接軌。新文化運動的主要貢獻就是為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但是，一分為二地看問題，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主要的就是人為地割裂了歷史，在中國革命實踐活動中形成了一個反傳統的傳統。這是一個危害極大的傳統，左而言之則表現為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和儒法斗爭，右而言之，則表現為*六期間的否定一切傳統文明的全盤西化思潮。所謂主流精英，本質上講，就是右翼精英，大家都以右翼為光榮，似乎越右越開放，越右越革命，所以就不說是右翼精英，而說是主流精英，其理論基礎本質上講，就是右的反傳統的傳統在現實中國的表現。其危害或許要遠大于左的反傳統的傳統，因為左翼雖偏執，尚知道為人民服務，所犯錯誤大多是善良的錯誤，右翼大多數所代表的則是既得利益集團，只知道如何與人民爭利益，而根本不關心人民利益是何物，為人民服務是何物。右翼猖狂，必然危及共和國的執政基礎。和諧社會的提出，與右翼猖狂的歷史背景，不無關系。儒家思想強調民本主義，馬列主義主張社會主義民主，兩者實際是同一的。民主與科學是民本的條件，民本是民主與科學的歸宿。無論科學與民主，改革與開放，必須以民本為出發點，拋開了民本主義，拋開了人民利益為根本，一切民主都是假民主，一切科學都是偽科學，一切改革開放都是偽改革開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與歸宿點，應該是，也必須是中國馬列主義的重要內容。

子虛先生曰：小康社會的提法與儒家思想是否有關系？共產主義與儒家的大同思想是否有什么異同？

伏麟齋主人曰：小康社會的提法是小平同志借鑒《禮運》中關于大同與小康社會的描述，很形象地構思出來的理想社會------但不是最高理想社會。小平同志是共產主義者，他的最高理想是實現大同———也就是共產主義。有些右翼精英把改革的方向定位為全盤西化、復辟資本主義，這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反動，是典型的打著鄧小平理論旗幟反對鄧小平理論，打著紅旗反紅旗。改革開放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也只有一個前途，那就是實現小康，最終實現大同-----也就是共產主義。任何背離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方向的偽改革開放，都是根本錯誤的亦或反動的，是典型的和平演變與復辟資本主義。在改革開放方向問題上，任何的上綱上線都不為過，大是大非面前容不得任何馬虎。

中國儒家傳統的大同主義，與現代的共產主義大同思想的最大區別在于，儒家的大同主義社會理想在古代------也就是堯舜禹時代，現代的共產主義大同理想在未來。儒家的大同主義社會理想在古代，這在今人看來確實近乎笑話，理想社會怎么可以在古代呢？一分為二地看，這里面有極大的保守成分，那就是束縛了人們的創造性思維；但也有極大的積極因素，那就是增強了社會理想的可行性-----因為堯、舜、禹、皋陶、后稷、益是人，我們也是人，他們可以實現唐虞盛世與天下大同，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實現呢？即便不能實現大同，接近地實現小康也是可以的吧？這或許就是經歷兩千年風雨洗禮，儒家大同理想仍然不滅于人心的原因所在吧？唐朝貞觀年間、北宋太平興國年間天下幾至小康，這應該與儒家精英（不同于當代不關心人民疾苦的所謂的右翼精英）艱苦努力不無關系?，F代的共產主義大同理想在未來，很大地拓寬了人們的視野，但也增加了理想實現的不確定性，前蘇聯的解體、東歐的劇變，以及中國右翼精英的興風作浪，都與實現未來理想的不確定性有一定關系。儒家社會主義認為，共產主義是可以實現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層次也是螺旋式上升，不同的生產力狀況下有不同層次的庶幾共產主義水平，不同地區有不同形態的庶幾共產主義形式。大則是整個世界實現共產主義，小則一個中國，亦或一個河南省保留社會主義，亦或一個南街村保留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新儒家思想在共產主義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庶幾共產主義的的理論，以增強共產主義學說的實踐性。絕對完美的共產主義，或許永遠難以實現，但是相對完美的庶幾共產主義，卻可以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生產力狀況下、在不同的層次上相對的實現之———猶如古代中國，理想是大同，但由于受階級狀況的局限，雖不能徹底地實現之，但卻可以相對地實現庶幾升平，達到小康局面，實現貞觀之治。所以，一個省委書記、省長，要在一個省實現小康與庶幾大同的壯志，一個縣委書記、縣長，要有在一個縣實現小康與庶幾大同的壯志，一個村支部書記與村委會要有在一個村率先實現小康與庶幾大同的壯志。這就是小邦為治，小劉莊、南街村做得都很不錯。朱總司令說：集小勝為大勝。千萬個小劉莊、南街村的勝利，組合起來就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一個大勝利。

子虛先生曰：不少精英因為公有經濟有腐敗現象，或容易產生腐敗，而大力反對公有經濟，主張私有化運動，不知道先生后什么看法？如何看待或解決中國的腐敗問題？

伏麟齋主人曰：因為公有經濟有腐敗現象，或容易產生腐敗現象，就反對公有經濟，提倡私有化運動。中國的地方政府也存在著很大的腐敗現象，是否也要實現私有化，恢復到春秋戰國時代的小國諸侯政治呢？有人曾開玩笑說，古代的皇帝之所以比民國的總統更加珍惜江山，那是因為江山是自家的，是家天下，這就是私有化的優勢。實際上，中國古代的皇帝昏君多

于明

君，并沒有因為是家天下而更有效率，倒是官天下的唐虞時期，中國初步實現了大同，官天下的共和國時期，中國實現了崛起。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大部分都是官天下的國家，似乎也可以印證官天下要比家天下具有更大的優越性。不能因為汽車出了車禍便禁止汽車這類交通工具，不能因為有人吃飯被飯噎死，就禁止人們吃飯，同樣道理，不能因為公有經濟出現了腐敗現象就全面制止發展公有經濟。公有經濟出現腐敗現象，更主要的原因不是公有經濟必然產生腐敗，而是某些領導希望公有經濟產生腐敗，因為只有產生了腐敗，自己才可以渾水摸魚，發國難之財。反腐敗并不難，難在領導們下決心反腐敗。腐敗為什么回泛濫？因為腐敗可以為官員門帶來利益。腐敗泛濫的根本原因就是監察不到位，監察部門形同虛設。無論政府部門腐敗，或者國有企業腐敗，根本原因就是監察不到位，監察部門形同虛設，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道理。按道理說，實行監察獨立，就可以有效遏制腐敗，但是各級政府最反對的就是監察獨立，害怕一旦監察獨立，自己就再不能為所欲為了。所以，政府部門是腐敗泛濫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反腐敗運動最大的阻力帶。古代中國的反腐敗機構-——御史臺為什么要獨立于中書省，八府巡案為什么要獨立于行省？為什么忽必烈不聽從宰相的建議，把御史臺隸屬于中書省，而保持監察部門的獨立性？原因就在于，歷代的統治者都清楚，各級官員是腐敗現象的最大受益者，指望各級官員來反腐敗，無疑于與鼠謀皮。老鼠必須由貓來監察，百官必須由御史來監察，監察部門必須保持執法的獨立性，這一點從秦始皇到清宣統都沒有人懷疑過，我們當今的政府官員卻普遍反對這么做，腐敗泛濫難道是偶然現象么？實在是我們的官員希望這樣的呀。監察獨立，只需要由全國人大通過就可以了，不必要聽官員們的意見，因為官員反對就廢除了御史臺，歷代官員都處于權力的無約束狀態，每朝每代都會腐敗成災，中國就不會有強漢盛唐的輝煌^。在反腐敗問題上，根本沒有值得商量的余地，亦不必要與官員們商量是否或如何監察何約束他們的權力問題。如果真的這么做了，那才是真正的愚不可言。監察獨立問題解決了，無論政府腐敗問題，或者是國企腐敗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再配合以更為科學的考績制度，欲中國不崛起，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