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的畫皮與傳統文化的復興

作者：山澤

本文作者山澤先生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現居國外。

    號稱中國啟蒙運動的新文化運動是對近代西方啟蒙運動的拙劣模仿，兩者在性質上存在本質差異。西方啟蒙運動是在封建制度解體、集權社會形成的社會條件下發生的相應的思想解放和變革，從社會發展水平來看相當于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是由社會政治、經濟體制變革引起的思想變革（參見本人相關文章）。因此中國社會真正意義上的啟蒙運動發生在兩千年前，而近代的新文化運動并非是由中國社會內部自身結構變化所引起的思想變革，而是在西方集權資本的侵華戰略推動下發生的。新文化運動表面上是思想領域的革命，實質上是教育文化體制的革命，在國外接受教育的、服務于各國勢力的買辦知識階層，通過建立西式學校的教育革命攫取了新式教育文化體系中的利益和地位，通過廢除傳統學制而消滅傳統知識階層，進而消滅本土學術，從而建立西學的文化壟斷權。他們在政治上的任務是引進資本集權下的民主政治、反對政府集權，在文化上的任務是摧毀傳統文化、推行猶太文化。因此新文化運動的本質也就是以猶太文化取代本民族文化的文化侵略，在性質上相當于于中國八十年代末受西方勢力操縱的民主運動。

    在西方的啟蒙運動中，資本集權主導的猶太世俗文化成為西方民族的主流文化，置換了南歐的希臘-拉丁文化和北歐的基督教-日耳曼文化傳統，這與新文化運動構成了形式上的類似，而在東歐興起的置換了東正教-斯拉夫民族文化的共產主義為新文化運動注入了不同于啟蒙運動的新要素。共產主義如同一種新的基督教，作為猶太人的馬克思如同耶穌一樣，試圖通過對猶太文化的改革而拯救和改造猶太民族，然而卻遭到排斥而失敗，他們的思想反而在非猶太民族中生根開花，并反過來成為反對猶太人的重要武器，這種分裂的發展模式反映了猶太文化自身無法克服的劣根性。（這一問題需要更全面深入的探討，才能使人有更清晰的認識，這里只能點到為止。）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迅速發展成為信仰發源于猶太世俗文化的資本主義，和信仰發源于猶太宗教文化的共產主義的兩大思想派系，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相應的政治派別和運動，主宰了中國近代歷史。現代以來隨著世界兩大政治陣營的形成和解體，當今世界的文化已經全面猶太化，隨著資本集權獲得對世界的主導權，使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最高行為原則、追求利潤最大化為最高社會原則的猶太世俗文化主宰了所有民族。由于中東、南歐文化發展的斷裂性和北歐、東歐文化的落后性以及新文化運動及其衍生出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閹割，使得在世界上已經幾乎不存在能與猶太文化相抗衡的發達的民族文化。在共產主義式微的今天，猶太世俗文化在世界上的主要對手只剩脫胎于猶太宗教文化的伊斯蘭文化，這是冷戰結束后伊斯蘭世界成為西方資本集權分化瓦解的首要目標的原因。（作者認為，西方所謂民主，不過是“資本集權”，本人深表認可。）

    文化領域的對抗是政治領域的延續，對中國而言恢復傳統文化不僅是一個文化問題，而且是重要的政治和戰略問題。隨著社會經濟交流程度的提高，人類的文化必然逐漸趨同，民族差異也將逐漸減低，掌握世界文化主導權的民族文化將使這一民族成為新的世界民族的領導者，并以此為基礎形成相應的集權統治模式。中國作為政府集權模式少數的幸存者如果要保障自身對抗資本集權，就必須推行與自身集權模式相應的本民族文化，并幫助其獲得世界范圍內的主導權，這是政府集權與資本集權在文化領域所不可避免的戰役。（當我們說歷史上中國文化一次次地同化周邊文化時，我們應該意識到，那是因為中國文化有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當今西方文化事實上只是同成吉思汗類似的強權文化。蒙古最終也以接受中國文化為結局，當今西方文化也逃不開這個命運。因此，作者說“人類的文化必然逐漸趨同”，實際上與湯因比等人的觀念是一致的，最終都是中國文化。）

    傳統文化的復興只能依靠教育，這需要至少培育一代人。中國傳統社會的教育模式是私學為主、官學為輔，自學為主、教育為輔，這種開放性的教育保障了思想和文化的充分自由發展。（很多人錯誤地認為，中國傳統教育是束縛人的，我已多次指出，事實上正相反，中國傳統才是真正自由的。）在社會經濟高度壟斷的今天，這種傳統模式已無法簡單再現，無論對于政府集權還是資本集權，教育事業必然要被高度壟斷。傳統私學是獨立分散的，這保證了教育不會被少數人所利用，而當代壟斷下的教育則直接服務于最高集權者。中國目前教育制度的主要問題并不在于國家壟斷制，而是在于國家政策迫使教育從業者利用教育的壟斷性掠奪財富，這是由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的。如果放開國家對教育的壟斷，教育的最高壟斷權必然被私人壟斷資本所竊取，教育事業必將被打造成為瓦解政府集權的重要武器，這是為什么西方大學只能培養買辦學者，因為他們只為私人資本服務，而不是為國家和民族服務。因此傳統文化的復興不能走傳統的私學模式，只能借助國家教育體系，這需要國家通過意識形態改革而帶動教育改革來實現，在這一改革完成之前可以通過課外授業等輔助方式傳播傳統文化。（當今中國的教育“只為私人資本服務”的現象已經很明顯，因此，改變中國的很多不良現象，改變教育是根本，但我比較懷疑作者說“至少培育一代人”，我覺得至少要培養好幾代人，才能改變新文化運動以來造成的無數謬見。）

教育高度壟斷的一個弊端是造成了思想和知識結構的趨同性，這是當代中國創造力枯竭的重要原因。解決的方式可以通過減少官方教學時間來進行，由全日制改為半日制，讓自學和教育并重，讓學生有充分接觸社會的時間。當代教育的教育周期過長，無用的知識教授過多，因此減少教育時間對于教育效果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減少教學時間需要壓縮教育內容、降低考核標準的配合才成實現，這也是當代西方基礎教育的運作模式，從其實踐效果來看并未造成社會發展的退步，是值得參照的。（對于這個觀點，本人不能完全接受。人文領域的教育的確會造成作者所說的現象，但是，中國當前還需要很多技能教育，因此，不能一刀切。）

    從中國古代文化發展來看，備受批判的儒家文化并非古代中國居于領導地位的主體文化，儒家獲得文化主導權是在宋代才開始的，這是由于宋代開始施行平民官僚制造成的。自春秋戰國思想變革以來，秦代政府集權制的建立以法家消滅了所有思想流派，此后法家一直是政府集權主導的意識形態。兩漢的黃老是溫和的法家，而所謂的獨尊儒術如同今天的實現共產主義一樣在當時只是一句口號，卻被五四知識買辦拿來誤導視聽（對于“獨尊儒術”的評價，本人在即將出版的“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有專門講述）；南北朝隋唐流行的佛道使西來的宗教文化成為中國的主導文化，儒家只是不絕如縷（本人對此也有過論述）；宋明平民官僚社會的出現才使儒家真正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這是為什么與戰國時代孟子王道之學相隔千年之久儒家思想才出現理學的新發展，這一斷層真實反映了儒家的文化地位（這里更重要的原因是，宋朝是一個真正的平民社會）。異族統治下的清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扭曲和公式化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停滯和僵化（參見本人相關論述），近代海歸知識分子以晚清社會等同于中國古代社會、以晚清文化等同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狹隘視角出發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批判，可謂愚昧至極。他們并非由于智力欠缺形成了這種偏執和狹隘，更多則是出于通過建立西學文化霸權以謀求個人利益而最終服務于外國勢力文化侵略的政治目的，至于后學者的盲從不察則完全是由于傳統文化被毀造成的愚昧無知而導致的。

    對于政府集權制來講，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儒家和法家。儒法是一體兩面的，法家立足于作為雇傭方的政府，以外在的法律作為主要工具；而儒家則立足于作為受雇方的官僚，以內在的道德作為主要工具，兩者都致力于發展如何建立和維護政府集權與壟斷的政治理論，這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所謂外儒內法的來源（儒家也講“賞罰分明”是一個體現，中國古人的智慧在于，“賞罰分明”不是完全依靠僵死的制度，還要靠正直的人）。孔子時代的儒家作為最早的官僚階級受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仍把維護封建制度作為政治目標，而在戰國時代的孟子通過以建立和諧的政府集權模式作為目標的王道思想對儒家政治思想進行了革新，宋明理學對中古以來中國文化的宗教化進行撥亂反正，保障了市民社會的正常發展，防止了神權的膨脹和政教合一的統治模式（作者在這里提出宋朝的“市民社會”，概念不太準確，我認為“平民社會”更恰當）。受宋明理學的影響，文化落后的蒙元和滿清也未退化成為神權政治。由此可見儒家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進的，在發展變化中又一脈相承。而發源于儒家的法家則通過變法革除了封建制度，建立了政府集權體制，由于君主制的影響使儒法都保留了忠君的封建特質，這些歷史局限性并不影響其先進的本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儒家強調節制的君子之學在博弈的進化程度上遠高于西方執迷于利的小人之學，道德與法律并重更能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如同中國的陰陽合歷比西方偏執一端的純陰歷或純陽歷要更加貼近自然、適于生活。

    當代的新儒家試圖將儒家宗教化，這從根本上違背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對宗教的態度是既不贊成也不反對，也不是西方的不可知論，這就是所謂的敬鬼神而遠之，跳脫出西方宗教式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邏輯思維之外，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傳統文化之道。儒學的復興仍然需要繼承宋明儒學防止文化宗教化的任務，以真正的理性取代有神論和無神論、取代宗教化的科學主義和政治主義，以世俗政治取代政教合一的統治模式，打造健康的政府集權。（當今中國不少西化知識分子反復強調中國應向西方一樣推廣西方宗教，這種觀點如果不是居心不良就是無知。）

    保障傳統文化復興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傳統文化創新的出現，否則只能流于形式的復辟。中國的傳統文化從來不是均質的、穩定的，而是在每個時代都發生劇烈變化的，只是沒有像西方文化一樣形成徹底的斷層。因此復興傳統文化，重要的是復興傳統文化的本質，也就是其根本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在這種思維方式下具體形成的特殊形式。新傳統文化形式的形成需要新的思想創新和理論創新，這需要通過接受傳統教育的新一代人才能最終實現。（作者在本文中多次提到“政府集權”的概念，但是，作者沒有詳細解釋這一概念。本人即將出版的《超越利益集團》一書解釋了這一概念的本質。作者希望傳統文化的復興需要“創新”，在我看來，首先需要將中國傳統的核心與西方政治的概念對接，要消除兩種文化間不同話語系統的溝通障礙，否則，按照西方中心論的觀念，中國傳統文化只需貼一個“落后”的標簽，就將其定性了。這一狀況嚴重影響了人們對于中國傳統的真正理解。本人《超越利益集團》一書，試圖在這方面做一點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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