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日本思想是指福澤諭吉的思想，因為中國人對他陌生，為了引起國人對他重視，我冒昧的用日本名詞指代他，請讀者理解。當然福澤諭吉是當之無愧的日本現代思想文化的主要代表。
為什么我喜歡閱讀福澤諭吉的思想和文字？
福澤諭吉的思想是務實的，但是這種務實有精神信仰的核心和氣質，而且這種精神信仰實實在在，清晰可見，就在我們的身邊，只有你愿意，就唾手可得。
這種信仰不是對你提出很高的要求，成為一個圣人，而是非常樸素的耳提面命，幫助每個人發現一個新的精神世界，就是人人都具有的精神獨立尊嚴的人生價值，實現這種人生價值，是以尊重他人的平等獨立價值為先決條件。
相反你用不平等的價值觀對待世界，世界也會對你不公平，你奴役他人，你自己就會被他人奴役，任何人不能逃脫這個命運。
上述人生獨立平等的精神價值觀，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一書中作了重點論證。
日本的傳統文化主要受到中國儒家思想影響（當然不能把中日兩國的儒家文化簡單等同）。福澤諭吉是通過儒者和西方兩種文化比較，而旗幟鮮明的稱贊西方的獨立自由人生價值觀。
這種文化比較，福澤諭吉分析的十分具體詳盡，并且突出重點，生動新鮮，讓人感同身受，言之有理，言之有物。
福澤諭吉對日本儒者文化劣勢的刻畫和批判，尤其令人難忘。
對比魯迅，魯迅思想雖然充滿對舊文化的憤怒，但是憤怒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只為出一口惡氣？最終結果確實基本如此。
而福澤諭吉對儒者文化無情徹底的批判，大大的早于魯迅，但是福澤諭吉的目的十分清楚，因為他發現了一種更加優秀的文化，他對舊文化的批判，只是要喚醒社會，號召他們去學習一種更加優秀的新文化。
換一種角度，如若沒有發現更優秀的文化，就不存在這種文化選擇的機會，福澤諭吉就不可能歷史性的去批判日本傳統文化，也無從發現舊文化的根本弊端，更不可能企圖去改變它。
這種原因，使福澤諭吉的思想理性十足，他并不埋怨和嫌惡舊文化，更不辱罵舊文化，而是把日本文化的新陳代謝看作是一個自然必須的過程。
福澤諭吉把“權力偏重”的價值觀看作是日本儒者文化的主要弊端。所謂“權力偏重”，就是指不平等的文化價值。
福澤諭吉筆下的日本傳統文化和中國古代很像。
福澤諭吉說，日本傳統文化的專制是日本人一手造成的，但是日本人又反受其害，他特別有諷刺意味的指出，日本古代的學者推動了專制，自己卻沒有掌握專制的權力，即老師教會了學生專制的權術，但老師卻沒有權力，他的原文是這樣的：
“自古以來，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權柄和最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漢儒是老師，而政府是門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誰不是人類的子孫呢？在今天的社會上，一方面實行專制，一方面受到專制的壓迫，這不能完全歸咎于現代人，而是從由于多少代祖先傳留下來的遺毒。助長這種遺毒傳播的，又是誰呢？漢儒先生們的確起了很大作用（學術不但無權，反而助長了專制）。”
福澤諭吉分析中西文化區別，一針見血，以后筆者會重點介紹。
讀者有興趣還可以對比胡適和錢穆，錢穆很是令人驚異，他竟然否定中國古代文化是專制性質，而認為它是民主的。通過與中國思想家的對比，才體會到福澤諭吉對儒家文化認識的杰出。
福澤諭吉全部思想緊緊的圍繞人的精神獨立價值來展開，他描述了日本古代文化的各方面重大表現，無不是用精神的獨立性的坐標作為審判標準。
最值得一提，福澤諭吉認為日本不平等的傳統，即權力偏重文化，不是少數統治人物造成的，而是日本整個國民的一種精神。
對此，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第九章“日本文明的來源”中，通過兩種文化比較，用生動比喻和事例作了大視角的說明，他寫道：
“西洋文明的特點是這樣，關于人的社會關系，開始是各種學說同時并立，中間經過爭論彼此逐漸接近，最后合而為一，其中含有自由精神。這好象把金銀銅鐵等元素，熔化在一起，變成一種非金、非銀、又非銅非鐵的化合物，各種成分保持均衡，互相構成一個整體。
可是，我們日本的情形，就與此大不相同了。日本文明，關于人的社會關系，當然也有各種因素，君主、貴族、宗教和人民等自古就有，并各自形成一個階層，各有各的思想。但是這些思想未能并立，未能互相接近和合而為一，這好比雖有金銀銅鐵各種元素，但未能镕合成一體。即或镕合在一起，實際上并不是各種元素保持著均衡，不是偏重偏輕，就是其中的一種元素消滅了其他元素，使其他元素不能現出本色。這好比鑄造金銀貨幣時，雖然摻入十分之一的銅，但是不能現出銅的本色，鑄造出來的貨幣仿佛是純金銀貨幣一樣。這就叫作偏重。
文明的自由，并不是用其他自由所能換取到的，只有允許享受各種權利，使能獲得各種利益，容納各家的意見，使各種力量得以發揮，彼此保持均衡，才存在這種自由。自由也可以說是從不自由當中孕育出來的。所以，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不論政府、人民、學者或官吏等各種不同階層，凡是擁有一定權力的，不管智力也好，膂力也好，只要叫做力量，就必須有一定的限度。人類的任何權力，絕不可能是盡美盡善的東西，其中必然包含著固有的缺陷，或者因為卑怯而誤事，或者因為過激而出亂子，這種事例從古今歷史上可以看到。這就是偏重的禍害，有權者應該引以為戒。日本文明與西洋文明相比，一個突出的區別就在于權力偏重這一點。
在日本，權力的偏重，普遍地浸透了人與人的關系中。
今天學者討論權力問題時，往往把政府和人民對立起來，不是憤恨政府的專制，就是責難人民的放肆。
但若詳細觀察事情真相，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出，這種偏重，從最大的人的關系一直到最小的人的關系，不論大小，也不論公私，只要有人的關系，就沒有不存在著權力的偏重。譬如日本全國有千百個天平，不論大天平或是小天平，都偏于一方，失去了平衡。
然而這種情況并沒引起學者的注意，這是什么緣故呢？這無非是因為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大而且公，所以才引起人們的注意，議論也就多半偏于這一方面。
現在根據實際情況來談談偏重問題。哪里有男女的關系，哪里就有男女權力的偏重，哪里有父子的關系，哪里就有父子權力的偏重，在兄弟的關系上是這樣，長幼的關系上也是這樣。家庭間如此，社會上的情況也是如此。他如師徒、主仆、貧富、貴賤、新手老手、嫡系旁系等等，所有這一切上面都存在著權力的偏重。
在政府方面，按著官吏的地位等級，偏重的情形最為嚴重。政府官吏在平民面前作威作福，看起來好象很有權力，但這些官吏在政府里，受上級的壓迫，比平民受官吏的壓迫還要厲害。例如，地方小吏呼喚村長談話時，態度傲慢無禮令人厭惡，但是這些小吏在長官面前，其卑躬屈膝情形，更是可憐亦復可笑。村長受到小吏的無理叱責，固然值得同情，但是他回村里無理叱責村民，又極可惡。甲受乙的壓迫，乙受丙的壓迫，壓迫欺凌循環不已，這也可以說是一奇觀。
現在的情況好像只有政府是有權者。但如果仔細分析政府究竟是什么東西，為什么這樣有權，就能得到比較細致的結論。
政府本來是人民相聚處理事務的場所，在這里工作的人，或稱之為君主或稱之為官吏。而這些君主和官吏，并非生來就是當 權的 君主和官吏。即使封建時代有世襲官爵的習慣，但實際辦事的大多是偶然選拔出來的人物。這些人物一旦進入政府，并不會立即改變其生來的本性。那些在政府里弄權的，也不過是暴露了他的生平本色罷了。
例如，在封建時代，也曾有過選拔賤民充任政府要職的事，但他們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為，而只是因襲過去，充其量也不過作得比較巧妙些罷了。所謂巧妙，是指弄權方面而言的，他們不是愛民使人民愚昧，就是威壓人民，使人民畏懼。如果讓這種人處在民間，他們的作風也是一樣，讓他們留在鄉村，或留在城市，也一定是這種作風，總之，這是我國人不可避免的通病，誰也不能例外。
只是因為政府工作，事體宏大涉及面廣，容易引人注目，而經常成為談論的對象。所以，政府并不是弄權的根源，而只是集中了專權者的場所，它正是給專權者以用武之地，使其得以顯示生平的本色，任所欲為的場所。如果不是這樣，把弄權的根源歸之于政府，那么，人們只在作官期間才患這種流行病，而在作官以前和以后，難道就沒有這種癥狀么？這是說不通的。
專權就是有權者的通病，他們一旦身在政府大權在握，就要迷醉于權力，進而濫用職權。
就一般人來說，如果平素受的教育和生活習慣中沒有專權的思想作風，一旦參加了政府，就立刻學會弄權，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根據以上的論述，愛弄權柄和由此造成的權力偏重，決不限于政府，而應當說這是全國人民的風氣。這種風氣，就是西洋各國和日本之間的最明顯的差別。”
以上我不得不大段引述福澤諭吉的文字，因為我感到講的太好了，現代性思考中國文化的中國著名思想家，與他同時代或者在他身后的，他們對專制文化影響的認識都遠不如他；三十年前我就閱讀了他的思想，但是改革開放這么長時間了，也沒有一個現代中國學者趕上他的東方文化的思想認識水平。當然這只代表我個人看法。
福澤諭吉的思想，好就好在他抓住了舊文化最普遍和本質的認識對象，即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
相比之下，胡適的文化立場，主要欣賞老子無為無不為思想，甚至認為老子的思想包含有市場經濟和民主的文化基因，這種文化判斷，價值至多是文化認識的旁門左道，但是卻根本丟掉了中國文化最普遍的認識對象，即人倫關系，比如三綱五常。
其次，福澤諭吉是真實的抓住了這種普遍性，即儒家文化實踐中的權力偏重性。
與之相比，錢穆舉例中國官僚都是通過公平的考試來自民間，因此得出結論說中國古代是民主制，錢穆雖然也抓住了中國官僚政治文化普遍性的核心意義，但是他對官僚政治民主性的認識，是根本沒有真實性的。
再其次，福澤諭吉是以理性的態度，反省和批判具有普遍國民性的舊文化，而不把它看作是少數人意志的惡作劇。
相比之下，魯迅雖然也認為舊文化具有國民性，但是他的批判矛頭，卻是始終不放過少數統治者，特別是文化的“始作俑者”。
以上與中國文化思想家稍作比較，可見福澤諭吉貌似樸實思想和平易近人的語言，其實是創造了東方文化認識的一個思想高峰。
福澤諭吉揭露了舊文化弊端的國民性，這具有什么意義？
說明了民族文化的敵人就存在于自己身上，如果說日本有文化的敵人，這個敵人首先是自己，而不要去遷怒他人。
日本在實現文化歷史性進步的同時又保持了社會文化的和諧，這是為什么？福澤諭吉文化國民性的分析不是這種成功的重要思想保障嗎？因為正是這種分析，使日本文化的社會對立情緒被釜底抽薪。
上梁不正下梁歪，這是儒家舊文化思想的囚徒困境，儒家文化永遠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根本，是福澤諭吉揭露出來的儒家權力偏重的文化屬性，不解決權力偏重，永遠會大量自發的產生上梁不正下梁歪，防不勝防。這個問題的根本解決，就是改變和取締權力偏重的文化。
下梁歪的源頭是上梁不正，那么上梁不正的源頭是什么？福澤諭吉指出，是源于比上梁多很多的普遍存在的下梁，因此矛盾的源頭在社會的普遍層面，上面矛盾的爆發，就如同一個人生病，是因為全身失去了免疫能力，因此健康的決定因素是提高免疫力，對于社會文化來說，不能只是唯上思考，文化的上層只是結果，而下層才有決定性。
福澤諭吉就是這樣細致的思想推敲，倡導社會每個人去自我認識權力偏重文化的弊端，它的時代落后性，和被淘汰的必要性，從而傳遞給日本人民新的自由民主的精神文化。
福澤諭吉通過他的杰出思想，他與日本人民血肉相連的感情，為改變日本傳統文化作出了最大的貢獻。
（待續）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