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的節日是怎樣形成與演變的？　　

——從端午節被定為法定節日談起　　

2007年12月14日，國家頒布《國務院關于修改〈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的決定》，正式確定增加清明節、端午節和中秋節三個民族節日為法定假日，各放假一天。這一決定充分反映了國家對傳統文化的尊重，更能體現中華民族（包括全世界華人）固有向心力的濃濃深情。　　

民族節日是民族文化的載體。據中國民俗學家烏丙安教授調查考證，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56個民族中，至少有漢、滿、蒙、苗、彝、畬、錫伯、朝鮮、土家、達斡爾等３６個民族都過端午節。由于中華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因而端午節在日本、韓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亞洲國家也曾是一個重要的節日。

2004年5月，韓國向聯合國申報“端午節”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隨后，一家韓國企業（YunHeeCo，Lnc，p.o.k.）又搶先以“端午節.cn”在互聯網上注冊了域名，以致在網絡上的“端午節.cn”將成為韓國網站而非中國。經過一番“申遺”之爭后，最后于200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以韓國的“江陵端午祭”（與我國的端午節習俗表現形式確有較大的差異）名稱確認。至于那個網址，則有時任“中國萬網”副總裁姚勁波以3萬美元的價格“贖回”，2006年端午節之際，域名“http：//www.端午節.cn/”正式成為中文官方網站。

端午節，明明是起源于我國的一個古老的傳統民俗節日，可是偏偏被韓國作為本國的文化遺產進行申報。這既說明了韓國對民俗文化的重視；但另一方面，也正反映了我們自己以前對傳統文化的忽視。

現在，端午節雖已正式被列入國家的法定假日，然而對廣大的人們來說，特別是年輕一代中國人，對端午節除了知道“吃粽子”和“賽龍舟”以外，其它的也就不甚了了矣！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解一下有關端午節的歷史，是很有必要的。

傳統的民俗節日，一般具有全民族參與的特性，是一種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映，它對全民族都有重大的影響。我國現行的節日，按其內涵特點不外乎有以下幾類：祭拜祖先、神靈類節日（如春節、清明節等）；紀念民族名人類節日（如端午節）；紀念民族重大事件類節日（如十一國慶節、八一建軍節等）；其他類節日（重陽敬老節、教師節等）。如果按此分類，端午節當屬紀念民族名人類節日。因為現在一般都公認，端午節是紀念戰國時代愛國詩人屈原的節日。其實不然，端午節最早原是一種祭祖的節日，原是中華民族“龍”圖騰崇拜的產物，也可以說是“龍”的節日，只是后來的發展、演變才成為現今的解說。

端午節原是“龍”的節日　　

端午的“端”，即“開始”之義，與“初”相同，故“端五”也就是“初五”；端五的“五”字又與“午”相通，按農歷地支順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時為“陽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陽”。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又稱重五，也稱重午。　　

近代有關端午節研究的權威，當首推愛國詩人聞一多。他著有專著《端午考》（收錄于《伏羲考》）和《端午的歷史教育》（見《聞一多全集》第一卷）。據《端午考》考證的結論：五月初五端午節，最早原是“古代吳越民族——一個龍圖騰團族舉行圖騰祭的節日”，也就是說，它是一個“龍”的節日。據此，聞一多認為，端午起源至少在四五千年前，“和中國人民同樣古老”。　　

“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從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媧的“人首蛇身”畫像及有關傳說故事開始，直至“龍”形象的最后完成，反映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過程。（參見本人的《中國人為什么被稱為“龍的傳人”？》）　　

近些年來的出土文物和考古研究證實，我國南方沿海及長江流域（包括兩廣、福建、浙江、上海、江蘇乃至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一種以幾何印紋陶為特征的文化遺存。這種文化遺存的人們――史稱百越族，他們可能就是我國最早的一個崇拜龍圖騰的部族。從出土陶器上的文飾和歷史傳說表明，他們均有斷發文身的習俗，且自比是龍的子孫。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經融合到漢民族中去了，其余部分已演變為南方許多少數民族，因此端午節也自然地成了中華民族的節日。　　

《端午考》認為，古代的吳越民族以“龍”為圖騰，為了表示自己是“龍種”身份，他們除了有斷發文身的風俗，而且還要在每年農歷五月初五，即“純陽”這一天，舉行盛大的“龍”圖騰祭（早期的端午節活動），其活動處處體現了“崇龍”、“恐龍”（敬畏）及“顯龍”（顯形）的意識，它特別表現在：　　

一、“龍舟競渡”。

人所共知，端午節的一個主要活動，就是“劃龍舟”，亦稱龍舟競渡。　　

已知最早有關于“龍舟”的文字，出自上古典籍《穆天子傳》（公元前947——前928年在位）中：“天子乘龍舟，浮于太沼”；屈原在《九歌·東君》亦有“駕龍舟兮乘雷，載云旗兮委蛇”（“委蛇”也是龍）句。高承的《事物紀原》則認定，“競渡之事，起于勾踐，今龍船是也。”可見，有關龍舟活動，早在西周到春秋時代就已見諸書面記載。　　

作為圖騰崇拜的“龍”，在人們的想象中是神圣的，是頂禮膜拜的對象，在祭拜過程中，自然要去討它的喜歡；另外，人們想象的“龍”，是喜水的，這才會有“劃龍舟”的活動出現。通過鑼鼓喧天這種熱鬧又聲勢浩大的賽龍舟，以求得神龍的愉悅與高興，從而能讓它恪守神職，保證風調雨順，護佑“龍族”子民的一方平安。這典型地反映了我早期原始民部族“圖騰崇拜”的特點。　　

二、吃粽子。　　

端午節的又一個重要習俗，就是吃端午粽，同樣與“龍”有關。　　

據東晉《續齊諧記》記載：“漢建中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其善。但常年所遣并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恵，可以練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　　

這一故事，講述屈原死后每年受楚人祭，但他卻“顯身”訴苦，說蛟龍與其爭食。可是，為什么與其爭奪粽子的不是魚鱉，偏偏是“蛟龍”？這說明，其時的端午節雖然已由“圖騰祭”演變為“屈原祭”了，但卻仍保留著濃重的“祭龍”元素，體現了人們那種“恐龍”、“顯龍”的心態。　　

三、端午盤龍鏡。　　

揚州銅鏡有著悠久的鑄造歷史，早在西周時期，揚州就以青銅冶煉發達享有盛名。歷經春秋戰國、秦漢，……直至盛唐，長盛不衰。其鏡質精藝良，品種繁多，尤以“盤龍鏡”最為珍貴。　　

據《太平廣記》（卷三九六）載：“僧一行，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曰：‘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之。’命如內府遍視，皆言不類。后指一鏡鼻盤龍，喜曰：‘此真龍矣。’持入道場，一夕而雨。或云，是揚州新進。初范模時，有異人至，請閉戶入室。數日開戶，模成，其人已失。有圖并傳，見行于世。此鏡。五月五日于楊子江心鑄之”。　　

說的是唐玄宗開元年間曾經大旱，玄宗命一行和尚祈雨，有一不可或缺的“祈雨法器”就是揚州盤龍鏡。據說，這一盤龍鏡的不平凡之處就在于：這面鏡子是五月五日端午節在楊子江江心鑄成的！聞一多認為，揚州盤龍鏡在端午節江心制作的獨特工藝，實質上也是上古端午節“崇龍”習俗的殘留痕跡，體現了“龍”的神威。　　

四、其它殘留的“崇龍”元素。　　

在歷代端午節流傳的習俗中，我們還可看到其它許多與“龍”有關的元素。如古代并州地區農歷五月初五有“龍忌日”之說，是日“禁火”，作寒食；吳越地區端午日還有魚變為龍的傳說（后民諺中成了“鰱魚跳龍門”之說）；漢代時越人有“請龍”的風俗，“請龍”也就是祭龍；另外，古代五月初五日有用“五彩絲系臂”的民間風俗，這也是“像龍子”紋身習俗的遺跡（典型的“顯龍”的表現）；……　　

以上所列種種，都充分證明，同端午節最為緊密的聯系就是一個“龍”字，端午節所表達出來最濃烈的意識也就是對“龍”的情結，最合理的解釋也只能是：端午節是“龍”的節日。

聞一多認為，所以說端午節是古代吳越地區“一個龍圖騰團族舉行圖騰祭的節日”，還因為現存關于端午節起源的有關傳說，其淵源基本上都出自江南地區；端午節的兩項標志性的活動——“劃龍舟”與“端午粽”，又必須以“多江河”和“產稻米”為前提，而這些客觀條件恰恰只有古代吳越地區才具備。另外，吳越百姓確有斷發紋身“以像龍子”的習俗，而現存關于端午的記載，最早沒有超過東漢，而古代吳越一帶的開發也是從那時開始的。　　

避疫“禳災”的巫祭日　　

1926年，著名民俗學家江紹原在《晨報副刊》發表《端午競渡本意考》，對端午節的起源提出了“禳災”說。他認為，從本質上說：端午節的各項活動，是民間的“禳災”儀式。　　

其實，如果換一個視角，把“龍圖騰祭”看作是一種“禳災”儀式，這也完全合理。因為圖騰崇拜的本質，就是把某種圖騰認作自己部族的“保護神”，崇拜的目的，就是為了乞求它為本部族“禳災”賜福。因而，兩者并不矛盾，我們完全可以把端午節既看作是“龍圖騰”的節日，同時又認為是一個祈求避疫禳災的巫祭日。　　

農歷五月,時值仲夏疫病流行季節，鑒于上古時代的科學認識水平，人們普遍認為五月是個“毒月”，初五是個“惡日”。怎么來度過這一“惡日”呢？惟一辦法就是向圖騰保護神祈禱，乞求保佑，這樣，“端午”日自然就成了避疫禳災的巫祭日。　　

據我國最早的“星象物候歷”《夏小正》記述：“此日蓄藥，以蠲除毒氣。”《大戴禮》也記載：“五月五日畜蘭為沐浴”，以“蘭草浴”來驅邪禳毒。《呂氏春秋》中《仲夏記》則提到人們在五月要禁欲、齋戒。顯然，這些記載反映了早從夏代起，我們的祖先已掌握了一定的禳災避疫的具體措施。而這些措施又是通過端午活動得以推廣與實施的。　　

從現存端午節中的一些習俗中，我們仍可隱約窺見：古代端午節與“避疫‘禳災’的巫祭日”之間的聯系。　　

1、驅鬼儀式。　　

古人迷信，往往喜歡把所發生的種種壞事，從現象上掛聯，以鬼神作祟予以解釋。特別是對那些不能解釋原因的壞事，更是一概歸結為是厲鬼的“惡行”。由此，就產生驅鬼之類的民俗。所謂鐘馗捉鬼，就是端午節一個典型習俗。　　

每逢端午，民間多有懸掛鐘馗像，用以鎮宅驅邪的風氣。此民俗源起于唐代，見于《唐逸史》所載的鐘馗故事。相傳唐明皇開元，自驪山講武回宮，瘧疾大發，太醫治了一個多月，也不見效。一日夢見二鬼，一大一小，小鬼穿大紅無襠褲，偷楊貴妃之香囊和明皇的玉笛，繞殿而跑。大鬼則穿藍袍戴帽，捉住小鬼，挖掉其眼睛，一口吞下。明皇喝問，大鬼奏曰：臣姓鐘馗，即武舉不第，愿為陛下除妖魔，明皇醒后，瘧疾痊愈，于是令畫工吳道子，照夢中所見畫成鐘馗捉鬼之畫像，通令天下于端午時，一律張貼，以驅邪魔。

2、懸艾葉掛菖蒲劍。　　

端午節，家家門上懸艾葉、掛菖蒲劍，這是一種最為普遍的習俗。有民謠云：“五月初五過端五，天師尊神騎艾虎，蒲劍利刃斬百邪，鬼魅瘟神入虎口”。（見《中國傳統節日文化研究·端午節》）　　

艾，又稱艾蒿，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本草綱目》記載：艾以葉入藥，性溫、味苦、無毒、純陽之性……亦常用于針灸。故又被稱為“醫草”，艾草具有一種特殊的香味，這種香味具有驅蚊功效。古人常在門前掛艾草，一來用于避邪，二來用于趕走蚊蟲。　　

菖蒲，為多年生挺水型草本植物，其葉形如劍，故稱“蒲劍”，又因近水而生，而名“水劍”。全株有香氣，古人認為菖蒲有益智寬胸、耳聰目明、去濕解毒之效，因而將其看作是治邪之物。《本草經》：記載：“菖蒲主治風寒濕痺，咳逆上氣，開心孔……益心智，高志不老。”《道藏經·菖蒲經》又稱：“菖蒲者，水草之精英，神仙之靈藥也。”　　

顯然，艾蒿與菖蒲均是民間喜用的藥草，其特殊的氣味具有揮發性芳香，古人認為掛于門楣，有驅魔祛鬼之神效，能起到驅除蛇蟲百腳與消毒空氣的作用，這就成了端午節驅除毒蟲邪氣之吉祥草。　　

3、飲雄黃酒、佩香囊。　　

飲雄黃酒、佩香囊，也是端午節中的一個重要習俗。端午時節，氣候炎熱，蠅蟲飛動，毒氣上升，疫病萌發。古人認為，人吃五谷雜糧就會生百病。而病從口入，多為邪雜之氣，經口鼻吸入。人們在長期同各種病魔斗爭過程中，發現飲雄黃酒、佩戴香包能驅邪解毒。　　

雄黃，為一種礦物質中藥藥材。中醫認為，雄黃性溫，味苦辛，有毒，主要用做解毒、殺蟲藥。外用治療疥癬惡瘡、蛇蟲咬傷等，效果較好。內服微量，可治驚癇、瘡毒等癥。用雄黃浸酒者，名“雄黃酒”。民間認為雄黃酒可以驅妖避邪，形成端午節飲雄黃酒風俗。同時，還要以雄黃酒涂抹兒童面頰耳鼻，或在額頭寫一“王”字，比作猛虎，以威邪魅。民間還將吃剩的雄黃酒噴灑房屋壁角陰暗處，或貯藏起來，凡遇有蟲咬紅腫，可以涂抹解毒消腫。有井人家，還以雄黃一塊，裹以絲綿，投入井中，可祛水中之毒。　　

香囊內包有朱砂、雄黃、香藥，外纏繞以絲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絲線弦扣成索，作各種不同形狀，結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瓏奪目。香囊包以藥物之味，經口鼻吸入，使經脈大通，祛邪扶正，以達到祛病強身之功效。飲雄黃酒、佩香囊，不僅帶有強烈的避邪驅瘟之意，更有襟頭點綴之風。　　

　　4、采百草、洗百病。　　

端午節還流傳有“采百草、洗百病”的習俗，它充分體現了古人在端午節祈求健康，追求避疫禳災的目的。　　

古人認為，五月初五是“純陽”之日，在這天采下的“百草”，均可入藥。故民間有“五月端午草，百樣都是藥”，“端午節前都是草，端午到來都是藥”之說。《抱樸子·養生論》載：“五月五日，宜合‘截瘧鬼哭丹’”；古代“藥王”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也強調要在初五日制藥：“五日取葵子微炒為末，患淋者食前溫酒服一錢，立愈”；李時診在《本草綱目》中亦有類似記載。由此，端午那一天，人們熱中于到野外采百草，什么金銀花、天泡草（燈籠泡）、苦瓜葉、蒲公英，等等，一概采集自制成藥，用以防病治病。　　

端午日采集百草后，有的還立即用藥草煑成湯洗澡，不單可清除身上污垢，更能舒筋活血，以遂“洗百病”之愿。　　

鑒于上述種種，有學者認為，端午節完全可以看作是“避疫‘禳災’的巫祭日”，實質上也是一個全民衛生日。　　

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節日　　

在中國歷史漫長的歲月中，端午節從四千多年前一個吳越地區部族性單純的“龍的節日”，逐漸演變、包容為民族的避疫“禳災”的巫祭日，那后來又怎么與歷史名人屈原掛上了鉤，成為一個中華民族名人的紀念節日的呢？這還得從屈原這個人講起。　　

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年），是我國古代愛國詩人、政治家，名平，字原，又字靈均，為楚國貴族。戰國末期楚國歸鄉樂平里（今秭歸縣屈原鄉屈原村）人。　　

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原曾任楚懷王左徒（僅次于宰相）。他學識淵博，精明強干，對內推行富國強兵政策，舉賢授能，彰明法度；對外實行聯齊抗秦外交，力圖孤立秦國，壯大楚國，曾受楚懷王器重。上官大夫靳尚心懷嫉妒，聯絡懷王幼子子蘭在懷王面前詆毀屈原。懷王聽信讒言，“怒而疏屈平”，免屈原左徒職務，令其作三閭大夫，僅掌管王族三姓（昭、屈、景）事務。懷王疏離屈原，先是受惑于寵妃鄭袖、靳尚等已被秦國收買的奸人之言；繼之受秦使張儀之騙，與齊國絕交；后又與秦交戰，被秦軍攻占八座城市，再被誘騙親去秦國“議和”。屈原洞悉秦王陰謀，冒死進宮勸諫懷王，反被逐出都城郢。前299年，楚懷王赴秦談和，終被秦軍挾持到咸陽扣留，客死于秦。懷王死后，長子頃襄王繼位，其人更為昏庸，朝政更為黑暗。　　

屈原被逐于江南沅、湘一帶，遠離故土，但仍心系國事，“哀民生之多艱”，始終不改憂國憂民情懷。在《哀郢》中，他深情地寫到：“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放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前278年，當他聞訊秦將白起攻占楚國郢都、火燒夷陵的消息后，悲痛欲絕，遂于5月5日懷石自沉汨羅江殉國。　　

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他一生留下《離騷》、《九章》、《天問》、《九歌》等許多不朽詩篇，后人將其輯為《楚辭》，千古流傳，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璀璨明珠。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愛國情懷和“求索”精神，成為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種最崇高的精神境界。　　

傳說屈原死后，楚國百姓哀傷，紛紛到汨羅江邊祭奠，由此產生端午日的屈原祭。　　

歷史上端午日的祭屈原活動，究竟是從何時開始的？學界至今沒有結論。從邏輯上講，最早不可能早于戰國末期屈原殉國的年代，即公元前278年。現存最早把端午節與“祭屈原”相聯系的文字，是南朝時的志怪小說集《續齊諧記》，作者為梁代的吳均(469——520)。據該書記載：“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同時代的著作《荊楚歲時記》，對此也有記述：“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　　

南朝以后，關于端午節祭屈原的記述就屢見不鮮，各個朝代均有，綿延至今。　　

反映隋代民俗的《隋書·地理志》，對當時兩湖地區民間端午日的龍舟競渡活動，就有過生動的記述：“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到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棹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其迅楫齊馳，棹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云”。紀念屈原的“劃龍舟”活動，可謂熱鬧非凡。　　

唐代文壇詩歌繁榮，詩人們留下了許多吟詠端午的詩篇。如江南詩僧文秀的《端午》，杜甫的《端午日賜衣》，唐玄宗的《端午》等都從不同角度抒發了各自的感慨，很有代表性。　　

文秀的《端午》：“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追憶屈原，滿懷不平。

杜甫的《端午日賜衣》：“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圣情。”節日受賜，詩人難得感受恩寵。

唐玄宗李隆基的《端午》：“端午臨中夏，時清日復長。鹽梅已佐鼎，曲糵且傳觴。事古人留跡，年深縷積長。當軒知槿茂，向水覺蘆香。億兆同歸壽，群公共保昌。忠貞如不替，貽厥后昆芳。”感慨端午，表彰“忠貞”，祈求盛世長存。

宋代特別崇尚教化，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端午節尤受重視。朝廷正式追封屈原為“忠烈公”，定端午日進行隆重紀念，傳諭全國開展諸如“龍舟競渡”等各項紀念活動，端午也就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由國家明令規定的全民族的紀念性節日。　　

由于屈原是位愛國詩人，這就特別引來歷代詩人們的緬懷之情，宋代詩人留有不少有關端午的詩詞，像蘇東坡的《浣溪沙》，歐陽修的《漁家傲》，陸游的《歸州重五》，梅堯臣的《五月五日》等，均燴灸人口，尤以詩人張耒（1054——1114年）的《和端午》特別具有代表性。　　

詩曰：“競渡深悲千載冤，忠魂一去詎能還。國亡身殞今何有，只留《離騷》在世間。”全詩飽含對屈原的深厚感情，更蕰含對當時時政的憂心，反映了有宋一代文人的愛國憂時情懷。 　　

自宋代以下，元、明、清各代，代代相傳，端午節祭屈原也就約定俗成，終于成為中國一個兩千余年流傳的傳統節日，這仍可以從各代環境衛生的詩作中可以得到證實。　　

元代詩人貝瓊有《己酉端午》詩：“風雨端陽生晦冥，汨羅無處吊英靈。海榴花發應相笑，無酒淵明亦獨醒。”明代著名劇作家湯顯祖寫過《午日處州禁競渡》云：“獨寫菖蒲竹葉杯，蓬城芳草踏初回。情知不向甌江死，舟楫何勞吊屈來”。清代的錢琦《端午竹枝詞》：“競渡齊登杉板船，布標懸處捷爭先。歸來落日斜檐下，笑指榕枝艾葉鮮。”這些詩句不單懷念屈原，還反映了當時端習俗的熱鬧場面。這些端午節紀念屈原的活動一直沿襲至今，歷久常新。　　

當然，在民俗學上，研究端午節所紀念的名人，還有多種說法。如江蘇蘇州地區的“吳子胥說”，浙江東部地區的“孝女曹娥說”，“越王勾踐操練水軍說”，并州（山西地區）的“介子推說”，湖南湘西地區的“馬援說”；等等，然而這些已不重要了，因為，那些名人僅局限于一個極小的局部，且其影響也已不可能與屈原同日而語了。　　

本文所列以上材料已充分說明，端午節在中國四千多年歷史上，確有一個演變過程。那就是：一個從單純的“龍”圖騰祭，逐漸綜合為民間防疫“禳災”的巫祭，最終嬗變為對愛國詩人屈原的名人祭。這一民俗節日的整個演變過程，既反映了歷史與文明的進步，亦可從中窺視出中華民族從局部向整體發展的整個民族文化大融合過程的軌跡。　　

正如聞一多在《端午的歷史教育》中指出：當人們“從幼稚的、草昩的圖騰文化掙扎出來”，從一群僅為“求生存”的人成為“文明人”后，于是就產生了一個“生得光榮”的問題，“光榮感是個良心問題，良心是隨罪惡而生的”。“時代一入戰國，人們造下的罪孽太多了，屈原的良心擔負不起”，“不能生得光榮，便毋寧死，于是屈原便投了汨羅！”“是啊，僅僅求生的時代早就過去了，端午這個節日也早失去了意義。”“如果我們要讓這節日存在，就得給它裝進一個我們時代所需要的意義。” 顯然，把屈原的死裝進端午節中去，是最合適不過的。　　

于是，歷史就產生了“一個美麗的謊言”。聞氏認為，制造這個謊言的，一定是一個具有“無上的智慧”的人，因為“這謊中有無限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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