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精道乾

2011.06.04

“左屬陽，右為陰”是我國傳統哲學的基本觀點之一；也是地球上包括生命在內的一切事物均為“陽主陰從”的基本體現。在筆者之前的文章中講到因地球公轉自轉產生“陽主陰從”這一基本規律，一切生命元素左旋轉動主生，右旋轉動主死；所以我國古人對此進一步加以提煉，得出了“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這一結論。在現代地理常識上我們知道地球上包括大氣在內的一切事物，都受太陽的光熱影響，液體與氣體也相互轉換，離太陽越近，光熱能越充足，密度較大的水分就隨之氣化上升，從而與太陽光熱不足的地帶形成大氣環流，而一遇冷就又會變成水，甚至成為固體重回地面。而且就植物來說，陽光越充足，包括光和作用在內能量轉換越快，周邊生物越趨于多樣化。這類跡象在地球上越接近赤道越為明顯，同時因為地球自轉，總是東方先接受陽光照射，進而到日正當中，是一個陽氣上漲的總趨勢；而到了下午，太陽西行，則是一個陽氣漸衰的過程。同時因為地球自轉的偏向力和所謂引力，重濁的事物總是在下降的過程中聚集向西北方。所以從“陽之精并于上，陰之精并于下”這個角度來說，我國古人對此的提煉無疑是正確的。但隨后古人又說，“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對此我們則要辯證地看待，由于我國古人并沒有人的大腦的概念，這一觀點中必不可少地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這種局限也絕非片面；從現代自然科學角度而言，人的耳目其實并沒有明顯的左邊比右邊強的表現，然而左腦和右腦卻有其明顯的功能分別。

關于左腦右腦功能區別的成因，同樣地要提到地球的偏向力和陰陽兩者的向上向下的性質對應關系，在地球自轉的同時產生地球上自東而西的太陽光照射過程，那么地球上事物的熱脹冷縮，以及上升下降的氣旋必然形成東南升騰西北沉降（左升右降），也就是“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的觀點來源，我國的古人在北半球觀測太陽的時候必然面向南方，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坐北朝南，所以形成了左邊為陽右邊為陰的觀點。由于這一規律可以應用到一切地球上的宏觀和微觀的事物之上，那么人體自然也不會例外；人的左腦相應地為陽，右腦相應地為陰，也是光熱、地球偏向力和引力的共同作用結果。

另外比如在體育賽場上，由于地球偏向力的作用，人們在跑道上跑都喜歡逆時針，因為這樣除了地轉偏向力外，身體轉彎傾斜時產生向內牽制地球自轉的偏向力，以左邊為軸為重心，就更容易平衡。人類文明的發源地都在北半球，并且進化時間漫長，人們長期受地轉偏向力的影響形成了這一習慣，所以哪怕到了南半球，人們還是習慣于這樣的行為。但目前居住南半球的人類由于地球偏向力的轉變而顯得略為紊亂和適應問題，當然也不排除幾百幾千甚至幾萬年以后，南半球的人逐漸受地球旋轉影響進化得左右腦都發達，成為智力最高的人群。

筆者在前文曾多次強調，“陽主陰從”是地球生命產生的前提，沒有太陽的光熱能量，一切生命無從談起。但宇宙本身卻是黑暗的“陰主陽從”，陽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是反抗黑暗，地球包括人類在內的生命體都由宇宙更多其他陰性元素構成，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性本惡”的基本觀點是確實成立的。但是中國法家思想的性惡論，與西方資本主義論證的性惡論的出發點是有本質不同的，為了不跑題，這里暫不展開論述。之所以把宇宙的黑暗提煉出來，其目的在于論述生命本身的精彩和艱辛。我們的哲學家們，在討論這個世界是一元論還是二元論的同時，都已經脫離了我們的祖先所創立的“陽主陰從”這一理論要點，而陷入了兩種極端，要么是絕對一元的同時不允許不同聲音，要么是二元論的陰陽矛盾的“等同”觀點，滑向沒有立場原則的投機哲學。

怎樣才算是“陽主陰從”？毛主席曾經說過一句很貼切的話，“我們不但要善于打破一個舊世界，還要善于創造一個新世界”。這句話的精髓在于把握住了陽主陰從對于生命和社會機體的“建設性”，“打破舊世界”并非為了打破而打破，之所以要打破，是為了“創造一個新世界”。這也算是我要對人的左腦和右腦與陽主陰從觀的關系展開分析的開篇吧。

現代科學發現，左腦是文字腦，邏輯腦，數學腦，善于組織、統籌、統計，為顯意識，分析和記憶，往往對應人的后天學習和信息存儲。而后天學習基本是積極的部分，在人類社會中的教育信息的主體都是導人向善，壓制惡面。所以左腦為陽。

左腦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作為右腦的制約一方。為什么這樣講呢？

右腦因為受地球偏向力的作用，其性屬陰，又集潛意識、遠祖能量信息沉積、宇宙共震共鳴機能于一體，是極具神秘性并且還遠未被開發的先天腦，人的先天性格往往是右腦居于主導地位，前文說過，傳統文化理論中陰性如水者常常對應人的智力，水有自由的特性，只要略有空隙，就會發揮無孔不入的一面，故陰性的水正好就是右腦的特質。人的命運也與右腦關聯非常緊密（性格決定命運）。右腦思維者常常左撇子很多，右腦發達的人數學不一定好，也不一定是科學家，但藝術天賦一定很高，說話有感染力，甚至幽默，成為藝術家的潛力很大，并且極富創意和顛覆性。電影《盜夢空間》就是一部典型的右腦思維作品。在中國傳統易學的“紫微斗數”分支中，也有“文昌”和“文曲”兩顆文星，其中的文昌利于考試、記憶等，很像左腦的功能。而文曲星利于藝術、偏門、感性文章，很像右腦的功能。

右腦對應著靈感、夢境、直覺、第六感、心算力、形象思維、創造力、預知力…… 也帶有革命性的方面。

但另一方面，右腦也對應著人的獸性沉積、未進化、愛自由不喜拘束、放縱、欲望等陰性消極面。所以，這也是為什么人一定要有左腦來制約右腦的邏輯。左腦屬陽，必須要保證右腦在發揮創意的同時又不能過分自由，必須保證對整個人的個體或對整個社會的建設性，而非破壞。

足以說明問題的一點，就是女人比男人更感性，女人的右腦往往更發達，也更聰明，這是陰性沉降和聚集使然。

幼兒的創意思維常常勝過大人，但幼兒的自私性往往也大過成人，這是因為幼兒的后天左腦儲備尚未形成的緣故。

東方屬陽主陰從，左腦思維形成的整體先宏后微文化底蘊更深厚；西方屬大陰欺陽，右腦思維常居于主導，思考問題常常先微觀后宏觀，不整體，不考慮副作用，線性，進而形成自由主義的社會模式。

蜜蜂是類陽性群體，所以組織性很強，分工明確，富有建設性，積極勤勞，但也會形成教條主義，比如飛行過程的變通性不強。

蒼蠅是類陰性群體，所以組織性不強，無所謂分工，見到食物會一哄而上，見到危險則一哄而散，但是在飛行過程中卻變通性極強，受約束的程度極小。蒼蠅是逃跑天才，天敵雖然很多，它們也沒有更多自衛手段，但其變化多端十分詭異的飛行方式卻是絕無僅有，只有一對翅膀，起飛不需彈跳，甚至可以倒飛。

愛因斯坦說：“天才，百分之一是靈感，百分之九十九是汗水。但那百分之一的靈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都要重要。”所以右腦就好比社會中的精英層（這里指的是真正的精英，絕非靠學歷或其他權力手段自封的精英），左腦就好比社會中的勞動大眾層，但精英層必然和必須要經過人民的考驗和認同，而右腦對應的消極面“獸性、欲望”也常常會對此產生排斥。這也就是凡是有人生存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派別的根本原因。事實上，在僵化的社會中，真正的右腦思維者也是常常飽受壓抑而變成精神病的，精神病和天才本身就是孿生兄弟。

左腦仿佛一佛與道的符咒，封印著右腦的魔性。左腦好比一個社會價值取向的健康值，也是信仰和希望的本體，是積極面的對應；右腦則好比一個社會機體的需求、欲望，是潘多拉魔盒，雖藏有無窮奧秘，但要緩慢釋放，需要很大程度的制約。可以說，與右腦的感性相比，左腦的理性常常是弱勢的，這是因為人的七情六欲更多地與宇宙元素共震，所以人類社會生活的主體仍然是感性的，所謂理性也是感性的積極部分而已。我們可以這樣說，右腦的潛在價值是深遠無限的，是代表更多宇宙物質信息元素的集合，但就人類的生存意義上講，左腦的積極元素卻不得不對右腦形成制約，畢竟人類的生存需要“陽主陰從”，這就好比孫悟空的本領雖然廣大，但需要唐僧這樣的貌似平庸卻有堅定信仰的人來引導向善，才能得成正果。

一座房子不管多么新，它也必定會走向破舊；一個女人不管長的多么美麗，也必定會走向衰老和死亡；這是根本無法回避的東西，因為宇宙是黑暗的，世界是必定走向死亡的，但不管怎樣我們作為地球上的人類，地球生命還是要求延續的，要生存的，所以我們的社會價值一定要是“陽主陰從”，這個世界才顯得生機不斷。因為，蓋房子困難，拆房子容易；栽樹需要數十載，斷樹只需兩分鐘；一個家族，創業者常常飽受辛苦，但只需要養一個敗家子，這個家就會半代即敗亡。生物進化是“陽主陰從”的智慧選擇，而不是進化論所說的突變，歸根結底是“陽生”的建設性勝過“陰死”的破壞性。這是多么淺顯的道理，但是我們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卻很少去思考和對應“陽主陰從”這一概念。

毫無疑問的是，在左腦保證陽面的建設性的同時，適當地發揮右腦的創造力作用，也就是左右腦同時發揮積極性的一面，才是“陽主陰從”的生命社會機體得以延續的基本條件。而反之，左腦常常形成負面的教條主義，右腦則常常形成負面的投機自由主義，也就是說其雙雙發展為消極面，同樣一件事物，左右腦積極面占主導的人會用正面的內容解讀，左右腦消極面占主導的人會用負面的內容解讀；這就好比一個惡性的正反饋，必然使生命社會機體走向衰亡。或者說人類社會的健康程度同時與人的左右腦積極與消極兩個方面互為因果，相互作用，從而潛移默化地形成社會個體與社會整體的命運的好壞。

筆者認為只有了解了這些，才能對現今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左派、右派”、“左傾、右傾”、“左翼、右翼”有一個更加深入的體會和解讀。

縱觀我國歷史上數千年的儒法之爭，就能明顯發現兩者之間的左右腦內容之別；儒家主張人性本善，法家主張人性本惡，很明顯，法家更具有科學性，法家思想深刻洞察了人類的本性，但與西方論證人性惡不同的是，法家論證人性惡的出發點是對惡相對應地進行有目的的制約，而西方人性惡論則產生自由主義經濟學，反而刺激和張揚釋放人的欲望，使人性自私不加約束地與經濟社會互為因果，產生消費為綱的市場理論。同樣地，我國歷史上的儒家思想是人治思想，鼓吹德治，單一地樹立道德標桿，而法治不彰，其政治體系是把普通勞動人民排除在外的，以人性善為出發點幾乎從來沒有對我國社會產生積極作用，反而更多的是“刑不上大夫”這樣的精英治國理論，中庸理論同時壓制左腦和右腦思維，使兩者的消極面更為彰顯，產生從上到下的不信任。儒家治國思想在本質上與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沒有根本區別，都是對上反對集權，主張分權，以“知識分子”、“精英”的民主為綱；對下反對人民民主，主張專制，以“知識分子”、“精英”、“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陰性專制為用。直到今天這個思想慣性仍未改變，迷惑了許許多多涉世未深的青年。

筆者在之前的兩篇文章中，也用較大篇幅論述了儒家導致中華文明在唐宋以后漸趨陰性保守化發展的消極面，在此不再贅述。中華文明發展歷史長河中，多次亡族滅種的危機，幾乎都是儒家的精英分權理論所造成，而每次挽救中華民族于水火的，都是法家思想。對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歷代開國君主都深刻認識到了儒家的陰性投機方面，所以歷代英明的開國君主都大力抵制儒家思想的侵噬，用嚴刑峻法應對民間亂象，用集權保證政治穩定以及生產效率和相對公平，使儒家精英不能在中間地帶投機取巧欺壓百姓。而每個朝代的滅亡，則都是因為儒家思想如病毒一般通過種種軟硬手段（如應試型人才選拔機制和重文輕武，輕視勞動）漸漸潛移默化地侵噬政權，侵噬文化，致使官僚精英自由主義泛濫的結果。不過這里也要同時說明一下，筆者并不是認為君主集權社會好，而是相對儒家自由主義體系而言，君主集權制加上法家理論治國相對較好。并且，現代西方推銷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私有制，事實上是中國早就玩剩下的東西，毫不新鮮了。西方目前的相對強大，是科學技術相對發展更快的結果，并非其制度的必然衍生品。中國現代儒家陰性自由主義精英們的理論硬傷，如中國學者陳世青言中國新自由主義陰性經濟學的要害“時空錯位——用近代定位當代，用西方統馭東方，用客體吞并主體，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學消解人性。”

“左派”不一定是左腦思維者，“右派”也不一定是右腦思維者，不可隨意牽強套用。區分“左派”還是“右派”，最根本的參考是立場。

每個人都有左腦和右腦，但每個人的左右腦的發達程度不一，這也是人類社會多樣性的基本現實。左腦思維更易形成信仰和嚴謹的建設性，右腦思維更易形成自由主義和創造性思維即靈感，那么也就是說兩者的積極面共同作用才是最佳狀態，這也是保證人類社會體系就算是戰爭和破壞也一直不斷進步和發展的根本保證。如果兩者都呈消極面發展又說明什么？左腦和右腦兩種思維呈互相排斥和分離狀態，我們認為這種狀態就好比易經中的否卦，天地分離，社會分化也就此形成，也就是說，無論是對應人的個體還是整體社會都屬于病態。說明生產關系已經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即舊的生產關系已經不再適用新歷史階段的需要。如社會主義的大眾民主式生產關系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精英民主式生產關系，資源社會化也必然是建設性本身的需要，是人類整體進步的需要。當然，所謂“社會主義”概念固然也是西方的泊來品，但就其建設性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共性來說，這種泊來品歸根結蒂是整個人類某些共性和需求的價值提煉，如人性的善與惡一樣，人類自私面對應的“資本主義”難道不是中國舊社會的社會制度相同本質嗎？“以資為本”就是“以資為本”，僅此而已。

同理，社會主義陣營之對應左派，資本主義陣營之對應右派，是最廣泛的世界性的立場區別，一者代表進步的新的生產關系和人性的積極面，一者代表舊的落后生產關系和人性的消極面。在本文中暫且不去談未來共產主義是否可以達到，也暫且不去糾結歷史問題，單從世界的現實出發來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正確鑿無疑地把人類導向滅亡。而這一切都在馬克思的思想體系中經過推測和論證，從反面驗證了人性消極面的釋放是不可能讓世界變得更好的。馬克思和中國的老子等哲學家一樣，立足現實，深入人性，從嚴謹的學術角度辯證地解讀了社會政治經濟的種種現象，同時提出開創性的具有世界宏觀指導意義的科學理論體系，既非宗教，又不排斥東方文明，反之，馬克思主義恰好是與極端陰性自由主義對立的方法論，立場鮮明，是西方所產生的唯一完整陽性的道系統文化。而馬克思主義在上世紀末期在世界范圍的衰退大潮，是因為陰性的修正主義集團鉆進社會主義陣營有計劃和預謀地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所造成。對此現今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年輕人已經醒悟，才使馬克思主義再次崛起成為不可阻擋的世界性趨勢。

共產黨本身就是左派，是踐行馬克思主義的先鋒，我們稱之為“陽主陰從”的進步左右腦積極面的組合；反之，自由主義和新儒家精英則對應“大陰欺陽”的倒退左右腦消極面的腐朽組合。歷史往往是螺旋發展，有進步也會有暫時性的退步，也就是說新儒家精英在歷史上一貫地扮演倒退腐朽力量的角色，也就是毛主席建立共和國之初一直所反對的“右派”。從“陽主陰從”的角度去分析，陰性腐朽的力量不肯乖乖退出歷史舞臺，必然要用種種投機手段來獲得權利，所以為了使其精英理論得以踐行，類似踐行法家思想的秦始皇殺了幾個妖言惑眾的術士的行為就被儒家罵了幾千年，陰謀史學也就應運而生了。

這里也就導出一個基本結論，從整個歷史角度來說，歷史上的“左派”實質對應的是“陽主陰從”的進步思想；歷史上的“右派”對應的則是“大陰欺陽”的倒退思想。左派與右派的主從關系，對應了生命或社會機體的生存延續抑或死亡。“陽主陰從”則生，進而興；“大陰欺陽”則病，進而死。

“左翼、右翼”則是世界范圍的進步和保守力量之間博弈對應，如我們所了解的泛左翼進步思潮，在電影《阿凡達》中就有體現，這種泛左翼思潮沒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在道義的英雄主義積極立場上往往易為人們認同，而保守的右翼則又與新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經濟主義等相對應，反而是缺乏右腦積極情感的一群教條者（消極左右腦）。再如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相對而言，民主黨是后起之秀，比共和黨要“左”一點，要多少進步一點；而共和黨則是傳統極端宗教體系和資本家族的整合，掌控著美國的大半江山，是完全的極端右翼利益集團。但從根本上說，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陰性自由主義內部精英之爭而已，根本無關人民參與。

“左派、右派”各自內部又有各自的“左傾、右傾”，我們國家的修正主義者們，常常攻擊我國上個世界60年代到70年代為“極左”，實際是在混淆概念，事實上，所謂“極左”只是左派內的“左傾”，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是“左派”，是左派則不應允許“右派”混進黨內，這是立場問題。而“左傾、右傾”兩種機會主義在一般情況不是立場問題，而是方式手段和認識問題。當然，在特殊情況下，“左傾”思想發展到極致會變成冒進，盲動；“右傾”發展到極致變成投降主義，也是會“量變而到質變”成為“右派”的，因為黨內常常有陰性投機者偽裝成共產主義者而混進來。事實上在共產黨帶領老百姓打天下的時期，就已經飽受“左傾、右傾”兩種投機主義之害都曾經險些斷送革命。所以我們不得不去教會年輕人們分析一個現實，“共產黨”是鐵板一塊嗎？“共產黨”里真的混不進或不存在陰性的“右派”嗎？世上沒有一以貫之的黨，只有不斷分化的人而已！

所以綜上，只有從“陽主陰從”的觀點去分析和看待問題，就不會被事物的現象所迷惑，有主從的立場才能夠分清什么是積極，什么是消極，便不會滑入中庸機會主義的泥潭。

復興傳統之二：立足“陽主陰從”觀簡要對比東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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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精:復興中國傳統文化是解決世界難題的優等選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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