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世界上沒有一種文化的斗爭性像中國那樣，是如此普遍，如此復雜，如此壓抑，如此深刻，如此尖銳，如此破壞，如此瘋狂，等等如此。　　

不憤不啟，中國文化舉世無雙的智慧謀略，特別是孫子兵法，三十六計，是中國五千年文化內部斗爭的經驗總結。　　

中國的古籍，記載歷史上的殺人如麻，民若草芥，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些風起云涌、長江后浪推前浪的撕心裂肺的斗爭文化，使人毛骨悚然。　　

中國文化浪漫理想的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目標，期盼萬事大吉，實現社會和諧安定，是中國文化極端斗爭性的另一極矛盾統一性的深深渴望。這種渴望越強烈，說明社會文化的斗爭陷入了越激烈。　　

中國文化“中庸之道”，是應對斗爭文化而生；　　

中國文化“反者道之動”，是應對斗爭文化而生”　　

中國文化皇帝的絕對權力，是應對斗爭文化而生；　　

中國文化的玩世不恭、明哲保身，是應對斗爭文化而生；　　

中國文化生于憂患，眾志成城，滿腔愛國，自強不息，也是應對斗爭文化而生。　　

西方文化理所當然也包含著斗爭性。那么中西文化各自發展的斗爭性有何本質區別？　　

西方文化源泉上的精神獨立性，帶來西方文化內部斗爭性相對具有平衡性，這種平衡性在近現代表現為西方政治的民主制，即三權分立。　　

西方政治文化的三權分立，本質是應對和協調社會矛盾的對立和斗爭，而中國文化的中庸之道，本質也是為了緩和平衡社會利益的激烈沖突。它們都是人類文化平衡發展的一種本能反應。　　

但是西方文化的斗爭性有效的得到了控制，即西方文化具有矛盾斗爭硬約束的社會發展機制，社會因此呈現斗爭發展的規則性（比如“三權分立”），矛盾發展的上升性。　　

而中國文化的斗爭性歷史性的處于平衡失控狀態，斗爭的矛盾雙方處于原始的弱肉強食，社會平衡系統的規則還如同自然界的森林法則，強者恒強，弱者恒弱，贏家通吃；社會政治相應的匹配物質利益的高度集中，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中國文化斗爭的平衡系統是一種軟約束，它沒有硬性標準。　　

因為中國文化的物質權力意志至高無上，這種至上的物質權力不允許任何凌駕于它之上的、制約它的、平衡它的其它權力的存在；而西方文化平衡矛盾斗爭硬約束機制存在的前提，就是西方文化的源頭就有多極權力中心的存在。　　

筆者關于西方文化源頭權力多極論的認識，實際是和西方人權文化“契約論”有著共識，即“契約論”的天賦人權和西方最初人權權變性的讓渡理論。　　

中國文化內部的斗爭平衡系統服從于絕對權力意志。　　

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最佳平衡的客觀追求，中國文化平衡性既然失去了硬約束的客觀機制，那就必然求其次的選擇務虛的、精神象征性的軟性約束，這就是理解中庸之道的平衡文化在中國具有歷史必然性的奧秘所在。　　

這也就理解為什么中國文化歷史上用中庸之道來平衡社會矛盾，是軟弱無力的，是形式主義的，是理論脫離實際的，是淺度的停留在精神教化意義上的。　　

中庸之道的文化價值含義，也必然是模糊性的模棱兩可，因為它最終必須服從于權力意志從中游刃有余，給權力意志留下任意活動的空間。　　

中國文化中庸理論的表面性和權力意志的實質性，決定了中國的國情是：中國文化表面上最講中庸之道，最講和諧，最盼太平，但是事實上，中國文化往往最走極端，最不和諧，最不太平。　　

說一套，做一套，自欺欺人，是中國文化最大的弊端。　　

中國文化這種理論和實際的自相矛盾，導致中國社會物質利益的矛盾發展喪失了客觀約束機制，導致了這一矛盾周期性的發展尖銳，導致經常性的爆發農民起義，導致社會物質財富周期性的滅頂之災后，社會發展停滯不前。　　

中國文化矛盾斗爭平衡性的失控，形成的結果：是斗爭的一方壓倒性的勝利，這種斗爭文化具有典型的物質占有意義，即勝利一方理論上有權占有失敗一方全部的財富，即支配天下所有的資源。　　

這種文化的社會生活畫面，便是生動形象的古老民諺：“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由于矛盾斗爭的勝負結局是具有如此巨大的利害關系，因此中國文化斗爭性的首要價值，便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所謂吃苦，就是自強不息的奮斗，而要做“人上人”，就必然離不開“人斗人”。這種出人頭地的物質等級思想，是中國斗爭文化的最深原因，它進入到每個中國人的靈魂深處，讓每個中國人刻骨銘心。　　

中國政治官場歷來爾虞我詐，以及中國教育制度歷來功利性的你死我活的考試競爭，都很有普遍意義的說明了中國文化權力意志斗爭的一馬當先。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親者痛，仇者快”，“愛屋及烏”，“胳膊往里拐”，這些中國文化帶有絕對性的斗爭原則，根深蒂固，至今中國人自上而下十分耳熟能詳，揮之不去。　　

這些絕對性的、片面性的斗爭原則，重感性，少理性，是中國文化的斗爭無比激烈的一面鏡子。　　

這些缺少理性的、大不了魚死網破的斗爭邏輯，在中國人思想中的地位要遠遠高于對中庸之道的認可。我接觸一些喜歡思想爭論的人，他們居然都把中庸之道視作中國文化的糟粕，他們都偏向斗爭的絕對性，堅持利益的立場性，認定利益的不可調和性。　　

這也不奇怪，因為中國文化的歷史實踐，始終是權力意志，而權力意志很容易走極端。　　

這種極端的、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意志的文化實踐，勢必迫使社會所有成員都去發展自我意志的絕對強勢，唯恐落后，被強者欺負。　　

中國文化中的弱者看到高高在上的強者，并沒有實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庸之道，而是習慣于“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極端的現實決定了百姓同樣極端的斗爭思維方式。　　

正是這種極端斗爭的文化思維，形成中國文化的無數次延綿不息的物質動亂。　　

而中國文化中庸之道的政治藍圖，要么是畫餅充饑；要么被無情的鞭撻，被指責成是政治欺騙。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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