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玄學，導致了華夏文明的第二次浩劫。通過這次浩劫，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歷史教訓：如果缺乏健全的政治制度，如果管理者放棄管理國家的政治責任，國家機器就無法正常運轉；如果知識精英全都掉進玄而又玄的思想陷阱，如果統治體系沒有行之有效的行為規范，整個社會就很容易走向崩潰。

魏晉玄學以對禮法的否定為出發點，最終走上虛無主義的道路。對所有價值體系的超越和對生命意義的極端認識使他們對自己承擔的政治責任漠不關心。從正始年間王弼、何晏的清談，到西晉時期王衍、樂廣的貴無，一步步拋棄的是政治家應該遵守的倫理，放縱的是知識階層沒有廉恥的私欲。石崇以殺人為樂，潘岳以諂媚為榮，王衍以無所事事為高，王戎以貪鄙慳吝為性。東晉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在桓沖手下做騎兵參軍。有一次，桓沖問他在哪個部門工作。他說：“我也不知道什么部門。經常見有馬牽來，大概是負責管馬的吧。”桓沖問他：“官府有多少馬？”他說：“孔子主張‘不問馬’，怎么知道馬的數目？”桓沖問他：“最近馬死了多少？”他說：“孔子主張‘未知生，焉知死’?”在一個正常的政治環境中，像王徽之這種做了官卻不理事的人絕不會這樣引經據典、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辯護。而在那個時代，這樣的人才能為人稱道，才能成為名士，才能在仕途上一帆風順。官場上都是這樣的名士，沒有人對具體的政務感興趣。王衍問阮修：“老莊和儒術有什么不同？”阮修說：“將無同。”意思是沒有什么不同。想不到，這種齊物無為、不辨是非的觀點竟然大受王衍的賞識，立即征辟他為“掾”——即屬官，成為名震一時的“三語掾”。這類現象非常普遍。王戎推重王衍，王濟贊賞衛玠，王導起用王濛，庾亮引薦殷浩，都是以清談鑒賞而受到重用。殷浩受命北伐，喪師千里；王濛為會稽王司馬昱入幕之賓，而不能有所作為；衛玠徒以容貌聞于世，終被看殺；王衍受東海王司馬越重托，一籌莫展，傾師覆國。石勒問王衍：“君為晉太尉，如何使晉亂如此？”王衍道：“衍少無宦情，不過備位臺司，朝中一切，通為親王秉政。就是今日從軍，也由太傅越差遣，不得不行。若論到晉室危亂，乃是天意亡晉，授手將軍，將軍正可順天應人，建國稱尊，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我總覺得王衍有點類似周作人。不是有人說周作人是思想家嗎？王衍是玄學領袖，自然也是思想家。不是有人說周作人當漢奸是對氣節觀念的超越嗎？王衍也可謂超越了氣節觀念。他不僅為自己開脫罪責，還寡廉鮮恥地諂媚民族敵人。連石勒也反駁他說：“君少壯登朝，延至白首，身居重任，名揚四海，尚得謂無宦情么？破壞天下，正是君罪，無從抵賴了。”王衍臨死時，才有所悔悟。對人說道：“我等才力，雖不及古人，但若非祖尚玄虛，能相互戮力，匡扶王室，當不至同遭慘死。”然而，為時已晚。

知識分子是社會的大腦，積極務實的思想是社會的靈魂。從這個意義上說，魏晉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時代。或者說，是一個走火入魔的時代。本來，社會應該允許知識分子在未知的思想領域探險，應該為他們提供最遼闊的自由空間。不幸的是，魏晉的玄學家都占據著政治家的位置。莊子值得贊賞，因為他為一代代漂泊的知識分子構筑了一座宏偉的精神樂園。而作為莊子信徒的魏晉玄學家卻很不成功，因為他們讓整個民族喪失了賴以安身立命的生活家園。　　

     有一次，桓溫乘雪欲獵，先訪問了一下清談名士王濛和劉惔。劉惔見其身穿單薄而輕便的軍裝，就嘲笑桓溫說：“老賊想去干什么？”桓溫說：“我若不干這行當，你們這些人能安然坐著清談嗎？”東晉玄學家看不起桓溫，后代的歷史學家貶斥桓溫，然而，正是桓溫道出了這樣的真理：清談本身也許并不是什么罪過，但是，以清談妨礙政務就是罪過。桓溫北伐，收復洛陽，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流涕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王夷甫就是王衍。地下有知，也當無言。 　　

    這些無所事事、拋棄倫理的政治家嚴重毒化了社會氛圍，嚴重腐蝕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體制。每個人都不講道德，漠視規范，淡化責任，率性而為，最終帶來統治階級內部的混亂。接二連三的宮廷政變，沒有盡頭的八王之亂，給野蠻民族創造了崛起的機會。

    沒有法制，就沒有井然的社會秩序；沒有精煉高效的政治體制，就不能最大限度地釋放蘊藏于民眾的能量；沒有廉潔的政治道德，就會腐蝕掉凝聚民心士氣的政府權威；沒有民眾信賴的民主制度，統治階層的廉潔奉公就沒有保證。我們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無所事事。過于急躁會動搖社會進步的基礎，因循茍且會讓民怨沸騰。如果我們能在五十年內確立健全的政治制度，就能保證中華民族至少二百年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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